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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统旧体诗领域内，打油诗这种俳谐体诗因其品格低下，向来不登大雅之堂。而早期新文学作家多把自己的旧体诗称为“打油诗”，原因不外撇清立场、表示对旧体诗前景的悲观、践行白话文学理念和藏拙等几方面，但却由此进入或重返旧体诗的创作领域，并进而在不断的思路调整中迈出了20世纪中国旧体诗革新的步伐。
关键词：打油 早期新文学作家 旧体诗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传统旧体诗领域内，打油诗这种俳谐体诗因其词句粗鄙、音调不谐和品格低下，往往被认为是市井小民戏谑之作，而向来不登大雅之堂。它与正统旧体诗的区别，接近文学理论中的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分，是很难进入严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的。然而早期新文学作家在谈到自己的旧体诗时，使用“打油”一词的频率却非常之高，他们几乎全都把自己的旧体诗称作过“打油诗”：
朱自清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自称：“弟以旧体诗非所素习，颇畏其难；……弟系生手，所作自不脱‘打油’风味”；叶圣陶也说自己的旧体诗“乃以文言说平常话，不管其有无诗味，故往往近乎打油。”俞平伯晚年亦屡屡写些打油诗给叶圣陶看：“今附奉打油诗并注，博笑。……出韵俗字，发一笑。”刘半农更是把自己1933至1934年间写的旧体诗结集为《桐花芝豆堂集》，并在该诗集的自序中，写道：“桐者，梧桐子；花者，落花生；芝者，芝麻；豆者，大豆。此四物均可以打油，而本堂主人喜为打油之诗，诗又杂而不一，凡所见闻，几无不可入诗，故遂以四物者名其堂。”这些，可谓集“打油”之大成。
鲁迅的旧体诗，以“打油”命名的虽只有1924年发表于《语丝》上的《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一首，却多富于打油精神，尤其善于“活剥”古人成诗，如《替豆萁伸冤》是活剥曹植《七步诗》；《吊大学生》是活剥崔颢《黄鹤楼》；《我的失恋》是活剥张衡《四愁诗》等。就连鲁迅旧体诗中流传最广、最为人称道的七律《自嘲》，也是带些游戏意味的打油诗。在1932年10月12日的鲁迅日记中有关于此诗的记载：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原意不过是溺爱小儿，却经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成为鲁迅傲骨铮铮与鞠躬尽瘁精神的写照，从而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领域，使这两句诗在脱离作者原意的情形下最大范围地为人所知。
以《五秩自寿诗》高调重返旧体诗创作领域的周作人，则早早就打起了打油诗的旗号，而且找到了前辈榜样，在这首原题为《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的诗中，周作人写道：“我说牛山体乃是指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姑且当作打油诗的别名。”这里所谓的志明和尚，是明朝诗僧，《牛山四十屁》据说是他在南京牛首山时写的40首打油诗。在这组诗中，周作人最欣赏的志明的一首诗是：“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可见其诗风格之一斑。《五秩自寿诗》之后，周作人觉得，“那打油诗虽然略有讽世之意，其实不是很多的，因为那时对于打油诗使用还不很纯熟，不知道寒山体的五言之更能表达，到得十二三年之后这才摸到了一点门路。”寒山是“唐代白话诗派的重要作家”，他的诗风格多是“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所以周作人写的旧体诗，“七绝是牛山志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则是学寒山子的，不过似乎更疲赖一点罢了。”在1937年11月至1944年10月所写的旧体诗中，周作人择录了24首，结集为《苦茶庵打油诗》，收入到《立春以前》，之后又有《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俱是以“打油诗”命名。
既然打油诗有这样并不光彩的身世和声名，早期新文学作家们为何却如此热衷于“打油”这一名目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欲以此撇清自己的立场。毕竟早期新文学作家们是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登上文坛的，正是他们当年高呼：“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现在再回过头去正经八百地作旧体诗，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是以凡有所作，辄称“打油”，以示清白。在《苦茶庵打油诗》的前言中，周作人说：“我自称打油诗，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自然更不敢称是诗人。”这话不无自谦之意，是一个有良好修养的学者面对中国诗歌传统而产生的敬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为早期新文学作家代言，将自己的旧体诗与传统旧体诗的关系撇清。
第二，表示对旧体诗前景的悲观。以为这种受过自己批驳的文体早已无由占据正统文学史里的位置，不值得花费心力去经营，只能以游戏的态度对待。
第三，践行自己白话文学的理念。打油诗因其用语俚俗、平白易懂，更接近早期新文学作家提倡的白话文的风格，周作人拉来为打油诗张目的诗坛前辈寒山，正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极力推崇的白话文祖师之一。选择打油诗这一突破口进入旧体诗创作领域，既多了一种熟悉的文体来抒情叙事，又不算偏离白话路径，由此可见，早期的新文学作家们真可谓煞费苦心。
第四，也是藏拙。早期新文学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时代风习迁转和少年留学异邦，旧文学的修养其实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至少比之晚清一代人就稍逊一筹。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胡适就曾感叹：“律诗难做啊！要做到像郑苏戡那样的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功夫啊！”鲁迅也说：“其实我于旧诗素无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
所以，早期新文学作家们把自己的旧体诗称为打油诗是最稳妥而安全的办法，意思是：我原没有按正统的规矩去作，自然不能用那些正统的规则来考量我旧诗的好坏。如此一来，庶几人我两便。
话虽如此，具体到单个人身上，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其实，大部分早期新文学作家们对打油诗的说法还是有所顾忌的。叶圣陶虽自称打油诗，但以为“究竟何谓打油，固亦未有定义”。俞平伯也说“打油究作何解，却说不上来，……总之不登大雅之堂者也”。
所以会有这些犹疑，首先与早期新文学作家自身的性情与文学追求有关。张中行评价叶圣陶的旧体诗词时，认为叶诗的特点“一是正。正襟危坐的正，因而就没有香奁气，甚至儿女情长（不是没有）也不写。……特点之二是热。热心求好的热。好，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一切。如人己、心物，是各方面；国事、耕稼，是大，子孙、花木，是小。热来于为人的厚。……特点之三是朴。质朴无华的朴。”而鲁迅的《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虽以打油命名，许寿裳却为其做了辩护：“这诗挖苦当时那些‘阿唷！我活不了罗，失了主宰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还是一本正经，没有什么做作。”周作人在《苦茶庵打油诗》的前言中也声明：“名称虽然是打油诗，内容却并不是游戏，文字似乎诙谐，意思原是正经。”也就是说，早期新文学作家追求的目标是：在文字通俗、风格诙谐、近于游戏的打油诗表象下，表达一本正经的意思和毫无做作的无限嗟叹。这就拉开了距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油诗所能满足的了，若仍在打油诗这一名目的笼罩下从事旧体诗创作，时间一长，自然会产生疑虑。
此外，对打油诗的犹疑态度也与某些打油诗的确品格低劣有很大关系。刘半农的《桐花芝豆堂集》中的不少诗作便可归入此类。如《一变》：
“情人梦”变“爱国热”，个中逻辑费推详。和平时代摇身一变——，行见毛驴变你娘！
就是这样的诗，还因具有嘲讽发国难财的商人的现实意义，而可以列入“中品”。其等而下之者则近乎不堪，如“怎把古人干屎橛，检来细嚼当香肠”、“万事不如拉野屎，一生最爱坐飞机”等等。这样的打油诗，厚道些说，“似乎是老人的胡闹”，不客气一点，则“确然是鄙俗的作品。……无疑是打油诗中的劣品。”大概正是因为有刘半农的这样的打油诗出现，才使得虽戏称打油，创作态度却比其较严肃的其他早期新文学作家不愿与之为伍。
这样一来，早期新文学作家就把自己弄到了一个左支右绌的尴尬境地：既不愿写不入流的打油诗，又不得不打着打油诗的旗号为自己创作的曾大肆伐挞过的旧体诗遮掩。窘迫之状，显而易见。
真正勇于正视这一问题并突破这种自设陷阱的局限的，还是周作人。他在《打油》一诗中的“偶尔写一篇，大有打油气。平生怀惧思，百一此中寄”表述得很清楚，虽然自己所写的旧体诗大有打油气，但其中寄托的却是十分严肃的忧与惧的情感，所以他期望于读者的，是“但喜当诗读，所重在文字”，把重心落在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意思上，而不要只看到打油的外形。《苦茶庵打油诗》之后，周作人便不再用“打油诗”这个名字了，“因为无论怎样说明，世间对于打油诗终不免有误解，以为这总是说浑话的，它的过去历史太长了，人家对于它的观念一时改不过来，这也是没法的事。反正我所写的原不是道地的打油诗，对于打油的名字也并不真是衷心爱好，一定非用不可，当初所以用这名称，本是一种方便，意在与正宗的旧诗表示区别，又带一点幽默的客气而已。”“所以我改叫它杂诗”，用这样一个较为中性的、没太多感情色彩的名称，“便心平气和得多了”。而周作人的所谓杂诗，“特色是杂，文字杂，思想杂。第一它不是旧诗，而略有字数韵脚的拘束，第二也并非白话诗，而仍有随意说话的自由，实在似乎是所谓‘三脚猫’，所以没有别的适当的名目。”
由打油诗到杂诗的转变，体现的是周作人晚年旧体诗观念的变更。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周作人才终于冲出了正统旧体诗、打油诗和白话新诗的三重羁绊，在旧体诗求新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里要说的是，在推动旧体诗革新的过程中，打油诗是其中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正是借助打油诗的嬉笑怒骂，早期新文学作家们才能够平视正统的旧体诗创作，才敢于在旧体诗领域内一试身手，并最终凭借文学革命的气势，参考自己正统旧体诗、新诗和打油诗写作中的经验，迈出了旧体诗革新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二十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八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4] 梁新荣：《刘半农诗歌研究》，红高粱书架有限公司，1999年版。
[5] 鲁迅：《鲁迅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周振甫：《鲁迅诗歌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
[8] 周作人：《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9] 项楚：《寒山诗注》（序），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 王仲三：《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11] 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2] 周作人：《立春以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3]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14] 鲁迅：《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信》，《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 张中行：《读〈叶圣陶诗词选注〉》，《读书》，1991年第10期。
[16]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7] 废名、朱英诞著，陈均编订：《新诗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常丽洁，女，1979—，河南商丘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打油 早期新文学作家 旧体诗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传统旧体诗领域内，打油诗这种俳谐体诗因其词句粗鄙、音调不谐和品格低下，往往被认为是市井小民戏谑之作，而向来不登大雅之堂。它与正统旧体诗的区别，接近文学理论中的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分，是很难进入严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的。然而早期新文学作家在谈到自己的旧体诗时，使用“打油”一词的频率却非常之高，他们几乎全都把自己的旧体诗称作过“打油诗”：
朱自清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自称：“弟以旧体诗非所素习，颇畏其难；……弟系生手，所作自不脱‘打油’风味”；叶圣陶也说自己的旧体诗“乃以文言说平常话，不管其有无诗味，故往往近乎打油。”俞平伯晚年亦屡屡写些打油诗给叶圣陶看：“今附奉打油诗并注，博笑。……出韵俗字，发一笑。”刘半农更是把自己1933至1934年间写的旧体诗结集为《桐花芝豆堂集》，并在该诗集的自序中，写道：“桐者，梧桐子；花者，落花生；芝者，芝麻；豆者，大豆。此四物均可以打油，而本堂主人喜为打油之诗，诗又杂而不一，凡所见闻，几无不可入诗，故遂以四物者名其堂。”这些，可谓集“打油”之大成。
鲁迅的旧体诗，以“打油”命名的虽只有1924年发表于《语丝》上的《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一首，却多富于打油精神，尤其善于“活剥”古人成诗，如《替豆萁伸冤》是活剥曹植《七步诗》；《吊大学生》是活剥崔颢《黄鹤楼》；《我的失恋》是活剥张衡《四愁诗》等。就连鲁迅旧体诗中流传最广、最为人称道的七律《自嘲》，也是带些游戏意味的打油诗。在1932年10月12日的鲁迅日记中有关于此诗的记载：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原意不过是溺爱小儿，却经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成为鲁迅傲骨铮铮与鞠躬尽瘁精神的写照，从而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领域，使这两句诗在脱离作者原意的情形下最大范围地为人所知。
以《五秩自寿诗》高调重返旧体诗创作领域的周作人，则早早就打起了打油诗的旗号，而且找到了前辈榜样，在这首原题为《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的诗中，周作人写道：“我说牛山体乃是指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姑且当作打油诗的别名。”这里所谓的志明和尚，是明朝诗僧，《牛山四十屁》据说是他在南京牛首山时写的40首打油诗。在这组诗中，周作人最欣赏的志明的一首诗是：“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可见其诗风格之一斑。《五秩自寿诗》之后，周作人觉得，“那打油诗虽然略有讽世之意，其实不是很多的，因为那时对于打油诗使用还不很纯熟，不知道寒山体的五言之更能表达，到得十二三年之后这才摸到了一点门路。”寒山是“唐代白话诗派的重要作家”，他的诗风格多是“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所以周作人写的旧体诗，“七绝是牛山志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则是学寒山子的，不过似乎更疲赖一点罢了。”在1937年11月至1944年10月所写的旧体诗中，周作人择录了24首，结集为《苦茶庵打油诗》，收入到《立春以前》，之后又有《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俱是以“打油诗”命名。
既然打油诗有这样并不光彩的身世和声名，早期新文学作家们为何却如此热衷于“打油”这一名目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欲以此撇清自己的立场。毕竟早期新文学作家们是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登上文坛的，正是他们当年高呼：“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现在再回过头去正经八百地作旧体诗，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是以凡有所作，辄称“打油”，以示清白。在《苦茶庵打油诗》的前言中，周作人说：“我自称打油诗，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自然更不敢称是诗人。”这话不无自谦之意，是一个有良好修养的学者面对中国诗歌传统而产生的敬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为早期新文学作家代言，将自己的旧体诗与传统旧体诗的关系撇清。
第二，表示对旧体诗前景的悲观。以为这种受过自己批驳的文体早已无由占据正统文学史里的位置，不值得花费心力去经营，只能以游戏的态度对待。
第三，践行自己白话文学的理念。打油诗因其用语俚俗、平白易懂，更接近早期新文学作家提倡的白话文的风格，周作人拉来为打油诗张目的诗坛前辈寒山，正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极力推崇的白话文祖师之一。选择打油诗这一突破口进入旧体诗创作领域，既多了一种熟悉的文体来抒情叙事，又不算偏离白话路径，由此可见，早期的新文学作家们真可谓煞费苦心。
第四，也是藏拙。早期新文学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时代风习迁转和少年留学异邦，旧文学的修养其实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至少比之晚清一代人就稍逊一筹。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胡适就曾感叹：“律诗难做啊！要做到像郑苏戡那样的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功夫啊！”鲁迅也说：“其实我于旧诗素无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
所以，早期新文学作家们把自己的旧体诗称为打油诗是最稳妥而安全的办法，意思是：我原没有按正统的规矩去作，自然不能用那些正统的规则来考量我旧诗的好坏。如此一来，庶几人我两便。
话虽如此，具体到单个人身上，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其实，大部分早期新文学作家们对打油诗的说法还是有所顾忌的。叶圣陶虽自称打油诗，但以为“究竟何谓打油，固亦未有定义”。俞平伯也说“打油究作何解，却说不上来，……总之不登大雅之堂者也”。
所以会有这些犹疑，首先与早期新文学作家自身的性情与文学追求有关。张中行评价叶圣陶的旧体诗词时，认为叶诗的特点“一是正。正襟危坐的正，因而就没有香奁气，甚至儿女情长（不是没有）也不写。……特点之二是热。热心求好的热。好，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一切。如人己、心物，是各方面；国事、耕稼，是大，子孙、花木，是小。热来于为人的厚。……特点之三是朴。质朴无华的朴。”而鲁迅的《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虽以打油命名，许寿裳却为其做了辩护：“这诗挖苦当时那些‘阿唷！我活不了罗，失了主宰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还是一本正经，没有什么做作。”周作人在《苦茶庵打油诗》的前言中也声明：“名称虽然是打油诗，内容却并不是游戏，文字似乎诙谐，意思原是正经。”也就是说，早期新文学作家追求的目标是：在文字通俗、风格诙谐、近于游戏的打油诗表象下，表达一本正经的意思和毫无做作的无限嗟叹。这就拉开了距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油诗所能满足的了，若仍在打油诗这一名目的笼罩下从事旧体诗创作，时间一长，自然会产生疑虑。
此外，对打油诗的犹疑态度也与某些打油诗的确品格低劣有很大关系。刘半农的《桐花芝豆堂集》中的不少诗作便可归入此类。如《一变》：
“情人梦”变“爱国热”，个中逻辑费推详。和平时代摇身一变——，行见毛驴变你娘！
就是这样的诗，还因具有嘲讽发国难财的商人的现实意义，而可以列入“中品”。其等而下之者则近乎不堪，如“怎把古人干屎橛，检来细嚼当香肠”、“万事不如拉野屎，一生最爱坐飞机”等等。这样的打油诗，厚道些说，“似乎是老人的胡闹”，不客气一点，则“确然是鄙俗的作品。……无疑是打油诗中的劣品。”大概正是因为有刘半农的这样的打油诗出现，才使得虽戏称打油，创作态度却比其较严肃的其他早期新文学作家不愿与之为伍。
这样一来，早期新文学作家就把自己弄到了一个左支右绌的尴尬境地：既不愿写不入流的打油诗，又不得不打着打油诗的旗号为自己创作的曾大肆伐挞过的旧体诗遮掩。窘迫之状，显而易见。
真正勇于正视这一问题并突破这种自设陷阱的局限的，还是周作人。他在《打油》一诗中的“偶尔写一篇，大有打油气。平生怀惧思，百一此中寄”表述得很清楚，虽然自己所写的旧体诗大有打油气，但其中寄托的却是十分严肃的忧与惧的情感，所以他期望于读者的，是“但喜当诗读，所重在文字”，把重心落在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意思上，而不要只看到打油的外形。《苦茶庵打油诗》之后，周作人便不再用“打油诗”这个名字了，“因为无论怎样说明，世间对于打油诗终不免有误解，以为这总是说浑话的，它的过去历史太长了，人家对于它的观念一时改不过来，这也是没法的事。反正我所写的原不是道地的打油诗，对于打油的名字也并不真是衷心爱好，一定非用不可，当初所以用这名称，本是一种方便，意在与正宗的旧诗表示区别，又带一点幽默的客气而已。”“所以我改叫它杂诗”，用这样一个较为中性的、没太多感情色彩的名称，“便心平气和得多了”。而周作人的所谓杂诗，“特色是杂，文字杂，思想杂。第一它不是旧诗，而略有字数韵脚的拘束，第二也并非白话诗，而仍有随意说话的自由，实在似乎是所谓‘三脚猫’，所以没有别的适当的名目。”
由打油诗到杂诗的转变，体现的是周作人晚年旧体诗观念的变更。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周作人才终于冲出了正统旧体诗、打油诗和白话新诗的三重羁绊，在旧体诗求新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里要说的是，在推动旧体诗革新的过程中，打油诗是其中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正是借助打油诗的嬉笑怒骂，早期新文学作家们才能够平视正统的旧体诗创作，才敢于在旧体诗领域内一试身手，并最终凭借文学革命的气势，参考自己正统旧体诗、新诗和打油诗写作中的经验，迈出了旧体诗革新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二十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八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4] 梁新荣：《刘半农诗歌研究》，红高粱书架有限公司，1999年版。
[5] 鲁迅：《鲁迅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周振甫：《鲁迅诗歌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
[8] 周作人：《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9] 项楚：《寒山诗注》（序），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 王仲三：《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11] 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2] 周作人：《立春以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3]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14] 鲁迅：《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信》，《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 张中行：《读〈叶圣陶诗词选注〉》，《读书》，1991年第10期。
[16]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7] 废名、朱英诞著，陈均编订：《新诗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常丽洁，女，1979—，河南商丘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