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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温州综合金融改革中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不可忽视。从参与者的微观视角，以瑞安250农户家庭作为样本，对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广泛众多且主动参与意愿强烈，而参与主体的个体差异并不明显；生产经营已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重要的筹资用途；参与主体信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措施不足。政府应该遵从“从核心到外围”的思路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边界进行明确界定；积极规范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培育信用文化；积极搭建各类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减少各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同时，还应充分重视和促使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信用风险；借贷方式；风险防范意识；筹资用途；蓬齐效应；信用文化；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F832.1；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4010207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nzhouInformal Finance in Rural Area
—Survey and Analysis Based on 250 Rural Households in Ruian
SUN Zheng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Wenzhou Medical College, Zhejiang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inance can not be neglected i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finance of Wenzhou. From a microcosmic angle, this paper takes 250 rural households in Ruian as a survey s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basic condition of rural informal finance of Wenzh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of Wenzhou has many participant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willing is strong, that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is not significant, that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aim for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and that the risk preven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participants is not strong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are not suffici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by following the idea “from core to surrounding”, clearly define the legal boundary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actively standardize and guide the borrow/lend method of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cultivate credit culture, actively set up informationsharing platform of all kinds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try to decreas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each participant, and meanwhile, sufficiently emphasize and boost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informal finance and formal finance as well as macroeconomy.
Key words: aim informal finance; formal finance; credit risk; borrow/lend method; risk prevention consciousness; financing aim; Ponzi Scheme; credit culture; local culture
一、引言
关于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的概念，一直存有争议，国外文献中使用较多的是“非正规金融市场”这个概念。Steel等（1997）将非正规金融定义为处于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规范和监管之外的那些金融活动（王劲松，2004）。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非正规金融基本等同于民间金融；而曾康霖（2007）认为金融体系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体系主要包括私人钱庄、银背、合会、民间（企业）借贷、典当行等；王相敏等（2009）专门对“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进行了比较，也得出类似结论，并认为民间金融的外延大于非正规金融。本文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约束下市场自发的金融深化，是依靠亲缘、血缘、地缘等特定社会关系联结的，处于央行和监管当局监测之外的一种民间金融行为。 尽管麦金农（1978）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导致的特殊现象，但现有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在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非正规金融都长期存在并发展。同样，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现象。然而，当前我国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理论的定性分析上，缺乏实地的调研和分析。
孙正成: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研究
民间资本充沛的温州农村是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典型区域，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对温州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温州农村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一直在褒贬声中曲折发展。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近年来，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12条”的首条即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2012年3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一项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可见，非正规金融的地位界定和发展方向，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也是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基于此，本文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问题深入研究，以期能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践和有关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基本情况调查
本文将基于实地调查数据从参与主体及其参与意愿、具体内容和借贷形式等方面来呈现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基本情况，从而推论在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中应如何确定非正规金融的地位，如何确定其发展方向。
考虑到样本典型性和科学性，本文选择了温州市瑞安的5个街道8个村庄作为调查点，涉及区域有瑞安上望街道的永光村、东沿村、新桥头、九一村，汀田街道的小典下、大典下，莘塍街道的董四村，安阳街道的十八家村。由于非正规金融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实证数据较难获取，因此本次调查采用入户并当面回收问卷的方式，随机地选择温州常住居民进行不记名式问卷调查。总共发出问卷250份，回收220份，回收率为88%，剔除无效问卷16份，剩余有效问卷达204份，问卷有效率约93%。基于有效问卷数据，运用SPSS.17统计软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参与主体及意愿分析
由于特殊的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和二元金融的结构特征，非正规金融在温州有悠久的历史，参与主体广泛，大多数的民众对非正规金融活动均有较强的参与意愿，需求和供给长期以来均表现得十分活跃。调查结果显示，对于非正规金融，民众均有强烈的参与意愿（表1、表2）：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在资金短缺时均会选择非正规金融进行融资（共计254频次），18.1%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会将闲置资金借给其他人赚取利息。
表1通过非正规金融进行贷款筹资意愿调查
表2通过非正规金融进行借款投资意愿调查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曾试图探究各类主体参与非正规金融的个体影响因素，将年龄、职业、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与通过非正规金融进行投资和筹资的意愿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因素与参与意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也意味着在温州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中，参与主体非常广泛，并基本没有群体差异。同时，从参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信息来源看，来源于“亲戚朋友相互介绍”的占到54.1%，远高于“经营交易中了解”（15.2%）、“专业中介机构”（10.8%）和“媒体”（5.9%），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和亲缘性。
2.借贷额度、利息和贷款用途分析
以往的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的贷款用途主要在生活消费方面”（郭沛，2004）。相对于以往的调研结果，本次调查表明当前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贷款用途和额度等方面已呈现出新的特征：（1）筹资额度方面，1万以下的占比仅为11.3%；10万以上的占比共计达到57.4%，其中10万～50万的占比最大，达 32.8%，100万以上的占比也达10.3%。（2）贷款利息方面，一般为月息1%～3%，占比达62.5%。（3）在贷款用途方面（表3），用于生产经营和生意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大，其中生意投资占比最高，达27.9%。进一步对职业和贷款额度及贷款利息进行交叉分析，发现额度和利息一般与职业有关，额度50万以上的前两位职业分别是自主生产经营个体户和商人。这一调查结论说明需要以新的思路和方式对待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
表3非正规金融的筹资用途
非正规金融主要依靠的是法律体系以外的地域性社会体系，依赖于民间信用。因此，在实践中，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主要依赖于借贷双方的信任，较为灵活，但同时也缺乏规范有效的信用保障。本次调查显示，仅有8.8%的人认为在非正规金融中信用可以忽略，而65.7%的人表示“2011年温州地域性的信用风险爆发问题更加引起了他对信用的关注”。但就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借贷双方在规避信用风险方面的意识仍然不够强烈。在非正规金融借贷活动中，借贷双方签订正规借贷协议并进行公正的仅占26%，签订不进行公证的普通协议的占22.1%，立有普通字据或借条的占28.9%，还有17.6%的借贷双方仅依靠口头约定（表4）。
表4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
对信用风险规避这一问题进一步交叉分析发现，借贷的约定方式受职业和贷款额度的双重影响，通过检验分析得出以下两个规律：（1）额度高、贷款人法律意识强的会签订协议并公正。例如调查中贷款额度100万以上的近50%的借贷会签订协议并公正，而这些贷款者一般为商人、自主生产经营者和公职人员。（2）额度低但贷款人承担风险能力较弱的，也会签订公正借贷协议。调查中发现额度在1万元以下的，贷款人为农民的，均签订了公正协议。 三、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生成和发展根源探究
为什么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却如此活跃？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国外许多金融文献中指出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根源是“金融抑制”。Edward（1973）指出金融抑制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大量非公有制主体得不到足够的资金；Anders（2002）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国内较早对非正规金融关注的是费孝通（2007），在其著作《江村经济》中从社会信用的角度探讨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高新波（2006）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是经济主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追逐潜在利润的结果；韦熙（2007）从资本供给—资本需求角度分析认为，非公有经济旺盛的资金需求与民间日益充沛的闲散资金供给促使非正规金融发展。梳理有关研究文献发现，非正规金融的生成和发展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但现有大多数的研究以定性推论为主，本文结合实地调研结果，通过对非正规金融的参与双方的调查对此问题进一步诠释。
针对温州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原因，温州本土学者诸葛隽（2009）认为正规金融存在信息不对称性，无法实现供需双方资金完全对接的理想状态，因而温州非正规金融活跃。如前文所述，温州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非常活跃，且并未呈现明显的参与个体差异特征，因此有较多的学者认为其发展与温州地域文化（本次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详见表5）和经济结构有紧密联系。由于资源禀赋较少而人口众多，温州地域文化中重视合作和亲缘家族的力量。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温州非正规金融之所以活跃，主要是个体逐利的内部原因，也有地域文化环境和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还与温州地区充沛的民间资本有紧密联系。
表5温州非正规金融活跃原因调查
综上所述，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根源可从三方面进行诠释：（1）温州人逐利的本性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其存在奠定了基础。温州人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逐利是其典型的群体特征；温州众多的小微企业会出现暂时资金短缺问题，而其地域文化中非常注重家族宗族观念，促成了其非正规金融的旺盛需求和供给。（2）正规金融严格繁琐的借贷手续和较长时间的等待，助长了非正规金融的需求。正规金融对贷款人有着偏好性选择，一般都需要贷款人实物抵押、担保等。在调查访谈中得知，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自认为“没资格”去银行进行贷款，这部分人对于银行等正规金融繁琐的程序也不了解，甚至束手无策。（3）稳定而充足的民间资本成为温州非正规金融的供给后盾。据2008年温州市金融办对258家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测算，截至2008年10月末，温州辖内民间流动性资本规模已经超过3370亿元，比2006年末增加1170亿元，增长23.77%资料来源：温州市金融办，《温州民间资本调研报告》，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内部资料，2009年。 。
四、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效应评价
在金融综合改革中，应给予非正规金融什么样的发展地位，取决于非正规金融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效应。针对非正规金融的效应，学界、业界、金融界、政界均多有争议。Braverman等指出民间借贷具有信息及成本优势，节约内生交易成本；吴国联（2011）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发挥了集中节余资金进行社会化配置的职能；但Edward（1973）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不仅扰乱了金融信贷秩序，还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其隐蔽性妨碍政府货币政策的实施。
本文试图根据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的评价来分析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效应。调查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活动确实存在正负双重效应。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时间优势。56.8%的被调查者认为非正规金融筹资等待期限短，更容易为资金需求者提供急需的过渡资金。（2）成本优势。非正规金融一般采用风险加交易费用的加成定价法，即以官方利率为基准，在此基础上考虑风险和借款人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交易费用。由于更加简便的信用信息甄别机制，1/4的被调查者认为相对于长时间等待的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有成本低的优势。（3）积极的补充效应。有1/4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正规金融有效而必需的补充，尤其是在短期过渡资金方面。
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利率太高温州市人民银行监测的数据显示，2008年民间借贷市场加权平均利率水平维持在月利率11.5‰～12.6‰之间（温州市金融办的内部资料）。 导致的“蓬齐效应”蓬齐效应主要是指利用新的投资者手中筹集过载的钱偿还以前的投资者（唐旭，2003）。 。非正规金融的利率与紧急程度有较大的关联，而延期还款现象较为普遍（明确表示身边出现过借钱不还的达64.7%），借贷双方一般会协商选择延期提高利息的方式（38.7%的借款人会延长期限，8%的人会提高利息）；调查中也发现较多的贷款人会“借新还旧”（38.7%）。（2）缺乏引导和规范而导致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为借贷双方容易产生纠纷，另一方面表现为扰乱了正规金融秩序和影响宏观经济调控。本文认为，非正规金融产生负面效应的主要根源可归结于两方面：一是社会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非正规金融的信用信息甄别采集优势逐渐减弱，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不断增强；二是当前不够健全的非正规金融法律等社会环境使得非正规金融活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不易从宏观上对其进行监测。
五、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特征
基于前文的实证分析，温州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非常活跃，与其他区域相比马永强（2011）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会导致农户的信贷活动有很大差异。本文赞同此观点。 ，有其自身特征，概括如下：
第一，参与主体广泛众多且主动参与意愿强烈，而参与主体的个体差异并不明显。
第二，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借款人的参与目的、贷款人的筹资用途、贷款额度及利息也在发生变化，生产经营已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重要的筹资用途。
第三，非正规金融的借贷额度及方式主要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信用和其他社会关系，因此，信用风险问题逐渐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目前参与主体在防范和规避信用风险方面的意识不够、措施不足。 第四，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第五，非正规金融活动本身是一种有效且必需的金融补充，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效博弈的结果，尤其对于信贷能力较差的小微企业而言；同时，非正规金融活动也有一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信用风险规避能力不足及其较强的隐蔽性等方面。
六、引导促进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在对待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上，应辨证看待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充分利用其优势，限制其弊端，以进一步发挥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据温州市人民银行2008年抽样调查，生产性小企业的民间融资占流动资金来源的46.5%，投资性商户的民间融资占经营资本的68%（资料来源：温州市金融办，《温州民间资本调研报告》，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内部资料，2009年）。 。因此，本文认为在金融综合改革中，应将“对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积极引导”作为基本基调，而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的主体为政府本次调查也显示，37.3%的被调查者认为应“由政府引导”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高于“依靠市场自我调节”（33.8%）和“社会团体”（10.3%）。 。另外，本文认为在政府对非正规金融进行引导和监管规范之前，应挖掘提炼出关键问题，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1．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
结合前文分析，本文认为引导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有4个关键问题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一是非正规金融的合法边界的界定问题，这一问题是政府对非正规金融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非正规金融中的资金来源和贷款用途、借贷方式等因素导致的信用风险问题，由于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们短期的逐利心理及当前不规范的借贷方式等因素，这一问题逐渐成为非正规金融发展中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三是各个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问题的客观存在会使得第二个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四是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及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的并行存在是制度有效率的体现，两者协调发展是金融生态平衡的重要保证。
2．引导温州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具体建议
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培育和监管。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学者认为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相互联结是一个有前途的战略，可以进行竞争式的水平联结和资金链式的垂直联结这一观点最早在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Bell（1990）认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可以有两者联结方式。 。但本文认为，虽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功能上、资金流动上有不可分割的互补共生关系，但既然非正规金融是有自身特点的一种金融机制，在对其引导和管理策略方面，就应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政府应该遵从“从核心到外围”的思路积极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1）政府应尽快颁布针对非正规金融的法律法规，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边界进行明确界定，区别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同时便于实现对不同的民间借贷行为实施分类引导管理。事实上，当前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存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民间借贷行为，因此只有对不同融资活动进行明确的合法性界定，突破当前政府对其分类引导、管理和监测监管的法律瓶颈，才能有效引导和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2）政府应积极规范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培育信用文化。当前温州的非正规金融投融资活动在某些地域或行业中，呈现出明显的 “羊群效应”，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有效“外围”策略施。而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典型的“人格金融”，随着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参与主体间信用风险控制难度增大，因此需要政府介入，对民间借贷方式进行适当的引导。政府一方面可拟定一些借贷合同样本供民间借贷人参考，并提示和鼓励民间借贷人提高信用风险规避意识；另一方面可开展广泛的法律和金融风险宣传活动，培育良好的信用文化本文调查中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对信用的重视程度与年龄呈负相关、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因此在信用文化培育过程中可利用这一规律，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
（3）政府应积极搭建各类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减少各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信用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而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是多方面的，存在于参与主体之间，也存在于政府与参与主体间。因此，政府应搭建各类信息服务和共享平台。2012年温州成立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正是基于此目的的一次尝试，本次调查显示41.7%的被调查者表示这项措施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事实上，应该将此信息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挖掘完善：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金融的隐蔽性，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市场主体积极配合，主动登记；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登记中心的记录信息对不同类型的借贷行为进行引导和监测，降低非正规金融的监管难度；也可以将信息在一定地域或行业范围内实现共享，进一步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信用风险，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
（4）政府在引导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充分重视和促使其与正规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民间资本产业投资范围和领域的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要借助上述的一些策略，加强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监测和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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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波，张军田.2006.金融抑制还是信息优势——重论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根源［J］.商场现代化，（1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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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强.2011.中国农户融资现状与民间借贷偏好分析——来自全国农户借贷调查问卷［J］.经济学家（6）：2837.
唐旭.2003金融理论前言课题（第二辑）［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28.
王劲松.2004.非正规金融市场研究——微观结构、利率与资金配置效率［D］.上海：复旦大学.
王相敏，张慧一.2009.民间金融、非正规金融、地下金融：概念比较与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6668.
韦熙.2007.中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和出路［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吴国联.2011.对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 ［J］.浙江金融（8）：2527.
曾康霖，等（二元金融研究课题组）.2007.二元金融及其在温州的表现［J］.西南金融 (8)：711.
诸葛隽.2009.民间金融创新:温州的实践［J］.上海经济研究（4）：5864.
ANDERS I.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l finance in Kenyan Manufacturing［R］. Th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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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ERMAN A，GUASH J L. 1986. Rural Credit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ons for Policy Analysis from Practice and Modern Theory ［J］. World Development，14(10)：12531267.
EDWARD S 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校：夏冬）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信用风险；借贷方式；风险防范意识；筹资用途；蓬齐效应；信用文化；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F832.1；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4010207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nzhouInformal Finance in Rural Area
—Survey and Analysis Based on 250 Rural Households in Ruian
SUN Zheng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Wenzhou Medical College, Zhejiang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inance can not be neglected i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finance of Wenzhou. From a microcosmic angle, this paper takes 250 rural households in Ruian as a survey s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basic condition of rural informal finance of Wenzh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of Wenzhou has many participant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willing is strong, that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is not significant, that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aim for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and that the risk preven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participants is not strong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are not suffici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by following the idea “from core to surrounding”, clearly define the legal boundary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actively standardize and guide the borrow/lend method of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cultivate credit culture, actively set up informationsharing platform of all kinds of the informal finance, try to decreas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each participant, and meanwhile, sufficiently emphasize and boost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informal finance and formal finance as well as macroeconomy.
Key words: aim informal finance; formal finance; credit risk; borrow/lend method; risk prevention consciousness; financing aim; Ponzi Scheme; credit culture; local culture
一、引言
关于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的概念，一直存有争议，国外文献中使用较多的是“非正规金融市场”这个概念。Steel等（1997）将非正规金融定义为处于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规范和监管之外的那些金融活动（王劲松，2004）。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非正规金融基本等同于民间金融；而曾康霖（2007）认为金融体系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体系主要包括私人钱庄、银背、合会、民间（企业）借贷、典当行等；王相敏等（2009）专门对“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进行了比较，也得出类似结论，并认为民间金融的外延大于非正规金融。本文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约束下市场自发的金融深化，是依靠亲缘、血缘、地缘等特定社会关系联结的，处于央行和监管当局监测之外的一种民间金融行为。 尽管麦金农（1978）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导致的特殊现象，但现有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在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非正规金融都长期存在并发展。同样，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现象。然而，当前我国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理论的定性分析上，缺乏实地的调研和分析。
孙正成: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研究
民间资本充沛的温州农村是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典型区域，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对温州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温州农村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一直在褒贬声中曲折发展。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近年来，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12条”的首条即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2012年3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一项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可见，非正规金融的地位界定和发展方向，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也是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基于此，本文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问题深入研究，以期能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践和有关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基本情况调查
本文将基于实地调查数据从参与主体及其参与意愿、具体内容和借贷形式等方面来呈现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基本情况，从而推论在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中应如何确定非正规金融的地位，如何确定其发展方向。
考虑到样本典型性和科学性，本文选择了温州市瑞安的5个街道8个村庄作为调查点，涉及区域有瑞安上望街道的永光村、东沿村、新桥头、九一村，汀田街道的小典下、大典下，莘塍街道的董四村，安阳街道的十八家村。由于非正规金融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实证数据较难获取，因此本次调查采用入户并当面回收问卷的方式，随机地选择温州常住居民进行不记名式问卷调查。总共发出问卷250份，回收220份，回收率为88%，剔除无效问卷16份，剩余有效问卷达204份，问卷有效率约93%。基于有效问卷数据，运用SPSS.17统计软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参与主体及意愿分析
由于特殊的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和二元金融的结构特征，非正规金融在温州有悠久的历史，参与主体广泛，大多数的民众对非正规金融活动均有较强的参与意愿，需求和供给长期以来均表现得十分活跃。调查结果显示，对于非正规金融，民众均有强烈的参与意愿（表1、表2）：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在资金短缺时均会选择非正规金融进行融资（共计254频次），18.1%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会将闲置资金借给其他人赚取利息。
表1通过非正规金融进行贷款筹资意愿调查
表2通过非正规金融进行借款投资意愿调查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曾试图探究各类主体参与非正规金融的个体影响因素，将年龄、职业、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与通过非正规金融进行投资和筹资的意愿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因素与参与意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也意味着在温州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中，参与主体非常广泛，并基本没有群体差异。同时，从参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信息来源看，来源于“亲戚朋友相互介绍”的占到54.1%，远高于“经营交易中了解”（15.2%）、“专业中介机构”（10.8%）和“媒体”（5.9%），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和亲缘性。
2.借贷额度、利息和贷款用途分析
以往的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的贷款用途主要在生活消费方面”（郭沛，2004）。相对于以往的调研结果，本次调查表明当前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贷款用途和额度等方面已呈现出新的特征：（1）筹资额度方面，1万以下的占比仅为11.3%；10万以上的占比共计达到57.4%，其中10万～50万的占比最大，达 32.8%，100万以上的占比也达10.3%。（2）贷款利息方面，一般为月息1%～3%，占比达62.5%。（3）在贷款用途方面（表3），用于生产经营和生意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大，其中生意投资占比最高，达27.9%。进一步对职业和贷款额度及贷款利息进行交叉分析，发现额度和利息一般与职业有关，额度50万以上的前两位职业分别是自主生产经营个体户和商人。这一调查结论说明需要以新的思路和方式对待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
表3非正规金融的筹资用途
非正规金融主要依靠的是法律体系以外的地域性社会体系，依赖于民间信用。因此，在实践中，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主要依赖于借贷双方的信任，较为灵活，但同时也缺乏规范有效的信用保障。本次调查显示，仅有8.8%的人认为在非正规金融中信用可以忽略，而65.7%的人表示“2011年温州地域性的信用风险爆发问题更加引起了他对信用的关注”。但就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借贷双方在规避信用风险方面的意识仍然不够强烈。在非正规金融借贷活动中，借贷双方签订正规借贷协议并进行公正的仅占26%，签订不进行公证的普通协议的占22.1%，立有普通字据或借条的占28.9%，还有17.6%的借贷双方仅依靠口头约定（表4）。
表4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
对信用风险规避这一问题进一步交叉分析发现，借贷的约定方式受职业和贷款额度的双重影响，通过检验分析得出以下两个规律：（1）额度高、贷款人法律意识强的会签订协议并公正。例如调查中贷款额度100万以上的近50%的借贷会签订协议并公正，而这些贷款者一般为商人、自主生产经营者和公职人员。（2）额度低但贷款人承担风险能力较弱的，也会签订公正借贷协议。调查中发现额度在1万元以下的，贷款人为农民的，均签订了公正协议。 三、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生成和发展根源探究
为什么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却如此活跃？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国外许多金融文献中指出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根源是“金融抑制”。Edward（1973）指出金融抑制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大量非公有制主体得不到足够的资金；Anders（2002）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国内较早对非正规金融关注的是费孝通（2007），在其著作《江村经济》中从社会信用的角度探讨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高新波（2006）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是经济主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追逐潜在利润的结果；韦熙（2007）从资本供给—资本需求角度分析认为，非公有经济旺盛的资金需求与民间日益充沛的闲散资金供给促使非正规金融发展。梳理有关研究文献发现，非正规金融的生成和发展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但现有大多数的研究以定性推论为主，本文结合实地调研结果，通过对非正规金融的参与双方的调查对此问题进一步诠释。
针对温州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原因，温州本土学者诸葛隽（2009）认为正规金融存在信息不对称性，无法实现供需双方资金完全对接的理想状态，因而温州非正规金融活跃。如前文所述，温州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非常活跃，且并未呈现明显的参与个体差异特征，因此有较多的学者认为其发展与温州地域文化（本次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详见表5）和经济结构有紧密联系。由于资源禀赋较少而人口众多，温州地域文化中重视合作和亲缘家族的力量。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温州非正规金融之所以活跃，主要是个体逐利的内部原因，也有地域文化环境和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还与温州地区充沛的民间资本有紧密联系。
表5温州非正规金融活跃原因调查
综上所述，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根源可从三方面进行诠释：（1）温州人逐利的本性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其存在奠定了基础。温州人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逐利是其典型的群体特征；温州众多的小微企业会出现暂时资金短缺问题，而其地域文化中非常注重家族宗族观念，促成了其非正规金融的旺盛需求和供给。（2）正规金融严格繁琐的借贷手续和较长时间的等待，助长了非正规金融的需求。正规金融对贷款人有着偏好性选择，一般都需要贷款人实物抵押、担保等。在调查访谈中得知，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自认为“没资格”去银行进行贷款，这部分人对于银行等正规金融繁琐的程序也不了解，甚至束手无策。（3）稳定而充足的民间资本成为温州非正规金融的供给后盾。据2008年温州市金融办对258家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测算，截至2008年10月末，温州辖内民间流动性资本规模已经超过3370亿元，比2006年末增加1170亿元，增长23.77%资料来源：温州市金融办，《温州民间资本调研报告》，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内部资料，2009年。 。
四、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效应评价
在金融综合改革中，应给予非正规金融什么样的发展地位，取决于非正规金融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效应。针对非正规金融的效应，学界、业界、金融界、政界均多有争议。Braverman等指出民间借贷具有信息及成本优势，节约内生交易成本；吴国联（2011）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发挥了集中节余资金进行社会化配置的职能；但Edward（1973）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不仅扰乱了金融信贷秩序，还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其隐蔽性妨碍政府货币政策的实施。
本文试图根据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的评价来分析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效应。调查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活动确实存在正负双重效应。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时间优势。56.8%的被调查者认为非正规金融筹资等待期限短，更容易为资金需求者提供急需的过渡资金。（2）成本优势。非正规金融一般采用风险加交易费用的加成定价法，即以官方利率为基准，在此基础上考虑风险和借款人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交易费用。由于更加简便的信用信息甄别机制，1/4的被调查者认为相对于长时间等待的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有成本低的优势。（3）积极的补充效应。有1/4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正规金融有效而必需的补充，尤其是在短期过渡资金方面。
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利率太高温州市人民银行监测的数据显示，2008年民间借贷市场加权平均利率水平维持在月利率11.5‰～12.6‰之间（温州市金融办的内部资料）。 导致的“蓬齐效应”蓬齐效应主要是指利用新的投资者手中筹集过载的钱偿还以前的投资者（唐旭，2003）。 。非正规金融的利率与紧急程度有较大的关联，而延期还款现象较为普遍（明确表示身边出现过借钱不还的达64.7%），借贷双方一般会协商选择延期提高利息的方式（38.7%的借款人会延长期限，8%的人会提高利息）；调查中也发现较多的贷款人会“借新还旧”（38.7%）。（2）缺乏引导和规范而导致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为借贷双方容易产生纠纷，另一方面表现为扰乱了正规金融秩序和影响宏观经济调控。本文认为，非正规金融产生负面效应的主要根源可归结于两方面：一是社会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非正规金融的信用信息甄别采集优势逐渐减弱，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不断增强；二是当前不够健全的非正规金融法律等社会环境使得非正规金融活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不易从宏观上对其进行监测。
五、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特征
基于前文的实证分析，温州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非常活跃，与其他区域相比马永强（2011）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会导致农户的信贷活动有很大差异。本文赞同此观点。 ，有其自身特征，概括如下：
第一，参与主体广泛众多且主动参与意愿强烈，而参与主体的个体差异并不明显。
第二，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借款人的参与目的、贷款人的筹资用途、贷款额度及利息也在发生变化，生产经营已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重要的筹资用途。
第三，非正规金融的借贷额度及方式主要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信用和其他社会关系，因此，信用风险问题逐渐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目前参与主体在防范和规避信用风险方面的意识不够、措施不足。 第四，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第五，非正规金融活动本身是一种有效且必需的金融补充，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效博弈的结果，尤其对于信贷能力较差的小微企业而言；同时，非正规金融活动也有一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信用风险规避能力不足及其较强的隐蔽性等方面。
六、引导促进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在对待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上，应辨证看待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充分利用其优势，限制其弊端，以进一步发挥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据温州市人民银行2008年抽样调查，生产性小企业的民间融资占流动资金来源的46.5%，投资性商户的民间融资占经营资本的68%（资料来源：温州市金融办，《温州民间资本调研报告》，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内部资料，2009年）。 。因此，本文认为在金融综合改革中，应将“对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积极引导”作为基本基调，而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的主体为政府本次调查也显示，37.3%的被调查者认为应“由政府引导”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高于“依靠市场自我调节”（33.8%）和“社会团体”（10.3%）。 。另外，本文认为在政府对非正规金融进行引导和监管规范之前，应挖掘提炼出关键问题，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1．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
结合前文分析，本文认为引导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有4个关键问题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一是非正规金融的合法边界的界定问题，这一问题是政府对非正规金融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非正规金融中的资金来源和贷款用途、借贷方式等因素导致的信用风险问题，由于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们短期的逐利心理及当前不规范的借贷方式等因素，这一问题逐渐成为非正规金融发展中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三是各个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问题的客观存在会使得第二个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四是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及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的并行存在是制度有效率的体现，两者协调发展是金融生态平衡的重要保证。
2．引导温州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具体建议
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培育和监管。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学者认为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相互联结是一个有前途的战略，可以进行竞争式的水平联结和资金链式的垂直联结这一观点最早在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Bell（1990）认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可以有两者联结方式。 。但本文认为，虽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功能上、资金流动上有不可分割的互补共生关系，但既然非正规金融是有自身特点的一种金融机制，在对其引导和管理策略方面，就应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政府应该遵从“从核心到外围”的思路积极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1）政府应尽快颁布针对非正规金融的法律法规，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边界进行明确界定，区别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同时便于实现对不同的民间借贷行为实施分类引导管理。事实上，当前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存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民间借贷行为，因此只有对不同融资活动进行明确的合法性界定，突破当前政府对其分类引导、管理和监测监管的法律瓶颈，才能有效引导和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2）政府应积极规范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培育信用文化。当前温州的非正规金融投融资活动在某些地域或行业中，呈现出明显的 “羊群效应”，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有效“外围”策略施。而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典型的“人格金融”，随着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参与主体间信用风险控制难度增大，因此需要政府介入，对民间借贷方式进行适当的引导。政府一方面可拟定一些借贷合同样本供民间借贷人参考，并提示和鼓励民间借贷人提高信用风险规避意识；另一方面可开展广泛的法律和金融风险宣传活动，培育良好的信用文化本文调查中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对信用的重视程度与年龄呈负相关、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因此在信用文化培育过程中可利用这一规律，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
（3）政府应积极搭建各类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减少各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信用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而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是多方面的，存在于参与主体之间，也存在于政府与参与主体间。因此，政府应搭建各类信息服务和共享平台。2012年温州成立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正是基于此目的的一次尝试，本次调查显示41.7%的被调查者表示这项措施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事实上，应该将此信息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挖掘完善：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金融的隐蔽性，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市场主体积极配合，主动登记；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登记中心的记录信息对不同类型的借贷行为进行引导和监测，降低非正规金融的监管难度；也可以将信息在一定地域或行业范围内实现共享，进一步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信用风险，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
（4）政府在引导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充分重视和促使其与正规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民间资本产业投资范围和领域的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要借助上述的一些策略，加强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监测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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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