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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与天堂般的差异描绘美国媒介，似乎再恰当不过了，它是世界上最自由而明智的，同时也是最愚蠢最令人沮丧的。
一位大学老师早年在一家报社工作，他说，每天都会有很多遭受着各种不公正待遇的人来报社希望声讨哪怕一丝正义，然而我们能见诸报端的只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
“因为大多数人虽然紧握着正义，但是不够典型，背离了媒体吸引人的特质。”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起初对资本主义新闻定义的责难现在也渐渐被默许。
被人们广为称道的“普利策新闻奖”也时常被攻击为“报忧不报喜”的新闻传统，但是即使在美国，报纸和传媒也不过是肆意攻击的工具。人们生活中到处可能是深渊，报纸是一座灯塔，引导人们行走在黑暗丛生的地带，预示着哪里有陷阱，哪里深不可测。
正视社会进程，揭露一切诡骗与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美国新闻界自诩的传播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与多元当然应当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普利策们才可以创造一个激荡的新闻百年历史。
光荣与梦想
新闻界就是美国社会的“看门狗”、“乌鸦”，惟其如此，才能有为美国移民说话，最终让国会改变立场的报道问世；惟其如此，才能有掀开总统和政客的阴谋盖子，把总统拉下马的先河。
无论有多少人抨击美国新闻媒体的伪善和龌龊，但它毕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记者，推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民主体制最健全的国度。甚至在《美国新闻史》的开篇中，将美国新闻史定义为——为了获取自由而奋斗的历史。被引用无数次的美国的建国之父杰斐逊说的那句——宁愿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报纸的社会里。更直接地表达了这个国家成立之初对媒体的顶礼膜拜。
19世纪30年代，“廉价报纸”兴起之前，报纸是商业和政治的附庸，一直到“便士报”蜂拥而来的时代，新闻业才诞生。就如同中国现代报业诞生必然会让人想起梁启超、张季鸾一样，美国报业的兴盛也是在一群背后闪着光环的英雄的率领下产生的。他们是贝内特、普利策等。当然，最容易唤起人们记忆的是后者，他是一位报业奇人，追求报纸销量和报道品质的双重收获。他依靠自己的打拼跻身于美国上流社会，在病痛的煎熬下依然支撑着一个强大的报业帝国，更重要的是，他将社会改革与新闻结合起来。他的“扒粪”风格引领了美国新闻界不断突破自身，《纽约时报》要做成“新闻的超级市场”，而《泰晤士报》则声称他们的理想是成为“各种情报的忠实的记录者”。
也正是在普利策的推动下，调查性报道、丑闻报道，揭露政府之丑恶成为新闻界的一种传统延续下来。
痛苦掌舵者
有一本叫做《娱乐至死》的小册子，作者感叹读书时代的终结和娱乐化的泛滥。也一再告诉我们传媒人的堕落和利欲熏心，而身处中国的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被妖魔化的风潮荡漾。
但是，无论新闻媒体多少时候是无耻的、放纵的，但他们的报道中始终隐藏着人类最高智慧和最本质的经验。他们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升到空中，抚摸那条跨越千年和万里、不绝如缕的金线，总结出地面上利来利往的牛鬼蛇神看不到、想不明、说不清楚的东西。让自己的神智永远被困扰，心灵永远受煎熬。他们经过心血淋漓，花花世界，昼短夜长。
新闻媒体关注当下的记忆，在表达的内容和着力点上，效法动物，从审视当下开始，收官于当下。
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就是一个关注当下的作者，而他最为人称道的著作《媒介与权势》就像是一部新闻界的光荣与梦想，它描述了20世纪美国新闻政治史上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结尾，新闻界、政界、人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及这些事件所造成的美国总统与人民、总统与新闻界、新闻界与人民乃至老年人与年轻人、黑人与白人、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差距。这些事件主要包括50年代的麦卡锡事件，60年代的猪湾事件，柏林墙，氢弹，总统遇刺，越南战争，大城市的种族暴动，大学校园里的暴动，参议员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在越南取胜的诺言破产，留长发问题，性问题，公开说脏话骂人问题，吸毒，州立肯特大学事件，美莱事件，接近萧条，以及水门事件等等。
在美国，人们重复着这样的想法：一些人不相信美国政府，另一些人不相信新闻，而政府和新闻界彼此又都鼓励人们不要相信另一方。作者在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将胡佛以后的历届总统作了穿插的描写，使我们目睹了一部活脱脱的美国当代新闻政治史。其间，新闻成为了政治的一条主线，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政治结构，而政治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的形成；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治人物的取舍，而政界首脑又在某些情况下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界巨头和政界首脑之间的关系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有时甚至是互不相让，平分秋色。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新闻巨头不涉足政治，报纸就办不下去；而政界首脑离开了新闻也就不成其为政界首脑。新闻成为了政治，产生着权力，本身也就成了政治权力。这部历史蔚为大观，变化多端，令人瞠目，引人入胜。同时，作者在书中所作的分析细致入微，入木三分，放大了的历史细部，有着唤起人们思辨的力量。
《普利策传》中也有一句一再被征引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僚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及时发出警告。”那么在美国，记者该如何峭立船头审势度势呢？
在介绍新闻媒介发展沿革的同时，它深入解读它们所处的时代，展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流变，考察新闻媒体外部环境的变化、新闻媒体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新闻媒体对社会变革所起推动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揭示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的社会价值。
然而，二战之后，美国人的新闻理想也在日渐萎缩，他们被一波波的现实、市场、金钱所左右，记者为了扬名立万不惜制造假新闻。
1972年，《华盛顿邮报》因为“水门事件”的报道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财富。显然，也只有像它这样有钱有势的公司才具有向美国总统挑战的能力。不过，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并不是作为个体的记者。一个记者可能一时间成为明星，但一个月后只不过是普通记者中的一员而已。在“水门事件”中一举成名的两名记者中，伍德沃德虽然留在了报社，主要工作却是写书；伯恩斯坦则不堪忍受所遭遇的折磨离开了。从《媒介与权势》中我们看到许多类似的案例。多数主流媒体均为垄断的私人企业所有，新闻媒介越强大，新闻记者愈显渺小。《媒介与权势》不但写出了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写出了新闻人的无奈与悲伤，那便是，在美国只有强势媒体和小记者的存在。
一位大学老师早年在一家报社工作，他说，每天都会有很多遭受着各种不公正待遇的人来报社希望声讨哪怕一丝正义，然而我们能见诸报端的只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
“因为大多数人虽然紧握着正义，但是不够典型，背离了媒体吸引人的特质。”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起初对资本主义新闻定义的责难现在也渐渐被默许。
被人们广为称道的“普利策新闻奖”也时常被攻击为“报忧不报喜”的新闻传统，但是即使在美国，报纸和传媒也不过是肆意攻击的工具。人们生活中到处可能是深渊，报纸是一座灯塔，引导人们行走在黑暗丛生的地带，预示着哪里有陷阱，哪里深不可测。
正视社会进程，揭露一切诡骗与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美国新闻界自诩的传播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与多元当然应当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普利策们才可以创造一个激荡的新闻百年历史。
光荣与梦想
新闻界就是美国社会的“看门狗”、“乌鸦”，惟其如此，才能有为美国移民说话，最终让国会改变立场的报道问世；惟其如此，才能有掀开总统和政客的阴谋盖子，把总统拉下马的先河。
无论有多少人抨击美国新闻媒体的伪善和龌龊，但它毕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记者，推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民主体制最健全的国度。甚至在《美国新闻史》的开篇中，将美国新闻史定义为——为了获取自由而奋斗的历史。被引用无数次的美国的建国之父杰斐逊说的那句——宁愿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报纸的社会里。更直接地表达了这个国家成立之初对媒体的顶礼膜拜。
19世纪30年代，“廉价报纸”兴起之前，报纸是商业和政治的附庸，一直到“便士报”蜂拥而来的时代，新闻业才诞生。就如同中国现代报业诞生必然会让人想起梁启超、张季鸾一样，美国报业的兴盛也是在一群背后闪着光环的英雄的率领下产生的。他们是贝内特、普利策等。当然，最容易唤起人们记忆的是后者，他是一位报业奇人，追求报纸销量和报道品质的双重收获。他依靠自己的打拼跻身于美国上流社会，在病痛的煎熬下依然支撑着一个强大的报业帝国，更重要的是，他将社会改革与新闻结合起来。他的“扒粪”风格引领了美国新闻界不断突破自身，《纽约时报》要做成“新闻的超级市场”，而《泰晤士报》则声称他们的理想是成为“各种情报的忠实的记录者”。
也正是在普利策的推动下，调查性报道、丑闻报道，揭露政府之丑恶成为新闻界的一种传统延续下来。
痛苦掌舵者
有一本叫做《娱乐至死》的小册子，作者感叹读书时代的终结和娱乐化的泛滥。也一再告诉我们传媒人的堕落和利欲熏心，而身处中国的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被妖魔化的风潮荡漾。
但是，无论新闻媒体多少时候是无耻的、放纵的，但他们的报道中始终隐藏着人类最高智慧和最本质的经验。他们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升到空中，抚摸那条跨越千年和万里、不绝如缕的金线，总结出地面上利来利往的牛鬼蛇神看不到、想不明、说不清楚的东西。让自己的神智永远被困扰，心灵永远受煎熬。他们经过心血淋漓，花花世界，昼短夜长。
新闻媒体关注当下的记忆，在表达的内容和着力点上，效法动物，从审视当下开始，收官于当下。
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就是一个关注当下的作者，而他最为人称道的著作《媒介与权势》就像是一部新闻界的光荣与梦想，它描述了20世纪美国新闻政治史上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结尾，新闻界、政界、人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及这些事件所造成的美国总统与人民、总统与新闻界、新闻界与人民乃至老年人与年轻人、黑人与白人、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差距。这些事件主要包括50年代的麦卡锡事件，60年代的猪湾事件，柏林墙，氢弹，总统遇刺，越南战争，大城市的种族暴动，大学校园里的暴动，参议员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在越南取胜的诺言破产，留长发问题，性问题，公开说脏话骂人问题，吸毒，州立肯特大学事件，美莱事件，接近萧条，以及水门事件等等。
在美国，人们重复着这样的想法：一些人不相信美国政府，另一些人不相信新闻，而政府和新闻界彼此又都鼓励人们不要相信另一方。作者在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将胡佛以后的历届总统作了穿插的描写，使我们目睹了一部活脱脱的美国当代新闻政治史。其间，新闻成为了政治的一条主线，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政治结构，而政治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的形成；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治人物的取舍，而政界首脑又在某些情况下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界巨头和政界首脑之间的关系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有时甚至是互不相让，平分秋色。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新闻巨头不涉足政治，报纸就办不下去；而政界首脑离开了新闻也就不成其为政界首脑。新闻成为了政治，产生着权力，本身也就成了政治权力。这部历史蔚为大观，变化多端，令人瞠目，引人入胜。同时，作者在书中所作的分析细致入微，入木三分，放大了的历史细部，有着唤起人们思辨的力量。
《普利策传》中也有一句一再被征引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僚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及时发出警告。”那么在美国，记者该如何峭立船头审势度势呢？
在介绍新闻媒介发展沿革的同时，它深入解读它们所处的时代，展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流变，考察新闻媒体外部环境的变化、新闻媒体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新闻媒体对社会变革所起推动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揭示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的社会价值。
然而，二战之后，美国人的新闻理想也在日渐萎缩，他们被一波波的现实、市场、金钱所左右，记者为了扬名立万不惜制造假新闻。
1972年，《华盛顿邮报》因为“水门事件”的报道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财富。显然，也只有像它这样有钱有势的公司才具有向美国总统挑战的能力。不过，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并不是作为个体的记者。一个记者可能一时间成为明星，但一个月后只不过是普通记者中的一员而已。在“水门事件”中一举成名的两名记者中，伍德沃德虽然留在了报社，主要工作却是写书；伯恩斯坦则不堪忍受所遭遇的折磨离开了。从《媒介与权势》中我们看到许多类似的案例。多数主流媒体均为垄断的私人企业所有，新闻媒介越强大，新闻记者愈显渺小。《媒介与权势》不但写出了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写出了新闻人的无奈与悲伤，那便是，在美国只有强势媒体和小记者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