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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纲，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中，是一个不可遗忘的名字。他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语言犀利，文词精美，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文学》几乎每期都有他的评论。文坛有俗语：“一经阎纲点评，便鱼跳龙门。”这位关西大汉，总是在前沿冲锋陷阵，推动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新时期文学启蒙和思想解放过程。
【高歌“迎春曲”】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阎纲的名字就为文坛所熟悉。他在《文艺报》编辑岗位上写下“火热的文字”，竭力推荐和评介“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尤其是《红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作品中烈士们的牺牲精神，给人的心灵以相当剧烈的震撼。此外，他还出版了《悲壮的〈红岩〉》，后在《文艺报》继续推动下，全国掀起“《红岩》热”，1963年被称作“《红岩》年”。
1976年元月，停刊达10年之久的《人民文学》杂志，由张春桥夺去“复刊”出版。此年7月25日，阎纲从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被调回京参加筹备出刊的工作。
1976年第一期杂志露面后，在全国即引起强烈反响。究其原因，一是从复刊号开始，用毛体作为刊名标识，让全国人民眼睛一亮，似乎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即将落实。那毛体字，正是阎纲采自毛泽东1962年《词六首》于《人民文学》发表时，给该刊主编信中的“人民文学”四字手迹复制而成的。二是该期刊物发表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写机电局长霍大道，“大道”者，大刀阔斧之谓也。此公兴利除害，狠抓生产，敢同极左言论对着干，表达了大众的心声。
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月号上，刊出了时任北京某中学语文教师的刘心武投来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一时洛阳纸贵，几乎无人不说“救救孩子！”早在此前一月，编辑部收到这篇投稿，阎纲和编辑部同仁争相传看，然而，当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主编张光年批示：“阎纲同志爱人是教师，了解情况，请他提出意见。”阎纲举双手赞成，并最早写了评论文章《谨防灵魂被锈损》。
早在1977年12月，阎纲便投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大型会议。他看到老中青文艺界名流聚集一堂，感慨万端：四人帮”把文艺队伍打散了，但没有打垮。
当时，刚从沉睡中醒来的国人，对象征主义的表现方式和开放的散射结构文学作品还感到陌生，甚至对“朦胧诗”产生抵触情绪。解放文艺，还要在表现形式上闯禁区，革故鼎新，提高艺术质量。有鉴于此，1979年7月3日，诗人雷抒雁在创作《小草在歌唱》20多天后，给阎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结合《小草在歌唱》的创作经验，提出“大胆引进西方”的论断，大声疾呼：我想了想，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敢不敢说真话。现在不是有许多诗在说真话吗，为什么反响仍不强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表现力，写的造作、拉杂、肤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许多诗不是大白话，就是顺口溜。我想，要打破这种局面，诗人必须放开眼界，来点‘引进’。”有鉴于当时诗歌创作中，陈旧的手法远不够用了，而隐喻、象征、通感、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却展示了自由歌唱的前景，雷抒雁相当自信地说：“看来，为创新而‘引进’，将是一种趋势。”当时阎纲刚动完手术住院，他将原信推荐给天津《新港》杂志，后来以《让诗歌也来点“引进”——给一位同志的信》为题发表，颇受好评。
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阎纲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亲眼见证邓小平在《祝词》中重申“双百方针”，明确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鼓励文艺家“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特别指出“保证……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冰河解冻，聚讼纷纭。1980年，文坛出现“伤痕”与“火光”的争论，阎纲立即撰写文学评论反驳道：“难道为了向前进，向前看，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他为“伤痕文学”辩诬，哭文艺的过去，也哭文艺的现在。“伤痕文学”在文学史留下了难以抹灭的一页。
【为新锐辩诬】
从1979年初开始，阎纲敏锐地注意到中篇小说初现异军突起的迹象。这一年，阎纲反复精读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之后，和文学大家孙犁、河北作家韩映山交流通信，谈论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后来进一步指出，文学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大众，面对的是人类历史和整个社会。此观点，有助于广大作家走出“文革”的泥沼，在当时颇有影响。1982年，中篇小说将成繁荣之势时，阎纲编选《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共5册，并对其中的小说进行精到的点评。此书出版发行后，数年畅销不衰。
北京作家从维熙，是新中国第一代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其《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年初发表后，随之又写作了《远去的白帆》。阎纲立即写出评论，称之为“大墙文学”的始作俑者，开辟了文学史上新的时段，即“冰河解冻”的时期。
河南作家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1980年第一期《收获》发表之后，读过的人没有不受到震動的。阎纲当时已经回到《文艺报》编辑部，特别注意发现新作、新人，就向报刊的同行极力推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然而，数周过去没有反应，后来问及，那些报刊编辑方才说道“动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不利于安定团结”。阎纲听后心急如焚。就在这年7月份，他写了一篇《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长文，称赞李铜钟是马克思所颂扬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作家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于1980年第1期《收获》杂志刊载后，在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屡遭非议。被改编拍摄同名电影时，几经反复，方才拍摄完毕。该片围绕陆文婷的境遇，反映并思考了社会中普遍存在且亟待解决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同时展现了知识分子任劳任怨、忠于事业的品格。1982年底，该片完成送审，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全国在京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观看座谈，阎纲也在受邀之列。但见满座激动不已，一片唏嘘，舞蹈家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时任国家女排主教练的袁伟民这样的“硬汉”也忍不住掉泪。 不料，却有人反映这部影片“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严重的问题”，陆文婷这个人物，“严重地削弱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阎纲挺身而出，写下了评论《为电影〈人到中年〉辩——对〈一部有严重缺陷的电影〉的反批评》。他指出：“陆文婷的精神毫无疑义代表着民族精神”，其精神，“就是前途和希望”。
后来，邓小平、胡乔木调看了影片，评价道：《人到中年》值得一看。还特别批示应该下决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落实他们的待遇问题。之后该片获得1983年第3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潘虹获最佳女主角奖，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一天，作家谌容见到阎纲，紧紧地摇着他的手说：“我大胆冒着险，你又为《人到中年》冒险说了话，咱俩是铁哥们啊！”
早在1976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蒋子龙发表了《机电局长的一天》，而后阎纲开始留意到这位作家；1979年，敢于突破禁区的蒋子龙，又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阎纲读后颇为震动，更加信赖蒋子龙。1980年9月，他发表了《又一个厂长上任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和蒋子龙的创作》，为蒋子龙一系列旨在“救救工业”的作品欢呼，对其“硬汉小说”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八代之衰’！”这颇受读者首肯。到1980年，蒋子龙在写短篇小说的同时，写作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螺旋》《开拓者》《维持会长》《弧光》等，被阎纲称为“改革小说”。1981年8月，《蒋子龙中篇小说集》结集出版时，阎纲为之作序，他写道：“在1979年以来作家们竞相写作中篇的高潮中，蒋子龙足月之后的中篇小说临盆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是血肉之躯。”话语肆口而出，朴素中满带雅意。蒋子龙的作品，敢言人之所未言，篇篇豪气扑面，冲垮了十多年来“车间文学”的旧框框，被称为“开拓者”系列。
后来，阎纲请蒋子龙为其编辑的《改革小说》作序，引发了蒋子龙的一段回忆：他在1964年给《文艺报》投稿时，阎纲打来电话，并专程从北京赶到天津商量修改。由此第一次和文学界的人物交谈，认识了一位有见地又能真诚帮人的编辑和评论家。
阎纲与至今笔耕不辍的蒋子龙有着深厚的友谊。
在那个年代，阎纲的文学评论，以其新锐之气，活泼的文风，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坚定了作家继续走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著名学者刘再复说：“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呐喊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文化动力之一。一切正直的作家，大约都会感激他的声音。”
【出彩的“评论诗”】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的春天来临，阎纲写得最多也最出彩的，是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被誉为“评论诗”。
阎纲早在1956年大学毕业进入《文艺报》做编辑后不久，就去北京西城区团委采访过即将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王蒙，他们相交而相知。后来，王蒙被错划为右派，赴新疆生活工作二十多年，1978年回京平反后调北京市作协。这位复出的作家焕发了第二春，发表《夜的眼》《布礼》《风筝的飘带》《春之声》《海之梦》，直到《蝴蝶》凡六篇意识流小说。1980年，阎纲热情地推荐王蒙的小说，小说出现了新写法”，指出百花齐放，人们要看百花；艺术创造，陈言务去，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人们越爱看。此后，令国人耳目一新的王蒙小说，不仅在文学界产生轰动效应，且有力地推动思想解放和文学繁荣。王蒙后来担任国家文化部部长，依然创作不辍。
平反复出后的江苏作家高晓声，于1979年5月至1980年发表《“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系列小说后，特别关注农村小说的阎纲，立即写了高晓声系列小说评论：“高晓声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平常常的、头脑简单的、正直勤劳的农民陈奂生，投进千变万化、好看煞人、万花筒般的纷扰世界，表演出一幕幕悲喜交织、正邪交赋的活剧来，从而把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面貌活生生地置于读者眼前。重要的是灵魂的变化和美化，人的灵魂可以包容一世界。高晓声写小说，通过一个渺小的农民，反映了偌大一个社会，陈奂生由此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典型人物。这样成功的典型人物，六年来，三十三年来，能数得出几个呢？”此后，高晓声蜚聲文坛，其小说还被拍成电影、电视剧，陈奂生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当代文学史中甚至有“南高北王”之称（“北王”即北京的王蒙）。
阎纲在1980年末写的评论《〈灵与肉〉和张贤亮》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推崇道：“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著名作家张贤亮，成为至今人们回顾新时期文学十年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化现象。阎纲说：在边远的西北高原上，文坛花枝招展。这里的花，我不敢妄说就是天姿国色，然而，它耐寒、悲凉而又热烈，打开《朔方》《甘肃文艺》等西北刊物，我每每有此感觉。”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生于南京。1955年，他与母亲、妹妹随两千名北京移民一起来到宁夏，在贺兰县的黄河岸边落户。后来，这批北京移民在当地组建了京星农场，而高中肄业的张贤亮，凭借良好的文化基础，到宁夏不久就担任了文化教员。但没过多久，他便因在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而被打成右派。此后，张贤亮被安排在农场“劳动改造”，时间长达22年之久。
张贤亮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彻底平反，重新执笔，在1979年和1980年接连发表《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等小说。当时，张贤亮地处偏远的宁夏，不仅无名气，且国内外知道宁夏上世纪50年代末被划为民族自治区的，就更少了。阎纲这篇评论一刊出，被多家转载，其小说不仅受到了文坛关注，且受到电影界关注，短篇小说《灵与肉》获当年全国小说奖，在1982年被著名导演谢晋看中，改编成电影《牧马人》搬上银幕，在全国各地放映，并被评为1982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1984年6月，阎纲去宁夏银川参加笔会，张贤亮接风，斟满酒杯说：“阎纲呀，我可算是没有辜负你的那句话！”后来张贤亮冲出西北，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绿化树》《浪漫的黑炮》等在《当代》《收获》等国家级重点文学刊物上频频亮相，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相继出版，累计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有9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播出，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他的作品还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从部队作家白桦、李存葆、刘亚洲，到东北的刘兆林、张笑天、邓刚，天津的冯骥才、河北的韩映山、贾大山、铁凝，北京的韦君宜、张洁、从维熙、邓友梅，河南的乔典运，江苏的陆文夫，安徽的鲁彦周、湖南的叶蔚林、古华、彭见明，广东的陈国凯等，可以说，都得到了阎纲画龙点睛般的评论。
【饱含对故乡的爱】
对故乡陕西的作家，阎纲更是格外垂青。无论专业作家还是业余文学爱好者，他几乎有求必应。特别是写作发表于1983年，至今在陕西作家群中常被提起的评论《走出潼关去》，一语中的，直指陕西作家的软肋：“一、诚实无欺但伤于太实，二、出于泥土却失之太土。”犹如重槌敲在还嫌封闭的心灵上。对有潜力的作家，阎纲反复推介，悉心帮扶，他给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王愚、李星、陈孝英等作家写下过文字，一直到文坛“陕军东征”“五部小说晋京”。
阎纲和陕北作家路遥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路遥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陕西文艺》（如今《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当编辑并从事创作。路遥在《当代》1980年第3期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后来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来京领奖。阎纲至今难忘自己第一次见路遥的情景：“简直土得掉渣，没想到就这么个‘土包子’把中国文坛撼动了。”当年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阎纲路过西安去看路遥：“他抽的是劣质烟，可临走的时候，送我三盒好烟，我当时很感动。他是付出了生命，让劣质烟把他燃烧死了，1990年他还让我给王蒙带话说‘你是胜利者’。”
1981年10月，阎纲回陕西和路遥谈心：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色彩斑斓，矛盾冲突很有特色，很有意义，很值得写，像多棱角的立体锥形……一定要把农村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长远的历史视野之内思考。后来，路遥写作中篇小说《人生》，在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上发表。阎纲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欣然命笔，同路遥通信：“近期以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你很年轻，涉世还浅；没想到你对于现今复杂的人生观察得如此深刻。在创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轻，经验不足，没想到你纵身一跃，把获奖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远远抛到后边。作为一个文坛的进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我成了义务推销员，最近以来，凡有机会，都要宣传《人生》。”
1991年，路遥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阎纲在1992年回西安时去看望路遥，他虽然精神疲惫，但依旧相谈甚欢。后来路遥早逝，一条陕北汉子，只活了45年，阎纲叹息：呜呼！才子命薄。阎纲不仅见证了路遥的崛起，更是助推陈忠实超越苦闷和危机，攀上文学的高峰。
阎纲和比他小10岁的陈忠实，可谓缔结下亲如兄弟般的情谊。1976年10月，从湖北咸宁向阳湖回京复刊《人民文学》杂志不久，因编发蒋子龙小说“惹了麻烦”，阎纲无奈回到西安找陈忠实，约请写走资派还在走的作品。陈忠实表示为难，极力推托。阎纲自此见识了陈忠实不跟风的操守，是个“咥实活”的“冷娃”。
1979年7月，阎纲因胃病住院手术后第三天，躺在病床上浏览《文艺报》编辑部送来一堆新到期刊，读了《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上刊的陈忠实《徐家园三老汉》和《信任》，竟有说不出的激动。正好当时他的一篇文章清样也送来了，就仄卧在枕头边写了“校后又及”，说《信任》“仍然带着关中芬芳的泥土气息，观察生活深入并满怀善意，一新人的耳目”。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对从西安郊区乡下才调到城里市区文化馆从事专职创作仅一年的陈忠实来说，可谓是莫大的激励，从此他的创作更加勤奋了。
1981年10月，阎纲回到陕西，同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邹志安等聊天，叙说农村题材创作的迫切性。事有凑巧，此时的陕西作家正在奋力突围。对于关中农村生活，对农村的各色人物，陈忠实可以说是烂熟于心。阎纲鼓励他，坚定深入生活是可靠的这一信念，执着地在纷乱的生活中拨弄自己要寻找的生活素材。陈忠实豁然开朗，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陆续发表了《初夏》《四妹子》《蓝袍先生》等中短篇小说，出版了几部小说集。接着数年静心读书，搜集资料和生活素材，“自找苦吃”，辗转蓝田县、长安县查阅抄录《长安县志》，做历史知识及艺术上准备。
1986年，陈忠实从繁华的都市回到偏僻的乡下老家，在祖居小屋里的小圆桌上爬格子，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1992年末1993年初，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全国最高等级的文学刊物《当代》杂志刊载，阎纲读后欢喜若狂，在1993年长篇小說研讨会热情发言。
2016年4月29日晨，陈忠实因病在西安不治而逝，阎纲不胜感叹：当代文坛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让我们如怀念亲人一般，念念不忘。我不说“别了”，说“再见”，白鹿原》传世，忠实会一直活着！
阎纲常说：“平凹是我的小弟弟、大作家。”他感叹，贾平凹富有才情，赋性聪颖。1977年，贾平凹发表了《春女》《果林里》《乍角牛》《猪场夜话》等十几篇短篇小说，浓郁清新的生活气息，精短的篇幅，引起了阎纲的注意。1978年，贾平凹短篇小说《满月儿》出世，阎纲惊呼他是真“作家”，是“关中才子”。《满月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阎纲料不到，这个来自商洛的山地青年，后来居然闹出大动静。此后，贾平凹以《山地笔记》以及探索性作品《鬼城》《二月杏》引起争鸣，阎纲出面保护又撰文力挺。1990年初《废都》出版，褒贬不一，纷纷扬扬。阎纲认为《废都》是“才子书”，对荒诞世相的再现见怪不怪，对丑恶灵魂的曝光煞是无情，给异化为宿命论的文人骚客画像造型，给新时期的犬儒主义者唱挽歌，敢于耻笑如此类群不过一个大“废”。他在199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讨论会上，力挺《废都》，称赞贾平凹“独步文坛”，他后来连续不断地出成品，是“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一朵又一朵灿烂的野菊花”。阎纲认为，平凹终成鬼才、全才，中国文学史上，“平凹风格”自成一家。2011年1月，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盛典暨长篇小说《古炉》首发式上，专程自京赶到西安的阎纲指出：贾生才情更无伦，贾平凹非常值得研究。”
关西大汉阎纲，和中老年去世的北京著名乡土作家刘绍棠、鲍昌、张弦，陕西作家金铮、王宝成，他礼泉县小同乡、作家邹志安，河南乡土作家乔典运等，河北作家贾大山等，也建立亦师亦友关系，为他们的作品写出了如诗般的评论。这些英年早逝的作家弥留之际，或托人代致感谢，或写遗言捎给他表达肺腑感激之情。
作为一代文学评论家，阎纲有风骨，有担当，被誉为“诗人型的评论家”。刘再复曾说：“阎纲以全部的爱拥抱着新时期的文学，在每一篇评论中都可以见到他的沸腾的热血和急跳的血脉，甚至是万千情感交集的眼泪。”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史留下了至今仍为许多人所称道的一个个精彩瞬间。
（作者系文史学者）
【高歌“迎春曲”】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阎纲的名字就为文坛所熟悉。他在《文艺报》编辑岗位上写下“火热的文字”，竭力推荐和评介“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尤其是《红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作品中烈士们的牺牲精神，给人的心灵以相当剧烈的震撼。此外，他还出版了《悲壮的〈红岩〉》，后在《文艺报》继续推动下，全国掀起“《红岩》热”，1963年被称作“《红岩》年”。
1976年元月，停刊达10年之久的《人民文学》杂志，由张春桥夺去“复刊”出版。此年7月25日，阎纲从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被调回京参加筹备出刊的工作。
1976年第一期杂志露面后，在全国即引起强烈反响。究其原因，一是从复刊号开始，用毛体作为刊名标识，让全国人民眼睛一亮，似乎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即将落实。那毛体字，正是阎纲采自毛泽东1962年《词六首》于《人民文学》发表时，给该刊主编信中的“人民文学”四字手迹复制而成的。二是该期刊物发表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写机电局长霍大道，“大道”者，大刀阔斧之谓也。此公兴利除害，狠抓生产，敢同极左言论对着干，表达了大众的心声。
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月号上，刊出了时任北京某中学语文教师的刘心武投来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一时洛阳纸贵，几乎无人不说“救救孩子！”早在此前一月，编辑部收到这篇投稿，阎纲和编辑部同仁争相传看，然而，当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主编张光年批示：“阎纲同志爱人是教师，了解情况，请他提出意见。”阎纲举双手赞成，并最早写了评论文章《谨防灵魂被锈损》。
早在1977年12月，阎纲便投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大型会议。他看到老中青文艺界名流聚集一堂，感慨万端：四人帮”把文艺队伍打散了，但没有打垮。
当时，刚从沉睡中醒来的国人，对象征主义的表现方式和开放的散射结构文学作品还感到陌生，甚至对“朦胧诗”产生抵触情绪。解放文艺，还要在表现形式上闯禁区，革故鼎新，提高艺术质量。有鉴于此，1979年7月3日，诗人雷抒雁在创作《小草在歌唱》20多天后，给阎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结合《小草在歌唱》的创作经验，提出“大胆引进西方”的论断，大声疾呼：我想了想，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敢不敢说真话。现在不是有许多诗在说真话吗，为什么反响仍不强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表现力，写的造作、拉杂、肤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许多诗不是大白话，就是顺口溜。我想，要打破这种局面，诗人必须放开眼界，来点‘引进’。”有鉴于当时诗歌创作中，陈旧的手法远不够用了，而隐喻、象征、通感、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却展示了自由歌唱的前景，雷抒雁相当自信地说：“看来，为创新而‘引进’，将是一种趋势。”当时阎纲刚动完手术住院，他将原信推荐给天津《新港》杂志，后来以《让诗歌也来点“引进”——给一位同志的信》为题发表，颇受好评。
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阎纲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亲眼见证邓小平在《祝词》中重申“双百方针”，明确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鼓励文艺家“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特别指出“保证……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冰河解冻，聚讼纷纭。1980年，文坛出现“伤痕”与“火光”的争论，阎纲立即撰写文学评论反驳道：“难道为了向前进，向前看，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他为“伤痕文学”辩诬，哭文艺的过去，也哭文艺的现在。“伤痕文学”在文学史留下了难以抹灭的一页。
【为新锐辩诬】
从1979年初开始，阎纲敏锐地注意到中篇小说初现异军突起的迹象。这一年，阎纲反复精读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之后，和文学大家孙犁、河北作家韩映山交流通信，谈论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后来进一步指出，文学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大众，面对的是人类历史和整个社会。此观点，有助于广大作家走出“文革”的泥沼，在当时颇有影响。1982年，中篇小说将成繁荣之势时，阎纲编选《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共5册，并对其中的小说进行精到的点评。此书出版发行后，数年畅销不衰。
北京作家从维熙，是新中国第一代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其《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年初发表后，随之又写作了《远去的白帆》。阎纲立即写出评论，称之为“大墙文学”的始作俑者，开辟了文学史上新的时段，即“冰河解冻”的时期。
河南作家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1980年第一期《收获》发表之后，读过的人没有不受到震動的。阎纲当时已经回到《文艺报》编辑部，特别注意发现新作、新人，就向报刊的同行极力推荐《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然而，数周过去没有反应，后来问及，那些报刊编辑方才说道“动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不利于安定团结”。阎纲听后心急如焚。就在这年7月份，他写了一篇《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长文，称赞李铜钟是马克思所颂扬的“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作家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于1980年第1期《收获》杂志刊载后，在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屡遭非议。被改编拍摄同名电影时，几经反复，方才拍摄完毕。该片围绕陆文婷的境遇，反映并思考了社会中普遍存在且亟待解决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同时展现了知识分子任劳任怨、忠于事业的品格。1982年底，该片完成送审，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全国在京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观看座谈，阎纲也在受邀之列。但见满座激动不已，一片唏嘘，舞蹈家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时任国家女排主教练的袁伟民这样的“硬汉”也忍不住掉泪。 不料，却有人反映这部影片“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严重的问题”，陆文婷这个人物，“严重地削弱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阎纲挺身而出，写下了评论《为电影〈人到中年〉辩——对〈一部有严重缺陷的电影〉的反批评》。他指出：“陆文婷的精神毫无疑义代表着民族精神”，其精神，“就是前途和希望”。
后来，邓小平、胡乔木调看了影片，评价道：《人到中年》值得一看。还特别批示应该下决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落实他们的待遇问题。之后该片获得1983年第3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潘虹获最佳女主角奖，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一天，作家谌容见到阎纲，紧紧地摇着他的手说：“我大胆冒着险，你又为《人到中年》冒险说了话，咱俩是铁哥们啊！”
早在1976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蒋子龙发表了《机电局长的一天》，而后阎纲开始留意到这位作家；1979年，敢于突破禁区的蒋子龙，又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阎纲读后颇为震动，更加信赖蒋子龙。1980年9月，他发表了《又一个厂长上任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和蒋子龙的创作》，为蒋子龙一系列旨在“救救工业”的作品欢呼，对其“硬汉小说”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八代之衰’！”这颇受读者首肯。到1980年，蒋子龙在写短篇小说的同时，写作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螺旋》《开拓者》《维持会长》《弧光》等，被阎纲称为“改革小说”。1981年8月，《蒋子龙中篇小说集》结集出版时，阎纲为之作序，他写道：“在1979年以来作家们竞相写作中篇的高潮中，蒋子龙足月之后的中篇小说临盆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是血肉之躯。”话语肆口而出，朴素中满带雅意。蒋子龙的作品，敢言人之所未言，篇篇豪气扑面，冲垮了十多年来“车间文学”的旧框框，被称为“开拓者”系列。
后来，阎纲请蒋子龙为其编辑的《改革小说》作序，引发了蒋子龙的一段回忆：他在1964年给《文艺报》投稿时，阎纲打来电话，并专程从北京赶到天津商量修改。由此第一次和文学界的人物交谈，认识了一位有见地又能真诚帮人的编辑和评论家。
阎纲与至今笔耕不辍的蒋子龙有着深厚的友谊。
在那个年代，阎纲的文学评论，以其新锐之气，活泼的文风，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坚定了作家继续走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著名学者刘再复说：“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呐喊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文化动力之一。一切正直的作家，大约都会感激他的声音。”
【出彩的“评论诗”】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的春天来临，阎纲写得最多也最出彩的，是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被誉为“评论诗”。
阎纲早在1956年大学毕业进入《文艺报》做编辑后不久，就去北京西城区团委采访过即将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王蒙，他们相交而相知。后来，王蒙被错划为右派，赴新疆生活工作二十多年，1978年回京平反后调北京市作协。这位复出的作家焕发了第二春，发表《夜的眼》《布礼》《风筝的飘带》《春之声》《海之梦》，直到《蝴蝶》凡六篇意识流小说。1980年，阎纲热情地推荐王蒙的小说，小说出现了新写法”，指出百花齐放，人们要看百花；艺术创造，陈言务去，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人们越爱看。此后，令国人耳目一新的王蒙小说，不仅在文学界产生轰动效应，且有力地推动思想解放和文学繁荣。王蒙后来担任国家文化部部长，依然创作不辍。
平反复出后的江苏作家高晓声，于1979年5月至1980年发表《“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系列小说后，特别关注农村小说的阎纲，立即写了高晓声系列小说评论：“高晓声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平常常的、头脑简单的、正直勤劳的农民陈奂生，投进千变万化、好看煞人、万花筒般的纷扰世界，表演出一幕幕悲喜交织、正邪交赋的活剧来，从而把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面貌活生生地置于读者眼前。重要的是灵魂的变化和美化，人的灵魂可以包容一世界。高晓声写小说，通过一个渺小的农民，反映了偌大一个社会，陈奂生由此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典型人物。这样成功的典型人物，六年来，三十三年来，能数得出几个呢？”此后，高晓声蜚聲文坛，其小说还被拍成电影、电视剧，陈奂生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当代文学史中甚至有“南高北王”之称（“北王”即北京的王蒙）。
阎纲在1980年末写的评论《〈灵与肉〉和张贤亮》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推崇道：“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著名作家张贤亮，成为至今人们回顾新时期文学十年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化现象。阎纲说：在边远的西北高原上，文坛花枝招展。这里的花，我不敢妄说就是天姿国色，然而，它耐寒、悲凉而又热烈，打开《朔方》《甘肃文艺》等西北刊物，我每每有此感觉。”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生于南京。1955年，他与母亲、妹妹随两千名北京移民一起来到宁夏，在贺兰县的黄河岸边落户。后来，这批北京移民在当地组建了京星农场，而高中肄业的张贤亮，凭借良好的文化基础，到宁夏不久就担任了文化教员。但没过多久，他便因在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而被打成右派。此后，张贤亮被安排在农场“劳动改造”，时间长达22年之久。
张贤亮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彻底平反，重新执笔，在1979年和1980年接连发表《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等小说。当时，张贤亮地处偏远的宁夏，不仅无名气，且国内外知道宁夏上世纪50年代末被划为民族自治区的，就更少了。阎纲这篇评论一刊出，被多家转载，其小说不仅受到了文坛关注，且受到电影界关注，短篇小说《灵与肉》获当年全国小说奖，在1982年被著名导演谢晋看中，改编成电影《牧马人》搬上银幕，在全国各地放映，并被评为1982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1984年6月，阎纲去宁夏银川参加笔会，张贤亮接风，斟满酒杯说：“阎纲呀，我可算是没有辜负你的那句话！”后来张贤亮冲出西北，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绿化树》《浪漫的黑炮》等在《当代》《收获》等国家级重点文学刊物上频频亮相，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相继出版，累计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有9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播出，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他的作品还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从部队作家白桦、李存葆、刘亚洲，到东北的刘兆林、张笑天、邓刚，天津的冯骥才、河北的韩映山、贾大山、铁凝，北京的韦君宜、张洁、从维熙、邓友梅，河南的乔典运，江苏的陆文夫，安徽的鲁彦周、湖南的叶蔚林、古华、彭见明，广东的陈国凯等，可以说，都得到了阎纲画龙点睛般的评论。
【饱含对故乡的爱】
对故乡陕西的作家，阎纲更是格外垂青。无论专业作家还是业余文学爱好者，他几乎有求必应。特别是写作发表于1983年，至今在陕西作家群中常被提起的评论《走出潼关去》，一语中的，直指陕西作家的软肋：“一、诚实无欺但伤于太实，二、出于泥土却失之太土。”犹如重槌敲在还嫌封闭的心灵上。对有潜力的作家，阎纲反复推介，悉心帮扶，他给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王愚、李星、陈孝英等作家写下过文字，一直到文坛“陕军东征”“五部小说晋京”。
阎纲和陕北作家路遥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路遥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陕西文艺》（如今《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当编辑并从事创作。路遥在《当代》1980年第3期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后来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来京领奖。阎纲至今难忘自己第一次见路遥的情景：“简直土得掉渣，没想到就这么个‘土包子’把中国文坛撼动了。”当年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阎纲路过西安去看路遥：“他抽的是劣质烟，可临走的时候，送我三盒好烟，我当时很感动。他是付出了生命，让劣质烟把他燃烧死了，1990年他还让我给王蒙带话说‘你是胜利者’。”
1981年10月，阎纲回陕西和路遥谈心：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色彩斑斓，矛盾冲突很有特色，很有意义，很值得写，像多棱角的立体锥形……一定要把农村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长远的历史视野之内思考。后来，路遥写作中篇小说《人生》，在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上发表。阎纲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欣然命笔，同路遥通信：“近期以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你很年轻，涉世还浅；没想到你对于现今复杂的人生观察得如此深刻。在创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轻，经验不足，没想到你纵身一跃，把获奖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远远抛到后边。作为一个文坛的进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我成了义务推销员，最近以来，凡有机会，都要宣传《人生》。”
1991年，路遥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阎纲在1992年回西安时去看望路遥，他虽然精神疲惫，但依旧相谈甚欢。后来路遥早逝，一条陕北汉子，只活了45年，阎纲叹息：呜呼！才子命薄。阎纲不仅见证了路遥的崛起，更是助推陈忠实超越苦闷和危机，攀上文学的高峰。
阎纲和比他小10岁的陈忠实，可谓缔结下亲如兄弟般的情谊。1976年10月，从湖北咸宁向阳湖回京复刊《人民文学》杂志不久，因编发蒋子龙小说“惹了麻烦”，阎纲无奈回到西安找陈忠实，约请写走资派还在走的作品。陈忠实表示为难，极力推托。阎纲自此见识了陈忠实不跟风的操守，是个“咥实活”的“冷娃”。
1979年7月，阎纲因胃病住院手术后第三天，躺在病床上浏览《文艺报》编辑部送来一堆新到期刊，读了《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上刊的陈忠实《徐家园三老汉》和《信任》，竟有说不出的激动。正好当时他的一篇文章清样也送来了，就仄卧在枕头边写了“校后又及”，说《信任》“仍然带着关中芬芳的泥土气息，观察生活深入并满怀善意，一新人的耳目”。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对从西安郊区乡下才调到城里市区文化馆从事专职创作仅一年的陈忠实来说，可谓是莫大的激励，从此他的创作更加勤奋了。
1981年10月，阎纲回到陕西，同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邹志安等聊天，叙说农村题材创作的迫切性。事有凑巧，此时的陕西作家正在奋力突围。对于关中农村生活，对农村的各色人物，陈忠实可以说是烂熟于心。阎纲鼓励他，坚定深入生活是可靠的这一信念，执着地在纷乱的生活中拨弄自己要寻找的生活素材。陈忠实豁然开朗，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陆续发表了《初夏》《四妹子》《蓝袍先生》等中短篇小说，出版了几部小说集。接着数年静心读书，搜集资料和生活素材，“自找苦吃”，辗转蓝田县、长安县查阅抄录《长安县志》，做历史知识及艺术上准备。
1986年，陈忠实从繁华的都市回到偏僻的乡下老家，在祖居小屋里的小圆桌上爬格子，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1992年末1993年初，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全国最高等级的文学刊物《当代》杂志刊载，阎纲读后欢喜若狂，在1993年长篇小說研讨会热情发言。
2016年4月29日晨，陈忠实因病在西安不治而逝，阎纲不胜感叹：当代文坛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让我们如怀念亲人一般，念念不忘。我不说“别了”，说“再见”，白鹿原》传世，忠实会一直活着！
阎纲常说：“平凹是我的小弟弟、大作家。”他感叹，贾平凹富有才情，赋性聪颖。1977年，贾平凹发表了《春女》《果林里》《乍角牛》《猪场夜话》等十几篇短篇小说，浓郁清新的生活气息，精短的篇幅，引起了阎纲的注意。1978年，贾平凹短篇小说《满月儿》出世，阎纲惊呼他是真“作家”，是“关中才子”。《满月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阎纲料不到，这个来自商洛的山地青年，后来居然闹出大动静。此后，贾平凹以《山地笔记》以及探索性作品《鬼城》《二月杏》引起争鸣，阎纲出面保护又撰文力挺。1990年初《废都》出版，褒贬不一，纷纷扬扬。阎纲认为《废都》是“才子书”，对荒诞世相的再现见怪不怪，对丑恶灵魂的曝光煞是无情，给异化为宿命论的文人骚客画像造型，给新时期的犬儒主义者唱挽歌，敢于耻笑如此类群不过一个大“废”。他在199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讨论会上，力挺《废都》，称赞贾平凹“独步文坛”，他后来连续不断地出成品，是“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一朵又一朵灿烂的野菊花”。阎纲认为，平凹终成鬼才、全才，中国文学史上，“平凹风格”自成一家。2011年1月，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盛典暨长篇小说《古炉》首发式上，专程自京赶到西安的阎纲指出：贾生才情更无伦，贾平凹非常值得研究。”
关西大汉阎纲，和中老年去世的北京著名乡土作家刘绍棠、鲍昌、张弦，陕西作家金铮、王宝成，他礼泉县小同乡、作家邹志安，河南乡土作家乔典运等，河北作家贾大山等，也建立亦师亦友关系，为他们的作品写出了如诗般的评论。这些英年早逝的作家弥留之际，或托人代致感谢，或写遗言捎给他表达肺腑感激之情。
作为一代文学评论家，阎纲有风骨，有担当，被誉为“诗人型的评论家”。刘再复曾说：“阎纲以全部的爱拥抱着新时期的文学，在每一篇评论中都可以见到他的沸腾的热血和急跳的血脉，甚至是万千情感交集的眼泪。”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史留下了至今仍为许多人所称道的一个个精彩瞬间。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