“撤点并校”始于2001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并提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似乎这是一个很得“地方政府”芳心的规定，“地方政府”落实这项政策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热情之大、创新能力之强，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2000年到2010年，我国农村小学数量10年内减少了52.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称得上是十年来被执行得最坚决、最彻底的一项规定，不少地方政府舍弃了“因地制宜”的前提，以疯狂的速度和简洁的手段大量撤并农村小学。并且，越是偏远落后地区，撤点并校现象越严重，撤并掉的学校也越多。
　　因为大量学校被撤并，许多山区的孩子不得不点起火把独自蹒跚在狭窄危险的山路上，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吞咽着冰凉的干粮充作午餐，不得不扔下心爱的课本加入到了“放养人”的行列，不得不望着遥远的学校无奈地摇头顿脚。平原地区的孩子，不得不远离父母，把对家的渴盼蜷缩进简陋的宿舍里；不得不挤进了起伏颠簸、破烂不堪的校车里，甚至那些本该用来农耕的拖拉机、三轮车也成了运输学生生命的工具。
　　最终，我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高的辍学率，越来越多的校车事故，越来越小的寄宿生，越来越重的教育负担。
　　这项旨在“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促进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改革，为何最终演变成某些人的一场狂欢、百姓心中难言的痛呢？
　　在我看来，“撤点并校”风潮之所以能够风起云涌，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契合了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某种需要。一方面，撤并小、散、弱的学校，将其整合为大而强的学校，更容易在各种考核、竞争中胜出，教育政绩因此也更为光鲜亮丽，这更容易满足人们求大求全的心理需要，也更能够凸显地方政府的业绩；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上欠债太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学校的正常运转，恰好借力依傍，乘着国家“撤点并校”的大气候，通过大肆撤并学校来降低对教育的管理和投入成本。再者，“不要一刀切、不要一哄而上”的原则性要求，太过于空泛，太不具备执行性，也直接助长了那些擅长念歪经的和尚们“大刀阔斧”的“改革”行为。
　　令人欣慰的是，本次制订的《意见》，提出了撤点并校的明确条件，具体包括：“各地要根据实际条件合理确定学校覆盖范围，一般应使学生每天上学单程步行时间不超过40分钟；具备公共交通或校车服务条件的，学生每天上学单程乘车时间应不超过40分钟。”“农村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小学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确有需要的可以寄宿；初中学生根据实际可以走读或寄宿。原则上每个乡镇应至少设置一所初中，3万人口以上的乡镇可设置2所初中……”等具体的量化要求。虽然可能在执行起来还要有一段很艰难的路要走，但是，毕竟我们已经在开始关注学生、关注生命的需要了。
　　很多年前，读过一段文字，大意是说，在一个曾经繁华后来冷清的地方，保留有一个车站和一段铁路。有人建议取消那个每天支出不菲的车站，但是被当地政府拒绝，理由很简单：那儿还有一个经常外出的人需要这个车站。具体的时间、地点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读到这段文字时的那份温暖至今流淌在我的心里。曾经在百度上搜索这个小故事，但是没有搜到，却意外地读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南京公交车为一位普通患病乘客“特设”一站。
　　我以为，只要每一位掌管撤点并校大权的公仆们，都能够像南京公交一样，在撤点并校的时候，把学生考虑进去。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