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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临近中秋，2015中国医生集团大会在北京圆满结束。来自医生集团、医疗服务管理机构、一线药企、学术界、互联网医疗、协会、卫生管理研究机构等致力于推动中国医生集团发展的业界人士，一一分析了未来医疗事业的发展趋向。中国的医疗集团目前的运行情况如何，未来何处去？哪些方面可以向成熟的国外医疗集团“取经”？本刊记者就这些问题继续访问了国内外相关业界人士，在此分享给读者。
医生集团之中美比较，有何提示？
协美医疗集团、美国亨德瑞医疗中心心脏病专家章韧博士——
美国医生为何不“飞刀”？在中国，自由执业比较成功的往往是外科医生，“飞刀”现象较为多见。“飞刀”从某种意义上并不符合伦理，因为它的出发点往往是经济因素，而且主刀医生不参与术前诊断和术后护理，也是对患者的不负责。如果外科医生把患者带到另外一家医院，那家医院因此能得到大笔手术治疗费，医生就能拿到很大一笔回扣。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美国的保险公司或国家医疗保险对每一个procedure（介入或手术）的付费有两种，一种是支付给医院，一种是支付给医生，医院给医生回扣是违法行为。
从“飞刀”现象看，美国医生执业的自由度远不如中国。由于美国医生要给医院值班，还要管理自己接收的患者，不能像中国一样，医生全市跑甚至全中国跑。美国医生一般只去一两家医院行医，因为美国医生到一家医院行医，必须经过一套复杂的程序获得批准，如果医生被获准去该院行医，大多数情况下还必须承担值班的职责，这样一来，地理的局限使医生不能走很多医院。比如我是心脏科医生，如果值班晚上来了一个心肌梗死的患者，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心脏医生，或他的心脏医生在我所在医院没有行医权，那么这名患者就成为我的患者，我必须负责他在住院期间相应的检查和治疗，所以我不能随便离开医院，去较远的医院做手术。
美国组建医生集团，旨在降成本？
要知晓中国和美国的医生集团最大的差别，首先要了解美国为什么要成立医生集团。在美国，医生集团的大小不一，但组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私人医生往往要值班，但一名医生不可能天天值班，组成医生集团便于轮流值班；第二，医生集团能让一群医生彼此分担开业的负担，因为医生开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需要很多雇员才能运作，经济上不一定划算。多位医生组成集团便能分担开支，并由此增加收入。美国绝大多数的医生集团规模都偏小，有两三人的，有七八人的，或者十几个人的，一般都是七八人的，至多十到十五个，因为规模太大就会造成费用增加，比如需要雇佣医生集团的营业经理和执行官，加上雇员福利，大集团的平均支出往往远高于由几名医生组成的中小集团，从而导致收入相对减少。
中小规模的医生集团再发展，往往就变成几百人或上千名的医生集团，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凯撒医疗集团。大规模医生集团的优势，是他们能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拿到较好的保险支付费率，或者能建立自己的保险系统。进入大集团的好处是不用分心参与集团管理，但收入要低一些，而且没有当家做主的感觉。
中国的医生集团跟美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大会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当医生可以自由执业了，为什么要形成集团？尤其是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形成那么大的集团？如果把医院比喻为庙，把医生比喻为和尚，中国认“庙”不认“和尚”，美国则认“和尚”不认“庙”，所以美国再小的医生集团，只要服务好患者也会有源源不断的患者，而且患者往往很忠诚，跟着医生一辈子。中国的医生集团首先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造成一种声势，动辄就建成上百人的医生集团，而只有这样大的医生集团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医生集团的发起者也可以获得很多经济利益。
建医生集团，服务好患者是终极目标
中国的医生集团的起步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而往往这些医生集团的成员并不是真正想走到体制外，他们还需要医院的光环给自己带来患者，这跟美国的情况很不相同。中国的医生集团刚刚起步，医生们都为此而兴奋，但在大会上我发现大家很少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医生集团能生存下去，让这些医生得到职业和经济上的利益？医生集团怎样才能吸引到患者？互联网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它只是让医院和医生集团的运行更为流畅，而医生最终的目的还是治病救人。
一个医生集团的成功，不在于一上来能拿到多少融资，让参与的医生变得富有，组建医生集团最终的目的是要提供好的服务，让患者愿意加入，相信并跟随医生。而如何提供好的服务，取信于更多患者，才是决定一个医生集团在中国能否长期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我们在美国成立的协美集团，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国医生集团提高他们的诊疗水平和服务，用我们美国医生集团的经验，帮助和带动中国的医生集团早日进入正轨，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实现医生和患者的互惠。
医疗健康数据生态、演变与开放
树兰医疗创始人、OMAHA联盟发起人郑杰——
我是IT行业出身，正和团队筹建的医院某种意义上是“互联网+医疗”的模式。在1980年的一份考察报告中，中国以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认可，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中国“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
我父母当年都做过赤脚医生，在那个时代医生充分地自由执业，他可以用当时的所有工具，包括针灸、采草药进行医疗服务。现在是否会出现新时代的赤脚医生？我相信“互联网+全科医生”的模式会出现。
那个时代数据的流动是从患者直接到达医生大脑，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如今整个技术发展的趋势都在迈向开放。医生多点执业也好，组织创新也好，都是医生的一种开放，我们希望可以把大医院医生开放出来，让医生可以流动，再把患者数据开放出来，实现一种跨医院流动，这都是一种趋势。
当下可以看到新一代的诊所，医生流动后的医生组织（D Group）、虚拟化的医生组织都在出现。下一代的医疗生态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在医生流动时相应的信息会怎么流动呢？现代技术的发展，促使知识化、智能化的不断发展；在医生组织创新的同时，技术的变革也会导致产业的一些变化。现在很多医疗领域的岗位会被人工智能逐渐取代。我一直在关注美国的IBM公司研发的沃森 （ Watson）人工智能软件，它在安德森癌症中心已工作4年，在肺癌领域的辅助诊断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最近WellDoc公司也研发了一款比较热门的糖尿病APP，美国FDA认可该APP给患者带来生活方式的指导，能改善其糖尿病的一些指标。 大家由此可以想到，下一个时代会有多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会被这样的软件所取代。当然医生还是在后台工作，服务的前台会有APP等形式出现。比如苹果手机就想充当一个数据中转站的功能，如果大家打开苹果手机的健康主题，你个人的数据就会存进苹果的系统里。
8年前我就参与了我国区域医疗项目，国内跨医院的健康档案究竟存在哪儿合适，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还有，如果用苹果手机建立自己的数据生态系统后，换成谷歌的手机了，个人的健康数据怎么倒出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工业级的生态问题，而不是某一家公司的问题。
医疗民主化浪潮已涌来？
在互联网时代，医生的学习模式正在发生巨大变革。教育领域的MOOM模式已是家喻户晓，无数中小学生都在互联网上看全球的课程。医疗领域的学习也在发生变革。老百姓可以上好大夫网站、百度医生等很多网站去查询。现在的医生会在门诊碰到老百姓拿一堆网上查阅的资料，跟他说你应该怎么给我治；患者甚至可以查阅到美国某个医生采用这样的方案，医生你看看怎么样。这种趋势已经驱使我在筹建医院时，非常重视跨专科会诊。另一个特征是，IT时代机器学习和人的学习趋于同步，这是未来大数据医疗的趋势。
医疗的民主化在我们IT领域叫P2P，就像以前的B2B一样，是挡不住的浪潮。《患者现在可以见你了——医学的未来在你的手中》（The Patient Will See You Now）主笔者Eric Topol是一名执业医生，担任加利福尼亚斯克里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的拉荷亚基因组学教授和主任，他创建了一个医学院，是论文被引率最高的10名医学研究者之一，并当选为美国现代医疗保健全国性调查“最具影响力的医师”之一。
Eric Topol在书中说：去看医生几乎注定是一个痛苦。你必须提前一个月预约，然后可能会等上几个小时，直到你听到“医生现在可以见你了”，但只有15分钟！随后你会花更长时间等待实验室测试的结果，你可能永远得不到一个诊断结果，除非他们表明需要进一步（和更多侵袭性）试验，其中大部分可能是不必要的，你的账单将是天文数字。Eric Topol进一步说明了医学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用智能手机从一滴血液得到快速检测结果，24小时监测生命体征，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得到一个诊断而无需看医生，而只需支出现代医疗保健系统强加价格的一小部分。
Topol称，现在的变化是医药的“古腾堡时刻”。正如印刷机最早是在祭司阶层中得到应用，移动互联网为医药做了同样的事，让我们获得了对自己的医疗保健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一部智能手机在手，我们不再受制于“医生最了解”的非个体化、家长式的系统。医药被数字化，亦将民主化。计算机将取代医生的许多诊断任务，公民科学将导致公民医学和巨大的数据集，将给我们提供进攻难以治愈疾病的新方法。大规模的、开放的网络医学诊断，通过建立类似Facebook的医疗档案进行比较，将让实时、真实世界的大量人群的研究成为可能。前进的道路无疑将是复杂的：医疗机构将拒绝这些变化，数字化医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相关的隐私问题。然而，为了实现更好、更便宜、更关爱人类健康的结果，付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现在Healthcare分成1.0（以机构为中心）、2.0（以医生为中心，卫生保健顾问——口头推荐）、3.0（以患者为中心，自我测定/决策）三个阶段，我国是2.0和3.0阶段同时进行，已经有不少医生走出来自由执业，建立起个人品牌，医生和患者直接建立联系；与此同时，我国的医疗消费者接受着全世界同步的信息，很多事情都在加速发展。我的一个兴趣点和关注点在于我们的个人生命基础数据集，今后我们每个人所能面对或产生数据的量将呈指数增长。我认为，未来基因检测服务会像抽血一样，成为一个标配。我自己已完成了一个全基因测序，拿到了90GB的数据。
我进入数字医疗领域已有8年，近两年一直关注着个人健康档案PHR（Personal Health Records）。相比其他行业，医疗行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信息技术（IT）的基础还非常薄弱。最近我参加一个相关的医学信息论坛，会上还在探讨如何抗击蠕虫病毒，而在IT领域这类话题早已是几年前的话题。因此，在新的时代，各家医院的信息中心、医生工作室、医生集团，未来一定要更加重视信息化发展的问题。
我来进一步解释什么是PHRs。患者拥有其个人健康档案并拥有内容控制权；患者决定如何和何时分享健康档案的信息。它是个人健康信息的仓库，不仅是患者从医疗机构获取的数据，还包括从健康Apps上得到的数据，自进入数据（self-entered data）如药草、维生素和其他家庭疗法。我曾经提出过“北杭深成为医药硅谷的趋势”的观点，因为一个城市IT工程师的完备度，会影响到未来形态的医疗组织在未来的商业领域如何更好地参与竞争的问题。
PHR的领域未来会成为基础的一个模块，同样未来的医疗模式也会因为IT技术的发展而产生一些变化。现在是基于时间轴的个人数据和基于人群的广度数据两个领域，以前是基于循证医学，要采样，要做统计，现在完全可以做全样本检测。一些特殊疾病的论坛以前很难找到用户和患者，但在互联网时代，则可以把这些疑难杂症的患者聚集在一起做分析。
另外，在数据驱动医疗时代，医疗机构、政府间医疗数据的碎片化现象非常严重。正如廖新波教授所说，医院筑了很高的“坝”把医生留在里面；其实患者的数据同样也被挡在一个个“坝”里出不来。未来确定一个患者的治疗方案一定要基于他个人的完整数据。美国政府实施医疗信息化战略规划5年计划（2015-2020）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信息的收集、分享和使用，同时积极鼓励老百姓（患者）去找为之服务的医疗机构索要个人的数据；在国内，广东省走在了全国前列，深圳早就出台政策，允许患者复制档案，医院不能截留。
2010年1月27日，Markle基金会在纽约召开主题为“消费者互动（Consumer Engagement）”的会议，讨论了大量的HIT数据标准、数据保密、隐私法律、以及像堡垒一样的健康数据中心。为了尽快把数据提供给患者，要平衡各方在数据标准上的利益。在会上，中心主题转为把数据交还给患者。美国已经出台了这个计划，任何医疗机构和组织都必须提供蓝色按纽，患者可以点击下载他本人的信息，美国还同时推动医疗领域的开源医疗项目，采用国家的开源协议，让拥有数据的医院把数据分享给老百姓或APP。未来我们是否也可以开发一些医疗开源软件供全科医生或诊所来使用？ 然而，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信息的产权归属如何界定。患者在医院里产生的数据，哪些是归属医疗机构和医生组织，哪些归属个人？政府管理者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形成一个非政府组织（NGO）来予以解决？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开放的标准工业组织的发展史，解决的是一个全球共性问题，同样医疗健康领域的数据分享也是一个共性问题，必须用一种完全标准化的联盟模式来推行。
今年我们和《健康报》开展了一项医疗服务机构数据开放度调查，发现94.89%的患者都希望医院能默认归还其检查数据，相比之下医院的接受度则低得多，只有61.9%的医院愿意推动，还有23.81%的观望者。“开放是态度，分享是精神；开源是手段，协作是形式。”我们建立OMAHA联盟，目标就是开启数据归还运动，促进数据分享，抵抗数据碎片化；互操作标准为联盟协作，自下而上；开源医疗软件和协议，开放数据库；丰富鼓励应用市场，形成闭环。
我本人正在参与筹建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国际医院。这是一家总投资5亿元的社会办三级综合性医院，有520张床位，覆盖国际医保、浙江省医保和杭州市医保。2014年7月开始筹建，经过2年筹建，预期今年12月试营业。我们这家医院的特点就是由医生集团创业，本质上也是一个医生集团。我们办院的宗旨是研究型医院，创建过程中我曾反复思考一些问题——未来的医学组织会是什么样？如何做数据驱动？如何创新组织建设？如何去中心化？如何以患者为中心，打造一个临床科研教学的开放式医疗平台？我们在探索形成一个人才基金——树兰医疗——OMAHA联盟的闭环，将把收入的一部分捐给两个基金会——开放联盟基金会和树兰医学奖的人才基金会。
在医疗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医疗技术、诊断技术层出不穷。新型的轻巧型穿戴设备正在不断推陈出新。我们要思考的是，未来医疗组织如何拥抱创新，拥抱医疗科技的发展。我们还必须思考去中心化的问题。医生多点执业或医生创业成功的前提就是市场的结构是否完整和成熟。现在我国第三方检验还不是很完整，我们在杭州的兄弟单位——丁香园在做下一代诊所，而我们树兰医疗则在做下一代医院。我们基于OMAHA联盟推动的一个试验，就是把数据还给患者。患者是流动的，但他的数据是完整的。当丁香诊所的患者转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患者的数据是完整的，而我们会把数据还给患者。
医生集团，助力医疗平台多元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联合创始人林锋——
高度集中的就医模式，是中国文化下的国民就医选择。分诊制度不合理，百姓病无大小只信任大医院，使医疗生态环境日形恶化。公立大医院相当于一个大鱼缸，好的专家都往里跳，导致专家资源密度过大，等于浪费，还会产生一个结果——“鱼儿”缺氧憋死。有的医院正高职称医生甚至只管一两张病床。
如果让这些“鱼儿”活得更好？现行体制让我们医生天然地关心上级是否满意，而很难聚焦于我们的终极目标——为患者提供好的医疗服务。而在国外，公立医院提供基本医疗培养医生，私立医院提供高水平诊疗的优质服务。著名的克利夫兰、梅奥医学中心都是私立医院，我们都为能去这些医院进修学习而自豪。
香港大医院的门诊量不大，有很多挂牌私人医生诊所。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的名医，患者都很信任他们，到他们所在基层的专科或全科诊所看病，而不会都涌至大医院。国外发达国家的医生执业方式主要有三种，有的医生开个人的全科诊所，还有的医生到公立或私立医院当雇员，更多的医生选择自由执业。但不管哪种方式，一名医生单独开业都不够有力，需要有一群同行和他并肩努力，也需要有好的理念、模式和管理来提高效率，共抗风险，这就促使国外很多医生成立了医生集团，这已是非常成熟的方式。
我不去争论自己是体制内医生，还是体制外医生，因为从医生的个人角度来说，并没有体制属性，只是目前我仍然是公立医院的雇员而已。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是一个医生集团，旗下有林锋胃肠肿瘤医生工作室、谢汝石医生工作室、张子谦医生工作室、妇科医生工作室、肝胆外科医生工作室等，为了各专科的专家好归队，我们建立起一个知名专家带领一个团队的专业方式，形成一种独特的医生集团模式，目前市场部、运营部、法律部已经构建完成。比如，在我所带领的胃肠肿瘤医生工作室里，已有麻醉、影像学、病理、内科、放射等专业的50多名医生加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胃肠肿瘤治疗的综合团队。我们将医生工作室定位为移动的专科医院，不管“落地”在哪家医院，我们与之签约，这家医院就能得到一套完整的胃肠肿瘤治疗服务团队。
医生集团之中美比较，有何提示？
协美医疗集团、美国亨德瑞医疗中心心脏病专家章韧博士——
美国医生为何不“飞刀”？在中国，自由执业比较成功的往往是外科医生，“飞刀”现象较为多见。“飞刀”从某种意义上并不符合伦理，因为它的出发点往往是经济因素，而且主刀医生不参与术前诊断和术后护理，也是对患者的不负责。如果外科医生把患者带到另外一家医院，那家医院因此能得到大笔手术治疗费，医生就能拿到很大一笔回扣。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美国的保险公司或国家医疗保险对每一个procedure（介入或手术）的付费有两种，一种是支付给医院，一种是支付给医生，医院给医生回扣是违法行为。
从“飞刀”现象看，美国医生执业的自由度远不如中国。由于美国医生要给医院值班，还要管理自己接收的患者，不能像中国一样，医生全市跑甚至全中国跑。美国医生一般只去一两家医院行医，因为美国医生到一家医院行医，必须经过一套复杂的程序获得批准，如果医生被获准去该院行医，大多数情况下还必须承担值班的职责，这样一来，地理的局限使医生不能走很多医院。比如我是心脏科医生，如果值班晚上来了一个心肌梗死的患者，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心脏医生，或他的心脏医生在我所在医院没有行医权，那么这名患者就成为我的患者，我必须负责他在住院期间相应的检查和治疗，所以我不能随便离开医院，去较远的医院做手术。
美国组建医生集团，旨在降成本？
要知晓中国和美国的医生集团最大的差别，首先要了解美国为什么要成立医生集团。在美国，医生集团的大小不一，但组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私人医生往往要值班，但一名医生不可能天天值班，组成医生集团便于轮流值班；第二，医生集团能让一群医生彼此分担开业的负担，因为医生开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需要很多雇员才能运作，经济上不一定划算。多位医生组成集团便能分担开支，并由此增加收入。美国绝大多数的医生集团规模都偏小，有两三人的，有七八人的，或者十几个人的，一般都是七八人的，至多十到十五个，因为规模太大就会造成费用增加，比如需要雇佣医生集团的营业经理和执行官，加上雇员福利，大集团的平均支出往往远高于由几名医生组成的中小集团，从而导致收入相对减少。
中小规模的医生集团再发展，往往就变成几百人或上千名的医生集团，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凯撒医疗集团。大规模医生集团的优势，是他们能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拿到较好的保险支付费率，或者能建立自己的保险系统。进入大集团的好处是不用分心参与集团管理，但收入要低一些，而且没有当家做主的感觉。
中国的医生集团跟美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大会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当医生可以自由执业了，为什么要形成集团？尤其是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形成那么大的集团？如果把医院比喻为庙，把医生比喻为和尚，中国认“庙”不认“和尚”，美国则认“和尚”不认“庙”，所以美国再小的医生集团，只要服务好患者也会有源源不断的患者，而且患者往往很忠诚，跟着医生一辈子。中国的医生集团首先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造成一种声势，动辄就建成上百人的医生集团，而只有这样大的医生集团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医生集团的发起者也可以获得很多经济利益。
建医生集团，服务好患者是终极目标
中国的医生集团的起步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而往往这些医生集团的成员并不是真正想走到体制外，他们还需要医院的光环给自己带来患者，这跟美国的情况很不相同。中国的医生集团刚刚起步，医生们都为此而兴奋，但在大会上我发现大家很少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医生集团能生存下去，让这些医生得到职业和经济上的利益？医生集团怎样才能吸引到患者？互联网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它只是让医院和医生集团的运行更为流畅，而医生最终的目的还是治病救人。
一个医生集团的成功，不在于一上来能拿到多少融资，让参与的医生变得富有，组建医生集团最终的目的是要提供好的服务，让患者愿意加入，相信并跟随医生。而如何提供好的服务，取信于更多患者，才是决定一个医生集团在中国能否长期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我们在美国成立的协美集团，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国医生集团提高他们的诊疗水平和服务，用我们美国医生集团的经验，帮助和带动中国的医生集团早日进入正轨，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实现医生和患者的互惠。
医疗健康数据生态、演变与开放
树兰医疗创始人、OMAHA联盟发起人郑杰——
我是IT行业出身，正和团队筹建的医院某种意义上是“互联网+医疗”的模式。在1980年的一份考察报告中，中国以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认可，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中国“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
我父母当年都做过赤脚医生，在那个时代医生充分地自由执业，他可以用当时的所有工具，包括针灸、采草药进行医疗服务。现在是否会出现新时代的赤脚医生？我相信“互联网+全科医生”的模式会出现。
那个时代数据的流动是从患者直接到达医生大脑，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如今整个技术发展的趋势都在迈向开放。医生多点执业也好，组织创新也好，都是医生的一种开放，我们希望可以把大医院医生开放出来，让医生可以流动，再把患者数据开放出来，实现一种跨医院流动，这都是一种趋势。
当下可以看到新一代的诊所，医生流动后的医生组织（D Group）、虚拟化的医生组织都在出现。下一代的医疗生态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在医生流动时相应的信息会怎么流动呢？现代技术的发展，促使知识化、智能化的不断发展；在医生组织创新的同时，技术的变革也会导致产业的一些变化。现在很多医疗领域的岗位会被人工智能逐渐取代。我一直在关注美国的IBM公司研发的沃森 （ Watson）人工智能软件，它在安德森癌症中心已工作4年，在肺癌领域的辅助诊断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最近WellDoc公司也研发了一款比较热门的糖尿病APP，美国FDA认可该APP给患者带来生活方式的指导，能改善其糖尿病的一些指标。 大家由此可以想到，下一个时代会有多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会被这样的软件所取代。当然医生还是在后台工作，服务的前台会有APP等形式出现。比如苹果手机就想充当一个数据中转站的功能，如果大家打开苹果手机的健康主题，你个人的数据就会存进苹果的系统里。
8年前我就参与了我国区域医疗项目，国内跨医院的健康档案究竟存在哪儿合适，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还有，如果用苹果手机建立自己的数据生态系统后，换成谷歌的手机了，个人的健康数据怎么倒出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工业级的生态问题，而不是某一家公司的问题。
医疗民主化浪潮已涌来？
在互联网时代，医生的学习模式正在发生巨大变革。教育领域的MOOM模式已是家喻户晓，无数中小学生都在互联网上看全球的课程。医疗领域的学习也在发生变革。老百姓可以上好大夫网站、百度医生等很多网站去查询。现在的医生会在门诊碰到老百姓拿一堆网上查阅的资料，跟他说你应该怎么给我治；患者甚至可以查阅到美国某个医生采用这样的方案，医生你看看怎么样。这种趋势已经驱使我在筹建医院时，非常重视跨专科会诊。另一个特征是，IT时代机器学习和人的学习趋于同步，这是未来大数据医疗的趋势。
医疗的民主化在我们IT领域叫P2P，就像以前的B2B一样，是挡不住的浪潮。《患者现在可以见你了——医学的未来在你的手中》（The Patient Will See You Now）主笔者Eric Topol是一名执业医生，担任加利福尼亚斯克里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的拉荷亚基因组学教授和主任，他创建了一个医学院，是论文被引率最高的10名医学研究者之一，并当选为美国现代医疗保健全国性调查“最具影响力的医师”之一。
Eric Topol在书中说：去看医生几乎注定是一个痛苦。你必须提前一个月预约，然后可能会等上几个小时，直到你听到“医生现在可以见你了”，但只有15分钟！随后你会花更长时间等待实验室测试的结果，你可能永远得不到一个诊断结果，除非他们表明需要进一步（和更多侵袭性）试验，其中大部分可能是不必要的，你的账单将是天文数字。Eric Topol进一步说明了医学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用智能手机从一滴血液得到快速检测结果，24小时监测生命体征，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得到一个诊断而无需看医生，而只需支出现代医疗保健系统强加价格的一小部分。
Topol称，现在的变化是医药的“古腾堡时刻”。正如印刷机最早是在祭司阶层中得到应用，移动互联网为医药做了同样的事，让我们获得了对自己的医疗保健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一部智能手机在手，我们不再受制于“医生最了解”的非个体化、家长式的系统。医药被数字化，亦将民主化。计算机将取代医生的许多诊断任务，公民科学将导致公民医学和巨大的数据集，将给我们提供进攻难以治愈疾病的新方法。大规模的、开放的网络医学诊断，通过建立类似Facebook的医疗档案进行比较，将让实时、真实世界的大量人群的研究成为可能。前进的道路无疑将是复杂的：医疗机构将拒绝这些变化，数字化医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相关的隐私问题。然而，为了实现更好、更便宜、更关爱人类健康的结果，付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现在Healthcare分成1.0（以机构为中心）、2.0（以医生为中心，卫生保健顾问——口头推荐）、3.0（以患者为中心，自我测定/决策）三个阶段，我国是2.0和3.0阶段同时进行，已经有不少医生走出来自由执业，建立起个人品牌，医生和患者直接建立联系；与此同时，我国的医疗消费者接受着全世界同步的信息，很多事情都在加速发展。我的一个兴趣点和关注点在于我们的个人生命基础数据集，今后我们每个人所能面对或产生数据的量将呈指数增长。我认为，未来基因检测服务会像抽血一样，成为一个标配。我自己已完成了一个全基因测序，拿到了90GB的数据。
我进入数字医疗领域已有8年，近两年一直关注着个人健康档案PHR（Personal Health Records）。相比其他行业，医疗行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信息技术（IT）的基础还非常薄弱。最近我参加一个相关的医学信息论坛，会上还在探讨如何抗击蠕虫病毒，而在IT领域这类话题早已是几年前的话题。因此，在新的时代，各家医院的信息中心、医生工作室、医生集团，未来一定要更加重视信息化发展的问题。
我来进一步解释什么是PHRs。患者拥有其个人健康档案并拥有内容控制权；患者决定如何和何时分享健康档案的信息。它是个人健康信息的仓库，不仅是患者从医疗机构获取的数据，还包括从健康Apps上得到的数据，自进入数据（self-entered data）如药草、维生素和其他家庭疗法。我曾经提出过“北杭深成为医药硅谷的趋势”的观点，因为一个城市IT工程师的完备度，会影响到未来形态的医疗组织在未来的商业领域如何更好地参与竞争的问题。
PHR的领域未来会成为基础的一个模块，同样未来的医疗模式也会因为IT技术的发展而产生一些变化。现在是基于时间轴的个人数据和基于人群的广度数据两个领域，以前是基于循证医学，要采样，要做统计，现在完全可以做全样本检测。一些特殊疾病的论坛以前很难找到用户和患者，但在互联网时代，则可以把这些疑难杂症的患者聚集在一起做分析。
另外，在数据驱动医疗时代，医疗机构、政府间医疗数据的碎片化现象非常严重。正如廖新波教授所说，医院筑了很高的“坝”把医生留在里面；其实患者的数据同样也被挡在一个个“坝”里出不来。未来确定一个患者的治疗方案一定要基于他个人的完整数据。美国政府实施医疗信息化战略规划5年计划（2015-2020）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信息的收集、分享和使用，同时积极鼓励老百姓（患者）去找为之服务的医疗机构索要个人的数据；在国内，广东省走在了全国前列，深圳早就出台政策，允许患者复制档案，医院不能截留。
2010年1月27日，Markle基金会在纽约召开主题为“消费者互动（Consumer Engagement）”的会议，讨论了大量的HIT数据标准、数据保密、隐私法律、以及像堡垒一样的健康数据中心。为了尽快把数据提供给患者，要平衡各方在数据标准上的利益。在会上，中心主题转为把数据交还给患者。美国已经出台了这个计划，任何医疗机构和组织都必须提供蓝色按纽，患者可以点击下载他本人的信息，美国还同时推动医疗领域的开源医疗项目，采用国家的开源协议，让拥有数据的医院把数据分享给老百姓或APP。未来我们是否也可以开发一些医疗开源软件供全科医生或诊所来使用？ 然而，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信息的产权归属如何界定。患者在医院里产生的数据，哪些是归属医疗机构和医生组织，哪些归属个人？政府管理者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形成一个非政府组织（NGO）来予以解决？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开放的标准工业组织的发展史，解决的是一个全球共性问题，同样医疗健康领域的数据分享也是一个共性问题，必须用一种完全标准化的联盟模式来推行。
今年我们和《健康报》开展了一项医疗服务机构数据开放度调查，发现94.89%的患者都希望医院能默认归还其检查数据，相比之下医院的接受度则低得多，只有61.9%的医院愿意推动，还有23.81%的观望者。“开放是态度，分享是精神；开源是手段，协作是形式。”我们建立OMAHA联盟，目标就是开启数据归还运动，促进数据分享，抵抗数据碎片化；互操作标准为联盟协作，自下而上；开源医疗软件和协议，开放数据库；丰富鼓励应用市场，形成闭环。
我本人正在参与筹建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国际医院。这是一家总投资5亿元的社会办三级综合性医院，有520张床位，覆盖国际医保、浙江省医保和杭州市医保。2014年7月开始筹建，经过2年筹建，预期今年12月试营业。我们这家医院的特点就是由医生集团创业，本质上也是一个医生集团。我们办院的宗旨是研究型医院，创建过程中我曾反复思考一些问题——未来的医学组织会是什么样？如何做数据驱动？如何创新组织建设？如何去中心化？如何以患者为中心，打造一个临床科研教学的开放式医疗平台？我们在探索形成一个人才基金——树兰医疗——OMAHA联盟的闭环，将把收入的一部分捐给两个基金会——开放联盟基金会和树兰医学奖的人才基金会。
在医疗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医疗技术、诊断技术层出不穷。新型的轻巧型穿戴设备正在不断推陈出新。我们要思考的是，未来医疗组织如何拥抱创新，拥抱医疗科技的发展。我们还必须思考去中心化的问题。医生多点执业或医生创业成功的前提就是市场的结构是否完整和成熟。现在我国第三方检验还不是很完整，我们在杭州的兄弟单位——丁香园在做下一代诊所，而我们树兰医疗则在做下一代医院。我们基于OMAHA联盟推动的一个试验，就是把数据还给患者。患者是流动的，但他的数据是完整的。当丁香诊所的患者转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患者的数据是完整的，而我们会把数据还给患者。
医生集团，助力医疗平台多元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联合创始人林锋——
高度集中的就医模式，是中国文化下的国民就医选择。分诊制度不合理，百姓病无大小只信任大医院，使医疗生态环境日形恶化。公立大医院相当于一个大鱼缸，好的专家都往里跳，导致专家资源密度过大，等于浪费，还会产生一个结果——“鱼儿”缺氧憋死。有的医院正高职称医生甚至只管一两张病床。
如果让这些“鱼儿”活得更好？现行体制让我们医生天然地关心上级是否满意，而很难聚焦于我们的终极目标——为患者提供好的医疗服务。而在国外，公立医院提供基本医疗培养医生，私立医院提供高水平诊疗的优质服务。著名的克利夫兰、梅奥医学中心都是私立医院，我们都为能去这些医院进修学习而自豪。
香港大医院的门诊量不大，有很多挂牌私人医生诊所。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的名医，患者都很信任他们，到他们所在基层的专科或全科诊所看病，而不会都涌至大医院。国外发达国家的医生执业方式主要有三种，有的医生开个人的全科诊所，还有的医生到公立或私立医院当雇员，更多的医生选择自由执业。但不管哪种方式，一名医生单独开业都不够有力，需要有一群同行和他并肩努力，也需要有好的理念、模式和管理来提高效率，共抗风险，这就促使国外很多医生成立了医生集团，这已是非常成熟的方式。
我不去争论自己是体制内医生，还是体制外医生，因为从医生的个人角度来说，并没有体制属性，只是目前我仍然是公立医院的雇员而已。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是一个医生集团，旗下有林锋胃肠肿瘤医生工作室、谢汝石医生工作室、张子谦医生工作室、妇科医生工作室、肝胆外科医生工作室等，为了各专科的专家好归队，我们建立起一个知名专家带领一个团队的专业方式，形成一种独特的医生集团模式，目前市场部、运营部、法律部已经构建完成。比如，在我所带领的胃肠肿瘤医生工作室里，已有麻醉、影像学、病理、内科、放射等专业的50多名医生加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胃肠肿瘤治疗的综合团队。我们将医生工作室定位为移动的专科医院，不管“落地”在哪家医院，我们与之签约，这家医院就能得到一套完整的胃肠肿瘤治疗服务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