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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早以前，就学会抬头观望天际。那是一个人的孤独。天空中火烧云烧得红通通的，能把手臂上和额头上的肌肤炙烤成铜色。我的肌肤感到灼热、滚烫。
灼热之感，针灸一样，接着刺痛我的神经。
父亲和母亲在一个后半夜，偷偷地踏上去广东的班车。他们故意躲着我。怕我醒来。日子挨到六月，火烧云就会出现。这个时候，我就学会渲染和烘托。
为什么云朵会烧起来？为什么又烧得这样通红？天上是不是住着神仙铁匠，神仙铁匠烧铁的时候火候太猛，溢出的热量把漫天的云朵也烧红了？我逼着自己问出个所以然，奇怪的是，我额头上的毛发渐渐枯黄起来。
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我一个人只能抬头看天际。
后来，当我看到木棉花红彤彤地开的时候，我就认定火烧云是被木棉花给烧起来的。一朵木棉花就是一只妖娆的小兽，会喷火的小兽。
是的，木棉花。喷火的小兽。
于是每年的三月，我提着蛇皮袋去收小兽。火烧云大概从每年的六月才会出现在天际，我要赶在六月前，也就是火烧云出现前，把那些喷火的小兽从木棉树上赶下来。木棉树数十丈高，它的冠擎在高空，无数个我堆叠起来搭成人梯，也无法伸出手够得着那些小兽。我只能拖着蛇皮袋在树下等风，风真是得力的帮手，唯有风才能把树冠上喷火的小兽吹落。
木棉树的树干比祖父的腰要大上十几倍，我能抱着祖父的腰喊他生火烤玉米棒给我充饥，却远不能抱住木棉树的腰把树冠上火红的小兽摇下来。无数小兽挂满木棉樹苍劲的枝头，它们红得像烧成浆的铁块，向着天际喷着火浆，使我在三月份的时间里分明看到六月份以后的火烧云。我一个人踩着刚刚埋入玉米种子的泥块，弯腰伸手去捡跌落在地面的小兽，弯腰的瞬间听到脚下土块碎裂的“嚓嚓”声，这声音最让我相信我是鲜活的物种。那些跌落下来的小兽依然红光满面，它们安静地躺在地面上，五片花瓣很像它们头上的角，肥肥硕硕的几乎可以拧出水来。先前有人来捡过这些小兽，因而地面上的小兽并不多，我大概每天只能捡一百二十只。我得等风。
我出生于1989年6月，父亲和母亲生下我时，他们二十来岁。在我八岁的时候，改革开放进入了最迅猛的阶段，广东的工厂遍地开花，制衣厂、绣花厂、玩具厂等火遍全国，祖父说广东是全国打工人的汇集地。父亲和母亲去的是水泥厂。祖父坐在门槛边上抽烟卷，说一袋水泥五十公斤，和自家猪栏里正在吃潲水的小猪一样重，我要长到十八岁，腰部和肩膀攒够气力，才能扛得动一袋水泥。我对五十公斤这个重量概念摸不着头脑，后来趁祖父扛锄头去地里刨土，我偷偷爬进我家猪栏拦住那头小猪。我蹚过臭气冲天的软绵猪屎地，两只手紧紧攥住小猪的尾巴使劲往后拖，那猪竟然纹丝不动，眼里还斜斜地射出不屑的目光，拽着头对我“哼哼”两下以示招呼。有此体验，我这才对父亲和母亲所承受的生活重量有了深刻的认识。
每年刚过完春节，村里就像一个刚打满了气又突然泄了气的气球，只剩下疲软的皱巴巴的皮。这是一场集体的规模盛大的躲猫猫游戏，浩浩荡荡的打工队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打工队预谋好是哪一天夜里出发，出门的时候在自家孩子的额头只留下一个细细的吻——绝不能让自家孩子醒过来，哭闹，耽误行程。
打工队离开村子的那天，木棉树上的小兽已经绽放。木棉树下有许多鼓起来的旧坟墓，坟墓涂上了白色的石灰。坟墓看起来像极了白色馒头，我就是在许多白色馒头中间，守着风把小兽吹落。我把埋着人的骨头的坟墓想象成馒头，想象的源头很可能是肠胃中翻涌上来的饥饿之感。我拖着蛇皮袋捡火红的小兽，也是因为饥饿，那些小兽和一种叫作“油司”（壮话）的食物有着紧密的联系。油司形同我那时的拳头，浑圆的形体被热油炸开豁口，这类食物纯粹由面粉和糖组合，咬起来粉粉脆脆甜甜，也极其耐得饿，我和无数乡村孩童，发了疯似的对它爱得深切。那时，即便我抱住祖父的大腿哭上一两天，也未必能求来一个油司。后来我才知道油司就是开口笑。我把收来的那些小兽全部摊晒在阳台——我家阳台是用竹子搭起来的，它们挨挨挤挤地趴在竹台上，在太阳的灼晒之下逐渐烘干水分。我蹲坐在竹台旁守着小兽，头顶上的火烧云投下金黄色的光芒，等它们变成干枯的蝙蝠色模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将它们收装到蛇皮袋，然后等待收破烂的人出现在屯巷里吆喝。只要听到收破烂的吆喝声，我就知道我将有两元钱的收入。
两元钱可以买下四个油司。
有一年，我坐在我家门前的石阶上看火烧云，等待小兽们变色。我突然看见四个男人抬着一副盖着白布的担架，从远处缓缓地挪移而来。担架的周围簇拥着三五个男人，我看得出来他们走了很远的路，他们抬担架的步子有些飘。等到那副担架再逼近些，我忽然听到彩姨在屋后自家石阶上号啕大哭起来，那悲惨的哭声传到我的耳朵，我浑身就像触电一般，意识到在那副白色担架上躺着的男人，就是彩姨男人的尸体。后来我再看一眼那副白色担架时，村道两旁已经站着许多默不作声的大人。我冲进屋里找到祖父，向他描述外面好多人抬尸体架子的模样。
祖父不惊不乍。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卷，不紧不慢地将其点燃，才走出门去。
我随祖父挤进人群里头，那副担架刚刚抬过我的眼前，准备要抬上彩姨家阶梯时，一个响炮凌空爆炸，接着又两个响炮凌空爆炸。我吓得后退几步，躲进祖父的身后，两只手紧紧拽着祖父的衣角。
彩姨男人是领工资的干部，生前在邻县工商局工作，他每月甚至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因此我很少见到他。
我家一间屋子的窗与彩姨家一间屋子的窗对着开。彩姨见我个头矮小，额前的毛发枯黄，知道我长身体的过程中缺油水滋养，常从她家的那扇窗户伸出拳头来，冲着我家的这扇窗户呼叫我的名字。我听到她的呼叫，立马从黑洞洞的橱柜里摸出一个瓷碗，欢快地跑将过去，伸出碗去接住彩姨的拳头。彩姨的拳头松放下来，有时候是几块肥猪肉，有时候是一把糖和饼干，有时候是一个油司。最鼎盛的是过年时候，她手里捏着的是五元钱。
彩姨好可怜！
我觉得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可是我想到那都是大人们的事，我并不能做什么。我杵在人群之中，孤独将我缠住，使我呼吸困难。 从此以后，彩姨的拳头再也没有伸进我家的窗户，我再也没听到她呼叫我的名字。
祖父经常差我把他在山上采来的竹笋剥好，送一点到彩姨家去。祖父还交代给我的任务是带彩姨的女儿阿妹出去玩，使她挣脱家庭变故的黑暗笼罩。我带阿妹去村尾捡小兽，我们奔跑在刚刚长出玉米嫩叶的土地上，于远处看见火红的小兽跌落下来，便要比赛奔跑的速度。我和阿妹像两只孤独的小鹿，奔跑在旷野之中。阿妹仰面看树冠上的小兽时，我发现火红的小兽，很像阿妹的脸蛋。而那个刚刚隆起的椭圆“馒头”，就在一棵高大的木棉树下伸展着，那里的小兽跌落满地，但阿妹和我不敢靠近。火烧云在那棵高大的木棉树头顶上，也烧得最火旺。
在很多人的眼里，火烧云是一种极美的天际景象，然而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却永久成为怀伤的意象。现在，我的父亲已经离世很多年，我的母亲回到我身边生活，火烧云潜藏在我的体内随时都有可能燃烧，它像烧红的铁钩，勾进我现在的生存肉体。
时空发生了深刻的错位。
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一个个体，精神和心理遭遇上的一个个案，我软弱、自卑、困顿、迷惘，情绪在我的躯体之中随着血脉四处奔走，它们很像条状的灵魂血吸虫，把我体内丰富的血液一点一点地吸食。
我在一间只能装得下一张床的出租屋，摸着鼠标对自个儿的简历发起了猛攻，借助浮起来的想象，把自认为厉害的优点通通摁进表格框架中。这个过程无异于自己动手装修房子，我四处面临“资金”和“原材料”缺失的严重问题，最后，我什么也做不了。这间出租屋暗沉沉的，连晒衣服都是在屋内，除了电脑屏幕在发白光，能发光的就是我的眼睛。我把在地市日报上发表的豆腐块散文电子扫描件黏附在简历后面，试图让整个简历也发出一些微光。我有好几次离开那间暗沉沉的出租屋，就是去到街道上的打印店复印那些豆腐块。
我必须拿下这场面试。按照我银行卡的账户余额，我再不拿下这次面试，这个月末我将被房东上门索要租金，交不上租金就被房东用大锁将门把锁紧，要是我在屋里头我就出不去，要是我在外头我就进不了屋里。房东骂人骂得厉害，隔壁一对福建青年夫妻受不了她的气，十天前大包小包地搬走了。福建夫妻搬走前的一天夜晚，他們敲开我的屋门，把一口长柄铁锅塞给我，说：“铁锅带不上了，兴许你能用得上。”我当时正好缺一口能煮面条的铁锅，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们的好意。我们掏出手机相互记下了电话号码，但我知道我们之间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最终也不会电话联系。我握住男青年的手说：“好走，指不定哪天发达。”其实我说这句话，有一半是对我自己说的——嗯，指不定我哪天发达呢！第二天上午他们搬东西下楼，房东在门口等候多时，她提早做好了关门的准备，随时都能把这一室一厅的屋子重新租出去。房东非常清楚广东最不缺上门求租的租客。我默默注视着那对福建夫妻扛着大包小包走出门去的背影，他们此去下一站是龙岗，我心里急急地打转，想着我真到了他们那个地步，肯定一声招呼不打一走了之，让房东没处说去，至于那时我要去哪里，盐田、宝安，或者东莞长安、金凤凰什么的，都有可能是我的下一个漂泊地。逃也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很狼狈，但并不难看，因为房东没有看见你逃的过程。我很早之前就有想过我要逃走，其实房东也不亏，六百元房租押金还押在她那里，算下来她还赚百来块。
被囚禁在这间窄小的出租屋里，我进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连续好几天的失眠，我张大嘴巴，口鼻并用呼吸，有时仍喘不上气来。我想尽各种办法，把自己拽进睡眠的舒适区，因为我深刻地知道，要拿下这场面试，我必须精神饱满、气力充沛。我躺在床上，火烧云却从时间的深处逶迤而来，或从天上缓慢降落，降到我的睡眠之中，把那个真实的“我”氤醒。“我”一副畏畏缩缩的模样，喜欢远离热闹，躲在杂草丛生的僻静地，一个人驱赶蚱蜢、蚂蚁，对自身命运表现出极其冷漠的态度。火烧云少年身上软绵绵的情绪，延续到了当下，根本对付不了来自现实的挑战，稍有冲击就像现在一样，面临漫漫长夜的失眠。
我有好几次醒来，站在墙上那面没有边框的镜子面前，说：我刚刚杀了个人，那个被杀掉的人，就是那个软绵绵的火烧云少年。
招聘方是一所新建的私立初级中学，他们要招十二个英语教师，待遇极好，有五险一金。招聘方用学生教室当作面试考场，六个评委坐成一排，他们穿着整齐的西装，腰板挺得笔直，胸前的桌子上一字排开一支水性笔一张白纸，等待审视站立在讲台上的面试者。到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我原本练习好了的呼吸节奏，一下子被六个评委直射过来的眼光打乱，我的身体很快不受控制地毫无规则地抖动，我弯腰低头问好评委们，然后开始我的试讲。我的嘴巴好像被好几根牙签扎过一样，表达遇到了万重高山险阻，吐出来的语言变得鸡零狗碎，一个很完整很漂亮的英语句子，被我的嘴巴拆成散装词语后，主谓宾全部逃遁到空气之中。
空气很安静，并且迅速凝固，我只听到我的心跳。
从一开始我就讲不下去。我用面皮撑起来的微笑，显得变态和扭曲。我突然催促自己，快点试讲完，然后奔赴另一个地方参加另一场面试吧。
走出考场的时候，我的思绪却仿佛缥缈的天空白云，一点痕迹都没有，也没有丝毫的波澜。刚刚处在紧张情绪的尖刀口，这会儿连脚步都是轻盈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也不知道这样的平静从何处而来，但我知道这样的平静其实蕴满了忧伤的底色，这和我年少时观看火烧云景象的心境，有着惊人的相似。
面试考场外有两排凳子，坐满了和我一样刚刚从大学出来的毕业生，他们在低头默念试讲稿，有人抬头看了看我的神色，脑子里却在酝酿着精彩的句子，他们的目光和思绪是分离的、割裂的，他们根本没有在看我。我没有直视他们，径直从他们跟前经过，一个柔软的微笑也不赠予他们。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自信的气味，他们有细腻的肌肤，几近完美的身材，身上的装扮袒露城市的气息，他们很吻合招聘方的审美口味。我没必要担心他们会像我一样把一场面试弄得乱糟糟。我只想快点从这条走廊走出去，然后消失。一个刚刚经历失败的人，此刻应该返回出租屋，开几瓶啤酒把自己灌醉——我和很多漂到广东的人一样，变得特别爱抽烟喝酒。 我重新站在一堆人群里等候公交车。
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多，我要趁早乘坐回平湖的39路公交车。我后来觉得应该找家沙县小吃，先吃个饱饭再回去。我没有抬头看天际是否有火烧云，广东四处都是工厂和汽车尾气，从两个月前踏足这片热土，我从来都没有看见火烧云的景象。可能是我为了一口饭忙于奔走，而不能察觉头顶上天际的变幻。我对广东气候的关心其实很无趣，因为我体内就一直住着一片血红的火烧云，它随时都可能出现，让我软绵绵地活下去。
黑压压的人群挤进公交车，后面的人推着前面的人，我夹在人群的中间，身体完全可以挂在人群里，因为我明显感到我的体重并不由车板承担。后面有人不耐烦地喊“快点啊”，可是好大一群人挤在登车口，怎么快得了啊！我没有回过头去看身后是谁在喊快点，但是他的声音充满了焦虑和忐忑，我知道他正在赶时间，要奔赴一场面试。
我的下一场面试是周二上午十点，招聘方是一家位于坪山区的外贸公司，网上查到注册资金是一百万，主要经营硅胶产品。
火烧云仿佛是魔鬼，把我从职业竞争中节节拽下来。
我无法改变火烧云的血色，站在出租屋的楼顶伸出手去，也无法触碰到它的血色。我孤零零站立在它的笼罩下，觉得它离我的头颅有万丈之远，可又觉得它潜藏在我的体内，渗进跳动的脉搏之中。
我忽然责怪起父亲和母亲，责怪他们把我丢给了血色火烧云，交由血色火烧云来掌管我的脾气、性情、孤独、脉搏、呼吸、想法。我到现在还那么清晰地看见那个少年。少年独自坐在木棉树下，仰着脸凝视火烧云，他身材矮小，面色饥黄，有时自己和自己对起话来，说一些缥缈的事情。少年的父亲和母亲每年只回来七八天，回来的时候给他带来好几套崭新衣服和一些糖果，然而少年躲在祖父的后面，像看陌生人一样盯着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心里乱糟糟的，扯着祖父的衣袖，手心攥出许多汗液。这天是腊月二十九，当晚十二时要放鞭炮，少年的父亲隆重地举起右手摸向他右边胸衬衣口袋，万般谨慎地摸出一张方方正正的彩色纸票，随后又抽出左手搭上去，两只手各捏彩色纸票的一边，恭恭敬敬地送上八仙桌的正中心。少年的母亲从里屋递来一炷香，少年的父亲用两只手接过，挪动腰板稳稳妥妥地插到香炉里，他后退了两步，嘴上念念有词，弯腰低头拜了起来。少年默立在一旁观看，他从父亲的念叨中听到，父亲要靠那张彩色纸票发家致富，然后推倒老屋建新房。少年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张方方正正的彩色纸票是双色球彩票，放到现在，一等奖奖金达到了五百万，一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偶有人中过。少年的父亲和母亲是典型的求富心态。
少年的父亲和母亲没有演好人生这一场大戏，最初设定的欢喜的预想，突然走向了悲凉的结局。少年的父亲轰然病逝。水泥工厂的粉尘长年侵入他的肺部，粉尘在他的肺部日积月累地积压，再加上一天要抽一包以上的烟量，使他在四十岁出头就患上肺癌，去到自治区医院检查直接被判了死刑。少年父亲走的那一年，老屋还没有被推倒重建，給父亲治病的开支，反倒耗尽了少年父亲和母亲去广东打工多年的积蓄。
我疲惫地回到了出租屋。把出租屋的门关紧，用那对福建夫妻送给我的铁锅煮了一碗鸡蛋面，潦草地把自己的肠胃填实，在有铁锅之前，我常去附近一家福建沙县小吃店点一碗炒米线充饥。吃饱后我什么都不想做，躺下来把软塌塌的躯体埋进被子。这暗沉沉的出租屋，真不漏一点日光进来，白天完全能当成黑夜来使。
醒来的时候，时间走到晚上九点。我知道等到十一点过后，真正要睡觉的时候会很难入睡。这样的睡眠是痛苦的。
我不知道刚刚为什么要做这样奇怪的梦。梦中我驾驶一辆大巴车，行至街道的中心，突然间刹车、油门、离合大乱，大巴车横冲直撞地撞向他人的房子、猪肉铺、电线杆、小吃店。当我在混乱中拼尽全力将大巴车熄火后，抬眼看到极其惨烈的车祸现场，我浑身发抖，猛地抽泣，感到湿漉漉的泪水流到耳根。随后一群人一哄而上将我拖下车，把我严严实实地围住，一些拳脚打到我的后背和屁股，我一点也不感到疼痛，但我知道我要面临赔偿，永无止尽的赔偿。我抱头大喊彩姨的名字，希望她突然从附近的某个巷子里奔过来，用浑身力气拨开像围墙一样的人群，然后张开温暖的双臂将我紧紧抱住，随后跟着我一起抽泣。我忽然又想到，死了丈夫的彩姨，最后带着阿妹搬去了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陌生地方，我早就无处寻她了。
我浑身燥热出汗，极力睁开眼睛，封闭的出租屋在游移旋转，我处在一种轻微的眩晕之中。又好像被囚在湿漉漉的水里一样，身体被水波荡来荡去。这湿漉漉的感觉，很明显来自周围无数出租屋晾晒衣物时，跌落在楼层阳台铁皮挡板的“咚咚”水滴声，密集的“咚咚”水滴声，使得每天晚上都像在下雨。
“醒来了就继续战斗吧。”我对自己说。
我走到那面粘在墙上的全身镜面前，开始操练周二的面试。我首先要操练的是脸上的微笑，以及身体鞠躬的弧度，这两个动作事关重大，面试官对我感兴趣与否很可能就取决于这两个动作。我长长地吸了一口空气，再缓缓地吐出来，随后在胸腔之中酝酿情感，逼自己制造出某种自信的愉悦感。再就是操练英文自我介绍——外贸行业面试必不可少的内容。我必须滚瓜烂熟地背出自我介绍稿，其实想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早就了然于胸，并且能用英文毫无障碍地自然陈述，可是为克服今日这一场失败面试带来的自卑和紧张心理，我必须把自己的嘴巴磨成机关枪，出口就要波澜壮阔、摧枯拉朽，攻破面试考官的防线。
我在镜子面前进行无数次重复动作，直至晚上十一点半，我停下来。抬头发现自己孤零零的镜像，墙上的镜子几乎紧贴地面，我站立着从高处看镜像，镜像略显崎岖变形。是的，那个火烧云少年又爬了出来，他在我的脸上、腰间、发间，在我飘忽的眼神之间。不过这次，少年突然变得极其刚毅，为了挣得一口饭吃，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拼命。我也因此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压抑和饥饿，就像现在在这间密闭的出租屋，三百块钱可以顶一个月十四天，承受鸡蛋和面条对我的轮番折磨。鸡蛋和面条这两样食物，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它们产生深刻的恐惧感。
镜像自卑、消沉，很少说话，慌张的神色，略微发抖的身体。然而，他正在拼命，突然咬着牙打出了一套拳法。组合拳打着打着，他浑身充满了血性，眼睛杀气腾腾，活脱脱一匹饿狼。狼要吃肉。
周二的面试，那家硅胶公司的外贸部主管是个高个的四川女人，她端坐在长桌的正对面，全程使用英文对我搜刮提问，也要求我全程用英文答复。她说她很担心把我培养成外贸能手后，我会逃离这家公司，去到更高待遇的公司入职，她见过太多把她这儿当踏板的“叛徒”。她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射出的目光有很深长的意味，她其实是在逼我做出气吞山河的决定。她的严苛于我而言是好事。
我挺直腰板，机关枪射出无比灿烂的火花——这是生命在突围时的高光时刻。我说，我能吃苦，能加班。我是一个不断给人生设置难度，一个关口一个关口地去突破的人。
高个四川女人很惊讶我后面的这句话。她眼睛突然一亮，然而脸庞上飘过迟疑的表情：谁会自己给自己设置难度啊？
“我是一个不断给人生设置难度，一个关口一个关口地去突破的人”，这话到底是从身体里的哪个部位冒出来的，又在面试准备结束的时候从嘴巴里蹦出来？我惊讶于我此刻的创造力和在绝望中突围的野蛮冲撞力。
我知道我绝不是那样的伟人。
高个四川女人叫我回去等通知，并要求我保持电话畅通。我走出这家公司大门，一股热浪迎面直突突地扑上来，我看到街上的人们在往不同的方向奔走，过往车辆也在往不同的方向奔去，这个世界看似一个浑厚的整体，街上走着的人和车里坐着的人，蚂蚁一样都在分割这个世界的肉体。我也是一只蚂蚁，还没有分割到一口肉食。我的脸扑扑地红透，身体也跟着燥热起来，我想脱下外套。
坐在返回出租屋的公交车上，我透过玻璃车窗，在无数高楼和工厂烟囱的缝隙里，看到夕阳在迷蒙的云里渐渐沉下去，我仍看不见火烧云。
我真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和火烧云少年好好聊一回。
【黄其龙，1989年6月生，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崇左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散文发表在《民族文学》《星火》《广西文学》等刊，有作品被《散文海外版》转载。】
责任编辑 韦 露
灼热之感，针灸一样，接着刺痛我的神经。
父亲和母亲在一个后半夜，偷偷地踏上去广东的班车。他们故意躲着我。怕我醒来。日子挨到六月，火烧云就会出现。这个时候，我就学会渲染和烘托。
为什么云朵会烧起来？为什么又烧得这样通红？天上是不是住着神仙铁匠，神仙铁匠烧铁的时候火候太猛，溢出的热量把漫天的云朵也烧红了？我逼着自己问出个所以然，奇怪的是，我额头上的毛发渐渐枯黄起来。
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我一个人只能抬头看天际。
后来，当我看到木棉花红彤彤地开的时候，我就认定火烧云是被木棉花给烧起来的。一朵木棉花就是一只妖娆的小兽，会喷火的小兽。
是的，木棉花。喷火的小兽。
于是每年的三月，我提着蛇皮袋去收小兽。火烧云大概从每年的六月才会出现在天际，我要赶在六月前，也就是火烧云出现前，把那些喷火的小兽从木棉树上赶下来。木棉树数十丈高，它的冠擎在高空，无数个我堆叠起来搭成人梯，也无法伸出手够得着那些小兽。我只能拖着蛇皮袋在树下等风，风真是得力的帮手，唯有风才能把树冠上喷火的小兽吹落。
木棉树的树干比祖父的腰要大上十几倍，我能抱着祖父的腰喊他生火烤玉米棒给我充饥，却远不能抱住木棉树的腰把树冠上火红的小兽摇下来。无数小兽挂满木棉樹苍劲的枝头，它们红得像烧成浆的铁块，向着天际喷着火浆，使我在三月份的时间里分明看到六月份以后的火烧云。我一个人踩着刚刚埋入玉米种子的泥块，弯腰伸手去捡跌落在地面的小兽，弯腰的瞬间听到脚下土块碎裂的“嚓嚓”声，这声音最让我相信我是鲜活的物种。那些跌落下来的小兽依然红光满面，它们安静地躺在地面上，五片花瓣很像它们头上的角，肥肥硕硕的几乎可以拧出水来。先前有人来捡过这些小兽，因而地面上的小兽并不多，我大概每天只能捡一百二十只。我得等风。
我出生于1989年6月，父亲和母亲生下我时，他们二十来岁。在我八岁的时候，改革开放进入了最迅猛的阶段，广东的工厂遍地开花，制衣厂、绣花厂、玩具厂等火遍全国，祖父说广东是全国打工人的汇集地。父亲和母亲去的是水泥厂。祖父坐在门槛边上抽烟卷，说一袋水泥五十公斤，和自家猪栏里正在吃潲水的小猪一样重，我要长到十八岁，腰部和肩膀攒够气力，才能扛得动一袋水泥。我对五十公斤这个重量概念摸不着头脑，后来趁祖父扛锄头去地里刨土，我偷偷爬进我家猪栏拦住那头小猪。我蹚过臭气冲天的软绵猪屎地，两只手紧紧攥住小猪的尾巴使劲往后拖，那猪竟然纹丝不动，眼里还斜斜地射出不屑的目光，拽着头对我“哼哼”两下以示招呼。有此体验，我这才对父亲和母亲所承受的生活重量有了深刻的认识。
每年刚过完春节，村里就像一个刚打满了气又突然泄了气的气球，只剩下疲软的皱巴巴的皮。这是一场集体的规模盛大的躲猫猫游戏，浩浩荡荡的打工队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打工队预谋好是哪一天夜里出发，出门的时候在自家孩子的额头只留下一个细细的吻——绝不能让自家孩子醒过来，哭闹，耽误行程。
打工队离开村子的那天，木棉树上的小兽已经绽放。木棉树下有许多鼓起来的旧坟墓，坟墓涂上了白色的石灰。坟墓看起来像极了白色馒头，我就是在许多白色馒头中间，守着风把小兽吹落。我把埋着人的骨头的坟墓想象成馒头，想象的源头很可能是肠胃中翻涌上来的饥饿之感。我拖着蛇皮袋捡火红的小兽，也是因为饥饿，那些小兽和一种叫作“油司”（壮话）的食物有着紧密的联系。油司形同我那时的拳头，浑圆的形体被热油炸开豁口，这类食物纯粹由面粉和糖组合，咬起来粉粉脆脆甜甜，也极其耐得饿，我和无数乡村孩童，发了疯似的对它爱得深切。那时，即便我抱住祖父的大腿哭上一两天，也未必能求来一个油司。后来我才知道油司就是开口笑。我把收来的那些小兽全部摊晒在阳台——我家阳台是用竹子搭起来的，它们挨挨挤挤地趴在竹台上，在太阳的灼晒之下逐渐烘干水分。我蹲坐在竹台旁守着小兽，头顶上的火烧云投下金黄色的光芒，等它们变成干枯的蝙蝠色模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将它们收装到蛇皮袋，然后等待收破烂的人出现在屯巷里吆喝。只要听到收破烂的吆喝声，我就知道我将有两元钱的收入。
两元钱可以买下四个油司。
有一年，我坐在我家门前的石阶上看火烧云，等待小兽们变色。我突然看见四个男人抬着一副盖着白布的担架，从远处缓缓地挪移而来。担架的周围簇拥着三五个男人，我看得出来他们走了很远的路，他们抬担架的步子有些飘。等到那副担架再逼近些，我忽然听到彩姨在屋后自家石阶上号啕大哭起来，那悲惨的哭声传到我的耳朵，我浑身就像触电一般，意识到在那副白色担架上躺着的男人，就是彩姨男人的尸体。后来我再看一眼那副白色担架时，村道两旁已经站着许多默不作声的大人。我冲进屋里找到祖父，向他描述外面好多人抬尸体架子的模样。
祖父不惊不乍。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卷，不紧不慢地将其点燃，才走出门去。
我随祖父挤进人群里头，那副担架刚刚抬过我的眼前，准备要抬上彩姨家阶梯时，一个响炮凌空爆炸，接着又两个响炮凌空爆炸。我吓得后退几步，躲进祖父的身后，两只手紧紧拽着祖父的衣角。
彩姨男人是领工资的干部，生前在邻县工商局工作，他每月甚至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因此我很少见到他。
我家一间屋子的窗与彩姨家一间屋子的窗对着开。彩姨见我个头矮小，额前的毛发枯黄，知道我长身体的过程中缺油水滋养，常从她家的那扇窗户伸出拳头来，冲着我家的这扇窗户呼叫我的名字。我听到她的呼叫，立马从黑洞洞的橱柜里摸出一个瓷碗，欢快地跑将过去，伸出碗去接住彩姨的拳头。彩姨的拳头松放下来，有时候是几块肥猪肉，有时候是一把糖和饼干，有时候是一个油司。最鼎盛的是过年时候，她手里捏着的是五元钱。
彩姨好可怜！
我觉得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可是我想到那都是大人们的事，我并不能做什么。我杵在人群之中，孤独将我缠住，使我呼吸困难。 从此以后，彩姨的拳头再也没有伸进我家的窗户，我再也没听到她呼叫我的名字。
祖父经常差我把他在山上采来的竹笋剥好，送一点到彩姨家去。祖父还交代给我的任务是带彩姨的女儿阿妹出去玩，使她挣脱家庭变故的黑暗笼罩。我带阿妹去村尾捡小兽，我们奔跑在刚刚长出玉米嫩叶的土地上，于远处看见火红的小兽跌落下来，便要比赛奔跑的速度。我和阿妹像两只孤独的小鹿，奔跑在旷野之中。阿妹仰面看树冠上的小兽时，我发现火红的小兽，很像阿妹的脸蛋。而那个刚刚隆起的椭圆“馒头”，就在一棵高大的木棉树下伸展着，那里的小兽跌落满地，但阿妹和我不敢靠近。火烧云在那棵高大的木棉树头顶上，也烧得最火旺。
在很多人的眼里，火烧云是一种极美的天际景象，然而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却永久成为怀伤的意象。现在，我的父亲已经离世很多年，我的母亲回到我身边生活，火烧云潜藏在我的体内随时都有可能燃烧，它像烧红的铁钩，勾进我现在的生存肉体。
时空发生了深刻的错位。
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一个个体，精神和心理遭遇上的一个个案，我软弱、自卑、困顿、迷惘，情绪在我的躯体之中随着血脉四处奔走，它们很像条状的灵魂血吸虫，把我体内丰富的血液一点一点地吸食。
我在一间只能装得下一张床的出租屋，摸着鼠标对自个儿的简历发起了猛攻，借助浮起来的想象，把自认为厉害的优点通通摁进表格框架中。这个过程无异于自己动手装修房子，我四处面临“资金”和“原材料”缺失的严重问题，最后，我什么也做不了。这间出租屋暗沉沉的，连晒衣服都是在屋内，除了电脑屏幕在发白光，能发光的就是我的眼睛。我把在地市日报上发表的豆腐块散文电子扫描件黏附在简历后面，试图让整个简历也发出一些微光。我有好几次离开那间暗沉沉的出租屋，就是去到街道上的打印店复印那些豆腐块。
我必须拿下这场面试。按照我银行卡的账户余额，我再不拿下这次面试，这个月末我将被房东上门索要租金，交不上租金就被房东用大锁将门把锁紧，要是我在屋里头我就出不去，要是我在外头我就进不了屋里。房东骂人骂得厉害，隔壁一对福建青年夫妻受不了她的气，十天前大包小包地搬走了。福建夫妻搬走前的一天夜晚，他們敲开我的屋门，把一口长柄铁锅塞给我，说：“铁锅带不上了，兴许你能用得上。”我当时正好缺一口能煮面条的铁锅，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们的好意。我们掏出手机相互记下了电话号码，但我知道我们之间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最终也不会电话联系。我握住男青年的手说：“好走，指不定哪天发达。”其实我说这句话，有一半是对我自己说的——嗯，指不定我哪天发达呢！第二天上午他们搬东西下楼，房东在门口等候多时，她提早做好了关门的准备，随时都能把这一室一厅的屋子重新租出去。房东非常清楚广东最不缺上门求租的租客。我默默注视着那对福建夫妻扛着大包小包走出门去的背影，他们此去下一站是龙岗，我心里急急地打转，想着我真到了他们那个地步，肯定一声招呼不打一走了之，让房东没处说去，至于那时我要去哪里，盐田、宝安，或者东莞长安、金凤凰什么的，都有可能是我的下一个漂泊地。逃也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很狼狈，但并不难看，因为房东没有看见你逃的过程。我很早之前就有想过我要逃走，其实房东也不亏，六百元房租押金还押在她那里，算下来她还赚百来块。
被囚禁在这间窄小的出租屋里，我进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连续好几天的失眠，我张大嘴巴，口鼻并用呼吸，有时仍喘不上气来。我想尽各种办法，把自己拽进睡眠的舒适区，因为我深刻地知道，要拿下这场面试，我必须精神饱满、气力充沛。我躺在床上，火烧云却从时间的深处逶迤而来，或从天上缓慢降落，降到我的睡眠之中，把那个真实的“我”氤醒。“我”一副畏畏缩缩的模样，喜欢远离热闹，躲在杂草丛生的僻静地，一个人驱赶蚱蜢、蚂蚁，对自身命运表现出极其冷漠的态度。火烧云少年身上软绵绵的情绪，延续到了当下，根本对付不了来自现实的挑战，稍有冲击就像现在一样，面临漫漫长夜的失眠。
我有好几次醒来，站在墙上那面没有边框的镜子面前，说：我刚刚杀了个人，那个被杀掉的人，就是那个软绵绵的火烧云少年。
招聘方是一所新建的私立初级中学，他们要招十二个英语教师，待遇极好，有五险一金。招聘方用学生教室当作面试考场，六个评委坐成一排，他们穿着整齐的西装，腰板挺得笔直，胸前的桌子上一字排开一支水性笔一张白纸，等待审视站立在讲台上的面试者。到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我原本练习好了的呼吸节奏，一下子被六个评委直射过来的眼光打乱，我的身体很快不受控制地毫无规则地抖动，我弯腰低头问好评委们，然后开始我的试讲。我的嘴巴好像被好几根牙签扎过一样，表达遇到了万重高山险阻，吐出来的语言变得鸡零狗碎，一个很完整很漂亮的英语句子，被我的嘴巴拆成散装词语后，主谓宾全部逃遁到空气之中。
空气很安静，并且迅速凝固，我只听到我的心跳。
从一开始我就讲不下去。我用面皮撑起来的微笑，显得变态和扭曲。我突然催促自己，快点试讲完，然后奔赴另一个地方参加另一场面试吧。
走出考场的时候，我的思绪却仿佛缥缈的天空白云，一点痕迹都没有，也没有丝毫的波澜。刚刚处在紧张情绪的尖刀口，这会儿连脚步都是轻盈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也不知道这样的平静从何处而来，但我知道这样的平静其实蕴满了忧伤的底色，这和我年少时观看火烧云景象的心境，有着惊人的相似。
面试考场外有两排凳子，坐满了和我一样刚刚从大学出来的毕业生，他们在低头默念试讲稿，有人抬头看了看我的神色，脑子里却在酝酿着精彩的句子，他们的目光和思绪是分离的、割裂的，他们根本没有在看我。我没有直视他们，径直从他们跟前经过，一个柔软的微笑也不赠予他们。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自信的气味，他们有细腻的肌肤，几近完美的身材，身上的装扮袒露城市的气息，他们很吻合招聘方的审美口味。我没必要担心他们会像我一样把一场面试弄得乱糟糟。我只想快点从这条走廊走出去，然后消失。一个刚刚经历失败的人，此刻应该返回出租屋，开几瓶啤酒把自己灌醉——我和很多漂到广东的人一样，变得特别爱抽烟喝酒。 我重新站在一堆人群里等候公交车。
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多，我要趁早乘坐回平湖的39路公交车。我后来觉得应该找家沙县小吃，先吃个饱饭再回去。我没有抬头看天际是否有火烧云，广东四处都是工厂和汽车尾气，从两个月前踏足这片热土，我从来都没有看见火烧云的景象。可能是我为了一口饭忙于奔走，而不能察觉头顶上天际的变幻。我对广东气候的关心其实很无趣，因为我体内就一直住着一片血红的火烧云，它随时都可能出现，让我软绵绵地活下去。
黑压压的人群挤进公交车，后面的人推着前面的人，我夹在人群的中间，身体完全可以挂在人群里，因为我明显感到我的体重并不由车板承担。后面有人不耐烦地喊“快点啊”，可是好大一群人挤在登车口，怎么快得了啊！我没有回过头去看身后是谁在喊快点，但是他的声音充满了焦虑和忐忑，我知道他正在赶时间，要奔赴一场面试。
我的下一场面试是周二上午十点，招聘方是一家位于坪山区的外贸公司，网上查到注册资金是一百万，主要经营硅胶产品。
火烧云仿佛是魔鬼，把我从职业竞争中节节拽下来。
我无法改变火烧云的血色，站在出租屋的楼顶伸出手去，也无法触碰到它的血色。我孤零零站立在它的笼罩下，觉得它离我的头颅有万丈之远，可又觉得它潜藏在我的体内，渗进跳动的脉搏之中。
我忽然责怪起父亲和母亲，责怪他们把我丢给了血色火烧云，交由血色火烧云来掌管我的脾气、性情、孤独、脉搏、呼吸、想法。我到现在还那么清晰地看见那个少年。少年独自坐在木棉树下，仰着脸凝视火烧云，他身材矮小，面色饥黄，有时自己和自己对起话来，说一些缥缈的事情。少年的父亲和母亲每年只回来七八天，回来的时候给他带来好几套崭新衣服和一些糖果，然而少年躲在祖父的后面，像看陌生人一样盯着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心里乱糟糟的，扯着祖父的衣袖，手心攥出许多汗液。这天是腊月二十九，当晚十二时要放鞭炮，少年的父亲隆重地举起右手摸向他右边胸衬衣口袋，万般谨慎地摸出一张方方正正的彩色纸票，随后又抽出左手搭上去，两只手各捏彩色纸票的一边，恭恭敬敬地送上八仙桌的正中心。少年的母亲从里屋递来一炷香，少年的父亲用两只手接过，挪动腰板稳稳妥妥地插到香炉里，他后退了两步，嘴上念念有词，弯腰低头拜了起来。少年默立在一旁观看，他从父亲的念叨中听到，父亲要靠那张彩色纸票发家致富，然后推倒老屋建新房。少年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张方方正正的彩色纸票是双色球彩票，放到现在，一等奖奖金达到了五百万，一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偶有人中过。少年的父亲和母亲是典型的求富心态。
少年的父亲和母亲没有演好人生这一场大戏，最初设定的欢喜的预想，突然走向了悲凉的结局。少年的父亲轰然病逝。水泥工厂的粉尘长年侵入他的肺部，粉尘在他的肺部日积月累地积压，再加上一天要抽一包以上的烟量，使他在四十岁出头就患上肺癌，去到自治区医院检查直接被判了死刑。少年父亲走的那一年，老屋还没有被推倒重建，給父亲治病的开支，反倒耗尽了少年父亲和母亲去广东打工多年的积蓄。
我疲惫地回到了出租屋。把出租屋的门关紧，用那对福建夫妻送给我的铁锅煮了一碗鸡蛋面，潦草地把自己的肠胃填实，在有铁锅之前，我常去附近一家福建沙县小吃店点一碗炒米线充饥。吃饱后我什么都不想做，躺下来把软塌塌的躯体埋进被子。这暗沉沉的出租屋，真不漏一点日光进来，白天完全能当成黑夜来使。
醒来的时候，时间走到晚上九点。我知道等到十一点过后，真正要睡觉的时候会很难入睡。这样的睡眠是痛苦的。
我不知道刚刚为什么要做这样奇怪的梦。梦中我驾驶一辆大巴车，行至街道的中心，突然间刹车、油门、离合大乱，大巴车横冲直撞地撞向他人的房子、猪肉铺、电线杆、小吃店。当我在混乱中拼尽全力将大巴车熄火后，抬眼看到极其惨烈的车祸现场，我浑身发抖，猛地抽泣，感到湿漉漉的泪水流到耳根。随后一群人一哄而上将我拖下车，把我严严实实地围住，一些拳脚打到我的后背和屁股，我一点也不感到疼痛，但我知道我要面临赔偿，永无止尽的赔偿。我抱头大喊彩姨的名字，希望她突然从附近的某个巷子里奔过来，用浑身力气拨开像围墙一样的人群，然后张开温暖的双臂将我紧紧抱住，随后跟着我一起抽泣。我忽然又想到，死了丈夫的彩姨，最后带着阿妹搬去了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陌生地方，我早就无处寻她了。
我浑身燥热出汗，极力睁开眼睛，封闭的出租屋在游移旋转，我处在一种轻微的眩晕之中。又好像被囚在湿漉漉的水里一样，身体被水波荡来荡去。这湿漉漉的感觉，很明显来自周围无数出租屋晾晒衣物时，跌落在楼层阳台铁皮挡板的“咚咚”水滴声，密集的“咚咚”水滴声，使得每天晚上都像在下雨。
“醒来了就继续战斗吧。”我对自己说。
我走到那面粘在墙上的全身镜面前，开始操练周二的面试。我首先要操练的是脸上的微笑，以及身体鞠躬的弧度，这两个动作事关重大，面试官对我感兴趣与否很可能就取决于这两个动作。我长长地吸了一口空气，再缓缓地吐出来，随后在胸腔之中酝酿情感，逼自己制造出某种自信的愉悦感。再就是操练英文自我介绍——外贸行业面试必不可少的内容。我必须滚瓜烂熟地背出自我介绍稿，其实想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早就了然于胸，并且能用英文毫无障碍地自然陈述，可是为克服今日这一场失败面试带来的自卑和紧张心理，我必须把自己的嘴巴磨成机关枪，出口就要波澜壮阔、摧枯拉朽，攻破面试考官的防线。
我在镜子面前进行无数次重复动作，直至晚上十一点半，我停下来。抬头发现自己孤零零的镜像，墙上的镜子几乎紧贴地面，我站立着从高处看镜像，镜像略显崎岖变形。是的，那个火烧云少年又爬了出来，他在我的脸上、腰间、发间，在我飘忽的眼神之间。不过这次，少年突然变得极其刚毅，为了挣得一口饭吃，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拼命。我也因此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压抑和饥饿，就像现在在这间密闭的出租屋，三百块钱可以顶一个月十四天，承受鸡蛋和面条对我的轮番折磨。鸡蛋和面条这两样食物，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它们产生深刻的恐惧感。
镜像自卑、消沉，很少说话，慌张的神色，略微发抖的身体。然而，他正在拼命，突然咬着牙打出了一套拳法。组合拳打着打着，他浑身充满了血性，眼睛杀气腾腾，活脱脱一匹饿狼。狼要吃肉。
周二的面试，那家硅胶公司的外贸部主管是个高个的四川女人，她端坐在长桌的正对面，全程使用英文对我搜刮提问，也要求我全程用英文答复。她说她很担心把我培养成外贸能手后，我会逃离这家公司，去到更高待遇的公司入职，她见过太多把她这儿当踏板的“叛徒”。她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射出的目光有很深长的意味，她其实是在逼我做出气吞山河的决定。她的严苛于我而言是好事。
我挺直腰板，机关枪射出无比灿烂的火花——这是生命在突围时的高光时刻。我说，我能吃苦，能加班。我是一个不断给人生设置难度，一个关口一个关口地去突破的人。
高个四川女人很惊讶我后面的这句话。她眼睛突然一亮，然而脸庞上飘过迟疑的表情：谁会自己给自己设置难度啊？
“我是一个不断给人生设置难度，一个关口一个关口地去突破的人”，这话到底是从身体里的哪个部位冒出来的，又在面试准备结束的时候从嘴巴里蹦出来？我惊讶于我此刻的创造力和在绝望中突围的野蛮冲撞力。
我知道我绝不是那样的伟人。
高个四川女人叫我回去等通知，并要求我保持电话畅通。我走出这家公司大门，一股热浪迎面直突突地扑上来，我看到街上的人们在往不同的方向奔走，过往车辆也在往不同的方向奔去，这个世界看似一个浑厚的整体，街上走着的人和车里坐着的人，蚂蚁一样都在分割这个世界的肉体。我也是一只蚂蚁，还没有分割到一口肉食。我的脸扑扑地红透，身体也跟着燥热起来，我想脱下外套。
坐在返回出租屋的公交车上，我透过玻璃车窗，在无数高楼和工厂烟囱的缝隙里，看到夕阳在迷蒙的云里渐渐沉下去，我仍看不见火烧云。
我真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和火烧云少年好好聊一回。
【黄其龙，1989年6月生，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崇左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散文发表在《民族文学》《星火》《广西文学》等刊，有作品被《散文海外版》转载。】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