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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0 年），杜甫五十岁。历史上这一年并不太平，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外族入侵，宦官专权，仍然困扰着唐王朝这个老大帝国。
远在成都的杜甫，与战乱中的中原相距遥远，似乎正沉浸在田园交响乐中。“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他所歌咏的，鸟类中有鸬鹚、燕、鸥、莺、黄鹂、凫雏、鹭、鹳鹈、花鸭;昆虫中有蝴蝶、蜻蜓、蜂、蚁;花木中有丁香、丽春、栀子、枇杷、杨柳、荷花、桃、李、桑、松、竹、桤、楠、楠树下的一片药圃。”[1]然而，这只是杜甫草堂生活的一方面，诗人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国事，我们从同时期他写的《蜀相》可以推知。
这年八月，杜甫写了两首诗：《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毫无疑问，两首诗为同时之作，而且都是古体诗。卜居草堂的这两年，杜甫生活相对安定，歌行体诗歌比较少，七律明显增多，到了上元二年八月，却接连写了两首古体，大概心情比较郁结愤懑。[2]歌行体，更适合表现沉郁激越的情怀。
杜甫心仪的这棵楠树，倚靠江滨，荫蔽草堂，故老相传已经有二百年了。他之所以卜居此地，也正是因为相中楠树之故。却不幸被东南飘风和雷雨所拔，“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可以看出楠树毁弃，老杜极为痛心，所以写下了这首诗。
不但楠树为风雨所拔，草堂也难逃厄运，然而这却促成了伟大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诞生。同一时期的两首诗，大众读者只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知《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这自然与诗歌的思想境界有关了。因为后者还只是老杜自己的生活，前者则从老杜个人的生活升华到了人类的生活。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歌行可以分为五节：第一节为秋风怒卷三重茅，第二节为群童抱茅入竹去，第三节为屋漏偏遇连阴雨，第四节为企盼广厦庇天下，第五节为庐破受冻死亦足。
开篇“八月秋高风怒号”一句先声夺人，以“怒”状秋风之气势，以“号”状秋风之声势。八月，本来应该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日子，现在却狂风怒号。很不幸，狂风将屋上的茅草卷走，杜甫在草堂田园交响诗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为了营建这座草堂，杜甫耗尽了心血，四处向朋友求桃、求竹、求桤、求松、求果、求瓷碗，如今不但楠树被摧折，连草堂屋顶的三重茅草也被卷走，怎不让人心焦。“三重”言其多也，既写出了杜甫对草堂营造的重视，也写出了秋风肆虐的劲势。秋风到底有多大呢？诗人由叙述开始转入描写，刻画了一个秋风怒卷三重茅的具体场景：茅草随风飘飞渡过江面，洒在临江的郊野，高的挂在高高的树枝末梢上，低的飘落在深深的池塘洼地内。那景象真是狼藉满地，让人徒唤奈何，诗人内心的焦急可想而知。从这个场景，我们也可以反推风势之大，茅草要从江北的草堂飞越江面，落在江的南岸，非狂风不能为也。
值得一提的是，“沉塘坳”的沉，一般解释为“沉没”“下沉”，这是不确切的，因为茅草是不可能沉没在水中的。吴小如先生认为，“沉”应该训为“深”，秋天池塘枯水，“沉塘坳”就是指深深的池塘洼地，“沉”与上文的“长”对举。[3]笔者认为吴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草堂的三重茅被卷走，已经够让人心焦了，然而还有更让人心焦的，那就是诗人遇到了一群小无赖。诗人心急火燎正准备去对岸捡拾茅草，南村群童却突然窜了出来，他们欺负诗人年老无力，公然做起了小强盗，将茅草抱入竹林，戏弄起诗人来。这些孩子当然不知道这就是伟大的诗人杜甫，他们只道这是个着急跳脚的老头子。他们也不知道杜甫为了营建这座草堂花了多少心血，更不知道杜甫經历了多少磨难和险阻才有了暂时的安身之居。在贫穷的岁月中，也许这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快乐，反正他们狂欢了起来。此处的画面感和喜剧感超强：一边是狂欢戏谑的南村群童，一边是唇焦口燥的老杜先生。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力。
仇兆鳌说，“南村”五句“叹恶少凌侮之状”[4]。后来有的解读者大概受此影响，往往穿凿过深，认为安史之乱后，社会黑暗，人心不古，连小孩子也被社会风气污染，所以才会做出此等不合规矩之事。这都是不了解老杜之故。其实，杜甫这里说的“盗贼”，是故意大词小用，有诙谐幽默的意味，就好比我们对小孩子说的“小坏蛋”“小强盗”“小无赖”，是充满着善意和风趣的。杜甫这样写，某种意义上正是苦中作乐，老杜的幽默在此，老杜的豁达也在此。此外，茅草对于孩童和诗人，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快乐的玩具，一个是安身的器具。南村群童并不知道这些茅草对于诗人杜甫的意义。这里其实反映了杜甫悲天悯人的情怀。杜甫曾经作有一首《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在四川夔州时，西邻有个寡妇经常来他家堂前打枣，诗人从不阻拦，因为他知道“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如果不是因为贫穷，谁会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呢？寡妇正因为恐惧，害怕主人责怪自己打枣，反而更应该与她相亲。现在吴郎借住在自己家，为了防备人家故意插上篱笆，这不是对待弱势群体应有的态度。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老杜的温柔敦厚确实让人动容。回到小强盗上来，其实这里也有怜悯的成分：这些苦难中的孩子，终于有欢笑的机会了。所以南村群童一节，内涵是特别丰富的，有老杜的幽默，有老杜的理解，有老杜的怜悯，充满了人情味。
老杜说“归来倚杖自叹息”，内心有多少言语，都在这叹息之中。看上去波澜不惊，其实内心却充满了惊涛骇浪。这里的“叹息”，为下文埋下了伏笔。
最坏的还在后头，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灾祸专触霉运人”。杜甫苦心经营的草堂，不但三重茅草被狂风卷走，而且还被南村群童抱走，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秋雨还在等待着他。
不久，狂风停了，似乎暴虐已经过去，然而天色却越发昏暗了，只看见乌云翻滚作墨色。诗人宕开一笔，写起天气来。看上去似乎轻松了，实际上却露着隐忧。这里的环境描写，是对第一节“八月秋高风怒号”的回应与深化。大凡好的诗文，环境描写往往能成为一个自足的系统，不但烘托气氛，而且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里也是同样如此。我们从环境的变化，狂风停歇到天色昏黑，感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与诗人一样，我们开始忧心忡忡起来。 诗人并没有接着写下雨，而是又宕开一笔，开始写起孩子的睡相来。因为贫穷，家里的被子都没有浆洗曝晒过，多年下来冷得像铁一样。这种铁一样的被子，孩子睡起来肯定不舒服，睡相不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连被里都被孩子踏裂了。可是，仅仅是身上的被子冷吗？当然不是，还有床头的秋雨。由于没有房顶茅草的阻隔，秋雨直接侵入草堂内，所以雨脚如麻，连睡觉都没有一个安稳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贫穷，是写不出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的。
谁都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很自然的，我们会追问这种贫穷与困窘生活的原因。诗人写道：“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只此一句，就点明了老杜所处的离乱时代。生活在安史之乱那个时代，要想苟全性命于乱世，是要付出加倍艰辛的：睡眠不足，可能是由于夤（yín，深）夜赶路，也可能是由于忧时伤身，何况是在这样床头屋漏、雨脚如麻的漫漫长夜，要想挨到天亮更是难上加难。在杜甫的诗里，个人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他从来不会自外于那个时代。他倚杖叹息的，除了个人的身世，当然还有家国。“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丧乱、戎马、战伐、艰难苦恨，在杜甫的诗里，我们总能看到时代的投影。
这一节以秋雨起兴，时而云墨，时而布衾，时而雨脚，时而丧乱，若断若续，若即若离，总之不离秋雨。老杜都是家常语，语语如在目前，语语让人伤怀。
应该说，诗歌写到这里，是比较难推进的。在同时期写的《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中，杜甫以“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作结。然而，这首诗结束也就结束了，反响并不大，如果不是杜甫的研究专家或者说“铁粉”，谁也不会注意到这首诗。为什么呢？因为《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到草堂就结束了，与读者无关，它所反映的不是普遍的人生经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是这样，它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特殊命运，反映的是人类的普遍命运。杜甫这时候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草堂，而是全天下像他一样饥寒交迫、沉抑下僚的寒士们。从小我到大我，从小家到大家，无疑是质的飞跃。他希望能有千万间广厦，庇护全天下的寒士，让他们重现欢颜。他希望千万间广厦，风雨不动安如山，让他们不再受寒风冻雨的侵袭。
这样一种推己及人的仁者情怀，应该说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诗人却没有就此打住，在第五节他突然呐喊起来：“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推己及人的基础上，诗人进而舍己为人。从老杜身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更有“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慈悲情怀。全天下人的苦难，就是他们自己的苦难，仿佛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在老杜身上，这种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非有大愿力、大情怀、大担当者不能发也。这种崇高的境界，无论我们怎样揄扬，都不算过分。
从诗歌的结构上看，全诗写了诗人的三重苦楚：风卷重茅，状草堂之独破，自是苦不堪言;群童戏谑，状诗人之无奈，更是叫苦不迭;屋漏夜雨，状生活之艰辛，更是不胜其苦。这种苦楚是层层加码，愈转愈深的。诗人写来自是备尝艰苦，读者读来亦是怜贫恤苦。
老杜当然不会停留在自怨自艾、自伤自叹上，他驾着一艘儒者仁人之舟，从这无边的苦海之中，终于超脱升华出来。他又翻出了两重境界：从草堂，扩展到天下;从小我，扩展到大我;从推己及人，扩展到舍己为人。因为有了这两重新的境界，整首詩于是异峰突起、别开生面：愈苦愈坚，愈挫愈强。这才是盛唐之音，这才是千载以来我们景仰珍惜的老杜。
从诗歌的用韵来看，诗的第一节肴豪同用，第二节职德同用，第三节屑薛同用，第四节删山同用，第五节屋烛同用。[5]第一节为平声韵，表达的是一种悲伤感。第二、第三节转为入声韵，表达的是无奈感与沉痛感。第四节为平声韵，表达的是希望感。第五节为入声韵，表达的是迫切感。每一次换韵，声情都随之摇曳变化。
从艺术风格来看，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将日常生活诗化。
本来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杜甫却能娓娓道来，语语如在目前。怒号的秋风，仿佛可以听到;连绵的秋雨，仿佛可以看到。一个风中摇摆的瘦削身影，一个倚杖叹息的无奈老人，一个闪躲挪移的避雨寒士，一个满怀憧憬的敦厚儒者，一个发出誓愿的高尚仁人，如在我们面前。老杜的幽默、豁达、理解、怜悯和胸襟，就在这些叙述中一点一点带出，直到末章喷薄出诗人的儒者情怀。
这种写法，看上去容易，写起来其实很难。这些事件，普通人未必不会经历，却不会想到形之于诗。即使能够进入诗的领域，却往往囿于个人的胸襟与境界，超脱不了狭隘的个人小天地，显得顾影自怜。老杜却能愈苦愈坚，愈挫愈强，让人看到诗人的崇高境界。
这种境界，对于老杜来说并非吉光片羽，而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我们试看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是在安史之乱前夕，杜甫从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任上，前往奉先县省亲。一路上，他看到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想到的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等他进了家门，看到的是另外一幅图景：诗人一进家门就听到号啕痛哭声，原来是小儿子被饿死了，自己宁可压下哀情，街坊邻居也忍不住为之落泪。作为父亲，他很惭愧，竟然因为没有粮食让孩子饿死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在这样一个丰收的时候，贫穷人家会有这样的仓促事件。即使是这样的悲痛时刻，诗人想到的还不只是自己。他说自己毕竟是官宦人家的后裔，既不用缴纳租税，也不用服兵役，尚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些普通百姓的日子，会更加心酸啊！“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那些失去土地产业的人们，还有那些远戍塞外的士兵，他们的生活将会更加悲惨。我的忧思啊，像终南山一样千重万叠，像虚空一样茫茫无际。
这就是老杜的伟大之处，他总能从个人的狭窄境遇中拔擢出来，走向人类的普遍命运。人的境界高低，正在于此。
即使是同样题材的诗，同样表现关心民生疾苦，也是有境界高低之别的。我们试看白居易的《新制布裘》：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
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
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
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全诗表达了诗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诗人后来在《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说“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表達的也是同样的情怀。这无疑是受了老杜的影响。
宋代黄彻在《巩溪诗话》卷九中评论道：“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意，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或又谓白氏之官稍达，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语在前，而长庆在后;达者宜急，卑者可缓也;前者唱导，后者和之耳。同合而论，则老杜之仁心差贤矣。”[6]
黄彻说“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说到了关键处，老杜处境那么艰辛想的还是天下人，所以更难;他说“达者宜急，卑者可缓也;前者唱导，后者和之”，老杜自然更加贤能。假如没有老杜，我们会觉得白居易的仁爱思想很优秀。有了老杜，我们会觉得杜甫的仁爱思想更高尚。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还是苦其身以利天下;是倡导，还是应和，这就是境界的分野。
达者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位和杜甫一样的穷者孟郊。孟郊写过一首《卧病》：
贫病诚可羞，故床无新裘。
春色烧肌肤，时餐苦咽喉。
倦寝意蒙昧，强言声幽柔。
承颜自俯仰，有泪不敢流。
默默寸心中，朝愁续莫愁。
对于孟郊来说，贫穷是一种原罪，是值得羞愧的，旧床上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更是让人低眉。他强颜欢笑，声音幽柔，俯仰别人的鼻息，有泪都不敢流，所以只能是朝愁接着暮愁。
同样是贫穷，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老杜也与？“娇儿恶卧踏里裂”，如果不是被子补过，怎么会被孩子用脚蹬裂？面对贫穷，老杜能坦然受之，孟郊却觉得羞愧;面对苦难，孟郊是朝愁暮愁，老杜却是心忧天下，这就是境界的分野。
杜甫，用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谱写了一首日常生活的史诗，为后人留下千古绝唱。杜甫草堂，也成为千古以来人们朝拜的圣地。诗人的情怀，也因此照耀古今。
远在成都的杜甫，与战乱中的中原相距遥远，似乎正沉浸在田园交响乐中。“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他所歌咏的，鸟类中有鸬鹚、燕、鸥、莺、黄鹂、凫雏、鹭、鹳鹈、花鸭;昆虫中有蝴蝶、蜻蜓、蜂、蚁;花木中有丁香、丽春、栀子、枇杷、杨柳、荷花、桃、李、桑、松、竹、桤、楠、楠树下的一片药圃。”[1]然而，这只是杜甫草堂生活的一方面，诗人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国事，我们从同时期他写的《蜀相》可以推知。
这年八月，杜甫写了两首诗：《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毫无疑问，两首诗为同时之作，而且都是古体诗。卜居草堂的这两年，杜甫生活相对安定，歌行体诗歌比较少，七律明显增多，到了上元二年八月，却接连写了两首古体，大概心情比较郁结愤懑。[2]歌行体，更适合表现沉郁激越的情怀。
杜甫心仪的这棵楠树，倚靠江滨，荫蔽草堂，故老相传已经有二百年了。他之所以卜居此地，也正是因为相中楠树之故。却不幸被东南飘风和雷雨所拔，“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可以看出楠树毁弃，老杜极为痛心，所以写下了这首诗。
不但楠树为风雨所拔，草堂也难逃厄运，然而这却促成了伟大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诞生。同一时期的两首诗，大众读者只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知《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这自然与诗歌的思想境界有关了。因为后者还只是老杜自己的生活，前者则从老杜个人的生活升华到了人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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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歌行可以分为五节：第一节为秋风怒卷三重茅，第二节为群童抱茅入竹去，第三节为屋漏偏遇连阴雨，第四节为企盼广厦庇天下，第五节为庐破受冻死亦足。
开篇“八月秋高风怒号”一句先声夺人，以“怒”状秋风之气势，以“号”状秋风之声势。八月，本来应该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日子，现在却狂风怒号。很不幸，狂风将屋上的茅草卷走，杜甫在草堂田园交响诗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为了营建这座草堂，杜甫耗尽了心血，四处向朋友求桃、求竹、求桤、求松、求果、求瓷碗，如今不但楠树被摧折，连草堂屋顶的三重茅草也被卷走，怎不让人心焦。“三重”言其多也，既写出了杜甫对草堂营造的重视，也写出了秋风肆虐的劲势。秋风到底有多大呢？诗人由叙述开始转入描写，刻画了一个秋风怒卷三重茅的具体场景：茅草随风飘飞渡过江面，洒在临江的郊野，高的挂在高高的树枝末梢上，低的飘落在深深的池塘洼地内。那景象真是狼藉满地，让人徒唤奈何，诗人内心的焦急可想而知。从这个场景，我们也可以反推风势之大，茅草要从江北的草堂飞越江面，落在江的南岸，非狂风不能为也。
值得一提的是，“沉塘坳”的沉，一般解释为“沉没”“下沉”，这是不确切的，因为茅草是不可能沉没在水中的。吴小如先生认为，“沉”应该训为“深”，秋天池塘枯水，“沉塘坳”就是指深深的池塘洼地，“沉”与上文的“长”对举。[3]笔者认为吴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草堂的三重茅被卷走，已经够让人心焦了，然而还有更让人心焦的，那就是诗人遇到了一群小无赖。诗人心急火燎正准备去对岸捡拾茅草，南村群童却突然窜了出来，他们欺负诗人年老无力，公然做起了小强盗，将茅草抱入竹林，戏弄起诗人来。这些孩子当然不知道这就是伟大的诗人杜甫，他们只道这是个着急跳脚的老头子。他们也不知道杜甫为了营建这座草堂花了多少心血，更不知道杜甫經历了多少磨难和险阻才有了暂时的安身之居。在贫穷的岁月中，也许这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快乐，反正他们狂欢了起来。此处的画面感和喜剧感超强：一边是狂欢戏谑的南村群童，一边是唇焦口燥的老杜先生。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力。
仇兆鳌说，“南村”五句“叹恶少凌侮之状”[4]。后来有的解读者大概受此影响，往往穿凿过深，认为安史之乱后，社会黑暗，人心不古，连小孩子也被社会风气污染，所以才会做出此等不合规矩之事。这都是不了解老杜之故。其实，杜甫这里说的“盗贼”，是故意大词小用，有诙谐幽默的意味，就好比我们对小孩子说的“小坏蛋”“小强盗”“小无赖”，是充满着善意和风趣的。杜甫这样写，某种意义上正是苦中作乐，老杜的幽默在此，老杜的豁达也在此。此外，茅草对于孩童和诗人，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快乐的玩具，一个是安身的器具。南村群童并不知道这些茅草对于诗人杜甫的意义。这里其实反映了杜甫悲天悯人的情怀。杜甫曾经作有一首《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在四川夔州时，西邻有个寡妇经常来他家堂前打枣，诗人从不阻拦，因为他知道“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如果不是因为贫穷，谁会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呢？寡妇正因为恐惧，害怕主人责怪自己打枣，反而更应该与她相亲。现在吴郎借住在自己家，为了防备人家故意插上篱笆，这不是对待弱势群体应有的态度。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老杜的温柔敦厚确实让人动容。回到小强盗上来，其实这里也有怜悯的成分：这些苦难中的孩子，终于有欢笑的机会了。所以南村群童一节，内涵是特别丰富的，有老杜的幽默，有老杜的理解，有老杜的怜悯，充满了人情味。
老杜说“归来倚杖自叹息”，内心有多少言语，都在这叹息之中。看上去波澜不惊，其实内心却充满了惊涛骇浪。这里的“叹息”，为下文埋下了伏笔。
二
最坏的还在后头，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灾祸专触霉运人”。杜甫苦心经营的草堂，不但三重茅草被狂风卷走，而且还被南村群童抱走，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秋雨还在等待着他。
不久，狂风停了，似乎暴虐已经过去，然而天色却越发昏暗了，只看见乌云翻滚作墨色。诗人宕开一笔，写起天气来。看上去似乎轻松了，实际上却露着隐忧。这里的环境描写，是对第一节“八月秋高风怒号”的回应与深化。大凡好的诗文，环境描写往往能成为一个自足的系统，不但烘托气氛，而且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里也是同样如此。我们从环境的变化，狂风停歇到天色昏黑，感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与诗人一样，我们开始忧心忡忡起来。 诗人并没有接着写下雨，而是又宕开一笔，开始写起孩子的睡相来。因为贫穷，家里的被子都没有浆洗曝晒过，多年下来冷得像铁一样。这种铁一样的被子，孩子睡起来肯定不舒服，睡相不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连被里都被孩子踏裂了。可是，仅仅是身上的被子冷吗？当然不是，还有床头的秋雨。由于没有房顶茅草的阻隔，秋雨直接侵入草堂内，所以雨脚如麻，连睡觉都没有一个安稳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贫穷，是写不出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的。
谁都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很自然的，我们会追问这种贫穷与困窘生活的原因。诗人写道：“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只此一句，就点明了老杜所处的离乱时代。生活在安史之乱那个时代，要想苟全性命于乱世，是要付出加倍艰辛的：睡眠不足，可能是由于夤（yín，深）夜赶路，也可能是由于忧时伤身，何况是在这样床头屋漏、雨脚如麻的漫漫长夜，要想挨到天亮更是难上加难。在杜甫的诗里，个人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他从来不会自外于那个时代。他倚杖叹息的，除了个人的身世，当然还有家国。“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丧乱、戎马、战伐、艰难苦恨，在杜甫的诗里，我们总能看到时代的投影。
这一节以秋雨起兴，时而云墨，时而布衾，时而雨脚，时而丧乱，若断若续，若即若离，总之不离秋雨。老杜都是家常语，语语如在目前，语语让人伤怀。
应该说，诗歌写到这里，是比较难推进的。在同时期写的《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中，杜甫以“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作结。然而，这首诗结束也就结束了，反响并不大，如果不是杜甫的研究专家或者说“铁粉”，谁也不会注意到这首诗。为什么呢？因为《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到草堂就结束了，与读者无关，它所反映的不是普遍的人生经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是这样，它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特殊命运，反映的是人类的普遍命运。杜甫这时候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草堂，而是全天下像他一样饥寒交迫、沉抑下僚的寒士们。从小我到大我，从小家到大家，无疑是质的飞跃。他希望能有千万间广厦，庇护全天下的寒士，让他们重现欢颜。他希望千万间广厦，风雨不动安如山，让他们不再受寒风冻雨的侵袭。
这样一种推己及人的仁者情怀，应该说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诗人却没有就此打住，在第五节他突然呐喊起来：“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推己及人的基础上，诗人进而舍己为人。从老杜身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更有“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慈悲情怀。全天下人的苦难，就是他们自己的苦难，仿佛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在老杜身上，这种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非有大愿力、大情怀、大担当者不能发也。这种崇高的境界，无论我们怎样揄扬，都不算过分。
从诗歌的结构上看，全诗写了诗人的三重苦楚：风卷重茅，状草堂之独破，自是苦不堪言;群童戏谑，状诗人之无奈，更是叫苦不迭;屋漏夜雨，状生活之艰辛，更是不胜其苦。这种苦楚是层层加码，愈转愈深的。诗人写来自是备尝艰苦，读者读来亦是怜贫恤苦。
老杜当然不会停留在自怨自艾、自伤自叹上，他驾着一艘儒者仁人之舟，从这无边的苦海之中，终于超脱升华出来。他又翻出了两重境界：从草堂，扩展到天下;从小我，扩展到大我;从推己及人，扩展到舍己为人。因为有了这两重新的境界，整首詩于是异峰突起、别开生面：愈苦愈坚，愈挫愈强。这才是盛唐之音，这才是千载以来我们景仰珍惜的老杜。
从诗歌的用韵来看，诗的第一节肴豪同用，第二节职德同用，第三节屑薛同用，第四节删山同用，第五节屋烛同用。[5]第一节为平声韵，表达的是一种悲伤感。第二、第三节转为入声韵，表达的是无奈感与沉痛感。第四节为平声韵，表达的是希望感。第五节为入声韵，表达的是迫切感。每一次换韵，声情都随之摇曳变化。
三
从艺术风格来看，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将日常生活诗化。
本来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杜甫却能娓娓道来，语语如在目前。怒号的秋风，仿佛可以听到;连绵的秋雨，仿佛可以看到。一个风中摇摆的瘦削身影，一个倚杖叹息的无奈老人，一个闪躲挪移的避雨寒士，一个满怀憧憬的敦厚儒者，一个发出誓愿的高尚仁人，如在我们面前。老杜的幽默、豁达、理解、怜悯和胸襟，就在这些叙述中一点一点带出，直到末章喷薄出诗人的儒者情怀。
这种写法，看上去容易，写起来其实很难。这些事件，普通人未必不会经历，却不会想到形之于诗。即使能够进入诗的领域，却往往囿于个人的胸襟与境界，超脱不了狭隘的个人小天地，显得顾影自怜。老杜却能愈苦愈坚，愈挫愈强，让人看到诗人的崇高境界。
这种境界，对于老杜来说并非吉光片羽，而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我们试看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是在安史之乱前夕，杜甫从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任上，前往奉先县省亲。一路上，他看到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想到的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等他进了家门，看到的是另外一幅图景：诗人一进家门就听到号啕痛哭声，原来是小儿子被饿死了，自己宁可压下哀情，街坊邻居也忍不住为之落泪。作为父亲，他很惭愧，竟然因为没有粮食让孩子饿死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在这样一个丰收的时候，贫穷人家会有这样的仓促事件。即使是这样的悲痛时刻，诗人想到的还不只是自己。他说自己毕竟是官宦人家的后裔，既不用缴纳租税，也不用服兵役，尚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些普通百姓的日子，会更加心酸啊！“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那些失去土地产业的人们，还有那些远戍塞外的士兵，他们的生活将会更加悲惨。我的忧思啊，像终南山一样千重万叠，像虚空一样茫茫无际。
这就是老杜的伟大之处，他总能从个人的狭窄境遇中拔擢出来，走向人类的普遍命运。人的境界高低，正在于此。
即使是同样题材的诗，同样表现关心民生疾苦，也是有境界高低之别的。我们试看白居易的《新制布裘》：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
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
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
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全诗表达了诗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诗人后来在《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说“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表達的也是同样的情怀。这无疑是受了老杜的影响。
宋代黄彻在《巩溪诗话》卷九中评论道：“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意，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或又谓白氏之官稍达，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语在前，而长庆在后;达者宜急，卑者可缓也;前者唱导，后者和之耳。同合而论，则老杜之仁心差贤矣。”[6]
黄彻说“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说到了关键处，老杜处境那么艰辛想的还是天下人，所以更难;他说“达者宜急，卑者可缓也;前者唱导，后者和之”，老杜自然更加贤能。假如没有老杜，我们会觉得白居易的仁爱思想很优秀。有了老杜，我们会觉得杜甫的仁爱思想更高尚。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还是苦其身以利天下;是倡导，还是应和，这就是境界的分野。
达者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位和杜甫一样的穷者孟郊。孟郊写过一首《卧病》：
贫病诚可羞，故床无新裘。
春色烧肌肤，时餐苦咽喉。
倦寝意蒙昧，强言声幽柔。
承颜自俯仰，有泪不敢流。
默默寸心中，朝愁续莫愁。
对于孟郊来说，贫穷是一种原罪，是值得羞愧的，旧床上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更是让人低眉。他强颜欢笑，声音幽柔，俯仰别人的鼻息，有泪都不敢流，所以只能是朝愁接着暮愁。
同样是贫穷，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老杜也与？“娇儿恶卧踏里裂”，如果不是被子补过，怎么会被孩子用脚蹬裂？面对贫穷，老杜能坦然受之，孟郊却觉得羞愧;面对苦难，孟郊是朝愁暮愁，老杜却是心忧天下，这就是境界的分野。
杜甫，用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谱写了一首日常生活的史诗，为后人留下千古绝唱。杜甫草堂，也成为千古以来人们朝拜的圣地。诗人的情怀，也因此照耀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