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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虽多，但能够修成正果、跻身发达国家者微乎其微。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
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是当前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突出现象。2008—2010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依次为2.9%、-0.5%和5.0%，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依次为0.2%、-3.4%和3.0%，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则为6.1%、2.7%和7.3%。2011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为48.9%，其中中国所占份额达14.3%，与整个欧元区相等。
然而，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急剧失速，资本大规模外逃，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贬值。即使“金砖国家”这样的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未能幸免。
新兴市场陷入经济动荡
2010-2011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从7.5%猛跌到2.7%，2012年一季度只有0.8%，雷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达两位数。由于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减速，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难度大大提高。2011年，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融资470亿美元，2012年预计仅1亿美元，而这一年巴西企业到期外债约273亿美元。
印度经济增长率则从10.6%跌到7.2%，2012年一季度更跌落到5.3%。2012年6月11日，标准普尔警告将把印度评级下调到垃圾级，使之沦为老金砖四国中第一个丧失投资级信用评级的国家。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在2012年第二季度贬值11%左右，其资本外逃问题自苏联解体以来始终未能根治，2011年下半年以来又有变本加厉之势。
2012年以来，持续多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之所以发生逆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风险很大一部分源于其久治不愈的经济痼疾。
如印度的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该国自从1947年独立以来只有两年贸易收支顺差，分别出现在1972—1973年度、1976—1977年度，离现在已有30余年。近年来印度被西方机构列入“金砖国家”，贸易逆差却从2003年的71.88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958.08亿美元。
在持久的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压力下，一旦遭遇风吹草动，印度将很容易陷入“资本外逃——本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资本加剧外逃”的恶性循环；而该国资本流入又以波动性较高的证券组合投资流入为主，导致这种恶性循环和波动更加剧烈。
而为了避免陷入灾难深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进而引爆全面的货币金融危机，类似印度这样的国家还往往不得不选择维持高利率高准备金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吸引组合投资流入，而顾不得此举将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的杀伤力。
社会风险引发经济分化
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当前的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社会矛盾激化。
以印度为例，国际上有个流传广泛的说法是印度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优于中国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但其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大大损害了印度所谓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成色和后劲。
2010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59266亿美元和17271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43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4270美元和133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21倍。但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且当年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仍然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更只有印度首富的1/5。仅此一点，足见印度收入分配失衡有多严重。
正因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4%。越南、尼日利亚等国虽然贫困人口比重高于印度，但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印度，婴儿死亡率、出生时预期寿命等指标也往往好于印度，这反映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缺陷。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加大了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新兴市场主要实行的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其增长驱动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近十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赫，但相当多的经济体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巴西、俄罗斯这样的金砖国家也不例外，其助长社会矛盾的副作用可想而知。
历史经验表明，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多，但能够修成正果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者微乎其微。
1970年，全世界有108个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的国家；到2010年，其中只有4个上升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马耳他属于地小人少的岛屿经济体，赤道几内亚还盛产石油，且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许多致命缺陷，只有韩国作为发达国家的“成色”较足。
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不过，中国经济结构与其它金砖国家区别很大：中国是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不利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却是利好；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连续保持货物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20年之久，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远远高于其它金砖国家货币；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财政状况也相对最稳健。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要好于其它金砖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
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是当前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突出现象。2008—2010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依次为2.9%、-0.5%和5.0%，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依次为0.2%、-3.4%和3.0%，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则为6.1%、2.7%和7.3%。2011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为48.9%，其中中国所占份额达14.3%，与整个欧元区相等。
然而，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急剧失速，资本大规模外逃，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贬值。即使“金砖国家”这样的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未能幸免。
新兴市场陷入经济动荡
2010-2011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从7.5%猛跌到2.7%，2012年一季度只有0.8%，雷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达两位数。由于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减速，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难度大大提高。2011年，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融资470亿美元，2012年预计仅1亿美元，而这一年巴西企业到期外债约273亿美元。
印度经济增长率则从10.6%跌到7.2%，2012年一季度更跌落到5.3%。2012年6月11日，标准普尔警告将把印度评级下调到垃圾级，使之沦为老金砖四国中第一个丧失投资级信用评级的国家。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在2012年第二季度贬值11%左右，其资本外逃问题自苏联解体以来始终未能根治，2011年下半年以来又有变本加厉之势。
2012年以来，持续多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之所以发生逆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风险很大一部分源于其久治不愈的经济痼疾。
如印度的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该国自从1947年独立以来只有两年贸易收支顺差，分别出现在1972—1973年度、1976—1977年度，离现在已有30余年。近年来印度被西方机构列入“金砖国家”，贸易逆差却从2003年的71.88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958.08亿美元。
在持久的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压力下，一旦遭遇风吹草动，印度将很容易陷入“资本外逃——本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资本加剧外逃”的恶性循环；而该国资本流入又以波动性较高的证券组合投资流入为主，导致这种恶性循环和波动更加剧烈。
而为了避免陷入灾难深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进而引爆全面的货币金融危机，类似印度这样的国家还往往不得不选择维持高利率高准备金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吸引组合投资流入，而顾不得此举将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的杀伤力。
社会风险引发经济分化
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当前的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社会矛盾激化。
以印度为例，国际上有个流传广泛的说法是印度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优于中国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但其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大大损害了印度所谓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成色和后劲。
2010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59266亿美元和17271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43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4270美元和133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21倍。但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且当年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仍然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更只有印度首富的1/5。仅此一点，足见印度收入分配失衡有多严重。
正因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4%。越南、尼日利亚等国虽然贫困人口比重高于印度，但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印度，婴儿死亡率、出生时预期寿命等指标也往往好于印度，这反映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缺陷。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加大了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新兴市场主要实行的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其增长驱动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近十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赫，但相当多的经济体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巴西、俄罗斯这样的金砖国家也不例外，其助长社会矛盾的副作用可想而知。
历史经验表明，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多，但能够修成正果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者微乎其微。
1970年，全世界有108个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的国家；到2010年，其中只有4个上升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马耳他属于地小人少的岛屿经济体，赤道几内亚还盛产石油，且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许多致命缺陷，只有韩国作为发达国家的“成色”较足。
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不过，中国经济结构与其它金砖国家区别很大：中国是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不利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却是利好；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连续保持货物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20年之久，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远远高于其它金砖国家货币；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财政状况也相对最稳健。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要好于其它金砖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