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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的借口
把曹操与孝道联系起来，在许多人看来很是勉强。曹操，从安徽毫州走向黄巾起义，后纵横乱世，成为一代枭雄，统帅魏军，又驰骋三国大地，杀人如麻，连政治表情也只有一种，就是冷酷无情。他只要杀人，就是没有罪状，也会假造罪状的。有关资料还透露一个信息：曹操夜以继日与宠妃合欢，床边还卧有一把利剑，吓得宠妃个个都发挥失常。这样一个人物会有孝道之心？
曹操，就是那个魏武帝。要知道，这个霸王还有另一面，他是书法家、文学家。当然，曹操的书法雄逸绝伦，诗词吞吐日月，可就是在这样的外象下，曹操没有孝道之心，却会借力孝道，杀了反对派孔融。
孔融是一代名士、孔子嫡裔传人，他奉行先祖孔子“君臣纲常”、“为臣必忠”的信条。当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挟天子号令天下时，孔融认为这是僭越，坚决反对。在无法改变曹操专权的情势下，他一有机会就讽刺曹操。之后，曹操不屑于孔融的反对，发动官渡大战，攻破并占据了邺城，曹丕见袁绍的儿媳妇甄氏貌美，便强娶占美。孔融借此讥讽曹操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肚子也有墨水，一听就知道孔融在对他含沙射影。但，摄于孔融的名望，他才没贸然行戮。可是，孔融一点也没收敛咄咄逼人的气势。建安年间，群雄争鼎，年年兴兵，致使农事荒废，粮食奇缺。于是，曹操下令禁酒。从某种意义上说，曹操的决策无懈可击。孔融好酒，不乐意，讥讽曹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有酒泉之郡，尧喜欢喝酒并未损害他的德行，桀纣却因贪色以致亡国，色之为祸如此之大，公为何不因此而禁止婚姻呢！曹操爱女人，一如爱疆场，有什么错！孔融管得太宽，把曹操彻底地惹火了。于是，曹操开始设计一场阴谋，以铲除对他指手画脚的孔融。
据《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令路粹枉奏孔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幽則离矣”。这话的意思是说，父母为情欲而交媾，因交媾而生子；交媾是有意的，生子是无意的。所以儿子对于父母不必孝。
这样一个故事是放在曹操假造罪证、杀害无辜的主题中的。这个非孝论，与其诬给孔融，诚不如曹操、路粹自当为好。《孔融传》记载：融“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称孝”。孔融是孝子，人人皆知，怎会有非孝的言论呢？此为反证之一。第二，孔融对于管秋阳为了“爱先人遗体”，自己和弟弟杀食同伴一事，认为是孝于父母，而把同伴杀而食之，也等于犬吃一狸，狸吃一个鹦鹉，不足为怪。反证之三，孔融为北海相时，见有人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就把此人杀掉，其罪状是形悲而心不悲。
以礼教杀人比以法律杀人更加惨酷，因为，礼教的刀口锋利无比。曹操找到了一个杀人的借口：礼学不是口口声声讲孝道吗？孔融，一个孔家的嫡亲传人，却不讲孝道。于是，孔融就罪恶昭彰，曹操便杀了他。一如曹操预料，社会心向礼教，也就没引起大的震动。但，孔融在临死前还是不是从容不迫，讽刺曹操，史料很少记载，这里不敢遑论。至于安睡在山东曲阜的孔子在九泉之下有何感叹，更是不敢妄想。
另类的声音
在独尊儒学的天空下，也有反孔的炮鸣声，比如阮籍。
阮籍墓位于今江苏南京西南角花盝北岗21号。许多人知道他是竹林七贤之一，放荡不羁，超凡脱俗，其诗歌、散文、辞赋，与他嗜烈酒、善弹琴，以及喝酒弹琴往复长啸，相映成趣，丰富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性格与表情。但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就不是文学，而是思想。
魏晋之际，天下大乱，政权更迭频繁，封建割据和战争接连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阮籍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博览群籍，著有《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阮步兵集》。他怀才不遇，远离尘嚣，以饮酒的方式掩饰内心的苦闷，以佯狂的表情遮盖精神的空虚，于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味，与指缝间颤动的琴音，在一片竹林里飘荡。
阮籍颇有政治见地，但他不想发言，又有发言的冲动。言多必有失。何以叫自己“哑口无言”？唯有喝酒，喝就喝醉，喝就喝到睡，把任何的政治见解全都烂在肚子里。有一次，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平生最反感的事是攀附权贵。于是，他借醉六十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后就不了了之。
其实，阮籍幼时接受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到青年时期还受儒学影响。他认为，世道大乱，何以拯救？唯有儒学。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与社会一接触，思想便发生了改变，原来儒学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之后，又得不到司马政治集团的重用，不得不很悲痛地改向，转寻老庄的灵魂。于是，在老庄与竹林同构的世界里，阮籍独善其身，内心趋向平和，大志开始消沉，司马集团失去了一位政治谋士，儒学也失去了一位忠实的信徒。当然，阮籍对政治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司马集团还抱有一丝的政治期待。这仅有的一丝期待如即断的琴弦，发出了裂变的声音。就在这时，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了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阮籍对政治，对司马集团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阮籍选择了彻底放纵自己，选择了逃避，或大口大口喝酒，或驾一辆马车狂奔，或在大雨中淋漓，或躲在竹林深处放声大哭。
这是一个文化人最深的痛苦！
于是，阮籍的反礼教言论更是斩钉截铁。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这样讥笑儒者，“诵周孔之道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奉事君王，收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乎虱之处裤中乎”？他把儒者只知守礼比做虱子处于裤中，真是极尽挖苦之能事。挖苦之后，他还要加以痛斥：“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这就是真正的阮籍，没有醉状的阮籍。“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夫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他觉得，只有如此一切平等，才“能长久”。不仅礼教注重等级，而且首重君权，“君立而虚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有君就有臣，有君臣就必须规走各种礼法去统治人民，一切坏事都从此不断发生了。可见儒家礼教和君权是分不开的。他大声反抗礼教对人民的毒害。 阮籍被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以子杀母的一个公案，他一知道便感叹道：“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怖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皇帝是男人，站在男人的立场，发出责问，这还得了！而阮籍却从容地答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是以原始共产社会为标准来回答的。据此，只知男子中心社会的儒家孟子斥墨子主张兼爱是无父，无父是禽兽；殊不知自己主张别爱、重父轻母，“乃禽兽之不若”，比墨子更低一等了。阮籍以此反礼教，连君臣也只好“悦服”而无法反驳，更不能把他法办了。由此，阮籍當不了官，即使当了官，也会被清除出党的。他还自以为是，怀才不遇，怎么就不知道检讨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
再如嵇康，与阮籍双峰并峙的嵇康。
这位安徽宿州的帅哥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又喜文学、玄学、音乐等。从史料分析，嵇康是一个风流才子。他一生最大的杰作是，娶了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当然，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也是他一生当中很得意的一件事。
嵇康藐视权贵，总想保持洁身自好。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这就给自己种下了祸根。司马昭身边有一心腹叫钟会，钟会在疆场上纵横驰骋，有勇也有谋，向司马昭献了一策，就粉碎了曹髦的夺权阴谋，深得司马昭器重。钟会能武，也想能文，就向当时名声大振的文化人嵇康靠近，哪知受到了一次冷嘲热讽。钟会是高级将领，一声军令，将士疾冲，何时有过冷遇！于是，他对嵇康怀恨在心，伺机干掉嵇康。
不久，机会来了。嵇康之友吕安被亲兄以不孝之名告到官府，嵇康闻讯，立即出面为好友辩护。他并不是包庇，而是不相信吕安不孝。钟会也立即向司马昭献言，乘机除掉吕安、嵇康。这正合司马昭之心。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他想浪漫地死去，司马昭不干，叫他死得十分惨烈。后来，钟会也没落个好下场。这位伐蜀称功，又想窃蜀割据的阴谋家，却在一场大战中死于部将的兵变。
有史载，嵇康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却爱老庄。他主张“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以为：“自然之得，不由……《六经》……礼律。……固知仁义……廉让，……非自然之所出也。”于是，他敢于主张“以明堂为丙舍，即停棺的屋，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
另如鲍敬言。
鲍敬言，东晋时代玄学家中的首要代表和集大成者。据《抱朴子·诘鲍》所载，他“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鲍敬言是一个彻底反对礼教的思想家，他认为，“夫天地之位，二气范物……承刚柔以率性，随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这是针对儒家《易传》用天地刚柔来分君臣男女的尊卑的，是老庄派玄学家反儒家礼教的突出表现。他说“：道德既衰，尊卑自序，繁升降损益之礼，饰绂冕玄黄之服。”这里的道德，是道家所说的出乎自然的道德，而反乎儒家所规定的人为的有等别的礼教，如什么“移父事君，废孝为忠”等等。他认为：“天下逆乱焉，而忠义显矣；六亲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所以，“救祸而祸弥深，峻禁而禁不止也”。这是说，礼教越多，祸害越重，正像老子所谓“法会滋彰，盗贼多有”。
否认儒者所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之说，也是鲍敬言所为。他以为君臣之道是起于“强者凌弱”，“智者诈愚”。桀纣为君，才得作出种种罪恶；若为匹夫，就无法“肆酷恣欲，屠剿天下”了。“无道之君，无世不有。”滑吏、邪人、奸臣、寇盗一切制度，“此皆有君之所致也”。“襄古之世，无君无臣”，“无荣无辱”，“万物玄同”。他描绘了一幅平等公正，但却很难实现的蓝图。
责任编辑：柳江子
作者简介：田友国，男，1986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长江文艺》《当代作家》《上海文学》《作家》《鸭绿江》《创作与评论》《北方文学》《雨花》《当代小说》等期刊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190多万字，并出版历史文化随笔《仕波政涛》等3部。
把曹操与孝道联系起来，在许多人看来很是勉强。曹操，从安徽毫州走向黄巾起义，后纵横乱世，成为一代枭雄，统帅魏军，又驰骋三国大地，杀人如麻，连政治表情也只有一种，就是冷酷无情。他只要杀人，就是没有罪状，也会假造罪状的。有关资料还透露一个信息：曹操夜以继日与宠妃合欢，床边还卧有一把利剑，吓得宠妃个个都发挥失常。这样一个人物会有孝道之心？
曹操，就是那个魏武帝。要知道，这个霸王还有另一面，他是书法家、文学家。当然，曹操的书法雄逸绝伦，诗词吞吐日月，可就是在这样的外象下，曹操没有孝道之心，却会借力孝道，杀了反对派孔融。
孔融是一代名士、孔子嫡裔传人，他奉行先祖孔子“君臣纲常”、“为臣必忠”的信条。当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挟天子号令天下时，孔融认为这是僭越，坚决反对。在无法改变曹操专权的情势下，他一有机会就讽刺曹操。之后，曹操不屑于孔融的反对，发动官渡大战，攻破并占据了邺城，曹丕见袁绍的儿媳妇甄氏貌美，便强娶占美。孔融借此讥讽曹操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肚子也有墨水，一听就知道孔融在对他含沙射影。但，摄于孔融的名望，他才没贸然行戮。可是，孔融一点也没收敛咄咄逼人的气势。建安年间，群雄争鼎，年年兴兵，致使农事荒废，粮食奇缺。于是，曹操下令禁酒。从某种意义上说，曹操的决策无懈可击。孔融好酒，不乐意，讥讽曹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有酒泉之郡，尧喜欢喝酒并未损害他的德行，桀纣却因贪色以致亡国，色之为祸如此之大，公为何不因此而禁止婚姻呢！曹操爱女人，一如爱疆场，有什么错！孔融管得太宽，把曹操彻底地惹火了。于是，曹操开始设计一场阴谋，以铲除对他指手画脚的孔融。
据《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令路粹枉奏孔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幽則离矣”。这话的意思是说，父母为情欲而交媾，因交媾而生子；交媾是有意的，生子是无意的。所以儿子对于父母不必孝。
这样一个故事是放在曹操假造罪证、杀害无辜的主题中的。这个非孝论，与其诬给孔融，诚不如曹操、路粹自当为好。《孔融传》记载：融“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称孝”。孔融是孝子，人人皆知，怎会有非孝的言论呢？此为反证之一。第二，孔融对于管秋阳为了“爱先人遗体”，自己和弟弟杀食同伴一事，认为是孝于父母，而把同伴杀而食之，也等于犬吃一狸，狸吃一个鹦鹉，不足为怪。反证之三，孔融为北海相时，见有人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就把此人杀掉，其罪状是形悲而心不悲。
以礼教杀人比以法律杀人更加惨酷，因为，礼教的刀口锋利无比。曹操找到了一个杀人的借口：礼学不是口口声声讲孝道吗？孔融，一个孔家的嫡亲传人，却不讲孝道。于是，孔融就罪恶昭彰，曹操便杀了他。一如曹操预料，社会心向礼教，也就没引起大的震动。但，孔融在临死前还是不是从容不迫，讽刺曹操，史料很少记载，这里不敢遑论。至于安睡在山东曲阜的孔子在九泉之下有何感叹，更是不敢妄想。
另类的声音
在独尊儒学的天空下，也有反孔的炮鸣声，比如阮籍。
阮籍墓位于今江苏南京西南角花盝北岗21号。许多人知道他是竹林七贤之一，放荡不羁，超凡脱俗，其诗歌、散文、辞赋，与他嗜烈酒、善弹琴，以及喝酒弹琴往复长啸，相映成趣，丰富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性格与表情。但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就不是文学，而是思想。
魏晋之际，天下大乱，政权更迭频繁，封建割据和战争接连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阮籍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博览群籍，著有《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阮步兵集》。他怀才不遇，远离尘嚣，以饮酒的方式掩饰内心的苦闷，以佯狂的表情遮盖精神的空虚，于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味，与指缝间颤动的琴音，在一片竹林里飘荡。
阮籍颇有政治见地，但他不想发言，又有发言的冲动。言多必有失。何以叫自己“哑口无言”？唯有喝酒，喝就喝醉，喝就喝到睡，把任何的政治见解全都烂在肚子里。有一次，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平生最反感的事是攀附权贵。于是，他借醉六十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后就不了了之。
其实，阮籍幼时接受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到青年时期还受儒学影响。他认为，世道大乱，何以拯救？唯有儒学。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与社会一接触，思想便发生了改变，原来儒学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之后，又得不到司马政治集团的重用，不得不很悲痛地改向，转寻老庄的灵魂。于是，在老庄与竹林同构的世界里，阮籍独善其身，内心趋向平和，大志开始消沉，司马集团失去了一位政治谋士，儒学也失去了一位忠实的信徒。当然，阮籍对政治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司马集团还抱有一丝的政治期待。这仅有的一丝期待如即断的琴弦，发出了裂变的声音。就在这时，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了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阮籍对政治，对司马集团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阮籍选择了彻底放纵自己，选择了逃避，或大口大口喝酒，或驾一辆马车狂奔，或在大雨中淋漓，或躲在竹林深处放声大哭。
这是一个文化人最深的痛苦！
于是，阮籍的反礼教言论更是斩钉截铁。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这样讥笑儒者，“诵周孔之道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奉事君王，收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乎虱之处裤中乎”？他把儒者只知守礼比做虱子处于裤中，真是极尽挖苦之能事。挖苦之后，他还要加以痛斥：“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这就是真正的阮籍，没有醉状的阮籍。“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夫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他觉得，只有如此一切平等，才“能长久”。不仅礼教注重等级，而且首重君权，“君立而虚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有君就有臣，有君臣就必须规走各种礼法去统治人民，一切坏事都从此不断发生了。可见儒家礼教和君权是分不开的。他大声反抗礼教对人民的毒害。 阮籍被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以子杀母的一个公案，他一知道便感叹道：“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怖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皇帝是男人，站在男人的立场，发出责问，这还得了！而阮籍却从容地答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是以原始共产社会为标准来回答的。据此，只知男子中心社会的儒家孟子斥墨子主张兼爱是无父，无父是禽兽；殊不知自己主张别爱、重父轻母，“乃禽兽之不若”，比墨子更低一等了。阮籍以此反礼教，连君臣也只好“悦服”而无法反驳，更不能把他法办了。由此，阮籍當不了官，即使当了官，也会被清除出党的。他还自以为是，怀才不遇，怎么就不知道检讨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
再如嵇康，与阮籍双峰并峙的嵇康。
这位安徽宿州的帅哥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又喜文学、玄学、音乐等。从史料分析，嵇康是一个风流才子。他一生最大的杰作是，娶了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当然，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也是他一生当中很得意的一件事。
嵇康藐视权贵，总想保持洁身自好。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这就给自己种下了祸根。司马昭身边有一心腹叫钟会，钟会在疆场上纵横驰骋，有勇也有谋，向司马昭献了一策，就粉碎了曹髦的夺权阴谋，深得司马昭器重。钟会能武，也想能文，就向当时名声大振的文化人嵇康靠近，哪知受到了一次冷嘲热讽。钟会是高级将领，一声军令，将士疾冲，何时有过冷遇！于是，他对嵇康怀恨在心，伺机干掉嵇康。
不久，机会来了。嵇康之友吕安被亲兄以不孝之名告到官府，嵇康闻讯，立即出面为好友辩护。他并不是包庇，而是不相信吕安不孝。钟会也立即向司马昭献言，乘机除掉吕安、嵇康。这正合司马昭之心。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他想浪漫地死去，司马昭不干，叫他死得十分惨烈。后来，钟会也没落个好下场。这位伐蜀称功，又想窃蜀割据的阴谋家，却在一场大战中死于部将的兵变。
有史载，嵇康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却爱老庄。他主张“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以为：“自然之得，不由……《六经》……礼律。……固知仁义……廉让，……非自然之所出也。”于是，他敢于主张“以明堂为丙舍，即停棺的屋，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
另如鲍敬言。
鲍敬言，东晋时代玄学家中的首要代表和集大成者。据《抱朴子·诘鲍》所载，他“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鲍敬言是一个彻底反对礼教的思想家，他认为，“夫天地之位，二气范物……承刚柔以率性，随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这是针对儒家《易传》用天地刚柔来分君臣男女的尊卑的，是老庄派玄学家反儒家礼教的突出表现。他说“：道德既衰，尊卑自序，繁升降损益之礼，饰绂冕玄黄之服。”这里的道德，是道家所说的出乎自然的道德，而反乎儒家所规定的人为的有等别的礼教，如什么“移父事君，废孝为忠”等等。他认为：“天下逆乱焉，而忠义显矣；六亲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所以，“救祸而祸弥深，峻禁而禁不止也”。这是说，礼教越多，祸害越重，正像老子所谓“法会滋彰，盗贼多有”。
否认儒者所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之说，也是鲍敬言所为。他以为君臣之道是起于“强者凌弱”，“智者诈愚”。桀纣为君，才得作出种种罪恶；若为匹夫，就无法“肆酷恣欲，屠剿天下”了。“无道之君，无世不有。”滑吏、邪人、奸臣、寇盗一切制度，“此皆有君之所致也”。“襄古之世，无君无臣”，“无荣无辱”，“万物玄同”。他描绘了一幅平等公正，但却很难实现的蓝图。
责任编辑：柳江子
作者简介：田友国，男，1986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长江文艺》《当代作家》《上海文学》《作家》《鸭绿江》《创作与评论》《北方文学》《雨花》《当代小说》等期刊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190多万字，并出版历史文化随笔《仕波政涛》等3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