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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新，男，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教授。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与孔子有同感的人，吟味这句话，每每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孔子一生酷爱学习，因此惜时如金，对时间的飞逝有痛切的感受。孔子每有对时间的感慨和论说，也总是与学习相联系。《述而》第17章：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方面说明《易经》的学习需要辅以人生经验，对《易经》的领悟需要具备丰富的人生经验，仅靠学习是不够的。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孔子对时间的珍惜之感和对学习《易经》的渴望。其中更传达出孔子的一个重要主张：学习的目的不是学习本身，而是“有用”，是为了修炼自身，提高自身明辨是非的能力，避免差失，“无大过”。《述而》第19章：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的回答是其一生行事的写照，其中“不知老之将至”固是因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一生浸润于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不觉已至老年；同时也隐微表达出了孔子对时光飞逝的感受。
孔子惜时，因此对浪费时间的人感到惋惜，对浪费时间的做法深不以为然。《卫灵公》第17章：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孔子认为，大家相聚终日，虽有交谈但不涉及道义，只喜欢卖弄小聪明，这样的人是难以成才、成事、成功、成业、成德的。《阳货》第22章：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只满足于“饱食终日”，而不用心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很难成就道德。主政鲁国的阳虎（阳货）想要借助孔子的威望来巩固自己的权势，正是抓住了孔子惜时建功的心理，劝孔子出山辅助自己时用了攻心之术：“好从事而亟失其时，可谓知乎？”“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话说到了孔子的心里，孔子不禁动了出仕之念：“诺，吾将仕矣。”虽然理智最终占了上风，孔子最终没有出山辅佐以陪臣身份执国政的阳虎，但阳虎的一番话毕竟是触到了孔子的痛处，孔子的心中是多么盼望这番“肺腑之言”是出自于鲁君的“肺腑”呀！
历史由时间的延续而成。有志于政治的人，必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对时间有深切感受的人，必对历史有异于常人的敏感。孔子一生汲汲于政治，又对时间有敏锐的感受，他的历史观中都凸显着时间的印迹。《为政》第23章：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夏”、“殷（夏）”、“周”三个朝代的历史变革规律，回答子张：“虽百世，可知也”。“信而好古”、“敏以求之”的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非常熟悉，如他自己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第9章）。在了解、熟悉、比较三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孔子选择了以弘扬周文化为己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第14章）。也正是因此孔子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根本的治国之道恒久不变，变革的只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已，“如殷道尚质，殷正建丑之类”、“如周道尚文，周正建子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可考而知也”（张居正《论语别裁》）孔子才对“十世”之后的预知有十分的自信：“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可见纲常伦理，是立国的根本，万世不可改易。制度文为，是为治的节目，随时可以变通，自今以后，或有继我周而王天下的，其所因与所损益，不过如此。虽百世之远，无不可知，岂但十世而已哉！”（张居正《论语别裁》）。从现今的眼光来看，孔子这样的自信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夏、商、周三代虽具体的礼乐制度有所不同，但同属于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封建宗法制时代，其基本的制度是相同或相近的。
孔子对人、事、社会风尚等等之评价，也往往放在历史（时间）的平台上，以古今、今昔之对比，明自己之褒贬。《公冶长》第10章：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于人的“听其言而信其行”和“听其言而观其行”，是今昔之对比，虽然只有“信”与“观”一字之差，但后者较之前者更能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个人，道理确实显而易见。表面看，是一个人的行为使孔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其实是时间的作用。正确评价一个人固然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过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人的行为，尤其是一个“偶然的”行为，未必就反映了这个人的真实的自我。宰我也许是头天晚上用功过度，过于疲劳；也许是身体不适，需要休息，而这些情况孔子都未知晓，才有为孔子所愤愤的“昼寝”。所以要全面了解、評价一个人，还是要靠时间的检验。
“每一代人都是一方面相信古人比今人更好，另一方面又相信人类在不断进步和完善”（莱奥帕尔迪《论文与对话》）。孔子的“古”、“今”之论，是他所处的新旧嬗递时代的产物，是对礼崩乐坏社会现象的不满，是对恢复周朝礼乐文明的向往，是以古之优与今之劣相比照的结论，并不表示孔子绝对地认为今一切不如昔、今一切不如古。他了解“损益”（《为政》第23章），承认变化（《雍也》第24章），也相信未来，“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第23章）
时光易逝，弥足珍贵。孔子在川上的喟叹的确可以穿越时空，影响深远。孔子对时间的感悟的确可以惠及后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与孔子有同感的人，吟味这句话，每每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孔子一生酷爱学习，因此惜时如金，对时间的飞逝有痛切的感受。孔子每有对时间的感慨和论说，也总是与学习相联系。《述而》第17章：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方面说明《易经》的学习需要辅以人生经验，对《易经》的领悟需要具备丰富的人生经验，仅靠学习是不够的。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孔子对时间的珍惜之感和对学习《易经》的渴望。其中更传达出孔子的一个重要主张：学习的目的不是学习本身，而是“有用”，是为了修炼自身，提高自身明辨是非的能力，避免差失，“无大过”。《述而》第19章：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的回答是其一生行事的写照，其中“不知老之将至”固是因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一生浸润于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不觉已至老年；同时也隐微表达出了孔子对时光飞逝的感受。
孔子惜时，因此对浪费时间的人感到惋惜，对浪费时间的做法深不以为然。《卫灵公》第17章：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孔子认为，大家相聚终日，虽有交谈但不涉及道义，只喜欢卖弄小聪明，这样的人是难以成才、成事、成功、成业、成德的。《阳货》第22章：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只满足于“饱食终日”，而不用心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很难成就道德。主政鲁国的阳虎（阳货）想要借助孔子的威望来巩固自己的权势，正是抓住了孔子惜时建功的心理，劝孔子出山辅助自己时用了攻心之术：“好从事而亟失其时，可谓知乎？”“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话说到了孔子的心里，孔子不禁动了出仕之念：“诺，吾将仕矣。”虽然理智最终占了上风，孔子最终没有出山辅佐以陪臣身份执国政的阳虎，但阳虎的一番话毕竟是触到了孔子的痛处，孔子的心中是多么盼望这番“肺腑之言”是出自于鲁君的“肺腑”呀！
历史由时间的延续而成。有志于政治的人，必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对时间有深切感受的人，必对历史有异于常人的敏感。孔子一生汲汲于政治，又对时间有敏锐的感受，他的历史观中都凸显着时间的印迹。《为政》第23章：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夏”、“殷（夏）”、“周”三个朝代的历史变革规律，回答子张：“虽百世，可知也”。“信而好古”、“敏以求之”的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非常熟悉，如他自己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第9章）。在了解、熟悉、比较三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孔子选择了以弘扬周文化为己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第14章）。也正是因此孔子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根本的治国之道恒久不变，变革的只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已，“如殷道尚质，殷正建丑之类”、“如周道尚文，周正建子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可考而知也”（张居正《论语别裁》）孔子才对“十世”之后的预知有十分的自信：“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可见纲常伦理，是立国的根本，万世不可改易。制度文为，是为治的节目，随时可以变通，自今以后，或有继我周而王天下的，其所因与所损益，不过如此。虽百世之远，无不可知，岂但十世而已哉！”（张居正《论语别裁》）。从现今的眼光来看，孔子这样的自信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夏、商、周三代虽具体的礼乐制度有所不同，但同属于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封建宗法制时代，其基本的制度是相同或相近的。
孔子对人、事、社会风尚等等之评价，也往往放在历史（时间）的平台上，以古今、今昔之对比，明自己之褒贬。《公冶长》第10章：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于人的“听其言而信其行”和“听其言而观其行”，是今昔之对比，虽然只有“信”与“观”一字之差，但后者较之前者更能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个人，道理确实显而易见。表面看，是一个人的行为使孔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其实是时间的作用。正确评价一个人固然需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过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人的行为，尤其是一个“偶然的”行为，未必就反映了这个人的真实的自我。宰我也许是头天晚上用功过度，过于疲劳；也许是身体不适，需要休息，而这些情况孔子都未知晓，才有为孔子所愤愤的“昼寝”。所以要全面了解、評价一个人，还是要靠时间的检验。
“每一代人都是一方面相信古人比今人更好，另一方面又相信人类在不断进步和完善”（莱奥帕尔迪《论文与对话》）。孔子的“古”、“今”之论，是他所处的新旧嬗递时代的产物，是对礼崩乐坏社会现象的不满，是对恢复周朝礼乐文明的向往，是以古之优与今之劣相比照的结论，并不表示孔子绝对地认为今一切不如昔、今一切不如古。他了解“损益”（《为政》第23章），承认变化（《雍也》第24章），也相信未来，“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第23章）
时光易逝，弥足珍贵。孔子在川上的喟叹的确可以穿越时空，影响深远。孔子对时间的感悟的确可以惠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