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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磋人机器”】
1937年，北平。死亡近在咫尺，眼前的情景让手拿铁锹的佟德麟惊骇至极：那是“满满一沟死人，多是光着身子的”。这里原先是守卫宛平的二十九路军挖的安全沟，就在著名的卢沟桥桥头的那座“卢沟晓月”御碑后面，南北长约三丈，东西宽约一丈，深有一丈多。在二十九路军撤出后，这条安全沟成了日本人的杀人场和埋人沟。
面对如此惨状，恐惧乃是人之常情。但佟德麟不敢抽身逃离这片死亡之地，在他和其他30多人的身后，就是闪着寒光的刺刀，日本人正盯着这些被强拉来的壮丁，监督他们掩埋尸体。理智告诉佟德麟，任何轻举妄动都会让他成为沟里那些受难者中的一员，而对身后盯着他们的那些杀人者来说，这不过是又多了具无关紧要的尸体而已。他只能和其他人一样，抡起铁锹，向沟里填土。
这是佟德麟第一次目睹如此密集而恐怖的死亡，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平民在战争中的死亡更容易激起复杂的情绪。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在理论上尽可能将战火限制在划定的交战区域内，在这片区域中，杀戮是“合理”的。一旦离开这一区域，任何杀戮行为，特别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杀戮就是罪行。可惜，“全面战争”的含义之一就是无差别的任意杀戮。被残杀的平民往往更容易给普通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也就是佟德麟感到恐惧惊骇的原因，他也是这些普通人中的一员，但这个身份并不能保证他免受死亡威胁。
强烈的同感心，让很多1937年的亲历记和回忆录都记述了普通人触目惊心的死亡。普通人被日军杀害的原因不胜枚举。青壮年往往是首当其冲被杀的，因为他们最有能力反抗。“街上青年人，只要是身躯强壮、剪平头的，即遭逮捕。捉去以后，先将两手的手背用刀割裂，然后询问；不答，或答得被认为不满意，就将煤油灌进鼻孔，死而復苏者几次，再行监禁或处死”。头发也会成为杀人理由，“凡留分头的便指为共产党，光头的指为受过军训的学生，一律枪杀”。藏有爱国或抗日文字图画，甚至一本党义、一张南方报纸、一套童子军装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有些杀人原因甚至莫名其妙，鲁悦明记下了一个乡下人因为“系了一条红腰带进城”，结果被日军扣留起来，“倒灌凉水，又打个半死，硬逼他供出同伙的人来。这个人直到咽气时，他也没有明白他为什么犯罪”。身陷北平的作家王焕斗也在写给友人的公开信中提到有17个鼓贩，在广德门外收购了军人皮带数根，因此被日军逼跪护城河岸，各刺二十刀……
此外，在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中，女性是最容易受到欺凌和屠杀的一类，她们往往被视为战利品而非人类。
占领者不问青红皂白的频繁杀戮，甚至让一些人产生了恐怖的幻觉，想象日军制造了一台巨大的“磋人机器”，这种杀人魔物：
形如切肉作馅机，凡日军或汉奸逮捕之壮丁，类似军人或学生者，概置杀人机器内，魔轮一转，人化肉泥，放水冲刷，尸骨无踪。
屠杀在被日军占领的各地发生，种种残杀手段在民国首都南京达到极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汗牛充栋，以至于每一篇拿出来都仿佛字字滴血，令人触目惊心。其确切的死亡人数直到今天仍然难以完全统计出来。南京地方法院在1946年4月完成的战后调查提供的死亡人数是295525人，男性遇难者占76%，女性占22%，儿童占2%。儿童的死亡人数是最难追踪的，而且总是令人悲哀地往少里估算。由于户籍资料被战争损毁，所以总人数很有可能超出今天官方公认的30万。
尽管死亡数字一直存在着争论，但一个基本事实是：罪行不是因无辜者数量的多少而界定的，每一滴无辜者的鲜血都是一桩罪行。
【“小战避乡，大战避城”】
在战争年代，目击者往往会成为下一个死难者。尸横遍野的惨景，亲朋好友的罹难，不知何时，死亡的镰刀就会轮到自己头上。因此，如何逃避死亡，寻找安全之地，就成为了战时的一种必要的生存技能。
逃难他乡，从表面上看，是逃避死亡最合理的方式。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战争来临时逃得越远越安全。但仔细检视亲历者的记述和回忆，就会发现真正远逃的人其实微乎其微。譬如桐乡石门镇的丰蓉赓（丰子恺侄女）一家，1937年11月6日石门空袭后，他们先是逃到离镇仅有二里许的六塔村，因为日军空袭很快抵达这里，所以又搬到离镇七里的洪通浜，这个距离能允许丰蓉赓的父亲在一天内往返于家和避难点之间。局势稍微安定后，丰家又回到已沦陷的镇子，在日本人的鼻息下勉强谋生。
丰蓉赓一家的选择也是战时很多人的选择：在战争逼近时暂时离开，但离家距离最多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一旦战事结束，这些人就会返乡，哪怕家乡已被日本人占领。这看起来似乎不符合趋利避害的逻辑，但却并非没有因由。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人笃信那句战时避难法则“小战避乡，大战避城”，总而言之，尽可能地离家乡近些而不是相反。在远离战火的陌生异乡和满目疮痍的熟悉故土之间，人们往往还是倾向选择后者，已知带来的安全感和未知带来的疏离感加在一起，都要大于战争带来的恐惧感。
但除了这种心理上的因素外，一个更重要的直接因素是——没有钱。能真正远跨千里逃难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有权有势的官员、富商或是地方望族，这些人拥有资金、人脉，可以支持他们的逃难远行。知识分子是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典型，强大的精神动力，使他们宁可困厄逃难途中，也不愿在沦陷区为亡国奴。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场知识界集体万里逃难的结晶。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的这段歌词，可以说是千万联大学子跋涉万里逃难经历的凝练概括。
【通往租界之路】
对普通难民来说，逃离死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死亡之旅”。如何死里逃生绝对是一项高难技术，一步之差，就有性命之危。逃难的路线必须仔细规划，以避开战火轰炸。杭州难民的逃难就是一场致命错误，这些茫然无措的人流不知该逃往何处，多数奔向富阳和余杭两个他们自以为安全的地方，结果是“余杭跟富阳同时沦陷，难民仍不免于寇祸”。 一般来说，西方人的租界是一个安全的所在。为了不触怒西方人，日本作战时会尽量避开租界区。一位观察者称日本人的作战是极为“艺术”的，马路这一边的华界是一堆残砖破瓦，但另一边的租界却毫无火渍和枪痕。因此，拥有全国最大租界区的两座城市——天津和上海成为了难民群涌的中心。
但通往租界之路却要突破重重致命关卡。
北平作家王焕斗在8月30日踏上逃往天津之路。他早上5点出门到前门车站乘前往天津的火车。一进站就有日兵检查，进入月台又有日兵再行检查。幸运通过前两关的王焕斗终于坐上了火车，但火车挨到11点才“蠕蠕动矣”。刚刚开到永定门，火车就突然停了下来。一个中国警察先上车厉声高叫：“大小行李都自己打开！”旋即又小声叮嘱自己的同胞：“如有碍眼物件，早自为计。”
车上很快陷入一片仓皇恐惧之中，“于是撕信札者有之，抛书籍者有之”。随着日兵的皮靴踏入车厢，骚乱变成了一片死寂。“箱不论大小，一律翻之，倒之；人不分男女，一律摸之，索之。”王焕斗身边的一位学校女生因为拒绝解扣脱衣，被日兵以刺刀威胁。吓坏了的旅客们集体劝她“当此之时，屈辱些儿罢！”最后，日兵身旁的一个辽宁翻译出面为她解围，又悄悄把被日兵错过的王焕斗摁在椅子上，让他免遭搜身之苦。
这只是第一关，接下来的一关更加凶险。平时只需两三个小时的火车，直到下午5点才抵达天津东站。从东站出来后，只要跨过站前广场对面的万国桥，就可以抵达安全的租界。但死神也在桥前拦截难民们。王焕斗刚一出站门，就遭到日兵“严重检查”：“不幸同胞，多数被日兵逮捕，驱至日本司令部一一审问。”王焕斗惊讶地发现，日兵逮捕旅客似乎没有任何标准，“只由日兵任何手指”。
王焕斗因为一周未剃胡须，苍然老态让他顺利逃过一劫，在友人的帮助下，通过万国桥抵达天津租界。尽管租界内挤满了逃难的人群，王焕斗只能住宿在公理会的门洞地板上，但他还是感到“俨然天堂矣”。而那些在车站前被带走的旅客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位化名叫“钟馗”（意为打鬼）的天津人记述了被带走者的遭遇：
原来敌军在月台上扣留旅客是采取淘汰制，分别去留。旅客上车或下车时，先经过了鬼子兵浪人和汉奸等的甄别，一部分经敌人认为可疑的，便要扣留，带到司令部一楼，在一楼上，敌人审问数小时以后，将一批释放，带其余的到二楼。二楼上也要同样的盘问，此后再有一批被淘汰。所余的选手再登三层楼，自然凶多吉少了。——很多人的逃难之路就此终结。
比起天津租界，逃往上海租界之路更加险阻重重。除了日兵例行搜检，火车本身就充满危险。车厢里人挤人，急于逃离战火的难民甚至扒上了车顶。一次，火车即将发动时，人们忽然听到飞机响，吓坏了的火车司机紧急发动，“顶上的人纷纷坠下，有的坠在轨道旁，手脚被轮子碾断，惊呼号啕之声淹没了火车的开动声”。日本轰炸机也不惮于轰炸挤满难民的火车站和列车。8月28日，日军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站，有600余名正在候车的难民被炸死。
即使是这些难民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租界区，他们面对的仍然很可能是绝望的结局。成千上万的难民挤在通往公共租界的外白渡桥上，使这座“生命之桥”成了“死亡之桥”，“我感到我走在被挤倒的老人和孩子身上……他们被无数只脚踩扁”。即使他们终于抵达了租界区，面对的仍然可能是紧锁的大门。
法租界的铁门在战争刚爆发时就关闭了，只有十道精心设计的铁门可以通过。《救亡日报》的记者周钢鸣在《一幅流民图》中描述了法租界铁门内外的情景：
门里面站满着法国巡捕，安南兵和许多的想到南市难民区去的难民；铁门的外面是无数搬箱运货的大车，车上堆置着山一样的杂物，在车与车之间，扶老携幼地拥杂着许多想逃进租界来的难民。因此在这小小铁门口的里外，鼓噪呼喊的声音，一班维持秩序者用鞭子威吓难民，敲打什物的声音，构成一幅扰攘纷纭的凄惶情景！人像潮水拥来拥去，小铁门就像一条堤的决口，被人潮冲激着。
8月28日，日军对法租界旁的南市居民区进行了轰炸，但3万余名试图进入法租界避难的难民仍然被警察拒之门外。公共租界虽然在战争初期向难民开放，但很快就被蜂拥而入的难民挤满了，只得关闭所有入口。
当“高雅的招待会”结束后，这些足蹬“锃亮漆皮鞋”、穿着全套晚礼服的赴宴者们，带着微醺的醉意，毫不迟疑地登上一座八层仓库的顶楼，一面吩咐身边的中国侍者端来一杯威士忌，一边凝视远方500米处“东方人互相屠杀”的“充满血腥的烽火之夜”。这种描述与前面簇拥在租界门外的难民潮形成鲜明对比，似在证明租界人士隔岸观火的冷血无情。
不过，这实际上只是以偏概全，租界真正庇护的难民数字其实已大大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1937年11月，公共租界为难民们建立了142座难民营，收容了91815名难民。法租界共建立了40座难民营，收留难民25900人，教会开设的震旦大学和因战争迁入法租界的交通大学则分别收留了2300名和17000名难民。著名的独臂神父饶家驹冒着日本人的生命威胁，在南市划定的安全区，拯救了至少30万难民的生命。一个细节很能说明情况：当一个难民因为扰攘挨了一警棍，躲在墙角里哭泣时，一名中国巡捕轻悄地跑过来，用半责备的语气指着天上盘旋的日本战机，宽慰他说：“别哭，要不是法国人你老早被炸弹炸死了！”
【在战火的缝隙里活下去】
进入难民营、安全区或救济所的难民可以暂时避开战火的威胁，但苟且偷安并不意味着他们难民身份的结束。难民营可以提供食物、衣物和医疗等生存所需，但不能提供生活。当一名北平记者要给救济所里的难民拍照时，引起他们的极大反感：今生我们已经吃饱了痛苦，你给我们留下影子，难道要我们生生世世永远不能翻身吗？”但这名记者第二次来拍照时，镜头前的难民们却变得一片沉默，“他们却是希望以痛苦的影子換来救济和怜悯”。
离别自己熟悉的土地，家人朋友生死未卜，在陌生的地方忍饥挨饿，战争无时不在的威胁，还有不知这种苦痛的难民生涯何时会结束的茫然——难民的心灵一如战后的大地满目疮痍。而且并非所有的难民营都能为难民提供友善的环境。《东南日报》的记者在1937年11月22日访问了无锡一座难民收容所，当他走进里面时，他看到：
1937年，北平。死亡近在咫尺，眼前的情景让手拿铁锹的佟德麟惊骇至极：那是“满满一沟死人，多是光着身子的”。这里原先是守卫宛平的二十九路军挖的安全沟，就在著名的卢沟桥桥头的那座“卢沟晓月”御碑后面，南北长约三丈，东西宽约一丈，深有一丈多。在二十九路军撤出后，这条安全沟成了日本人的杀人场和埋人沟。
面对如此惨状，恐惧乃是人之常情。但佟德麟不敢抽身逃离这片死亡之地，在他和其他30多人的身后，就是闪着寒光的刺刀，日本人正盯着这些被强拉来的壮丁，监督他们掩埋尸体。理智告诉佟德麟，任何轻举妄动都会让他成为沟里那些受难者中的一员，而对身后盯着他们的那些杀人者来说，这不过是又多了具无关紧要的尸体而已。他只能和其他人一样，抡起铁锹，向沟里填土。
这是佟德麟第一次目睹如此密集而恐怖的死亡，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平民在战争中的死亡更容易激起复杂的情绪。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在理论上尽可能将战火限制在划定的交战区域内，在这片区域中，杀戮是“合理”的。一旦离开这一区域，任何杀戮行为，特别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杀戮就是罪行。可惜，“全面战争”的含义之一就是无差别的任意杀戮。被残杀的平民往往更容易给普通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也就是佟德麟感到恐惧惊骇的原因，他也是这些普通人中的一员，但这个身份并不能保证他免受死亡威胁。
强烈的同感心，让很多1937年的亲历记和回忆录都记述了普通人触目惊心的死亡。普通人被日军杀害的原因不胜枚举。青壮年往往是首当其冲被杀的，因为他们最有能力反抗。“街上青年人，只要是身躯强壮、剪平头的，即遭逮捕。捉去以后，先将两手的手背用刀割裂，然后询问；不答，或答得被认为不满意，就将煤油灌进鼻孔，死而復苏者几次，再行监禁或处死”。头发也会成为杀人理由，“凡留分头的便指为共产党，光头的指为受过军训的学生，一律枪杀”。藏有爱国或抗日文字图画，甚至一本党义、一张南方报纸、一套童子军装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有些杀人原因甚至莫名其妙，鲁悦明记下了一个乡下人因为“系了一条红腰带进城”，结果被日军扣留起来，“倒灌凉水，又打个半死，硬逼他供出同伙的人来。这个人直到咽气时，他也没有明白他为什么犯罪”。身陷北平的作家王焕斗也在写给友人的公开信中提到有17个鼓贩，在广德门外收购了军人皮带数根，因此被日军逼跪护城河岸，各刺二十刀……
此外，在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中，女性是最容易受到欺凌和屠杀的一类，她们往往被视为战利品而非人类。
占领者不问青红皂白的频繁杀戮，甚至让一些人产生了恐怖的幻觉，想象日军制造了一台巨大的“磋人机器”，这种杀人魔物：
形如切肉作馅机，凡日军或汉奸逮捕之壮丁，类似军人或学生者，概置杀人机器内，魔轮一转，人化肉泥，放水冲刷，尸骨无踪。
屠杀在被日军占领的各地发生，种种残杀手段在民国首都南京达到极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汗牛充栋，以至于每一篇拿出来都仿佛字字滴血，令人触目惊心。其确切的死亡人数直到今天仍然难以完全统计出来。南京地方法院在1946年4月完成的战后调查提供的死亡人数是295525人，男性遇难者占76%，女性占22%，儿童占2%。儿童的死亡人数是最难追踪的，而且总是令人悲哀地往少里估算。由于户籍资料被战争损毁，所以总人数很有可能超出今天官方公认的30万。
尽管死亡数字一直存在着争论，但一个基本事实是：罪行不是因无辜者数量的多少而界定的，每一滴无辜者的鲜血都是一桩罪行。
【“小战避乡，大战避城”】
在战争年代，目击者往往会成为下一个死难者。尸横遍野的惨景，亲朋好友的罹难，不知何时，死亡的镰刀就会轮到自己头上。因此，如何逃避死亡，寻找安全之地，就成为了战时的一种必要的生存技能。
逃难他乡，从表面上看，是逃避死亡最合理的方式。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战争来临时逃得越远越安全。但仔细检视亲历者的记述和回忆，就会发现真正远逃的人其实微乎其微。譬如桐乡石门镇的丰蓉赓（丰子恺侄女）一家，1937年11月6日石门空袭后，他们先是逃到离镇仅有二里许的六塔村，因为日军空袭很快抵达这里，所以又搬到离镇七里的洪通浜，这个距离能允许丰蓉赓的父亲在一天内往返于家和避难点之间。局势稍微安定后，丰家又回到已沦陷的镇子，在日本人的鼻息下勉强谋生。
丰蓉赓一家的选择也是战时很多人的选择：在战争逼近时暂时离开，但离家距离最多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一旦战事结束，这些人就会返乡，哪怕家乡已被日本人占领。这看起来似乎不符合趋利避害的逻辑，但却并非没有因由。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人笃信那句战时避难法则“小战避乡，大战避城”，总而言之，尽可能地离家乡近些而不是相反。在远离战火的陌生异乡和满目疮痍的熟悉故土之间，人们往往还是倾向选择后者，已知带来的安全感和未知带来的疏离感加在一起，都要大于战争带来的恐惧感。
但除了这种心理上的因素外，一个更重要的直接因素是——没有钱。能真正远跨千里逃难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有权有势的官员、富商或是地方望族，这些人拥有资金、人脉，可以支持他们的逃难远行。知识分子是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典型，强大的精神动力，使他们宁可困厄逃难途中，也不愿在沦陷区为亡国奴。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场知识界集体万里逃难的结晶。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的这段歌词，可以说是千万联大学子跋涉万里逃难经历的凝练概括。
【通往租界之路】
对普通难民来说，逃离死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死亡之旅”。如何死里逃生绝对是一项高难技术，一步之差，就有性命之危。逃难的路线必须仔细规划，以避开战火轰炸。杭州难民的逃难就是一场致命错误，这些茫然无措的人流不知该逃往何处，多数奔向富阳和余杭两个他们自以为安全的地方，结果是“余杭跟富阳同时沦陷，难民仍不免于寇祸”。 一般来说，西方人的租界是一个安全的所在。为了不触怒西方人，日本作战时会尽量避开租界区。一位观察者称日本人的作战是极为“艺术”的，马路这一边的华界是一堆残砖破瓦，但另一边的租界却毫无火渍和枪痕。因此，拥有全国最大租界区的两座城市——天津和上海成为了难民群涌的中心。
但通往租界之路却要突破重重致命关卡。
北平作家王焕斗在8月30日踏上逃往天津之路。他早上5点出门到前门车站乘前往天津的火车。一进站就有日兵检查，进入月台又有日兵再行检查。幸运通过前两关的王焕斗终于坐上了火车，但火车挨到11点才“蠕蠕动矣”。刚刚开到永定门，火车就突然停了下来。一个中国警察先上车厉声高叫：“大小行李都自己打开！”旋即又小声叮嘱自己的同胞：“如有碍眼物件，早自为计。”
车上很快陷入一片仓皇恐惧之中，“于是撕信札者有之，抛书籍者有之”。随着日兵的皮靴踏入车厢，骚乱变成了一片死寂。“箱不论大小，一律翻之，倒之；人不分男女，一律摸之，索之。”王焕斗身边的一位学校女生因为拒绝解扣脱衣，被日兵以刺刀威胁。吓坏了的旅客们集体劝她“当此之时，屈辱些儿罢！”最后，日兵身旁的一个辽宁翻译出面为她解围，又悄悄把被日兵错过的王焕斗摁在椅子上，让他免遭搜身之苦。
这只是第一关，接下来的一关更加凶险。平时只需两三个小时的火车，直到下午5点才抵达天津东站。从东站出来后，只要跨过站前广场对面的万国桥，就可以抵达安全的租界。但死神也在桥前拦截难民们。王焕斗刚一出站门，就遭到日兵“严重检查”：“不幸同胞，多数被日兵逮捕，驱至日本司令部一一审问。”王焕斗惊讶地发现，日兵逮捕旅客似乎没有任何标准，“只由日兵任何手指”。
王焕斗因为一周未剃胡须，苍然老态让他顺利逃过一劫，在友人的帮助下，通过万国桥抵达天津租界。尽管租界内挤满了逃难的人群，王焕斗只能住宿在公理会的门洞地板上，但他还是感到“俨然天堂矣”。而那些在车站前被带走的旅客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位化名叫“钟馗”（意为打鬼）的天津人记述了被带走者的遭遇：
原来敌军在月台上扣留旅客是采取淘汰制，分别去留。旅客上车或下车时，先经过了鬼子兵浪人和汉奸等的甄别，一部分经敌人认为可疑的，便要扣留，带到司令部一楼，在一楼上，敌人审问数小时以后，将一批释放，带其余的到二楼。二楼上也要同样的盘问，此后再有一批被淘汰。所余的选手再登三层楼，自然凶多吉少了。——很多人的逃难之路就此终结。
比起天津租界，逃往上海租界之路更加险阻重重。除了日兵例行搜检，火车本身就充满危险。车厢里人挤人，急于逃离战火的难民甚至扒上了车顶。一次，火车即将发动时，人们忽然听到飞机响，吓坏了的火车司机紧急发动，“顶上的人纷纷坠下，有的坠在轨道旁，手脚被轮子碾断，惊呼号啕之声淹没了火车的开动声”。日本轰炸机也不惮于轰炸挤满难民的火车站和列车。8月28日，日军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站，有600余名正在候车的难民被炸死。
即使是这些难民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租界区，他们面对的仍然很可能是绝望的结局。成千上万的难民挤在通往公共租界的外白渡桥上，使这座“生命之桥”成了“死亡之桥”，“我感到我走在被挤倒的老人和孩子身上……他们被无数只脚踩扁”。即使他们终于抵达了租界区，面对的仍然可能是紧锁的大门。
法租界的铁门在战争刚爆发时就关闭了，只有十道精心设计的铁门可以通过。《救亡日报》的记者周钢鸣在《一幅流民图》中描述了法租界铁门内外的情景：
门里面站满着法国巡捕，安南兵和许多的想到南市难民区去的难民；铁门的外面是无数搬箱运货的大车，车上堆置着山一样的杂物，在车与车之间，扶老携幼地拥杂着许多想逃进租界来的难民。因此在这小小铁门口的里外，鼓噪呼喊的声音，一班维持秩序者用鞭子威吓难民，敲打什物的声音，构成一幅扰攘纷纭的凄惶情景！人像潮水拥来拥去，小铁门就像一条堤的决口，被人潮冲激着。
8月28日，日军对法租界旁的南市居民区进行了轰炸，但3万余名试图进入法租界避难的难民仍然被警察拒之门外。公共租界虽然在战争初期向难民开放，但很快就被蜂拥而入的难民挤满了，只得关闭所有入口。
当“高雅的招待会”结束后，这些足蹬“锃亮漆皮鞋”、穿着全套晚礼服的赴宴者们，带着微醺的醉意，毫不迟疑地登上一座八层仓库的顶楼，一面吩咐身边的中国侍者端来一杯威士忌，一边凝视远方500米处“东方人互相屠杀”的“充满血腥的烽火之夜”。这种描述与前面簇拥在租界门外的难民潮形成鲜明对比，似在证明租界人士隔岸观火的冷血无情。
不过，这实际上只是以偏概全，租界真正庇护的难民数字其实已大大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1937年11月，公共租界为难民们建立了142座难民营，收容了91815名难民。法租界共建立了40座难民营，收留难民25900人，教会开设的震旦大学和因战争迁入法租界的交通大学则分别收留了2300名和17000名难民。著名的独臂神父饶家驹冒着日本人的生命威胁，在南市划定的安全区，拯救了至少30万难民的生命。一个细节很能说明情况：当一个难民因为扰攘挨了一警棍，躲在墙角里哭泣时，一名中国巡捕轻悄地跑过来，用半责备的语气指着天上盘旋的日本战机，宽慰他说：“别哭，要不是法国人你老早被炸弹炸死了！”
【在战火的缝隙里活下去】
进入难民营、安全区或救济所的难民可以暂时避开战火的威胁，但苟且偷安并不意味着他们难民身份的结束。难民营可以提供食物、衣物和医疗等生存所需，但不能提供生活。当一名北平记者要给救济所里的难民拍照时，引起他们的极大反感：今生我们已经吃饱了痛苦，你给我们留下影子，难道要我们生生世世永远不能翻身吗？”但这名记者第二次来拍照时，镜头前的难民们却变得一片沉默，“他们却是希望以痛苦的影子換来救济和怜悯”。
离别自己熟悉的土地，家人朋友生死未卜，在陌生的地方忍饥挨饿，战争无时不在的威胁，还有不知这种苦痛的难民生涯何时会结束的茫然——难民的心灵一如战后的大地满目疮痍。而且并非所有的难民营都能为难民提供友善的环境。《东南日报》的记者在1937年11月22日访问了无锡一座难民收容所，当他走进里面时，他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