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认为，交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50年代生人的他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研究交流的失败，鼓励今天的人们放弃交流的幻想，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
　　假使这个悲观的结论成立，那么，“加强交流”还有没有必要？
　　最近的调查显示，至少在中日关系上，双方都信任且看重交流的意义，无论这种交流是发生在庙堂之上，还是乡野之间——两国受访者中支持民间互通的比例均超过60%，支持首脑会谈的比例在中国和日本也分别高达52.7%和64.6%。
　　然而，与此同时，两国均有超过7成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打算去对方国家走一走看一看。在这对一衣带水的邻居之间，距离有多近，隔阂就有多深。
　　媒体担负起了解释的重任。在日本，至今仍有96.5%的受访者表示倚赖新闻认识中国及中日关系的现状，狂甩第二大消息源“日本影视剧和信息类节目”七十多个百分点；在中国，“偏科”的情况稍好一些，新闻、中国影视剧和信息类节目、书籍是三大信源，通过它们认识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分别占受访者的91.4%、61.4%和37.4%。
　　问题是，媒体能扮演好桥梁的角色吗？
　　如果把讨论范围缩小到中日关系，中国观众与读者显然更加认可本国媒体的表现，有超过7成的受访者认为相关报道“客观”，相较之下，日本观众和读者要“苛刻”得多，对本国媒体的专业度表示满意的受访者不到3成。
　　彼得斯认为，在改变时空的大众媒介出现的时代，一直幻想的超越肉身和词语的交流方式似乎能实现了，但由于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身处其中的交流情景基本上是解释性的，而解释的后果是解码和编码未必对应，于是，人类想当然的理想交流不过是在“向天空说话”。
　　媒体的发达意味着信息的鱼龙混杂。编码越容易，解码成本就越高。更何况，这次调查反映出，在中日之间，“向天空说话”还不是最糟糕的，大多数时候我们恐怕是在捂着耳朵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