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招贤纳士。山东六国的能人名仕纷纷渡黄河过函谷关，到秦国应试，商鞅也在其中。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商鞅的结果不外乎两种：或者一上来就被淘汰，或者先做地方小官。是景监发现了商鞅，他认定商鞅正是秦孝公苦苦寻找的治国奇才。
　　 景监何许人也？《史记》上只是讲他是秦孝公的宠臣，祖籍楚国，仅此而已。而司马迁对景监举荐商鞅的描写却很细致：
　　 商鞅经景监引荐见到了秦孝公。一上来，商鞅口若悬河，引经据典。而孝公却听得昏昏欲睡。接见后，“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孝公的話说得很重。作为一个宠臣，为此就会失去国君的信任，就会失去大好前程。正常情况下，景监会适可而止，从此再也不提商鞅之事。然而，几天之后，“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譲景监！”挨了孝公责备的景监去找商鞅算账，而商鞅却振振有词：“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景监已经两次受到国君的责备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弄不好国君会雷霆震怒，后果不堪设想。景监如何再去请求国君的，《史记》上没有记载，但是可以想象。商鞅这个“蠢材”在孝公心目中已经无可救药了。能够说服国君第三次见商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自信，甚至冒多大的风险。终究，孝公第三次、第四次接见了商鞅。孝公与商鞅“语数日不厌”。很快，商鞅被委任为左庶长，全权负责秦国的变法。
　　 商鞅的成功和秦国的崛起，应该给景监书上浓重的一笔。试想，如果没有这位宠臣的慧眼识珠，坚持不懈，以及舍得一身剐的精神，那后果会如何？
　　 《史记》还记载了相反的例子：公孙座是魏国的国相，在商鞅去秦国之前，先到魏国投奔公孙座，在公孙座手下任“中庶子”。中庶子是个闲适的小官，无法展现商鞅的才华。公孙座病重，魏王去探望，公孙座向魏王举荐商鞅，恳请大王让商鞅接替自己做国相。魏王当时没有表态，回宫后就对其他大臣讲，公孙座病糊涂了，竟然想让那个无名的中庶子做国相。十年后，商鞅亲自率领秦军攻打魏国，魏国一败涂地，割地求和。魏王哀叹，悔不该没有听公孙座的“昏言妄语”。
　　选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