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三本版本学著作
　　
　　版本学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但是有关的知识都渗透在各种目录、题跋、叙录和笔记之中，系统的论著出现很晚。第一本内容丰富的版本学专著是清末民初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之后虽然出过不少书史、书话和图录，但是没有系统地总结古往今来版本学知识的专著，这是个不小的阙典。因此，最近两年相继出版的《版本学概论》(戴南海著)、《古籍版本学概论》(严佐之著)和《古书版本学概论》(李致忠著)，可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戴南海的《版本学概论》，论述详尽而具体，文字流畅可读。分章分节十分细致，读者可以按目选读某些章节，很快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堪称方便。这部书篇幅大，收集的资料相当丰富。看得出作者不仅熟悉文献，实践经验也很丰富。版本学名家黄永年先生在序言中不无谦逊地称道此书中有一些引述资料他过去未曾注意到，笔者自然更有此感。
　　作者在书中遇有不同的说法，也时时加以折衷，提出个人见解。例如书中对中国雕版印刷起源时代的各种说法做了介绍之后，从纸、墨、笔、砚、石刻等条件推测，主张把时代提前到东汉。这虽然不是作者的创见，但确是比较大胆的结论。既然古代有石刻，有印章，为什么不能有雕版印刷呢？哪怕有小块单张的印刷品，毕竟也是发明印刷技术啊！可是，既然在东汉已有印刷技术，当时及其后又有那么多典籍可以印，甚至必须印，那么那个时期的史书和其他文献流传到今天的也不少，为什么其中就看不到印刷书籍的记载呢？大家引来引去，就只是范哗的《后汉书》中记载的汉灵帝“刊章”捕俭这件事中的“刊章”两个字可以利用，而且唐代李贤对它的理解还不是雕版印刷。看起来对于“印刷”作何理解也是个关键。秦汉就有印章，汉代还有木简上刻字的实物流传到今天，那么在某时某地有人给木板刻上字或刻上图，往纸上印点东西，这未必没有可能。不过这是不是发明了“印刷术”，还要看它产生了多大影响，通行于多大范围，考证事物起源的困难就在这里。事物往往在我们想象的起源之前就已有先例，我们作结论要求有明文或实物为据，这就必然会保守一些。文献上找不到更多和更明确的记载证实东汉确有“印刷”事实，终是一憾。
　　《版本学概论》内容很具体，抽象的论述不多，实例丰富，实用性强。每一项论述中大都附述必要的参考文献，以备读者查阅。书中多作持平之论，没有过情的抑扬。例如从清代洪亮吉把藏书家分为数等开始，赏鉴家和掠贩家就排在末尾，为人所鄙薄。本书在引述吴则虞先生的不同看法之后，对掠贩家也给以一分为二的评价，肯定他们在版本学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对被洪亮吉抑为赏鉴家的黄丕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推许为开一代风气的著名版本学家，认为他的题跋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读起来饶有兴味，发人深省”。这一评价是十分公允的。过去读书人的看法有时代的烙印，既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也有观点狭隘和文人相轻的毛病，往往以己之所长攻击他人之所短。今天当对过去的观点重新认识，古书不仅是学术资料，也还是历史文物，读书是学问，赏鉴也是学问，不赏鉴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古书可贵、值得珍重地典藏呢？黄丕烈的题跋既有学问语，也有记事和个人心情的表白。读他的题跋就像面对面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说古道今，不知不觉进入嘉道年间的社会，随着他出入书坊，作各种应酬和交往。后来，只有郑振铎先生的书跋尚存此等况味。
　　当然，《概论》也有不足之处。有些资料来自文献，原来就有错误，书中没有纠正。这种情况较多，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本书208页引用的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其实不是宋岳珂所作，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这本书全名为《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元代荆溪岳氏印行九经三传时附刻之书。相台刻本经书过去一直认为是宋代岳珂所刻，清乾隆武英殿也曾仿宋“岳珂”刻本刻印过《相台五经》。清代各藏书家，乃至近代傅增湘等著名的版本学家都认为相台本是岳珂所刻。直到一九六○年《中国版刻图录》的说明，才引用张政先生的考订，纠正为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戴著于卷前书影及行文中也都照改为元岳氏刻本，可是没有悟出《九经三传沿革例》也是岳氏荆溪家塾所刻，并非宋岳珂的作品。出现这个错误是有原因的，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的谈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的论著，几乎无一不提宋岳珂的《九经三传沿革例》。有的书中用专节介绍宋岳珂如何校勘九经三传，介绍岳珂事迹的文章也都把《九经三传沿革例》列入他的著作之林。事实上，《九经三传沿革例》的正文主体——即历来认为是宋代校勘大家“岳珂”巨大功绩的部分——是宋末廖莹中召集一批文人校刊九经财所作的《九经总例》，相当于我们今天校印古籍时所写的前言和校勘凡例。元代岳氏荆溪家塾重刻廖氏九经时加刻了公羊谷梁二传和春秋年表、名号归一图二书，于是从九经变为“九经三传”。岳氏在廖氏原来的《九经总例》前面加上一段文字说明重刻经过，后面加上一段文字简单说明公谷二传和年表归一图的版本情况，改名为《九经三传沿革例》附于九经三传行世。不料这本原来附刻的沿革例到明代就逐渐被误认为宋代岳珂所作。以后几百年来不少学者称赞“岳珂”写的这本沿革例多么有功力，称赞“岳珂”为校订九经作出多么大的贡献，却万万没有想到原来张冠李戴，盛赞之下，所赞的竟然是贾似道的门客廖莹中——当然《九经总例》也不会是廖莹中个人的作品，但校刊九经的工作是由他组织进行，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概论》108页说“道光十四年涿州卢坤所刻《杜工部集》二十五卷，用六色套印”，这是根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一节的讲法，其实不对。这部书是二十卷，不是二十五卷。下文所注各家批注的颜色和数目也有脱漏，不知失误出在原稿，还是出在排校。另外，本页前面还提到“道光年间，广东云叶庵刻本《杜诗》，用五色套印”，这里似乎把芸叶刻本跟卢坤刻本分成两种，也不对。
　　《概论》168页说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每一史的版式一致，完全可以独立成书，其实是配本，不能算作百衲本”。按：此说恐怕出自李文椅的“版本名称释略”一文，其实不然。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并不是每一史的版式一致，其中至少有八种是由不同版本拼起来的，其余各种即使原出一版，也往往是由不同年代修补后的印本拼起来的。
　　严佐之的《古籍版本学概论》是根据授课教材编写的，篇幅较小，内容严谨，行文精练。第一章是“版本的认识”，开宗明义讲版本的定义、价值和研究，寥寥几页就概括了版本学的基本格局。以下各章分别讲版本的历史、鉴定和考订，都有适当剪裁、突出重点的特色。例如讲版本的历史就不讨论雕版印刷的起源，只用“起源于唐”一笔带过，径直从宋代起，顺次讲各代版刻的历史和特征，对传统的讲法作了总结归纳，时有新见。例如引申著名版本学者王大隆的看法，指出对宋代私家刻本应予以认真甄别，并不是以家塾、堂、斋、宅、府为名的都是私家刻本。
　　另外，在介绍各时期印本时还随时指出其版本价值，要言不烦。例如在介绍清末刻本时，第一节标题为“道光、咸丰刻本的稀见和珍贵”，开头就说“世所稀见的清刻本，一在清初，二在道光、咸丰间”。以往藏家和学者很少注意清刻本，张之洞的名著《书目答问》中提到清代刻本，往往只说一句“通行本”就了事。郑振铎先生在“清代文集目录跋”中曾说：“讲求清代刊本之版本学，今尚无其人。”叶德辉在其《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中都曾指出某些清刻和近刻的稀少可贵，黄裳在《前尘梦影新录》等书中也反复强调清刻本的价值，这是近年版本学研究从专门注重宋元明初向更广阔天地发展的表现。事实上宋元明有不少书籍就是因为后人没有及时珍藏，至今已经散佚不传。清代刻本虽多，但禁毁和战乱的损失严重，目前已有不少书或者已无传本，或者海内仅有寥寥几本。例如咸丰年间金绳武活字印本《花草粹编》，据说仅印百部，过去只知道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是丁氏八千卷楼的旧物，后来知道施蛰存先生还藏有一部。光绪年间丁绍仪刻印的《国朝词综补》，中华书局近年排印时改名《清词综补》，出版说明中说其所据底本“堪称孤本”。“孤本”之说可能太过分了，因为笔者所知，郑振铎、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图书馆都有藏本。但此书稀少，藏家叹为罕见，却是事实。若不对清刻本提高认识，任其流散，今后还会有不少书绝迹。本书及时提醒读者，是很有必要的。
　　《古籍版本学概论》选材恰当，作为教材十分适用。后面附有“主要参考引用论著目录”，对读者也有益。但本书将许多内容压缩在一起，文字简约，解释又少，且没有分节分段，眉目不够清楚，不便查找。特别是由于国内印的书几乎都没有索引，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
　　本书有些讲法也不恰当。例如38页也说“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同样是未搞清此书的来龙去脉。同页说“绍兴二年(一一三二)余仁仲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访》序后识言”如何如何，恐怕是“绍熙二年(一一九一)”之误，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本从来未见早至绍兴二年的。另外，下文所引参校人名其实在余仁仲所刻的《谷梁传》中，余氏所刻的《公羊传》并没有参校人名，仅余仁仲一人列名而已，看来这里把余仁仲所刻的两种书弄混了。
　　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对版本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持论比较公允。例如在考证造纸和印刷术时，都注意区分发明和发展成熟两种情况，认为中国雕版印书不妨说从初唐开始，但印刷术的发明应当还在其前。尽管书中认为汉灵帝已曾雕印海捕公文捉拿张俭的看法，未必就是定论，但已接触到“发明”二字的概念问题，毕竟能使讨论深化。书中对“善本”概念作了全面的分析，对古书的纸张和装帧也都根据实物和有关学者的鉴定作了详尽的介绍。
　　本书重点在于鉴定古书的版本，这一部分内容几乎占全书一半的篇幅。书中充分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典藏来阐述善本书的鉴定问题，不少例子作者以往也曾在文章中谈过。作者多见宋元明初善本实物，例子中谈到的书档次高，这一点在三本书中显得十分突出。
　　《古书版本学概论》内容丰富，值得一读。不过与前面两本书相比，本书行文枝蔓，论述不紧凑，不能紧紧地扣题。以书中论“依据藏书印记鉴定版本”一节为例。这一节共有7页，开头用两段讲考古工作者近年发现了唐代李存的“渤海图书”印鉴，偏偏这枚印鉴还跟鉴定版本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现在没有李存的藏书。后面偶然提到《天禄琳琅书目》时，忽然插入一段很长的文字叙述《天禄琳琅书目》，跟藏印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与利用藏印鉴定版本有关的许多实际问题，例如怎样鉴定印章的真伪、怎样寻找印章的主人等等，反而没有提到。要知道天禄琳琅、士礼居、海源阁几处的藏印不难识别，困难的是一些中小藏家的印章怎样识别，怎样找到它的主人和有关介绍，这才是一位版本学者的真正功力所在。如果连谁的印章都不知道，还怎么谈得上用它来鉴定版本呢？再如本书有一整章讲“造纸术的发展与古书用纸的演变”，但没有把这一章跟怎样鉴定古书的版本很好地联系起来，后面谈“古书版本鉴定”一章中也没有讲能否根据用纸来鉴定版本，是不是历来学者和藏家所说的根据用纸来鉴定古书年代的方法一点用处也没有呢？对此应该有具体的说明。
　　本书虽然着重讲鉴别版本，也举了不少例子，可惜不少论述不够具体，没有提纲领地总结出操作原则，也没有说明遇到问题怎样去定向地查寻有关的资料，以及哪些资料在哪些方面对鉴定古书版本作用巨大。过去人们是靠多看多记，谈不出什么方法和原则来。今天，我们就应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很好地去总结前人和今人的经验。戴南海在《版本学概论》200页说，李致忠同志告诉过他，在北京图书馆搞复制的一些青年同志，拿着唐宋人的写卷，一摸厚薄即可断定是唐是宋。可惜的是，这一本《古书版本学概论》恰恰没有把这样一些宝贵的经验介绍出来。这也许是目前版本学科研方面的薄弱环节，但本书既以鉴别版本为重点，而本书在同类著作中这个缺陷表现得又比较明显，所以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本书的行文也嫌不够讲究。书中列举古代人物时，往往次序混乱，不分时代先后。例如157页有这样一份名单：“项元汴、何义门、高士奇、徐乾学、季振宜、瞿启甲、杨以曾、杨绍和、瞿绍基、钱谦益、钱曾、黄丕烈、顾广圻、王闻远、汪士钟、陈、鲍廷博、翁方纲、卢文……”。这些都是名人，作者不应该不知道他们的年代，如此古今交错，甚至把瞿启甲放在其曾祖前面，看起来很不舒服。此外，《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鉴定问题，同一件事书中原原本本地讲了两次，一处在151页，另一处在228页。
　　书中也还有一些错误和不词之处。例如254—255页说有“道光年间广东叶云庵(按：应是“芸叶”)刻五色套印本《杜工部集》、涿州卢坤刻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其实芸叶刻本就是卢坤刻本，本来是同一种书，这里说一种五色套印，一种六色套印，变成两种了，令人莫名其妙。再如163页说“前三经上木登梓时，黄唐本人可能还未问世。即或是问世了，年岁也很小”，我们只听说过书“问世”，没听说过人也能“问世”。212页说到“常塾瞿氏的《铁琴铜剑楼善本书目》……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藏书志》……张元济编的潘氏《宝礼堂善本书目》等，则更是我们常备的案头之物”。如果作者另有秘本，我们就莫测高深了。如果是“我们常备的案头之物”，那么这些书名都不对：有《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没有《铁琴铜剑楼善本书目》；有《八千卷楼书目》和《善本书室藏书志》，没有《八千卷楼藏书志》；有《宝礼堂宋本书录》，没有《宝礼堂善本书目》。
　　
　　(《版本学概论》，戴南海著，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5.80元；《古籍版本学概论》，严佐之著，华东师大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第一版，1.75元；《古书版本学概论》，李致忠著，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年八月第一版，4.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