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山西省襄汾县永固乡南五村几户村民在国家基本农田上破土兴建房屋，当地土地执法部门勒令其立即停工，接受法律制裁。然而，村民对襄汾县国土局处罚决定书拒不签字，还说宅基地是用5500元从村委会购买的。该村党支部书记承认卖地不对，但说是逼出来的，因为村里外欠86万元，这些外债全用于农村基本建设上了。
　　
　　交5500元就能在国家基本农田上盖房
　　
　　在南五村坡上的棉花和麦地里，记者发现堆积如山的砖石和几处正在兴建的砖瓦房，十几个工人在搬砖运料。距砖瓦房不到100米远的地方，一块由襄汾县政府设置的写有“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石碑十分醒目，标明基本农田面积1289.29亩，立碑时间2004年3月。
　　村民曹广才说，南五村地势低洼、毗邻汾河，1993年和1996年汾河两次洪水险些将村子淹没。经襄汾县政府批准，永固乡政府于1997年决定，将所有村民整体搬迁到高地。该村8个生产队，每队有40户，村委会规划出约二百亩土地，按每户半亩标准进行规划，供村民当宅基地。村民原房屋占地收回复垦。曹广才说：“申请宅基地要向村委会交5500元，这是规定。”
　　南五村党支部书记陈东生告诉记者，地里那栋醒目的小二层楼就是自己的大儿子陈先锋盖的。大儿子如今三十好几了，因为老房子太破，至今还讨不到媳妇。陈东生又说：“我还有个想法是给村民带个头，大家看村支书都带头盖了，就没顾虑了。”针对当地有关执法部门的检查，陈东生说：“县国土局的人来了，我就歇歇，他们一走我让村民继续盖。”
　　记者了解到，农民在耕地，甚至基本农田里盖房的情况，在山西南部一些农村较为普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老村子处于河流经过的低地或以前的河床里，或者处于地质灾害高发区以及煤炭采空区，从自身安全考虑，村民强烈要求搬迁。第二是“要娶媳妇先盖房”的思想在农村根深蒂固。第三是部分富裕农民和市民不满足以前的居住条件，花高价购买宅基地修建房屋。襄汾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李进宏分析说：“他们虽无合法手续，但有乡镇和村委会撑腰，在土地部门执法不力时，呈蔓延之势。”
　　
　　置地费主要是冲抵欠村民巨额债务
　　
　　针对5500元宅基地费，陈东生解释说：“收钱为了抵顶欠老百姓的巨额债务。1996年汾河发大水后，国家拨钱修缮汾河石坝，但配套土方坝要由村里筹资。我只好跟老百姓借。没有人手，我们只好掏钱买劳力。另外这几年搞农业综合开发，光修路就花不少钱。乡里各项任务完成了，但村委会竟欠86万元外债。两年前我为给村里修路，以个人名义向大儿子借3万元，至今没还。老百姓天天堵着门催债，我只好卖地，宅基地费主要是冲抵债务。我是共产党员，60多岁了，就是蹲看守所也不能让村民骂我不办实事。”
　　村民牟砚台告诉记者，不少靠种地为生的村民年收入不过几千元，根本拿不出5500元的“置地费”，更盖不起房。但是村民修汾河堤坝、道路建设或其他公共建设时，由于取消义务工，村里为了完成乡里规划和任务，只好购买村民劳力，一个工多少钱，明码标价，由于村里没有企业，没有收入来源，只好拖欠村民工钱。许多村民就是靠“出卖劳力”获得了宅基地，然后伺机卖出去。有盖房需求的是打工挣了钱的村民，退休回乡的城里人，还有就是要结婚的年轻人。
　　陈东生说：“把村子整体搬到山上，我打算利用卖地还债后剩下的钱在旧村搞复垦。南五村旧村约五百亩，我们盖新村只需200亩，占补平衡后还能多复垦300亩耕地。”针对陈东生的打算，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执法局长马保光说：“搞复垦可申请国家财政补助，500亩地申请三四十万应没问题。”
　　
　　解决农民建房用地须因地制宜
　　
　　国家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襄汾县国土局执法人员在2004年8月25日发现南五村村民违法占地建房后，马上制止，随即立案调查，履行查处手续。局长张晓民告诉记者：“襄汾县97%的耕地是国家基本农田。不少农民都在里面占地盖房，国土局责令村民拆房，但上年纪的老人哭着喊着硬不让拆。拿这次来说，南五村占地盖房的村民就拒绝在处罚通知书上签字，说是村委会同意盖的，要罚也该罚村委会。”
　　襄汾县永固乡党委书记赵锁明说：“南五村地势低，又紧挨汾河。汾河将来一旦发洪水，村子被淹在所难免。而山上除了公路就是农田，将村民整体往高处搬迁，就必须占用农田给村民盖房。我们就此事向县里打多次报告，可人家一听是耕地就不批。”
　　在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在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尊严，切实保护国家耕地和促进“三农”发展、维护农村稳定两方面必须找一个妥善的解决途径。比如可以在农村宅基地占用审批方面引入“占补平衡”机制，使类似陈东生的打算能够在法律层面上可行，真正实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可持续发展。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一些法律专家说：执法人员感到最头疼的就是处理涉及村干部的案子。因为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只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了相应规定，没有对村干部作明确规定。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法律管不到村干部头上，正所谓“无法可依”。国家司法部门应尽快完善法律、弥补漏洞、创新机制，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到广大农村。
　　
　　“南五现象”需高度重视
　　
　　襄汾县国土局局长张晓民说：南五村卖地收取5500元“宅基地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典型的乱收费。我们国土局审批农民宅基地，只收5元相关证件工本费。
　　襄汾县永固乡党委书记赵锁明告诉记者，南五村为偿还欠下村民的债务，私下标价出售国家土地是典型的违法行为。但是这种“南五现象”在不少农村普遍存在，归根结底是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一些地方取消“三提五统”后，相当一批村级财政出现困境所致。
　　南五村党支部书记陈冬生说：“村里进行修路、造桥、建坝等公共设施建设，集体财政没钱不建也罢，但是许多项目是上面下达的指标或任务，不干不行，不按时保质干好更不行。要干活以前有义务工，现在不准乱摊派，只好购买村民劳力。村里没有钱，只好打白条欠着。村里有煤矿、企业的，两委干部好干些，像我们这种纯农业村，没有任何外来收入，干点事难啊！违法卖地纯属于不得已为之。”
　　与南五村相邻的西吉村党支部书记高耀魁说，他们村财务也非常拮据。一次一个叫李玉红的村民向村集体借1000元给孩子交学费，帐上只有可怜的231元，最后他和村委会主任东拼西凑了500元给李玉红。
　　一方面是国务院三令五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一方面是日益增多的农民违法占地建房的事实，许多基层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定要严格执法，刹住这种占用耕地滥建房屋之风。同时应该认真研究基层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最终达到国家耕地面积不减少，农民、农村和农业还能够协调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