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作为宣传的主要阵地之一，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1951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下文简称为“福建人民社”）正式成立，成为当时承担整个福建省出版工作的唯一一家出版社。成立初期，福建人民社主要出版政治理论书籍、地方文献与通俗读物，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的出版工作停滞，福建人民社也被迫解散。“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对出版工作的重新认识，使得福建人民社得以恢复，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一家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出版社。
　　“我对出版行业是很向往的，当时福建人民出版社在厦大中文系的分配名额只有一个，被我争取到了。”福建人民社社长施群，1982年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便到福建人民社文艺编辑室就职，如今已过去了整整30年。虽然期间他曾在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建美术出版社工作，但仿佛落叶归根般，2011年他又回到了福建人民社。据他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6个编辑部门陆续从福建人民社独立出去，成立新的出版社，但政治理论、经济、文化教育、古籍历史、辞书等传统优势领域则保留了下来。在施群看来，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福建人民社的发展历史，就是福建省乃至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缩影。
　　专注，成就专业
　　福建人民社在业内也被称为“史社”，可见史学类著作在该社出版图书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社的优势项目主要是史学，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了非常多，比如《中国移民史》、《鸦片战争史》、《中国农学史》等，出版品种有数百个。”此外，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也是福建人民社的重点领域。说起该社的古文字研究类著作，施群自信地说：“我们社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国一流的。”
　　“一流”的出版能力，自然与一流的编辑人才密不可分。在福建人民社的人才结构上，史学、古文字和辞书方面的编辑实力超群，很多都是该专业的优秀人才，对这方面有着雄厚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洞察力。加之史学、古文字一直是该社的主要出版门类，并没有被分流出去，因此几十年的积淀，让福建人民社形成了在这些领域的传统优势。“因为在史学、古文字和辞书方面有着很强的实力，因此整个出版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都很重视这块的工作，我们社的重点项目以及得奖项目都集中在这些门类上。”
　　每年国内的相关学术文章、杂志，以及讨论会、研究会、新闻发布会等，福建人民社都会持续关注；每年也会派编辑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以及著名高校等研究机构中探访此类专家，与他们保持联系。“我们会争取得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为做出版主要就是做内容，手上要有‘硬通货’。”
　　近年陆续出版的《战国文字编》（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新甲骨文编》（获第三届福建省优秀出版物奖）、《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等，是福建人民社打造古文字专业出版精品的典型代表。据施群介绍，古文字系列图书的选题策划者，本身就是古文字学专业的研究生，对古文字有着比较深的了解。古文字类图书虽然只是福建人民社众多出版物中的一个门类，但却可以说是整个出版社工作的缩影。“专业领域的图书，我们的选题确定和编辑过程都相当严格。这类书不能出错，因为它代表了专业学科的最高水准，而且都是提供给比较小众的学术界的学者作为研究的资料。”认真严谨的态度，让福建人民社的学术类图书在专业研究领域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探索编辑出版的新模式
　　作为一家以出版社科类学术著作为主的出版社，福建人民社并不满足于只是将他人的学术成果整理汇集，而是用心探索编辑出版的新方式、新可能。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是注重深度文化出版的福建人民社的出版种类之一。在国学，尤其是儒学方面，福建人民社推出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份刚面世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儒学文献通论》，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儒学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通论性著作。该部著作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首创“经”、“论”、“史”新型分类体系，并提出“丛书”兼“类书”的著录原则。这可谓是在儒学文献的整理方法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施群介绍说，《儒学文献通论》的作者和研究者包含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儒学专家，代表着国内儒学研究的主流方向。针对这一选题，福建人民社多次组织专家共同讨论，在此基础上，编辑对书稿的撰写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力图通过精心编撰，“系统展现国家儒学研究成果”。
　　开创性的分类体系，让这部著作受到了业内好评，也让福建人民社对于编辑出版方式的创新充满了信心。施群说：“现在社里有些图书的编辑方法会跟过去不太一样，但是有的书适合创新，有的书不适合。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某些图书上继续开发，尝试使用新模式。”
　　利用区位优势增进两岸交流
　　福建虽不是国内出版中心，却因为与台湾隔海相望，与台湾的文化交流频繁，福建人民社拥有其他省外出版社所不具备的区位优势。
　　据施群介绍，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福建人民社就开始出版涉台图书，并且在所出图书中占了较大比重，图书种类涵盖历史著作、工具书、族谱、档案资料等，其中包括《高山族简史》（1982）、《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1983）、《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1984）、《台湾知识词典》（1987）、《今日台湾100问》（1988）等。初期的探索，奠定了出版社涉台图书的特色。
　　随着形势的变化，福建人民社涉台图书的出版工作也在不断调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社组织国内数家高校及台湾研究机构，共同策划出版了一套以反映台湾历史与现状为主题的通俗读物，即“看台湾”丛书。此后，福建人民社逐渐将立足点集中于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相继出版了“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闽台文化丛书”、《闽台缘》、《闽南方言大词典》等大型著作，深受两岸业界及读者的好评。
　　在两岸版权交流方面，福建人民社也是国内起步较早的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引进出版了一批台湾文学作品，其中1980年出版的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大陆首次出版台湾作家的长篇小说。随着两岸合作的日益正常化和频繁化，福建人民社与台湾出版界的合作也越来越多。“每年都有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我们除了和台湾有版权贸易，还合作开展了一些重大项目。”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由大陆、台湾以及其他华文地区和国家权威汉语言学者、专家齐力编纂而成的大型语言工具书《中华大辞林》即将出版面世。 　　在与台湾出版界多年的交流合作中，福建人民社受益良多。施群说，台湾的出版业界与大陆相比，在运作方式上差异很大，“台湾的出版社主要是私营企业，大陆的出版社则大多是国有企业，两边的业态差别很大，可以互相借鉴，我们可以借鉴台湾的出版企业管理办法，以及项目开发的经验等。”通过两岸的版权贸易和项目合作，出版社也学到了先进的出版理念和运作方式。而在施群看来，“出版社通过与台湾的合作，能够把台湾的好书、好项目引进大陆，让大陆读者对台湾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对于两岸的文化交流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的两岸出版业者来说，这或许是交流合作中最大的收获。
　　在转型中巩固双效益
　　拥有60余年历史的福建人民社，虽然可以算是新中国出版社中的元老，但在出版界的新形势下，依然和众多出版社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施群社长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做好转型。”虽然具体的项目还在筹划中，但对于如何转型，福建人民社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准备成立数字出版部门，此外还会跟其他媒体尝试一些跨行业的合作。”目前，福建人民社正与新浪福建合作《舌尖上的福建》，“是关于福建传统美食的，并且与数字出版结合在一起。类似的教育类图书的数字化工作也在运作中。”
　　除了图书出版的主业之外，福建人民社还注重产业发展方面的规划，力图通过开发文化地产、资本运作等方式，进一步开拓出版社的收入来源。但纸质出版仍是福建人民社整个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人的阅读习惯和消费习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纸质图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消亡。开卷调查显示，每年图书市场虽然发展比较缓慢，但还未进入萎缩阶段，图书品种依然在不断增加，整个市场的规模也在缓慢扩大。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传统的优势板块做好，更多地考虑把一些先进的方法、新的策划、创新的理念，结合到我们的纸质图书出版项目中来，把优势项目继续做大做强。”
　　在施群看来，重点出版专业研究领域著作的福建人民社，面向的读者是小众的，但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些研究领域的书籍，面对的读者都是一个国家在学术方面的代表人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以虽然是小众图书，但对于整个文化的积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小众图书关注社会效益，我们在这方面投入比较大。”而大众图书的普及工作也不能落下，应该多出版面向大众市场的图书，“比如旅游、文学、少儿等类型的图书，尽量让更多的读者受益，兼顾两个效益。”
　　在转型的路上，施群说，福建人民社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不管怎么转型，“我们首先做的是内容，一个出版社只要有了内容储备，怎样转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