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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在扬州及周边地区活跃着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他们的书画风格以迥异于传统画风而著称，被世人称为“扬州八怪”。南通画家李方膺就是其中一位。
李方膺，字晴江，号虬仲，又有仙李、衣白山人、借园主人等别号。他擅泼墨写意“梅、兰、竹、菊”四君子，工诗文书画，赋予作品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内涵。
梅花是李方膺最爱的题材之一。《国朝画徵续录》记李方膺作画“尤长于梅，作大幅丈许，蟠塞妖娇，于古法未有”。他曾在一梅花册页中题写道：“铁杆盘根碧玉枝，天机浩荡是吾师；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同时，李方膺与“扬州八怪”的其他画家一样，富有开拓创新的精神，画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枝，欹侧蟠曲。
这幅《墨笔梅花图卷》（南通博物苑收藏）创作于清乾隆二十年，纵46.2厘米，横167.8厘米。画家用折枝法以浓淡墨加焦墨点写梅树枝干，交错穿插，密而有序，乱中有法，梅树的清刚气格油然而生。画幅中央，数枝梅梢从上而下倾泻，枝梢部繁花怒放，间点花蕾，画家用淡墨圈瓣、浓墨点蕊，将一幅巨作用妙手剪裁，摄取其最使人赏心悦目的一段构成美妙的艺术意境，不仅表现出梅花的天然神韵，更突显了画家的奇巧构思，春风送暖、益人济世的情怀跃然画中，正可谓“冰花雪蕊家常饭，满肚春风总不饥”。
李方膺的艺术观根源于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出生在一户书香人家，青年时代就立愿“奋志做官，努力作画”。他先后六任州县官，是百姓爱戴的清官，然而其刚正不阿的性情给他的仕途带来几多艰险。雍正八年（1730年），李方膺任山东乐安知县，适逢特大水灾，眼看灾情越发严重，灾民快要饿死，他毅然担起责任，不待批准便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同时又组织民工，修堤筑坝，帮助灾民度过来年的春荒。雍正二十年（1742年），李方膺调任兰山县知县，因拒不执行河督劳民伤财的开垦方案，被革职入狱，直至河督获罪革职，他才得以出狱复官。乾隆十四年（1749年），李方膺任合肥知县，因被上司诬陷，以贪赃之罪名撤职受审。事隔3年，案情才水落石出。凡此种种，心中的失意与愤懑可想而知，于是李方膺绝意仕途，以笔墨来营造他孤傲的精神天地，以丹青来倾泻生命的激情。他将梅花喻为真、善、美的象征，希望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到梅花的清香，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渴望出现一个没有丑恶的朗朗乾坤。他在《题画梅》诗中写道：“挥笔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 。
李方膺对梅花有着执着的情怀，作品上时常钤有“梅花手段”、“问梅消息”等闲章。他在南通的住所也题名为“梅花楼”，庭院周围栽满梅树，置身其中，吸香纳气。袁枚在《李晴江墓志铭》中记述了一则小故事：乾隆十三年，李方膺代署安徽滁州知州，一到滁州城，他便打听欧公手植的梅树在何处，当得知种在醉翁亭，急忙赶至，铺毯跪地而拜。这不仅表现了他对先贤欧阳修的景仰，也看出他对梅花的热爱和向自然学习的精神。
李方膺爱梅、画梅，以此传达自己的个性情感，他所作的梅花图及题梅诗，如：“洗尽铅华不染尘，冰为骨格玉为神；悬知天上琼楼，点缀江南万斛春。”“天生懒骨无如我，画到梅花便不同；最爱冰枝长且直，不知屈曲向春风。”等等，其实都是画家本人品格的写照。
因此，李方膺笔下的梅花与古人不同，与同辈汪士慎、高翔、金农等人所画之梅也不同，是“自立门户”之梅，是欹横拙枯之古梅。他总是在种种“迁想妙得”中实现与梅的“神遇而迹化”，正如他在卷尾中所题：“予性爱梅，即无梅之可见，而所见无非梅也。日月星辰，梅也；山河川岳，亦梅也；硕德宏才，梅也；歌童舞女，亦梅也。触于目而运于心，借笔、借墨、借天时晴和、借地利幽僻，无心挥之而适合乎，目之所触又不失梅之本来面目。苦心于斯三十年矣，然笔笔无师之学，复杜撰浮言以惑世诬民，知我者梅也，罪我者亦梅也”。这种既不失梅的本来面目，又借助艺术想像，在梅与非梅之间、梅与我之间得梅之性情神韵的创造，已进入了艺术的化境。郑板桥在《题李方膺墨梅卷》中写道：“兰竹画，人人所为，不得好。梅花，举世所不为，更不得好……晴江李四哥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以难见奇，以孤见实，故其画梅为天下先。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夫所谓剪裁者，绝不剪裁，乃真剪裁也。所谓刻画者，绝不刻画，乃真刻画也。岂止神行入画，更复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问之晴江，亦不自知，亦不能告人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秋，李方膺终因仕途坎坷，积郁成疾，不治而终，享年60岁。这对于一个处于创作盛期的画家来说是莫大的遗憾。临终时他留下遗言，作为盖棺的铭词：“吾死不足惜，吾惜吾手！”
李方膺，字晴江，号虬仲，又有仙李、衣白山人、借园主人等别号。他擅泼墨写意“梅、兰、竹、菊”四君子，工诗文书画，赋予作品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内涵。
梅花是李方膺最爱的题材之一。《国朝画徵续录》记李方膺作画“尤长于梅，作大幅丈许，蟠塞妖娇，于古法未有”。他曾在一梅花册页中题写道：“铁杆盘根碧玉枝，天机浩荡是吾师；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同时，李方膺与“扬州八怪”的其他画家一样，富有开拓创新的精神，画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枝，欹侧蟠曲。
这幅《墨笔梅花图卷》（南通博物苑收藏）创作于清乾隆二十年，纵46.2厘米，横167.8厘米。画家用折枝法以浓淡墨加焦墨点写梅树枝干，交错穿插，密而有序，乱中有法，梅树的清刚气格油然而生。画幅中央，数枝梅梢从上而下倾泻，枝梢部繁花怒放，间点花蕾，画家用淡墨圈瓣、浓墨点蕊，将一幅巨作用妙手剪裁，摄取其最使人赏心悦目的一段构成美妙的艺术意境，不仅表现出梅花的天然神韵，更突显了画家的奇巧构思，春风送暖、益人济世的情怀跃然画中，正可谓“冰花雪蕊家常饭，满肚春风总不饥”。
李方膺的艺术观根源于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出生在一户书香人家，青年时代就立愿“奋志做官，努力作画”。他先后六任州县官，是百姓爱戴的清官，然而其刚正不阿的性情给他的仕途带来几多艰险。雍正八年（1730年），李方膺任山东乐安知县，适逢特大水灾，眼看灾情越发严重，灾民快要饿死，他毅然担起责任，不待批准便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同时又组织民工，修堤筑坝，帮助灾民度过来年的春荒。雍正二十年（1742年），李方膺调任兰山县知县，因拒不执行河督劳民伤财的开垦方案，被革职入狱，直至河督获罪革职，他才得以出狱复官。乾隆十四年（1749年），李方膺任合肥知县，因被上司诬陷，以贪赃之罪名撤职受审。事隔3年，案情才水落石出。凡此种种，心中的失意与愤懑可想而知，于是李方膺绝意仕途，以笔墨来营造他孤傲的精神天地，以丹青来倾泻生命的激情。他将梅花喻为真、善、美的象征，希望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到梅花的清香，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渴望出现一个没有丑恶的朗朗乾坤。他在《题画梅》诗中写道：“挥笔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 。
李方膺对梅花有着执着的情怀，作品上时常钤有“梅花手段”、“问梅消息”等闲章。他在南通的住所也题名为“梅花楼”，庭院周围栽满梅树，置身其中，吸香纳气。袁枚在《李晴江墓志铭》中记述了一则小故事：乾隆十三年，李方膺代署安徽滁州知州，一到滁州城，他便打听欧公手植的梅树在何处，当得知种在醉翁亭，急忙赶至，铺毯跪地而拜。这不仅表现了他对先贤欧阳修的景仰，也看出他对梅花的热爱和向自然学习的精神。
李方膺爱梅、画梅，以此传达自己的个性情感，他所作的梅花图及题梅诗，如：“洗尽铅华不染尘，冰为骨格玉为神；悬知天上琼楼，点缀江南万斛春。”“天生懒骨无如我，画到梅花便不同；最爱冰枝长且直，不知屈曲向春风。”等等，其实都是画家本人品格的写照。
因此，李方膺笔下的梅花与古人不同，与同辈汪士慎、高翔、金农等人所画之梅也不同，是“自立门户”之梅，是欹横拙枯之古梅。他总是在种种“迁想妙得”中实现与梅的“神遇而迹化”，正如他在卷尾中所题：“予性爱梅，即无梅之可见，而所见无非梅也。日月星辰，梅也；山河川岳，亦梅也；硕德宏才，梅也；歌童舞女，亦梅也。触于目而运于心，借笔、借墨、借天时晴和、借地利幽僻，无心挥之而适合乎，目之所触又不失梅之本来面目。苦心于斯三十年矣，然笔笔无师之学，复杜撰浮言以惑世诬民，知我者梅也，罪我者亦梅也”。这种既不失梅的本来面目，又借助艺术想像，在梅与非梅之间、梅与我之间得梅之性情神韵的创造，已进入了艺术的化境。郑板桥在《题李方膺墨梅卷》中写道：“兰竹画，人人所为，不得好。梅花，举世所不为，更不得好……晴江李四哥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以难见奇，以孤见实，故其画梅为天下先。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夫所谓剪裁者，绝不剪裁，乃真剪裁也。所谓刻画者，绝不刻画，乃真刻画也。岂止神行入画，更复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问之晴江，亦不自知，亦不能告人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秋，李方膺终因仕途坎坷，积郁成疾，不治而终，享年60岁。这对于一个处于创作盛期的画家来说是莫大的遗憾。临终时他留下遗言，作为盖棺的铭词：“吾死不足惜，吾惜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