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台北朋友给我看了一方印章，一方让我久违但是印象深刻的印章。说久违是因为这方印章曾经是西泠印社拍卖首个篆刻专场（2006年秋拍）的拍品，那个专场366个标的800方印章，两三个小时下来，各有得主，悉数拍出，轰动了艺术市场和篆刻界，但是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专场上的任何一方重要印章。而印象深刻是那个专场取名“犀象印萃”，主打拍品是出自近现代篆刻名家之手的犀角和象牙印章，比如张钧衡的35方龟钮犀角收藏印、吴昌硕刻“人生只合住湖州”象牙印、方介堪刻张大千闲章“潇湘画楼”象牙印等等，也有少数非犀角象牙章，其中包括这方赵之琛刻寿山芙蓉羊脂白石章。
　　芙蓉石产自福州市郊月洋乡，为寿山石的一种，是印石名品，因其色质和洞坑的不同，有白芙蓉、黄芙蓉、红芙蓉、芙蓉青、上洞芙蓉、将军洞芙蓉、芙蓉冻等品种，其中白芙蓉又依各自所白有藕尖白、羊脂（猪油）白、雪白诸区别，明代中期之后特别是清代乾隆朝以来极为篆家印人喜爱。赵之琛这方羊脂白芙蓉石章，长2.7厘米，宽1.5厘米，通高2.9厘米，料虽不大，但凝脂若玉，纯净温润，而且印文边跋内容好，刻得也好，在这个以犀象印材主打的专场里一点不输人眼睛。我嘱朋友关注此印，果然朋友以20余万元的价格竞得，收入囊中。一眨眼六七年过去了，印长年龄添的是包浆，人增岁月留给生命的是记忆，忽然在台北重睹这方印章，拳握把玩，便有一种心情缠绕，那份感受就不仅仅是快慰两个字了。
　　我于赵之琛是心有倾慕的，不仅因为他与我同里，都是杭州人，也不仅因为他印章刻得好，名列西泠八家，艺高执时代牛鼻，更因为他为艺的同时为学，至晚年刻章，无非将烂熟于心的篆法、刀法、章法服务于所刻印章的内容，故赏其印读其跋，丝丝入扣，字里行间都有营养。比如此印，印面所刻为“忍辱波罗蜜”，边跋则是对印面文字作阐释，五六十字，疏义释理，读来亲切如同家常聊天：
　　佛说六波罗蜜于诸法无所伤，名羼提波罗蜜，即金经所谓忍辱波罗蜜也。愚谓忍字尤为学人入手要法，企云亦以为然。因作此印，并记数语于上，次闲。
　　所谓“忍辱波罗蜜”，句出佛教经典《心经》，《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般若经》类的提要，自印度传入中国后，有七种汉译本。“六波罗蜜”是梵文satparamita的梵汉并译，也译为“六波罗蜜多”，意译则为“六度”、“六度无极”、“六到彼岸”，无论哪种译法，表达的意思都一样，即六种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方法或者途径。六波罗蜜多是大乘佛教修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而“忍”也可译作“羼提”，二者的不同，一为意译，一为音译，意思就是“忍”或者“忍辱”。《金经》（即《金刚经》）采用的是意译，赵之琛这方印章依的是《金经》译本。寥寥数语，把这个佛学概念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可见赵之琛对佛学知识的了悟和熟稔。
　　此印无上款，显然不是为人所作，而是赵之琛自用自励的闲章。但是跋文中提到了一个人——企云。企云是谁？不知道。2010年上海博古斋秋拍曾经拍过一方老坑芙蓉朱文长方印“木雁斋”，也是出自赵之琛之手，并有百余字长跋，刻印缘由据跋文所述，是赵之琛的朋友持一方丁敬所刻“木雁斋”小印来访，丁敬是篆刻浙派的鼻祖，“西泠八家”之首，也是赵之琛崇拜的印学圣贤。摩挲前贤遗珍，赵之琛自然欢喜，于是两个人有一番与篆刻相关的精彩对话：
　　赵：“研叟（丁敬，字研林）……篆法醇古，直诣秦人，余谓习斯技者，以秦汉为宗，而参以研叟刀法，始克纯乎。”
　　企云：“是矣！然须得汉人印法为耦（耦：读“偶”声。意为两人各持一耜骈肩而耕，引伸为骈肩并行），子曷不为余成之？”（曷：读“何”声。此句大意：先生何不以此为我刻一印？）
　　赵：“走笔刻之，非敢与研叟抗衡，亦聊应企云之命耳！”
　　丁敬与赵之琛，一个开篆刻浙派风气，一个继学先贤，中兴浙派，前者自然不知来者有赵之琛，赵之琛却唯丁敬是贤，礼敬不违，真是西泠佳话！于是明知朋友激将，赵之琛依然为其刻了一方“木雁斋”印，而边跋所刻就是上述对话。读者朋友一定注意到了，这位朋友就是企云，与“忍辱波罗蜜”印边跋提到的那位“企云”是同一个人。在“木雁斋”边跋的开头，赵之琛称“企云”为“梁六企云”，由此我们知道了“企云”是赵之琛的一位既懂得篆刻又理喻佛学的朋友，姓梁，大约排行第六，所以赵之琛称他“梁六企云”。此时是“己巳秋仲”（嘉庆十四年，1809年），赵之琛29岁。
　　那么“忍辱波罗蜜”印是赵之琛什么时候的作品？这方印上赵之琛没有刻年款，我们只能从印章内容以及篆刻风格上来加以推断。我认为是赵之琛中晚年时期的作品，理由如下：
　　一是赵之琛研佛，普遍的说法他读佛经、摹写佛像是晚年的事，这与印章的内容相符。但是何谓晚年论家没有定论，60岁？赵之琛生于1781年，卒于1852年（另有1860年卒说），享年72岁。如果是60岁，可我们至少在赵之琛50多岁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在作品上署“补罗迦室”斋号了，比如他曾为友人绘一帧奇石图扇面，款署“道光乙未秋仲晓坐补罗迦室”，“道光乙未”即1835年，其时赵之琛虚龄55岁。以“补罗迦室”取代“寄萍室”（赵之琛原有斋号）作为他的常用斋号，是赵之琛研佛的标志。与之相对应，赵之琛摹写佛像的画作也是50几岁时开始出现，笔者就曾见过。所以，赵之琛读经摹佛并非晚年的事，而是50多岁的中年时候已经开始了。因此，说这方印为赵之琛中晚年所作，符合逻辑。
　　二是比对他的存世作品也可以得到证明。比如收藏于浙江博物馆的“钱唐汪氏迈孙所得”印、收藏于西泠印社的“贯洋桥畔旧茆庐”印，前一印朱文，刻于1834年，后一印白文，刻于1847年，1834年赵之琛54岁，1847年赵之琛67岁。前后相差13年，但是篆法刀法不仅二印相仿佛，与“忍辱波罗蜜”印也相仿佛，尤其后一印。赵之琛篆刻师承陈豫钟（字秋堂，西泠八家之一），筑基秦汉，兼蓄浙派众家之长，其运刀尤以仿汉人切玉法为最，深具功力，当年他与陈曼生一样，是西泠八家后四家中楷模印坛的大家。切玉法治印是他最显著的风格特征，伴随他的艺术历程通贯一生，在印坛留下一道长长的印迹。由此来看“忍辱波罗蜜”印的创作年代，我们既然不能确切断代它的作年，就不如宽泛些，定其为中晚年，即五六十岁这个范围，应该是合理的。很巧，这与赵之琛的创作涉足佛教题材，也相一致。而奏刀那么有力，边跋那么精微，他那个时代没有老花眼镜，真要是晚年（老年）是刻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