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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前言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张维为以这句话作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引言的开头。
在世界经济被金融危机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中国的稳增长就像隧道尽头的那道光，带给世界希望。以至于现在看2008年9月10日，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上写的那句话：“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更像是一则预言。因为五天之后的9月1 5日，雷曼兄弟破产，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其实可以拆分为两个词：“危险”和“机遇”，金融危机使外需变得“危险”。亦是内需转向的“机遇”。中国的增长为世界所羡。但中国的转型亦变得刻不容缓。过去城市骄傲于增长的速度，因为它代表了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如今。城市主动降速。这意味着对增长质量和增长背后结构问题的重新审视。
“山东是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山东同样需要对自己做一番重新审视。资源优势曾经成就了山东。但也成为山东发展的最大依赖和制约。山东的极限，是我国工业依赖于资源的传统落后生产模式不可持续的显现。山东的转型路径，亦对我国经济的转型有着借
如果用一场赛跑来形容国内省市之间经济的竞争，目前的领跑者是广东，同处于第一方阵的还有江苏和山东，后面紧跟的则是浙江。但经济发展的竞赛不是100米短跑，而是万米长跑，甚至马拉松，所以目前的领跑者并不意味着是最后冠军的归属。
山东之所以能跑在前面，依靠的是自己的体格优势和加速度，但一味依赖自身的体格和加速快跑又势必会透支体力，过早达到身体承受的极限。所以在这样的耐力跑中，山东既要充分利用自身体格的优势，也要学会不时的调整步调和节奏，尤其是在弯道，体量大反而不容易转弯。如何顺利转弯，甚至弯道超越，并在更长的后半段保持目前的优势次序，山东这个竞赛者需要合理分配体能，智慧应对。
资源依赖的“十字路口”
“转型”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也是山东经济的关键词。而最恰当的用来概括山东经济特征的词汇，则是“大象经济”。
大象的特征是大、笨、重。以国有大企业集团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依托资源的禀赋，成就了现在处于“第一梯队”的山东，并在2011年跻身“4万亿俱乐部”。资源优势成就了山东，但不断被大象消耗的资源和难以摆脱的资源依赖，让山东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这头笨重的大象要想华丽转身，甚至跳出轻盈的舞步，就需要改掉过于倚重资源、大吃大喝的“陋习”。
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广杰看来，广东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而江苏和山东尚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段，十大高耗能产业占山东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40％，而且就单位GDP和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而言，山东都要高于同一梯队的广东和江苏。
工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山东从当初的轻纺业走到现在的重化工业，是因为当时山东产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资源。没有一条道路是永远正确的，也没有一种发展的思路是可以一以贯之的。在工业化初期，人们因为追逐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生态让位于GDP。而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推进，人们开始重视生态因素，谋求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被放置在了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山东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资源大省，但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却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已经约定俗成的叫法。因为在他看来，山东有着煤炭、石油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海洋资源，但山东却也一直是一个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省份，相对于9000多万的人口，山东的土地资源也存在相对不足的问题。“而在工业化发展阶段，淡水和土地资源却又是工业发展特别倚重的。”如此说来，山东资源大省的前面似乎缺少“矿产”一词做定语。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偏重的产业结构，却使得有无“矿产”做定语愈发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资源枯竭正成为这个以资源为优势的省份所亟需解决的难题。越来越多的城市在逐次进入“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行列，它们的困境是对粗放型发展方式的惩罚，它们该往何处去，也将是对山东未来发展的一种有益探索。
枣庄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枣庄是一个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城市，煤的地质储量约为15.4亿吨，有陶枣、官桥、滕南、滕北、滕东、韩台六大煤田。据计算，如果枣庄按照目前每年20007Y吨的开采量进行开采，2030年左右，枣庄的地下煤炭资源将消耗殆尽。
2009年3月5日，枣庄市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资源枯竭转型试点城市。据悉，在上世纪中后期，枣庄矿务局拥有9座大煤矿，但如今都已不再生产。这个昔日头顶“煤城”光环的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距离台儿庄战役过去70多年之后，在这片同样的土地上，枣庄将城市未来转型的方向定位为：发展煤化工业、发展文化旅游业、加快城市建设，并被形象地称之为“三大战役”。
山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认为，“枣庄的成功转型，可以为山东其他城市所借鉴，它们同样可以走跟枣庄相类似的道路。”枣庄的转型的确对于山东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发展煤化工业意味着不再把煤炭主要当作附加值低的燃料使用，而是从燃料变成原料，提高利用率和附加值；发展文化旅游业，打造“台儿庄运河古城”，不仅可以展现枣庄2700年的运河文化，也意味着旅游业这种“无烟产业”既可以推动服务业发展，调轻产业结构，也更具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山东向来被尊为“孔孟之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像枣庄这样从过去的“卖资源”转向现在“卖文化”，山东其他城市同样可以在枣庄的身上寻求借鉴，在转型期找寻到一条文化路径。
在山东，跟枣庄一样面临资源枯竭的城市，还有东营、济宁等其他城市，它们的现状折射着山东发展的困境，它们的转型思路也理应成为山东未来转型发展的指引。
“蓝黄”的期许
2010年前后，十几个区域发展规划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仅2009年一年，国家就批准了11个区域发展规划。这一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终结了山东没有国家战略的历史。而自2011年1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获批为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来，浙江和广东也获批成为海洋战略发展的试点城市。新一波的国家战略聚焦于海洋，连同当今国际社会的海岛之争，印证着21世纪这个“海洋世纪”，基于海洋的开发和带动，也许将成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新的增长极和竞争力的核心。 “‘黄三角’带动作用并不是很强，因为这一战略覆盖的区域本身就不是山东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它重在探索一种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则布局在以青烟成为主体的区域。”在山东社科院副院长、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郑贵斌看来，覆盖范围更大、辐射范围更广、对于产业带动作用更突出的蓝色经济区，显然对山东经济的发展有着更强的带动作用，“蓝色经济区建设唤醒了人们的‘蓝色觉醒’，不仅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是文化觉醒，也是政治觉醒。而且它突出了一些重点产业，强调新技术的应用和高端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域，是“山东经济最发达、技术创新最高、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地方”。目前，山东已经形成了青岛西海岸、潍坊滨海、威海南海三个海洋经济新区和青岛中德生态园、日照国际海洋城、潍坊滨海产业园三个中外合作园区的“三区三园”的产业布局。
相较于蓝色经济区核心区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包括东营、潍坊北部和滨州在内的黄三角区域，虽然土地资源广阔，但盐碱地多，并不适合发展农业，而更适合发展工业。“黄三角重在探索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诸如潍坊海化集团、滨州鲁北化工集团等所实施的循环经济模式，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李广杰认为，探索一种成功的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才是“黄三角”这一战略的意义所在。
两大规划区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叠。郑贵斌认为，“蓝色经济区应该着重解决‘聚力’和‘发力’的问题，在‘聚力’的前提下，尽快‘发力’，抓好联动区发展，丰富山东的发展内涵。”“蓝黄”融合发展，不单单是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和海洋经济提升沿海七市的经济增长，它对于区域内城市和区域外城市的海陆统筹发展，以及对于全省经济的引领和带动，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优化，都是一种机遇。
重视省内产业转移，正越来越成为国内产业发达的省份寻求新增长点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早在几年前，广东就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山区转移，为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腾出空间；江苏经济的整体提升，也在于江苏抓住了从苏南到苏北产业转移的时机，促进了相对落后的苏北的发展，并给了相对先进的苏南腾笼换鸟的空间；山东要加快鲁西南和鲁西北的发展，就需要利用“蓝黄”的战略优势，加快东部地区与鲁西南、鲁西北的联动。
在色彩学里，红、黄、蓝是三原色，橙、绿、紫是三间色，蓝色和黄色融合形成绿色。如果说山东的“蓝黄”战略分别对应着蓝色和黄色两种色彩，那么它们叠加形成的，象征着生态和低碳的绿色，则恰是未来的山东最期许的色彩。
“强省”离不开民营经济
“山东转型难，是因为重化工业比重大，但好处在于工业发展程度还没有那么深。”在张卫国看来，山东偏重的产业结构离不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从经济转型到结构转型，再到调整产业比例关系，是一个慢变量。但转型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更是一个慢变量，制度创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在山东省第十次党代会上，山东提出要“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张卫国认为，这一“强”字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制度变化和竞争力；黄少安认为，“强”的指标是要达到“人均GDP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老百姓富裕程度提高、环境质量提高”。事实上，不论是调轻产业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力，还是对人均GDP和民富的强调，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
201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1％，山东为38.3％，广东为45.2％，江苏为42.6％。山东落后于全国，也落后于广东和江苏等省份。而山东服务业占比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山东民营经济不发达。
“山东的民营企业像国有企业，浙江的国有企业像民营企业。真正的民营经济一定是富民的，但国有经济却不一定富国。”这是黄少安在采访中，反复对本刊记者强调的观点。因为，黄少安一直觉得“山东的民营经济不太像民营经济”。
“厦大毕业的学生不愿去北京，而山大毕业的学生则拼命去北京。”当年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如今任职于山东大学，黄少安从这两所大学毕业生的去向上，体会到了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不同。“中国崇官，齐鲁为甚”，他认为山东人“官本位”重，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与政府走得太近，是抑制山东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讲规则的商业社会里，山东人对亲情关系、江湖关系的过度看重，相对淡薄了法律和规则，更不利于山东民营经济的扩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为《鲁苏沪浙粤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山东历届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与苏沪浙粤相比，并不逊色。而“激励乏效”的原因，除了受儒家文化影响造成的“官本位”思想，还“在于山东传统的齐鲁农耕文化的制约。农耕文化与保守、自足、平庸的小农经济意识，与现代商业精神和冒险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山东)的上市公司数量跟南方省份没法比，真正的民营企业家，排名在全国前列的，山东几乎没有。现在第一批下海的已经没了，第二批上岸了，第三批还没出来呢。所以越是欠发达的城市越依赖于资源，缺少创业的氛围、胆识和勇气。”张卫国认为，制度和文化都要改变，但制度改变的前提是文化的改变。
在广东和浙江等南方省份，晚上9点以后夜市开始热闹起来，而在济南和青岛，晚上9点以后，商铺都开始陆续关门歇业。“这也与山东的‘大象经济’有关，人们习惯了在国有单位按时上下班，按时休息，形不成民营经济的创业氛围。”除了要改变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念，刚从爱尔兰考察回来的张卫国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地位上给民营经济提供保障，在政策和发展环境上给予大力扶持，“在爱尔兰，小企业在成立之初的3至5年，政府基本是不收税的。所以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税收要减免、金融要扶持、贷款要担保，而且进入门槛要低。”
从经济大省到经济强省，由大到强的转变，是由强调规模向强调质量，由强调速度向强调效益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又不单单指向经济，它更指向民生。
有人说，转型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民生的改善上，民生改善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民富的程度，而这同样是打造一个“幸福山东”的物质基础。山东已经进入了“4万亿俱乐部”和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但论民富，山东还远不及广东、浙江和江苏这些东部沿海省份。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仅在于调轻一个更好看的产业数据比例，推动产业结构从“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它更是一个“强省”概念不可或缺的因子和铺就“幸福山东”道路的一块重要的基石。 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
山东是一个资源大省、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人口大省。根据《山东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山东常住人口为9879.31万人，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尽管山东的经济总量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但庞大的人口基数抵消了人均经济总量，这也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相似。
我国也是一个资源大国、传统的农业大国，三产以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相似的工业化进程，民营经济发展不够，服务业短板，以及高达99.9％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张卫国用这些依据表明了他一直以来的观点：“山东是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
这样的山东似乎应该遵循我国发展的转型路径，以“扩内需，调结构”为宗旨，由出口导向向内需导向转型，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发展转型。只是在具体的发展举措和做法上，山东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和侧重。
重化工业是山东的主导产业，转型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山东重化工业的优势，重新建立新的产业优势，而应该是在确立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落后产业发展模式的升级和改造，以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扶持，优化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山东的发展，不一定要跟着别人走，而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那就是一方面重视用高新技术、新的理念和新的管理来改造和武装已有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中的一些优势产业，发扬光大已有的产业优势；另一方面，根据山东各个方面的条件，确定和发展能做的新兴产业。而且，不应该片面强调对所谓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黄少安对山东转型的理解。
江苏在产业转型上注重“早、紧、实”，这让江苏的产业结构调整走在了山东的前面。在李广杰看来，山东不仅要由过去的“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旧三高”向“高端、高质、高效”的“新三高”转变，摆脱这个“钢铁大省”和“水泥大省”过于依赖原材料的发展阶段，还应该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自身的工业产业水平。
“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不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二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新兴产业的最大特点是技术创新，而不是像传统产业那样追求规模效应。”当下光伏产业面临的困境，也折射出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面临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受制于国外市场的问题。事实上，不仅仅是山东和江苏，国内许多地区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处在微笑曲线的中端，而不是两端。核心技术的缺失，正是竞争力不强的关键所在。
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明确了发展方向，并提出了20项重大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一窝蜂地上，而应该寻求有优势、有基础、有市场的产业着重发展。”正如张卫国所言，山东结合自身的产业基础和优势，提出了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新医药和海洋开发“四新一海”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山东的极限，是我国工业依赖于资源的传统落后生产模式不可持续的显现，山东背依“蓝黄”的发展战略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诉求，也是求变的中国在转型期的积极探索。作为“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山东的转型路径，亦对我国经济的转型有着借鉴意义。
郑贵斌对于未来的山东，则有着自己的期许。“山东要实现四个跨越：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从人口资源大省向人才强省跨越，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大省跨越，从环境节能减排大省向生态山东跨越，这才是那个不再被边缘化，符合我们期望的奋进、腾飞和更有魅力的新山东。”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张维为以这句话作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引言的开头。
在世界经济被金融危机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中国的稳增长就像隧道尽头的那道光，带给世界希望。以至于现在看2008年9月10日，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上写的那句话：“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更像是一则预言。因为五天之后的9月1 5日，雷曼兄弟破产，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其实可以拆分为两个词：“危险”和“机遇”，金融危机使外需变得“危险”。亦是内需转向的“机遇”。中国的增长为世界所羡。但中国的转型亦变得刻不容缓。过去城市骄傲于增长的速度，因为它代表了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如今。城市主动降速。这意味着对增长质量和增长背后结构问题的重新审视。
“山东是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山东同样需要对自己做一番重新审视。资源优势曾经成就了山东。但也成为山东发展的最大依赖和制约。山东的极限，是我国工业依赖于资源的传统落后生产模式不可持续的显现。山东的转型路径，亦对我国经济的转型有着借
如果用一场赛跑来形容国内省市之间经济的竞争，目前的领跑者是广东，同处于第一方阵的还有江苏和山东，后面紧跟的则是浙江。但经济发展的竞赛不是100米短跑，而是万米长跑，甚至马拉松，所以目前的领跑者并不意味着是最后冠军的归属。
山东之所以能跑在前面，依靠的是自己的体格优势和加速度，但一味依赖自身的体格和加速快跑又势必会透支体力，过早达到身体承受的极限。所以在这样的耐力跑中，山东既要充分利用自身体格的优势，也要学会不时的调整步调和节奏，尤其是在弯道，体量大反而不容易转弯。如何顺利转弯，甚至弯道超越，并在更长的后半段保持目前的优势次序，山东这个竞赛者需要合理分配体能，智慧应对。
资源依赖的“十字路口”
“转型”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也是山东经济的关键词。而最恰当的用来概括山东经济特征的词汇，则是“大象经济”。
大象的特征是大、笨、重。以国有大企业集团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依托资源的禀赋，成就了现在处于“第一梯队”的山东，并在2011年跻身“4万亿俱乐部”。资源优势成就了山东，但不断被大象消耗的资源和难以摆脱的资源依赖，让山东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这头笨重的大象要想华丽转身，甚至跳出轻盈的舞步，就需要改掉过于倚重资源、大吃大喝的“陋习”。
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广杰看来，广东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而江苏和山东尚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段，十大高耗能产业占山东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40％，而且就单位GDP和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而言，山东都要高于同一梯队的广东和江苏。
工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山东从当初的轻纺业走到现在的重化工业，是因为当时山东产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资源。没有一条道路是永远正确的，也没有一种发展的思路是可以一以贯之的。在工业化初期，人们因为追逐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生态让位于GDP。而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推进，人们开始重视生态因素，谋求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被放置在了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山东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资源大省，但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却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已经约定俗成的叫法。因为在他看来，山东有着煤炭、石油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海洋资源，但山东却也一直是一个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省份，相对于9000多万的人口，山东的土地资源也存在相对不足的问题。“而在工业化发展阶段，淡水和土地资源却又是工业发展特别倚重的。”如此说来，山东资源大省的前面似乎缺少“矿产”一词做定语。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偏重的产业结构，却使得有无“矿产”做定语愈发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资源枯竭正成为这个以资源为优势的省份所亟需解决的难题。越来越多的城市在逐次进入“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行列，它们的困境是对粗放型发展方式的惩罚，它们该往何处去，也将是对山东未来发展的一种有益探索。
枣庄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枣庄是一个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城市，煤的地质储量约为15.4亿吨，有陶枣、官桥、滕南、滕北、滕东、韩台六大煤田。据计算，如果枣庄按照目前每年20007Y吨的开采量进行开采，2030年左右，枣庄的地下煤炭资源将消耗殆尽。
2009年3月5日，枣庄市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资源枯竭转型试点城市。据悉，在上世纪中后期，枣庄矿务局拥有9座大煤矿，但如今都已不再生产。这个昔日头顶“煤城”光环的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距离台儿庄战役过去70多年之后，在这片同样的土地上，枣庄将城市未来转型的方向定位为：发展煤化工业、发展文化旅游业、加快城市建设，并被形象地称之为“三大战役”。
山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认为，“枣庄的成功转型，可以为山东其他城市所借鉴，它们同样可以走跟枣庄相类似的道路。”枣庄的转型的确对于山东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发展煤化工业意味着不再把煤炭主要当作附加值低的燃料使用，而是从燃料变成原料，提高利用率和附加值；发展文化旅游业，打造“台儿庄运河古城”，不仅可以展现枣庄2700年的运河文化，也意味着旅游业这种“无烟产业”既可以推动服务业发展，调轻产业结构，也更具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山东向来被尊为“孔孟之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像枣庄这样从过去的“卖资源”转向现在“卖文化”，山东其他城市同样可以在枣庄的身上寻求借鉴，在转型期找寻到一条文化路径。
在山东，跟枣庄一样面临资源枯竭的城市，还有东营、济宁等其他城市，它们的现状折射着山东发展的困境，它们的转型思路也理应成为山东未来转型发展的指引。
“蓝黄”的期许
2010年前后，十几个区域发展规划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仅2009年一年，国家就批准了11个区域发展规划。这一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终结了山东没有国家战略的历史。而自2011年1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获批为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来，浙江和广东也获批成为海洋战略发展的试点城市。新一波的国家战略聚焦于海洋，连同当今国际社会的海岛之争，印证着21世纪这个“海洋世纪”，基于海洋的开发和带动，也许将成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新的增长极和竞争力的核心。 “‘黄三角’带动作用并不是很强，因为这一战略覆盖的区域本身就不是山东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它重在探索一种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则布局在以青烟成为主体的区域。”在山东社科院副院长、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郑贵斌看来，覆盖范围更大、辐射范围更广、对于产业带动作用更突出的蓝色经济区，显然对山东经济的发展有着更强的带动作用，“蓝色经济区建设唤醒了人们的‘蓝色觉醒’，不仅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是文化觉醒，也是政治觉醒。而且它突出了一些重点产业，强调新技术的应用和高端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域，是“山东经济最发达、技术创新最高、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地方”。目前，山东已经形成了青岛西海岸、潍坊滨海、威海南海三个海洋经济新区和青岛中德生态园、日照国际海洋城、潍坊滨海产业园三个中外合作园区的“三区三园”的产业布局。
相较于蓝色经济区核心区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包括东营、潍坊北部和滨州在内的黄三角区域，虽然土地资源广阔，但盐碱地多，并不适合发展农业，而更适合发展工业。“黄三角重在探索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诸如潍坊海化集团、滨州鲁北化工集团等所实施的循环经济模式，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李广杰认为，探索一种成功的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才是“黄三角”这一战略的意义所在。
两大规划区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叠。郑贵斌认为，“蓝色经济区应该着重解决‘聚力’和‘发力’的问题，在‘聚力’的前提下，尽快‘发力’，抓好联动区发展，丰富山东的发展内涵。”“蓝黄”融合发展，不单单是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和海洋经济提升沿海七市的经济增长，它对于区域内城市和区域外城市的海陆统筹发展，以及对于全省经济的引领和带动，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优化，都是一种机遇。
重视省内产业转移，正越来越成为国内产业发达的省份寻求新增长点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早在几年前，广东就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山区转移，为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腾出空间；江苏经济的整体提升，也在于江苏抓住了从苏南到苏北产业转移的时机，促进了相对落后的苏北的发展，并给了相对先进的苏南腾笼换鸟的空间；山东要加快鲁西南和鲁西北的发展，就需要利用“蓝黄”的战略优势，加快东部地区与鲁西南、鲁西北的联动。
在色彩学里，红、黄、蓝是三原色，橙、绿、紫是三间色，蓝色和黄色融合形成绿色。如果说山东的“蓝黄”战略分别对应着蓝色和黄色两种色彩，那么它们叠加形成的，象征着生态和低碳的绿色，则恰是未来的山东最期许的色彩。
“强省”离不开民营经济
“山东转型难，是因为重化工业比重大，但好处在于工业发展程度还没有那么深。”在张卫国看来，山东偏重的产业结构离不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从经济转型到结构转型，再到调整产业比例关系，是一个慢变量。但转型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更是一个慢变量，制度创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在山东省第十次党代会上，山东提出要“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张卫国认为，这一“强”字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制度变化和竞争力；黄少安认为，“强”的指标是要达到“人均GDP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老百姓富裕程度提高、环境质量提高”。事实上，不论是调轻产业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力，还是对人均GDP和民富的强调，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
201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1％，山东为38.3％，广东为45.2％，江苏为42.6％。山东落后于全国，也落后于广东和江苏等省份。而山东服务业占比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山东民营经济不发达。
“山东的民营企业像国有企业，浙江的国有企业像民营企业。真正的民营经济一定是富民的，但国有经济却不一定富国。”这是黄少安在采访中，反复对本刊记者强调的观点。因为，黄少安一直觉得“山东的民营经济不太像民营经济”。
“厦大毕业的学生不愿去北京，而山大毕业的学生则拼命去北京。”当年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如今任职于山东大学，黄少安从这两所大学毕业生的去向上，体会到了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不同。“中国崇官，齐鲁为甚”，他认为山东人“官本位”重，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与政府走得太近，是抑制山东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讲规则的商业社会里，山东人对亲情关系、江湖关系的过度看重，相对淡薄了法律和规则，更不利于山东民营经济的扩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为《鲁苏沪浙粤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山东历届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与苏沪浙粤相比，并不逊色。而“激励乏效”的原因，除了受儒家文化影响造成的“官本位”思想，还“在于山东传统的齐鲁农耕文化的制约。农耕文化与保守、自足、平庸的小农经济意识，与现代商业精神和冒险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山东)的上市公司数量跟南方省份没法比，真正的民营企业家，排名在全国前列的，山东几乎没有。现在第一批下海的已经没了，第二批上岸了，第三批还没出来呢。所以越是欠发达的城市越依赖于资源，缺少创业的氛围、胆识和勇气。”张卫国认为，制度和文化都要改变，但制度改变的前提是文化的改变。
在广东和浙江等南方省份，晚上9点以后夜市开始热闹起来，而在济南和青岛，晚上9点以后，商铺都开始陆续关门歇业。“这也与山东的‘大象经济’有关，人们习惯了在国有单位按时上下班，按时休息，形不成民营经济的创业氛围。”除了要改变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念，刚从爱尔兰考察回来的张卫国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地位上给民营经济提供保障，在政策和发展环境上给予大力扶持，“在爱尔兰，小企业在成立之初的3至5年，政府基本是不收税的。所以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税收要减免、金融要扶持、贷款要担保，而且进入门槛要低。”
从经济大省到经济强省，由大到强的转变，是由强调规模向强调质量，由强调速度向强调效益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又不单单指向经济，它更指向民生。
有人说，转型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民生的改善上，民生改善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民富的程度，而这同样是打造一个“幸福山东”的物质基础。山东已经进入了“4万亿俱乐部”和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但论民富，山东还远不及广东、浙江和江苏这些东部沿海省份。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仅在于调轻一个更好看的产业数据比例，推动产业结构从“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它更是一个“强省”概念不可或缺的因子和铺就“幸福山东”道路的一块重要的基石。 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
山东是一个资源大省、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人口大省。根据《山东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山东常住人口为9879.31万人，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尽管山东的经济总量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但庞大的人口基数抵消了人均经济总量，这也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相似。
我国也是一个资源大国、传统的农业大国，三产以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相似的工业化进程，民营经济发展不够，服务业短板，以及高达99.9％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张卫国用这些依据表明了他一直以来的观点：“山东是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
这样的山东似乎应该遵循我国发展的转型路径，以“扩内需，调结构”为宗旨，由出口导向向内需导向转型，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发展转型。只是在具体的发展举措和做法上，山东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和侧重。
重化工业是山东的主导产业，转型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山东重化工业的优势，重新建立新的产业优势，而应该是在确立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落后产业发展模式的升级和改造，以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扶持，优化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山东的发展，不一定要跟着别人走，而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那就是一方面重视用高新技术、新的理念和新的管理来改造和武装已有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中的一些优势产业，发扬光大已有的产业优势；另一方面，根据山东各个方面的条件，确定和发展能做的新兴产业。而且，不应该片面强调对所谓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黄少安对山东转型的理解。
江苏在产业转型上注重“早、紧、实”，这让江苏的产业结构调整走在了山东的前面。在李广杰看来，山东不仅要由过去的“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旧三高”向“高端、高质、高效”的“新三高”转变，摆脱这个“钢铁大省”和“水泥大省”过于依赖原材料的发展阶段，还应该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自身的工业产业水平。
“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不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二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新兴产业的最大特点是技术创新，而不是像传统产业那样追求规模效应。”当下光伏产业面临的困境，也折射出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面临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受制于国外市场的问题。事实上，不仅仅是山东和江苏，国内许多地区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处在微笑曲线的中端，而不是两端。核心技术的缺失，正是竞争力不强的关键所在。
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明确了发展方向，并提出了20项重大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一窝蜂地上，而应该寻求有优势、有基础、有市场的产业着重发展。”正如张卫国所言，山东结合自身的产业基础和优势，提出了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新医药和海洋开发“四新一海”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山东的极限，是我国工业依赖于资源的传统落后生产模式不可持续的显现，山东背依“蓝黄”的发展战略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诉求，也是求变的中国在转型期的积极探索。作为“转型中国的经典缩影”，山东的转型路径，亦对我国经济的转型有着借鉴意义。
郑贵斌对于未来的山东，则有着自己的期许。“山东要实现四个跨越：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从人口资源大省向人才强省跨越，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大省跨越，从环境节能减排大省向生态山东跨越，这才是那个不再被边缘化，符合我们期望的奋进、腾飞和更有魅力的新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