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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真相时代是一个情绪大过事实的时代，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分析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为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寻求后真相时代舆论引导的正确策略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舆情引导
一、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特点
（一）后真相时期舆论传播格局发生本性变化
后真相这个时期主流舆论信息传播的格局主要有四化，分别代表的是信息传播体系碎片化、去中心化、圈层化和偶像化[1]。舆论信息系碎片化的结果是多元信息传播主体共同生产的结果信息过度的竞争，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轻脉络、重细节、难以找到可追溯的来源;信息的去中心化，是文本、表征和各种符号都被认为是开放的理论动态系统，对于任何事物哪怕仅仅是"真相"所需要做的各种阐释都是可以说具有无限多样的形式和可能性，在具体的舆论传播实践中，全球化并未完全朝向舆论资源整合的方向推进与发展;圈层化则主要是因为舆论传播场域具有的自囿性与排外性，这在全球化的微信、微博中可以体现网络舆论的圈层化越加明显，人们基于多种本质性因素共同搭建了形形色色具有不同年龄、爱好、职业等特征的"圈"与"群"，"圈"与"群"效应中的"过滤气泡"与"回音壁"的效应相当的显著，同一种的声音、价值观往往会在圈内或群内不断地得到传播、强化、动员，促使圈内的共同体成员对其他圈群产生强烈的依附感、轻信感与自我认同感，他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将更加自我封闭与固化，这就很容易直接导致极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蔓延;舆论偶像化是"谁说的"比"说什么"更重要，用"谁说的"来直接可以决定一个人们到底是否能够相信，有"我支持的人所说的就是真的"这种自信心态。舆情信息分析维度研究的思维范式也从以往的单向多维度的信息情感性和双向信息行为分析性的维度逐渐双向转化而成为"信息-情感-关系-行为"的多元分析维度。
（二）利益驱使内容上的真假同构性
随着网络的普及加快了舆情传播和扩散。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的谣言、八卦、谎言等无稽之谈，某些只顾眼前流量的媒体。他们为了吸引眼球，刻意营造一些让人义愤填膺的事實，或者夸大某些细节。一些网民打着“正义”旗号，就可以撒谎、欺骗、造谣、炒作议题等等来牟取利益、譬如近期“苟晶事件”和山东环卫工冒名顶替事件。趁着冒名顶替事件的热度不断炒作自身实则是为了吸取大量流量和关注度。然而正是在各种情绪与利益的共同驱动下，"后真相"这个时代网上的信息与舆论假象呈现出第三种情绪化的事实：亦真亦假，抑或是半真半假，"即信息内容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是一种情绪化的现实"。这类第三种情绪化的事实信息是指网民主观有意地建构与制造了出来的信息与舆论假象，具有鲜明的信息真假同构性。
（三）观点先于事实，评判上的情理倒序性
后真相时代其实是社会分化和社会焦虑的产物，每当舆论场上出现一些民众关注的敏感性事件时，许多网民第一反应不是去追溯事件真相，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迁移”于此，把之前的感受“代入”，盲目的对自我负面情绪进行宣泄，从对事实的争论转变为情感的困斗[2]。这也是后真相时期舆论主体多元化的鲜明特征，与事实相比个人感情更易被带入宣泄，从而也会出现多种舆论反转的情况，然而这对于追求事情真相毫无益处，反而呈现本末倒置的舆论风气。与此同时一些社交媒体是通过各种各样具有视觉冲击的多媒体形式，借机炒作热点事件。后真相时代，观点走在了事实的前面，情感占领了理智的高地。舆论的指向越来越趋向于个人情感的维系和体验，而缺乏对事件进行理性的思考。
二、后真相时代舆论引导
（一）推进舆论引导多元化治理模式
自媒体时代，舆论主体呈现多方位的发展模式，避免传统单一垂直模式。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合作互动的舆论治理模式，构建参与主体间平等和谐的关系，实现相关主体间的平等协作共同治理的机制，发挥平等精神，追求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建立舆论共治平台，制定相关任责机制，构建主体间的沟通联系协调机制和有效的评估机制。
（二）构建基于大数据的重大疫情网络舆情管理机制
建立有效的网络舆情治理充分借助大数据技术，将传统的技术与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终端等新兴信息技术进行融合。大数据的监测、挖掘、存储、分析和安全等技术为舆情管理提供了新路径。利用数据挖掘、相关性分析提高网络舆情的可预见性，构建相关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网民对于事件态度倾向模型，研判网络舆情发展趋势，做好舆情处理备案;培养大数据技术和网络舆情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融合信息科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特性，建立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舆情管理补充力量。
（三）完善舆论引导政策的法规体系
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涉及网络安全、资源管理、信息保护、网络犯罪等网络治理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已出台了《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网络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规政策，但至今还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就网络舆论引导进行明确的授权和规范，舆情引导碎片化严重。因此亟需规范网络用户，完善落实网络实名制政策，减少不法分子通过多层身份扰乱网络舆论秩序。指定更多更详细的舆论引导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尊重公众在网络平台的言论自由的同时，积极引导公众展开理性思考。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置力度，适当引入刑法相关的惩处措施。要严肃处理不法分子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利益，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
参考文献
[1]程仕波.论“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引导 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2018（09）：77-81.
[2]荆容嘉.“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引导对策刍议[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02）：75+96.
作者简介：
姓名：程萌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97年10月11日，籍贯：陕西乾县 最高学历：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舆情引导
一、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特点
（一）后真相时期舆论传播格局发生本性变化
后真相这个时期主流舆论信息传播的格局主要有四化，分别代表的是信息传播体系碎片化、去中心化、圈层化和偶像化[1]。舆论信息系碎片化的结果是多元信息传播主体共同生产的结果信息过度的竞争，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轻脉络、重细节、难以找到可追溯的来源;信息的去中心化，是文本、表征和各种符号都被认为是开放的理论动态系统，对于任何事物哪怕仅仅是"真相"所需要做的各种阐释都是可以说具有无限多样的形式和可能性，在具体的舆论传播实践中，全球化并未完全朝向舆论资源整合的方向推进与发展;圈层化则主要是因为舆论传播场域具有的自囿性与排外性，这在全球化的微信、微博中可以体现网络舆论的圈层化越加明显，人们基于多种本质性因素共同搭建了形形色色具有不同年龄、爱好、职业等特征的"圈"与"群"，"圈"与"群"效应中的"过滤气泡"与"回音壁"的效应相当的显著，同一种的声音、价值观往往会在圈内或群内不断地得到传播、强化、动员，促使圈内的共同体成员对其他圈群产生强烈的依附感、轻信感与自我认同感，他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将更加自我封闭与固化，这就很容易直接导致极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蔓延;舆论偶像化是"谁说的"比"说什么"更重要，用"谁说的"来直接可以决定一个人们到底是否能够相信，有"我支持的人所说的就是真的"这种自信心态。舆情信息分析维度研究的思维范式也从以往的单向多维度的信息情感性和双向信息行为分析性的维度逐渐双向转化而成为"信息-情感-关系-行为"的多元分析维度。
（二）利益驱使内容上的真假同构性
随着网络的普及加快了舆情传播和扩散。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的谣言、八卦、谎言等无稽之谈，某些只顾眼前流量的媒体。他们为了吸引眼球，刻意营造一些让人义愤填膺的事實，或者夸大某些细节。一些网民打着“正义”旗号，就可以撒谎、欺骗、造谣、炒作议题等等来牟取利益、譬如近期“苟晶事件”和山东环卫工冒名顶替事件。趁着冒名顶替事件的热度不断炒作自身实则是为了吸取大量流量和关注度。然而正是在各种情绪与利益的共同驱动下，"后真相"这个时代网上的信息与舆论假象呈现出第三种情绪化的事实：亦真亦假，抑或是半真半假，"即信息内容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是一种情绪化的现实"。这类第三种情绪化的事实信息是指网民主观有意地建构与制造了出来的信息与舆论假象，具有鲜明的信息真假同构性。
（三）观点先于事实，评判上的情理倒序性
后真相时代其实是社会分化和社会焦虑的产物，每当舆论场上出现一些民众关注的敏感性事件时，许多网民第一反应不是去追溯事件真相，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迁移”于此，把之前的感受“代入”，盲目的对自我负面情绪进行宣泄，从对事实的争论转变为情感的困斗[2]。这也是后真相时期舆论主体多元化的鲜明特征，与事实相比个人感情更易被带入宣泄，从而也会出现多种舆论反转的情况，然而这对于追求事情真相毫无益处，反而呈现本末倒置的舆论风气。与此同时一些社交媒体是通过各种各样具有视觉冲击的多媒体形式，借机炒作热点事件。后真相时代，观点走在了事实的前面，情感占领了理智的高地。舆论的指向越来越趋向于个人情感的维系和体验，而缺乏对事件进行理性的思考。
二、后真相时代舆论引导
（一）推进舆论引导多元化治理模式
自媒体时代，舆论主体呈现多方位的发展模式，避免传统单一垂直模式。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合作互动的舆论治理模式，构建参与主体间平等和谐的关系，实现相关主体间的平等协作共同治理的机制，发挥平等精神，追求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建立舆论共治平台，制定相关任责机制，构建主体间的沟通联系协调机制和有效的评估机制。
（二）构建基于大数据的重大疫情网络舆情管理机制
建立有效的网络舆情治理充分借助大数据技术，将传统的技术与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终端等新兴信息技术进行融合。大数据的监测、挖掘、存储、分析和安全等技术为舆情管理提供了新路径。利用数据挖掘、相关性分析提高网络舆情的可预见性，构建相关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网民对于事件态度倾向模型，研判网络舆情发展趋势，做好舆情处理备案;培养大数据技术和网络舆情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融合信息科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特性，建立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舆情管理补充力量。
（三）完善舆论引导政策的法规体系
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涉及网络安全、资源管理、信息保护、网络犯罪等网络治理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已出台了《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网络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规政策，但至今还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就网络舆论引导进行明确的授权和规范，舆情引导碎片化严重。因此亟需规范网络用户，完善落实网络实名制政策，减少不法分子通过多层身份扰乱网络舆论秩序。指定更多更详细的舆论引导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尊重公众在网络平台的言论自由的同时，积极引导公众展开理性思考。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置力度，适当引入刑法相关的惩处措施。要严肃处理不法分子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利益，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
参考文献
[1]程仕波.论“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引导 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2018（09）：77-81.
[2]荆容嘉.“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引导对策刍议[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02）：75+96.
作者简介：
姓名：程萌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97年10月11日，籍贯：陕西乾县 最高学历：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