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有两个单词可以表达性别，sex和gender。sex是指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而gender则是指具有文化意义的性别。所以，惟有人类才会有gender意义上的性别。承认sex，就意味着两性差异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因而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存在。
　　然而，正是在人类中，两性间的自然差异却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事实，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事实。正是这种文化事实，使女性可悲地沦为第二性。这就是gender意义上的性别。
　　
　　哪来的第二性
　　
　　女性是怎么会沦为第二性的？这一切全都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有关。当人类处在远古的狩猎-采集时代时，由于女性从采集中得到的食物足可糊口，而男性的狩猎所得反倒时有时无，这就决定了当时的女子不可能扮演第二性的角色，她与男人是平分秋色的。这就是说，两性间有区别但平等是人类原始的存在方式。gender意义上的性别还未出现。
　　公元前9000年，人类已开始在今天的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一带定居下来。公元前8000年，他们开始种植小麦等农作物，然后又开始驯养猪、牛等牲畜。
　　公元前4世纪，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枚苏美尔印章上出现了一具原始的犁，这就是伊甸园中导致堕落的蛇。随着犁的出现，男人开始放弃狩猎生涯，转向新的事业，这就是砍树、耕田、灌溉及照料庄稼，并把多余的产品运到当地的集市上去。大规模的农业兴起了。这时，男人凭借其在狩猎中练就的本领，在土地的占有上比女人技高一筹。于是，男人正式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妇女则从原来的岗位（采集）上下岗了。她不得不留在家里，主要从事生儿育女。因为精耕细作的农业需要更多的人手，同时精耕细作的农业带来的高产量又为养活更多的人口提供了条件。在狩猎-采集时代，一个育龄妇女平均每四年怀胎一次，怀孕本身需要一年的时间，当时婴儿的哺乳又需要二至三年的时间，这是因为没有合适的食物可用来喂婴儿。但是，农业的兴起打破了这一状况。由于粮食作物的增多，以米糊等方式喂养婴儿成为可能，过去农村中缺乏乳汁的妇女常常就是这么做的。于是，妇女的哺乳期便相应缩短，她们不知不觉更深地沦为生育的工具。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还在于，她们自身以及她们的子女都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约在公元前1750年古代巴比伦的法典中，妇女第一次被说成是男人的财产。女性从此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们不再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权利。
　　
　　男女生来不平等？
　　
　　自从文明兴起后，传统社会大多是将女性作为天生的第二性来看待的。20世纪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就是典型一例。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女性天生的羞怯恰恰是源于对自身缺陷的遮掩。女性还天生有一种“阉割情绪”，这是因为她们对男性特有的生殖器官——阴茎，表现出了深深的嫉妒。只有男孩子们才可以站着无拘无束地撒尿，于是，许多女孩们似乎就怨恨母亲没有给自己这样的器官，她们渴望能有一个男性性器官。一位女病人如此向心理学家描述她的幻想：“看到喷出来的水柱或水花，尤其是从花园长长的水管喷出来的，对我总是有很强的暗示性，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见我兄弟，甚至别的男孩的撒尿动作。”精神分析学家据此得出结论： 在小女孩的心目中，男孩子所拥有的优越地位，全都是由阴茎所引起的。所以，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把自己的身体构造看成是一种缺陷。这种心理对她一生的命运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两性生殖器官的不同本是高等动物解剖构造的特点，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却将此看作是男女性心理不平等的出发点，进而构造了一幅女性天生劣于男性的图景。这就是文化将价值观强加于生物学事实的明证。
　　如果说，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因其带有较为浓郁的思辩色彩而使人半信半疑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则因其属于科学的阵营而似乎不得不让人严肃对待。社会生物学认为，鉴于雌性对下一代的投资较雄性付出更多，于是，雌性的羞怯与雄性的放荡，就不仅是动物界中的雌雄个体，而且也是人类中的男女个体在性行为上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基因层次上的本性所决定的。反映在婚姻模式上，人类有一夫多妻制的倾向。人类大约3/4的社会形态允许多妻，其中大多数还受到法律和习俗的承认，支持一妻多夫制的社会还不足1%。更不用说，不少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对于男子来说，常常还有另外的满足渠道，如娼妓现象的存在。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精神分析学还是社会生物学那儿，女性的第二性地位不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还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如此说来，男女的真正平等似乎就是一种违背本性的做法。
　　
　　弱势中生存
　　
　　正如我们前面已指出的，女性的不幸“沉沦”是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出现的。一个强有力的事实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也正是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产物。女人之所以能真正走出家门，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福音。正是机器使这种剧变成为可能，因为在机器生产中，男女工人的体力差异不再明显。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是男人所无法单独提供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妇女的合作成为必然。
　　对于女性来说，要消除第二性带来的桎梏，惟一出路只能是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波伏娃的这一思路与马克思对于妇女解放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正是女权主义理论的亮点所在。反观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当它认为女性的择偶观偏重于男子的经济实力时，恰恰是以女性缺乏经济能力作为前提的，但它却认为这是由基因的本性所决定的。一组数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一般很少拥有经济实力的日本女人，她们对配偶经济实力的重视程度要比男人高出大约150%；而在荷兰，那儿的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要大得多，她们对配偶的经济实力的重视程度只比男人高出36%。在传统社会，由于女人没有独立的谋生能力，她才会傍大款，才会默认一夫多妻制的安排(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经理智地考虑后才选择作妾这一角色的)，才会将婚姻看作是一张长期饭票。处在这种婚姻中的女性，她委身于丈夫，其实与多次委身于不同的男人并无本质的不同。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小说《边城》中对此现象有过精辟点评，在民风淳朴的小镇上，人们并不认定“短时间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有道德上的高低之分。
　　但权利与责任总是相伴而存在的。当女性要求得到自主的权利，婚姻对她不再只是一张长期饭票时，她就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来。在传统社会中，因女性仅是男性的附属品，所以，她无须为自己的命运操心。当人们谴责陈世美时，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利另娶新欢，而是认为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不能抛弃对糟糠之妻的责任，谁说传统社会不保护妇女的基本权益呢？但这种保护却是以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属品作为代价的。
　　正如奴隶成为自由民后却失去了生活的基本保障一样，当妇女获得独立权利的同时，她也失去了传统意义上家庭的庇护。正处于过渡期中的妇女，一方面渴望独立，另一方面却难以在心理上真正断奶，这或许是现代女性的困惑和无奈，也是造成悲剧的根源。
　　女人不是天生的第二性，社会生物学及其精神分析学对于女性的歧视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只有当女性为自己赢得经济上的独立之后，她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主体，社会也才得以真正去除文化赋予性的种种屈辱色彩，消除不平等的性的双重标准。事实上，现代社会已有这样的趋势。如黛安娜公主和查尔斯王子都有婚外恋，但人们普遍更同情前者，因为她是查尔斯王子婚外恋的牺牲品。
　　但是，女性的独立并不意味着两性差异的完全消失，无论是生理学上还是心理学上。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达，有不少人为的手段可以消除女性特有的性状，如使得不再需要生育的妇女人为地绝经。据报载，有不少女子对此跃跃欲试，并已有人付诸实践。这显然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它将会对妇女的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其实，承认男女两性有生理上的种种差异，接受这种差异，把它看作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怨天尤人，指责上帝的不公，并力图人为地去抹平这种差异，才是人类的正常心态。有时传统社会的生活智慧更为简单朴实：男不怕苦，女不怕生。也许现代人可以做到少生、少受苦，但却无法最终根除它们。若是有根除的那一天，那就是人类重返伊甸园的时刻，也是文明消失的时刻。
　　［本文摘自《两性冲突》一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