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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1958年的演讲《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将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并探讨了两种自由不同的理念渊源，指出消极自由优于积极自由。这样的自由二分法实质是伯林对冷战政治现实的描绘，而两种自由的冲突本质上也是对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一种再现。可以说，消极自由是伯林为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做出的“自画像”，而说明其相对优越性也是伯林为自由主义政权提供知识合法性论证所做出的努力。但是，正是因为伯林自由观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提出的，所以在更多的情境下难以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
关键词：伯林;两极格局;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中图分类号：D0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2-0040-03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它相应的时代背景、阶级基础与理论来源，也往往能够折射出思想家的人生感悟与他们对世界政治局势的认识。具有俄国侨民与西方精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伯林，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对一元化政治倾向的反思，将自由分为影射苏俄的积极自由与暗喻西方世界的消极自由，并指出前者的扭曲、滥用会招致更大的灾难。这样的自由划分方式为我们理解两极格局下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冲突的立场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是富有思想深度的独特认识。但是，由于伯林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他的自由划分方式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对西方消极自由的高估、对苏联政治自由的误解与对广大反抗殖民统治民族自由道路的怀疑与忽视，这也是我们在借鉴其思路时值得注意的。
一、绪论
作为一篇普通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的核心思想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自由主义自由概念的重申，这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也谈不上新颖，甚至伯林本人在发表此次演讲之前，认为自己的讲稿内容充满“混乱和错误的话”。无论本人评价如何，伯林确实在这篇引起极大轰动的演讲稿中通过将旨在确保人们在实现自己意愿的时候不受干扰的消极自由与确保人受抑制潜能实现的积极自由进行对比，说明了自由相对于平等的优先性。
在《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发表的1958年，可以说是一个冷战逐渐走向白热化、西方左右翼知识分子论战日益激烈的时间节点：世界被一道铁幕分为两部分，两极格局的秩序基本确立，美苏之间非战争非和平的冷战博弈模式也逐步成型。而结合现实政治与伯林的基本立场，我们不难将伯林偏爱的消极自由解读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权的核心理念，而将积极自由理解为苏联的政治自由模式。
二、伯林自由观的基本内容
（一）两种自由概念
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即“免于……的自由”（free from），强调个人意志实现的不受外部力量干预限制;而积极自由则是“做……的自由”（free to do），强调行为主体意志的实现，鼓励个体追求成为自己主人的愿望、增强自身理性自律的能力。
虽然伯林不遗余力地指出了积极自由可能的政治危害，但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上，他并未完全以支持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的态度进行论述，而仅仅是通过对积极自由弊端的批评指出消极自由的相对优越性，“有人怀疑我捍卫消极自由而反对积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更文明，那是因为我觉得，积极自由在正常生活中虽然重要，对于消极自由更容易被曲解和滥用。”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伯林既认识到积极自由的滥用会带来一元化政治，也发觉无节制的自由放任会违背消极自由，导致包括自由表达和结社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遭到侵犯。
在意识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危害的同时，伯林事实上也在追求两种自由的共存与平衡。他认为，在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价值的抉择中，或许存在着偏重某一自由的倾向，却绝不应当彻底否定另一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都有各自的弊端，而如果遭到滥用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只不过对后者的滥用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危险。
（二）两种自由的不同理念渊源
1.积极自由与一元论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把积极自由与一元论相联系、把消极自由与多元主义相联系。首先，伯林批评一元论是一种事实上的教条，“该教义包含这样一种推论：实现由这些美好事物所构成的模式，那是所有理性活动，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理性活动的真正目的之一。”这样的一元论的思维使得西方知识界普遍始终具有一种幻想，即任何真正的问题都必然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不幸的是，这类真理从原则上讲又是可以为人类所掌握的，这就很可能导致如果现实并没有与真理发展相一致，那么人们不会去试图修正真理，而是会选择反思为什么自身的理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使自身更为贴近绝对真理。
从观念史角度讲，试图在多元世界中寻求统一性的“爱奥尼亚谬误”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持续出现的思想现象。近代受自然科学启发形成的一元论框架，虽然主导世界秩序的或为自然、或为上帝、或为绝对理性，但始终是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思想、理性主义启蒙思想等前现代思想体系的基础框架。而进入“祛魅”的现代，传统一元理论体系渐渐失去对世界的解释力，人们被迫迷失在“巨大而充满敌意的空虚状态”，这样一来，一种基于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形而上学就应运而生了，而具有积极自由特征的学说便是为现代社会提供“迷醉状态”的形而上学理论。
2.消极自由与多元主义
如果说一元论的本质追求是构建一个融合所有价值的和谐体系，那么多元主義便是承认价值的多元与不可调和。与伯林对一元论的批评一样，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也是建立在观念史基础上的，而不可通约性与冲突性则是其价值多元主义的基本特征。
就不可通约性而言，价值多元主义认为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尺度去判断何种价值符合真理或何种价值背离真理。一方面，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使不同个体必然面对价值之间的等级序列问题，不同的人对各种价值都有自己的优先性排序，因此在现实政治中，人们必然要在多元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牺牲某一价值、实现另一价值。 另一方面，虽然人们对于不同价值都有自己的优先性排序，但多元主义并不会要求这种序列的一致性，也不会像一元论那样试图融合不可通约的价值;而出于对差异必然带来价值冲突的现实认识，多元论承认不同社群、不同文化之间价值差异的普遍性与正当性。
就价值冲突性而言，伯林认为，人的各种价值往往都处在“永恒的对抗”之中，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是必然而非偶然的，正是人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选择才使得价值之间的冲突成为可能，而这样的冲突在现实中又是极为常见的。
三、自由概念划分与现实政治——大革命与冷战
政治哲学始终是一门现实性、实践性的学科，往往产生于规范性的演绎，又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结合政治哲学家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国家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贡斯当将自由划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划分方式很大程度上基于贡斯当对法英两国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考察;而伯林对自由的划分显然又是两极格局世界秩序的产物。
（一）贡斯当两种自由概念的现实意涵
对法国大革命的讨论、评价在法国乃至全世界一直以来都是一门显学：在史学领域，米什莱以英雄主义的叙事认可了法国大革命对法兰西民族塑造的作用，而路易·马德林编写的《法国大革命史》揭露了从制宪会议到拿破仑上台时期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混乱与血腥，这基本代表了对法国大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托克维尔则在政治性较强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受不平等、不自由刺激爆发的两种激情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一种（平等）激情鼓励人们“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另一种（自由）激情又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
同样作为法国人的贡斯当，也从更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角度反思了大革命带来的恐怖统治——通过一种自由的二分法，即将自由分为侧重政治自由的古代人自由和侧重个人自由的现代人自由，指出正是二者的混淆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专制苛政。他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个政权，无论是拿破仑的专制和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恐怖统治所宣扬的政治观点，实质上都是对古希腊城邦时期古典爱国主义、公民道德的简单借用，是古代人自由在现代法国的荒诞再现，绝不适用于规模更加庞大、社会条件更加复杂、市场经济更加繁荣的法国社会。因此，只有实现两种自由的平衡、处理好两种自由的矛盾，在社会上形成“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共识，建立英国式的权力制衡与代议制政权，才能有效地反对专制政治。
这样充满启发性的二分法很好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封建旧秩序的撼动，虽然围剿法国革命政权的大部分国家并不能做到在国内实现现代人自由、保障国民私人权利，但欧洲确实被大革命的浪潮分为进步与保守两部分，所有欧洲国家都被迫选择成为革命国家或抱残守缺的反革命国家——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世界的最后一次二元对立，在20世纪，人类迎来了一个更为两极化的世界格局。
（二）两种自由概念的现实意涵
如前所述，《两种自由概念》显然是对两极格局国际形势的刻画，消极自由代表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所拥护的自由理念，而积极自由隐喻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贯彻的自由理念，伯林的自由二分法在暗喻世界格局的同时又很好地说明了西方自由主义所捍卫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伯林的自由观可以被解读为是对冷战现实的关切与对西方个人自由进行的再解释，而他的主要观点是，西方社会允许个人自由决定自己的目的，而在另一种模式下，则是社会决定个人的目的，决定权由社会掌握。
“這些争端中最大的一个，是两种观念体系间的公开战斗，两种观念体系对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核心问题，即服从于强制的问题做出互不相同而又相互冲突的回答……它是如此的不同，事实上，它最终导致了主导我们世界意识形态的巨大冲突。”这些论述显然指的是美苏两大观念体系的公开博弈，而处于这一世界格局，伯林也在多篇作品中不断重复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优越性，从优劣性质的角度区分积极自由观念体系与消极自由观念体系的不同。譬如，伯林在解释其自由概念的时候，多次使用“领域”“边界”等词汇，用来说明消极自由会保障个人领域、敬畏公私边界，而积极自由却恰恰相反。
伯林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提供知识合法性证明，这也在某一方面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与两极格局的动荡局面。从时间维度看，伯林将这两种自由之间的冲突塑造为自古以来的思想冲突、将会长期存在的道德对立，这样的矛盾或表现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或表现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从驱动力上讲，冷战价值体系的对立根源又是对于自由的态度与意识形态信仰。
四、伯林隐喻性自由观的局限
（一）预设理想的社会条件
伯林的自由观既蕴含着不合理的理想化假设，又没有指出所划分出的两种自由在现实中的实现都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的。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理论的建构，其现实基础便是两极格局的政治现实，而他对于积极自由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与他对苏联政治的误读相重合，正是对本阵营消极自由理念的推崇，使得他预设冷战时期的西方社会普遍是有丰富的自由社会、忽略自由价值在西方国家的实现问题，这也成为伯林自由观明显的缺点。以消极自由的保障为例，冷战时期的西方国家甚至不能很好地保障狭隘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国家的公权力成为侵犯自由帮凶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冷战时期美国推行的麦卡锡主义、南非等国种族隔离政策，本身就是侵犯个人自由边界的体现。更何况，就当时许多欠发达国家而言，国民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更遑论为国民提供对现代自由权利的保障了。
（二）有限的适用对象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冲突显然是对冷战价值体系的一种内化。从适用对象层面来看，伯林的自由观只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而在更多时候表现出相当大的局限性。他的自由划分方式主要适用于两大阵营中的核心成员，但对于当时世界众多已经独立或即将独立的前殖民国家而言，本民族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中择优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摆脱不自由、实现民族自由的问题：刚刚获得独立地位的国家所面临的一般情形是，国家主权在国际上得不到尊重、公共机构的权威在国内得不到普遍认可，国家时时刻刻都会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而面临崩溃。因此，对于新独立民族国家而言，如何在殖民者离开后建构一个稳定、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获得民众对现代国家机构的认同，其优先性是要远远高于自由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命题的。 因此，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即便是在冷战时期也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是一种以欧美为立足点、针对两个阵营主要发达国家的自由观，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刻意忽视的国家社会边缘成员的政治理论，就像俄裔加拿大学者伊格纳季耶夫指出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是有意识地为一个非殖民化时代而作的，而它对于殖民地各族人民争取自由的行动所表示的态度则是高度怀疑。”
（三）有限的解释力
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将自由简单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方法不再具有迷人的魅力，通过解剖政治价值以对现实政治格局提出自己见解的研究路径也很难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再度流行——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社会更倾向于通过判断非西方社会接受西方价值的程度来衡量一个社会，而不是试着通过与铁幕对面实力相当对手的知识博弈彰显自身社会价值、自由实现模式的优越性。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坚持西方价值至上的观点，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对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消极自由的背离：如果某一种价值观试图彻底主导世界秩序，那么它也就是在追求自身理论的一元化。
综上而言，伯林演讲中提出的自由观似乎是一种简单通俗的哲思游戏：自由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两者中最为理想的是伯林为盎格鲁-萨克逊自由模式描摹出的自画像，同时也不存在第三种形式的自由。这样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自由划分方式与冷战时期许多在阵营交锋中产生的政治学说一样，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但它的确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出发解释了当时的世界。可以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伯林用他的自由观简明地证明了冷战时期己方政治价值的优越性，虽然这样的自由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被用来说明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对非西方世界政治价值的傲慢态度。
参考文献：
[1]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M].罗妍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7，308.
[2]伯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47，154，191，242.
[3]邦雅曼·貢斯当.贡斯当政治论文选[M].阎克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伯林.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M].赵立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43.
[6]龚群，李晓冬.两种消极自由观[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1）：1-6.
[7]刘擎.自由及其滥用：伯林自由论述的再考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4）：43-53.
[8]龚群.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与消极自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69-75.
关键词：伯林;两极格局;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中图分类号：D0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2-0040-03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它相应的时代背景、阶级基础与理论来源，也往往能够折射出思想家的人生感悟与他们对世界政治局势的认识。具有俄国侨民与西方精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伯林，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对一元化政治倾向的反思，将自由分为影射苏俄的积极自由与暗喻西方世界的消极自由，并指出前者的扭曲、滥用会招致更大的灾难。这样的自由划分方式为我们理解两极格局下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冲突的立场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是富有思想深度的独特认识。但是，由于伯林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他的自由划分方式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对西方消极自由的高估、对苏联政治自由的误解与对广大反抗殖民统治民族自由道路的怀疑与忽视，这也是我们在借鉴其思路时值得注意的。
一、绪论
作为一篇普通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的核心思想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自由主义自由概念的重申，这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也谈不上新颖，甚至伯林本人在发表此次演讲之前，认为自己的讲稿内容充满“混乱和错误的话”。无论本人评价如何，伯林确实在这篇引起极大轰动的演讲稿中通过将旨在确保人们在实现自己意愿的时候不受干扰的消极自由与确保人受抑制潜能实现的积极自由进行对比，说明了自由相对于平等的优先性。
在《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发表的1958年，可以说是一个冷战逐渐走向白热化、西方左右翼知识分子论战日益激烈的时间节点：世界被一道铁幕分为两部分，两极格局的秩序基本确立，美苏之间非战争非和平的冷战博弈模式也逐步成型。而结合现实政治与伯林的基本立场，我们不难将伯林偏爱的消极自由解读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权的核心理念，而将积极自由理解为苏联的政治自由模式。
二、伯林自由观的基本内容
（一）两种自由概念
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即“免于……的自由”（free from），强调个人意志实现的不受外部力量干预限制;而积极自由则是“做……的自由”（free to do），强调行为主体意志的实现，鼓励个体追求成为自己主人的愿望、增强自身理性自律的能力。
虽然伯林不遗余力地指出了积极自由可能的政治危害，但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上，他并未完全以支持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的态度进行论述，而仅仅是通过对积极自由弊端的批评指出消极自由的相对优越性，“有人怀疑我捍卫消极自由而反对积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更文明，那是因为我觉得，积极自由在正常生活中虽然重要，对于消极自由更容易被曲解和滥用。”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伯林既认识到积极自由的滥用会带来一元化政治，也发觉无节制的自由放任会违背消极自由，导致包括自由表达和结社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遭到侵犯。
在意识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危害的同时，伯林事实上也在追求两种自由的共存与平衡。他认为，在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价值的抉择中，或许存在着偏重某一自由的倾向，却绝不应当彻底否定另一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都有各自的弊端，而如果遭到滥用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只不过对后者的滥用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危险。
（二）两种自由的不同理念渊源
1.积极自由与一元论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把积极自由与一元论相联系、把消极自由与多元主义相联系。首先，伯林批评一元论是一种事实上的教条，“该教义包含这样一种推论：实现由这些美好事物所构成的模式，那是所有理性活动，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理性活动的真正目的之一。”这样的一元论的思维使得西方知识界普遍始终具有一种幻想，即任何真正的问题都必然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不幸的是，这类真理从原则上讲又是可以为人类所掌握的，这就很可能导致如果现实并没有与真理发展相一致，那么人们不会去试图修正真理，而是会选择反思为什么自身的理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使自身更为贴近绝对真理。
从观念史角度讲，试图在多元世界中寻求统一性的“爱奥尼亚谬误”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持续出现的思想现象。近代受自然科学启发形成的一元论框架，虽然主导世界秩序的或为自然、或为上帝、或为绝对理性，但始终是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思想、理性主义启蒙思想等前现代思想体系的基础框架。而进入“祛魅”的现代，传统一元理论体系渐渐失去对世界的解释力，人们被迫迷失在“巨大而充满敌意的空虚状态”，这样一来，一种基于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形而上学就应运而生了，而具有积极自由特征的学说便是为现代社会提供“迷醉状态”的形而上学理论。
2.消极自由与多元主义
如果说一元论的本质追求是构建一个融合所有价值的和谐体系，那么多元主義便是承认价值的多元与不可调和。与伯林对一元论的批评一样，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也是建立在观念史基础上的，而不可通约性与冲突性则是其价值多元主义的基本特征。
就不可通约性而言，价值多元主义认为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尺度去判断何种价值符合真理或何种价值背离真理。一方面，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使不同个体必然面对价值之间的等级序列问题，不同的人对各种价值都有自己的优先性排序，因此在现实政治中，人们必然要在多元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牺牲某一价值、实现另一价值。 另一方面，虽然人们对于不同价值都有自己的优先性排序，但多元主义并不会要求这种序列的一致性，也不会像一元论那样试图融合不可通约的价值;而出于对差异必然带来价值冲突的现实认识，多元论承认不同社群、不同文化之间价值差异的普遍性与正当性。
就价值冲突性而言，伯林认为，人的各种价值往往都处在“永恒的对抗”之中，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是必然而非偶然的，正是人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选择才使得价值之间的冲突成为可能，而这样的冲突在现实中又是极为常见的。
三、自由概念划分与现实政治——大革命与冷战
政治哲学始终是一门现实性、实践性的学科，往往产生于规范性的演绎，又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结合政治哲学家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国家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贡斯当将自由划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划分方式很大程度上基于贡斯当对法英两国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考察;而伯林对自由的划分显然又是两极格局世界秩序的产物。
（一）贡斯当两种自由概念的现实意涵
对法国大革命的讨论、评价在法国乃至全世界一直以来都是一门显学：在史学领域，米什莱以英雄主义的叙事认可了法国大革命对法兰西民族塑造的作用，而路易·马德林编写的《法国大革命史》揭露了从制宪会议到拿破仑上台时期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混乱与血腥，这基本代表了对法国大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托克维尔则在政治性较强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受不平等、不自由刺激爆发的两种激情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一种（平等）激情鼓励人们“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另一种（自由）激情又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
同样作为法国人的贡斯当，也从更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角度反思了大革命带来的恐怖统治——通过一种自由的二分法，即将自由分为侧重政治自由的古代人自由和侧重个人自由的现代人自由，指出正是二者的混淆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专制苛政。他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个政权，无论是拿破仑的专制和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恐怖统治所宣扬的政治观点，实质上都是对古希腊城邦时期古典爱国主义、公民道德的简单借用，是古代人自由在现代法国的荒诞再现，绝不适用于规模更加庞大、社会条件更加复杂、市场经济更加繁荣的法国社会。因此，只有实现两种自由的平衡、处理好两种自由的矛盾，在社会上形成“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共识，建立英国式的权力制衡与代议制政权，才能有效地反对专制政治。
这样充满启发性的二分法很好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封建旧秩序的撼动，虽然围剿法国革命政权的大部分国家并不能做到在国内实现现代人自由、保障国民私人权利，但欧洲确实被大革命的浪潮分为进步与保守两部分，所有欧洲国家都被迫选择成为革命国家或抱残守缺的反革命国家——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世界的最后一次二元对立，在20世纪，人类迎来了一个更为两极化的世界格局。
（二）两种自由概念的现实意涵
如前所述，《两种自由概念》显然是对两极格局国际形势的刻画，消极自由代表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所拥护的自由理念，而积极自由隐喻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贯彻的自由理念，伯林的自由二分法在暗喻世界格局的同时又很好地说明了西方自由主义所捍卫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伯林的自由观可以被解读为是对冷战现实的关切与对西方个人自由进行的再解释，而他的主要观点是，西方社会允许个人自由决定自己的目的，而在另一种模式下，则是社会决定个人的目的，决定权由社会掌握。
“這些争端中最大的一个，是两种观念体系间的公开战斗，两种观念体系对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核心问题，即服从于强制的问题做出互不相同而又相互冲突的回答……它是如此的不同，事实上，它最终导致了主导我们世界意识形态的巨大冲突。”这些论述显然指的是美苏两大观念体系的公开博弈，而处于这一世界格局，伯林也在多篇作品中不断重复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优越性，从优劣性质的角度区分积极自由观念体系与消极自由观念体系的不同。譬如，伯林在解释其自由概念的时候，多次使用“领域”“边界”等词汇，用来说明消极自由会保障个人领域、敬畏公私边界，而积极自由却恰恰相反。
伯林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提供知识合法性证明，这也在某一方面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与两极格局的动荡局面。从时间维度看，伯林将这两种自由之间的冲突塑造为自古以来的思想冲突、将会长期存在的道德对立，这样的矛盾或表现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或表现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从驱动力上讲，冷战价值体系的对立根源又是对于自由的态度与意识形态信仰。
四、伯林隐喻性自由观的局限
（一）预设理想的社会条件
伯林的自由观既蕴含着不合理的理想化假设，又没有指出所划分出的两种自由在现实中的实现都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的。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理论的建构，其现实基础便是两极格局的政治现实，而他对于积极自由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与他对苏联政治的误读相重合，正是对本阵营消极自由理念的推崇，使得他预设冷战时期的西方社会普遍是有丰富的自由社会、忽略自由价值在西方国家的实现问题，这也成为伯林自由观明显的缺点。以消极自由的保障为例，冷战时期的西方国家甚至不能很好地保障狭隘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国家的公权力成为侵犯自由帮凶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冷战时期美国推行的麦卡锡主义、南非等国种族隔离政策，本身就是侵犯个人自由边界的体现。更何况，就当时许多欠发达国家而言，国民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更遑论为国民提供对现代自由权利的保障了。
（二）有限的适用对象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冲突显然是对冷战价值体系的一种内化。从适用对象层面来看，伯林的自由观只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而在更多时候表现出相当大的局限性。他的自由划分方式主要适用于两大阵营中的核心成员，但对于当时世界众多已经独立或即将独立的前殖民国家而言，本民族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中择优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摆脱不自由、实现民族自由的问题：刚刚获得独立地位的国家所面临的一般情形是，国家主权在国际上得不到尊重、公共机构的权威在国内得不到普遍认可，国家时时刻刻都会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而面临崩溃。因此，对于新独立民族国家而言，如何在殖民者离开后建构一个稳定、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获得民众对现代国家机构的认同，其优先性是要远远高于自由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命题的。 因此，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即便是在冷战时期也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是一种以欧美为立足点、针对两个阵营主要发达国家的自由观，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刻意忽视的国家社会边缘成员的政治理论，就像俄裔加拿大学者伊格纳季耶夫指出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是有意识地为一个非殖民化时代而作的，而它对于殖民地各族人民争取自由的行动所表示的态度则是高度怀疑。”
（三）有限的解释力
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将自由简单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方法不再具有迷人的魅力，通过解剖政治价值以对现实政治格局提出自己见解的研究路径也很难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再度流行——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社会更倾向于通过判断非西方社会接受西方价值的程度来衡量一个社会，而不是试着通过与铁幕对面实力相当对手的知识博弈彰显自身社会价值、自由实现模式的优越性。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坚持西方价值至上的观点，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对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消极自由的背离：如果某一种价值观试图彻底主导世界秩序，那么它也就是在追求自身理论的一元化。
综上而言，伯林演讲中提出的自由观似乎是一种简单通俗的哲思游戏：自由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两者中最为理想的是伯林为盎格鲁-萨克逊自由模式描摹出的自画像，同时也不存在第三种形式的自由。这样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自由划分方式与冷战时期许多在阵营交锋中产生的政治学说一样，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但它的确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出发解释了当时的世界。可以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伯林用他的自由观简明地证明了冷战时期己方政治价值的优越性，虽然这样的自由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被用来说明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对非西方世界政治价值的傲慢态度。
参考文献：
[1]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M].罗妍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7，308.
[2]伯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47，154，191，242.
[3]邦雅曼·貢斯当.贡斯当政治论文选[M].阎克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伯林.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M].赵立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43.
[6]龚群，李晓冬.两种消极自由观[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1）：1-6.
[7]刘擎.自由及其滥用：伯林自由论述的再考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4）：43-53.
[8]龚群.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与消极自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6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