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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6所高校，一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总和为何不如一个浙江大学多？楚天金报记者暗访后发现，由于科技成果转化审批难，转让正道难走通，导致私下交易成风。
据一位科技界人士向楚天金报记者透露，发明成果经私下交易后，大量流失到外省，预计流出量占总量的三成左右。“高校发明成果，被一些教授进行了私下交易。”调查中，记者屡屡听到这一说法，但当请其讲几个案例时，对方则称“这事太隐蔽，不好说”。
几经周折，楚天金报记者通过一家专利代理机构“结识”了在汉某高校教授、博导李传利（化名）。李教授开出100万元的专利合作金额后，还为记者所要创办的“公司”频频出主意，一条专利流失灰色产业链逐渐浮出水面。
记者暗访
接触中介：
专利转让人“浮出水面”
是哪些人在私下转让科技成果？由于正常途径很难找到采访案例，记者只得隐瞒身份，试图通过专利代理中介机构寻找相关线索。
在网上一搜索，记者找到了设在武汉的近20家知识产权事务所或专利代理事务所。这些专利代理机构的办公地址，主要设在武汉几所知名高校附近的写字楼里。
记者假装自己是一名准备创业的大学生，急于寻找市场前景良好的发明专利，然后给这些专利代理机构一一打电话。其中7家在电话中称只代理申报专利，不开展专利转让业务；有4家机构的工作人员称，想购买专利的话，需要找事务所老板直接谈，“这种资源都在老板手里”。
北京设在武汉的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分支机构负责人称，向他们咨询购买专利的人，“你不是第一个，电话很多”。但当记者请他介绍一位高校教授及其发明专利时，他则称“需要当面谈才好，电话里没法说”。
记者继续向武汉一家专利代理事务所“求助”专利时，该所工作人员刘芳（化名）听了记者欲创业的“实际情况”后，先问准备投资多少开公司。当记者说首期投资1000万元时，刘芳呵呵一笑，“那可以。如果投资少了，很多教授都懒得跟你见面”。随后，刘芳主动介绍了一个项目，并提供了发明人——某高校教授、博导李传利的电话，“你们先联系一下，如果谈不拢，我再帮你找其他教授”。
记者假装跟刘芳开玩笑说，如果自己与李教授合作成功，李教授定会重赏她。刘芳笑着说，“哪里哪里，私下里帮帮忙而已”。
随后，记者从某高校官方网站上查询到了李教授的基本信息，跟刘芳所介绍的一致，手机号也一模一样。
初见教授：
免费兼职博士成了合作附加筹码
在电话中与李传利教授约好后，楚天金报记者与他如约见面。在其所属高校的宾馆门前碰头后，李教授径直将记者引到学校一处僻静招待所休息厅。
寒暄过后，记者提出想了解李教授持哪些专利。不料，李教授反请记者先介绍一下个人情况。看得出来，李教授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接触。记者谎称自己大学毕业后打了两年工，现在想自己开公司。今年春节回家时，正好听说一亲戚在广东做电子产品生意，亲戚欲拿出1000万元投资新项目，为转型做准备。“其实，我负责开公司找好项目，亲戚负责幕后投资。”听记者这样介绍，李教授信以为真，笑了笑，“若真投资好项目，1000万元恐怕还不够”。
接下来，李教授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听说记者想购买一项市场前景好的朝阳行业发明专利，他提到自己多项发明专利，并重点推荐了一个新项目。
记者提出，听说从学校里买专利，程序很复杂，“我们就是想尽快掌握技术，把公司早日开起来”。这时，李教授突然凑近记者，低声说，“那我们还可以私下合作”。李教授介绍，双方可以绕开学校，签一个100万元的合作协议，自己将一个科研成果转让给记者所开的“公司”，由公司去申报发明专利，甚至发明人都可以写记者和老板的名字，而不提李传利。
“我有几项专利了，已经不在乎名了。”李教授说。记者不禁问：“这笔科研成果的研究经费谁来承担？”李教授呵呵一笑：“这你就不用管了，学校里有现成的实验室和科研条件，不用你们再投钱。”
为帮助记者早日将“公司”开起来，李教授还承诺，一旦合作，可以带记者去参观同行企业的生产线，了解具体如何运作。同时，他还承诺：“可以派几个我带的博士生到你公司里帮忙做技术开发，工资不用你们开，社保也不用办，多省钱！当然，公司每月若给他们几百元的奖金，他们会干得更起劲。这批博士毕业了，我又招了下一批，你们接着用嘛。”
此外，李教授还提出，等公司今后招聘了技术人员，自己可以随时带着技术人员到竞争对手企业中“参观学习”。为证明这种合作模式的可行性，李教授又专门讲了他在外省的几个类似合作项目。
话越说越多，李教授不经意间还透露出，去年，他以个人名义投资100万元，作为大股东在南京注册了一家公司，并由弟弟负责打理，今年产品就可以上市销售。
再次接洽：
参观上市公司道明公私合作好处
为充分挖掘出李教授干私活背后，所蕴藏的一条专利流失产业链，记者致电李教授，希望能早日去相关企业“参观学习”。李教授爽快答应，并在当日就敲定，下午去光谷一家知名企业。
记者与一名假扮成“出资人”的同事，与李教授在高校会合，一同前往光谷一家知名企业参观。一路上，李教授兴致勃勃地向“出资人”讲述着具体的合作模式。与第一次见面相比，李教授对记者更加信任，说话也没有了顾忌，讲得更加具体。
李教授表示，记者所要创办的公司，如果想早日开起来，就离不开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这一资质。“专利是申办高新技术企业的必备条件之一”，他建议，记者先以公对公的形式，从学校购买一项他的专利，“学校开价五六十万元的专利，我可以帮助内部活动一下，把价格压到30万元”。
当记者对此表示出质疑时，李教授又进一步解释，“价格压低一半没问题，你要相信，在学校里，一个教授还是有些能量的”。李教授强调，如果一开始就私下合作开发，等企业申请了专利并获得授权，至少需要两三年，那时再去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时间耽误不起。而现在，可以先拿个学校专利去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当这30万元到账后，其中10万元可能会划到学校的公共账户上，20万元会划到科研专管经费账户上。这20万元，只有我有权利来花，但又不能取出现金，只能再用作科研资金。那时，我们再继续私下里合作，用这笔钱去为你们搞科研，你们再给我们些费用，不就变现了吗？！你们公司也可以节省一些研发费用。对吧？”李教授一口气道出了公、私双重合作的“好处”。 言谈间，一行人来到光谷这家企业，想不到，居然是一家上市公司。见到该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教授谎称记者是其学生，来学习一下，对方也没多问，换上鞋套，就径直进入封闭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上，数百万元的进口设备在运行着。
参观间隙，当记者小声问李教授是如何与该公司进行合作时，他稍微笑了下，“等以后我们成功合作，你就明白了”。
离开这家公司后，李教授又主动提出，可以带记者去看看他们学校的国家级实验室。一进实验室的门，几名工作人员主动跟李教授打着招呼，“我带的几个博士生，都在这里搞科研。这里的科研设备，我们随时可以用”。
末了，记者提出去李教授的办公室看看时，他又将记者带到首次见面的僻静招待所，“今后成功合作了，会有机会给你们看”。
对话实录
记者：如果绕开学校，公司具体该怎样跟你合作？
李传利：咱们私下里签一个协议就行啦，跟学校没关系。比如，你们公司给我出一个技术课题，我在学校带着团队去研究，成果出来后，给你们去申请专利就行了嘛。
记者：咱们这是第一次，需要签多大的单子？
李传利：可以先尝试一下，就百八十万吧，这是个打包价，不算多。因为除了这项发明成果可以转让给你们，我还可以为你们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我做技术顾问、派我的学生去你们那儿做先期的技术开发。你们不用开工资，又不用缴社保，多划算。如果你们需要高工，我还可以帮你们去“挖人”。
记者：我们这种私下合作，万一被学校知道了，它会不会告我们？
李传利：这个不用担心，学校怎么会发现呢？即使知道了，有我呢，在学校里，我还是有些能量的。所以说，建议你们再通过学校买我一个现成的专利，二三十万的事。接下来，我们私下里就可以更大胆地深度合作了。
记者：你们利用学校的科研资源干私活，学校就发现不了？
李传利：学校哪有精力管这，只要学校布置的任务，我们如期完成，其他的，我们在搞什么科研，学校都不管。基本上，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专家分析
专利私下交易因利益驱使
为什么专利私下交易会如此受高校教授们欢迎？一位专家道破天机。他说，这种专利私下交易，主要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直接转让现有专利，虽然专利所有权在学校，但由于学校疏于管理，也很难追究到底，“这种情况毕竟有风险，所以近年来很少有教授再这样操作，即使有，也是一些转让金额很小的专利”。
第二种情况，就是一些大学的资深教授，自己的一些职务发明成果不在学校申请专利，而是直接转让给外地企业，让企业去申请专利，“你想啊，资深教授本身已经有多项专利在身，已经不在乎什么名了，职称评定也用不着专利了，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了”。记者在刘芳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以合作开发的形式，教授带学生在学校实验室里做项目，做好了再给其他企业去申请专利。不声不响，学校根本不知道。这当中，尤其是几十万元的小项目，又不用开发票，采用这种模式的很多……”
第三种情况，就是不在学校申请专利，企业也不需要申请专利，而是直接转让技术，这样就更无懈可击。该专家表示，后两种情况存在的可能会比较多。
高校回应
学校管不住教授的脑瓜子
对于高校教授私下交易发明专利的说法，某高校一位处长直摇头，“不可能，教授在职发明的专利属于职务发明，所有权是在学校里，私下交易是犯罪，哪个教授敢踩这条红线？”该处长称，即使这些发明专利被教授私下交易了，但所有权还在学校，就是有企业私下买了这种专利，也随时面临着被学校起诉侵权的风险。
接下来，该处长又说：“当然，不排除某些教授为了规避专利私下交易的风险，会将原来的专利稍稍改动一下，变成新的发明成果后私自卖给外地企业，由企业去重新申请专利。”该处长指着自己的头说，“专利都在教授们这里！你说，学校能管住他的脑瓜子吗？学校没精力管，也管不住，关键是很难取证。”
教授心声
不愿看着自己的“孩子”没了
“教授干私活，不算什么稀罕事，这在业内很常见。”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到40岁就已是某部属高校副教授的刘阳（化名）这样说。
刘教授说：“教授之所以干私活，还是因为有市场。”他表示，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受实力所限，不可能常年养着一批科研人员。他们通常会将技术外包给高校的一些教授私下里去搞开发，按项目算，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元的单子都有。
提到科技成果私下交易，刘教授说：“其实，大家也很无奈，因为公开交易手续复杂，时间长。等审批完了，说不准专利已经失去竞争力，谈好的合作都废掉了。专利成果，就像教授的孩子，谁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没了呢？！所以私下寻找出路很正常。”
专利私下交易路径图
第1步
牵线
专利代理机构暗中搭桥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武汉市的近20家知识产权事务所或专利代理事务所，都有代办申报专利的业务。如此一来，这样的机构会掌握大量高校教授们获得国家授权专利的基本情况。记者在刘芳所在的专利代理事务所看到，该所专利库里的数据密密麻麻，专利所有人、发明人的具体项目和联系方式等，一目了然。
据刘芳介绍，每当有高校教授通过事务所代办获得国家授权专利后，他们都会顺便问一句：是否需要代办转让？如果对方需要，他们就会做个记号。之后，当有人上门来购买这些专利时，一座暗中专利交易之“桥”就初见雏形了。
第2步
筛选
中介机构寻找诚意买方
作为专利发明人的高校教授，一旦从专利代理机构得知有人要购买自己专利的信息后，就会先约对方私下里见面谈。当然，专利发明人对买方的要求也不低，刘芳对记者说，教授们平时都太忙了，所以也不是谁都可以去跟他们见面的。他们需要投资金额大、有一定诚意、合作可能性较大的对象，这就离不开中介去“把关”筛选，并随时电话征求教授的意见。
第3步
接触
多次面谈敲定私下交易
一旦选择好合作对象，双方就会就合作方式展开接触。在首次接触时，教授主要是揣摩买方的心理，从而判断出对方到底是想通过“公对公”与学校合作，还是可以私下合作。一般情况下，教授会在不断深入的谈话中，引导买方进行私下合作，因为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经过初次面谈，教授基本上可以判断买方是否有合作意向。对于意向明显的，教授就会进行第二次见面，并带对方到自己的“关系户”企业里参观。如此既可以提高教授的身价，给合作方留下良好印象，又可以为接下来的谈判增加筹码。
第4步
合作
用高校资源为企业研发
教授与企业合作开发专利的关系一旦确定，教授就会为企业提供一系列“售后”服务，主要是技术和人才支持。而这种“售后”服务，一般是双方在合作前，卖方所许下的承诺。
如李传利教授，在与一些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后，他会带着企业的技术人员去同行企业的生产线“参观”，快速了解生产流程；他还会派自己带的博士去对口企业，帮助对方搞科研。如果企业今后有什么科研难题，他还可以利用高校实验室搞研发。
第5步
套钱
联手“套”取专项资金
就像李传利所言，随着一些教授和企业合作越来越深入，双方下一步还可以合作搞科研项目，“套”取国家专项资金。2011年，李传利曾联合武汉、杭州等地企业，申报一个国家项目，共争取到1000余万元的国家专项资金，仅杭州那家民营企业就获得上百万元的资金。
李传利透露，企业跟教授合作，在争取专项资金上会有优势。他举例说，在竞争省内一项科技专项资金时，深圳一家公司驻汉分支机构与武汉一家公司“争”得非常激烈，而关键点就在于专家评分。李传利有些“自豪”地告诉记者，他自己当时就是评审专家之一，“我还没打分，武汉这家公司的短信就来了。你想啊，我肯定给它打高分；深圳那家公司自然分不会太高”。
从初期专利合作，到之后联合对科技专项资金的“巧取豪夺”，一个灰色利益共同体就这样形成了。
（来源：楚天金报）
据一位科技界人士向楚天金报记者透露，发明成果经私下交易后，大量流失到外省，预计流出量占总量的三成左右。“高校发明成果，被一些教授进行了私下交易。”调查中，记者屡屡听到这一说法，但当请其讲几个案例时，对方则称“这事太隐蔽，不好说”。
几经周折，楚天金报记者通过一家专利代理机构“结识”了在汉某高校教授、博导李传利（化名）。李教授开出100万元的专利合作金额后，还为记者所要创办的“公司”频频出主意，一条专利流失灰色产业链逐渐浮出水面。
记者暗访
接触中介：
专利转让人“浮出水面”
是哪些人在私下转让科技成果？由于正常途径很难找到采访案例，记者只得隐瞒身份，试图通过专利代理中介机构寻找相关线索。
在网上一搜索，记者找到了设在武汉的近20家知识产权事务所或专利代理事务所。这些专利代理机构的办公地址，主要设在武汉几所知名高校附近的写字楼里。
记者假装自己是一名准备创业的大学生，急于寻找市场前景良好的发明专利，然后给这些专利代理机构一一打电话。其中7家在电话中称只代理申报专利，不开展专利转让业务；有4家机构的工作人员称，想购买专利的话，需要找事务所老板直接谈，“这种资源都在老板手里”。
北京设在武汉的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分支机构负责人称，向他们咨询购买专利的人，“你不是第一个，电话很多”。但当记者请他介绍一位高校教授及其发明专利时，他则称“需要当面谈才好，电话里没法说”。
记者继续向武汉一家专利代理事务所“求助”专利时，该所工作人员刘芳（化名）听了记者欲创业的“实际情况”后，先问准备投资多少开公司。当记者说首期投资1000万元时，刘芳呵呵一笑，“那可以。如果投资少了，很多教授都懒得跟你见面”。随后，刘芳主动介绍了一个项目，并提供了发明人——某高校教授、博导李传利的电话，“你们先联系一下，如果谈不拢，我再帮你找其他教授”。
记者假装跟刘芳开玩笑说，如果自己与李教授合作成功，李教授定会重赏她。刘芳笑着说，“哪里哪里，私下里帮帮忙而已”。
随后，记者从某高校官方网站上查询到了李教授的基本信息，跟刘芳所介绍的一致，手机号也一模一样。
初见教授：
免费兼职博士成了合作附加筹码
在电话中与李传利教授约好后，楚天金报记者与他如约见面。在其所属高校的宾馆门前碰头后，李教授径直将记者引到学校一处僻静招待所休息厅。
寒暄过后，记者提出想了解李教授持哪些专利。不料，李教授反请记者先介绍一下个人情况。看得出来，李教授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接触。记者谎称自己大学毕业后打了两年工，现在想自己开公司。今年春节回家时，正好听说一亲戚在广东做电子产品生意，亲戚欲拿出1000万元投资新项目，为转型做准备。“其实，我负责开公司找好项目，亲戚负责幕后投资。”听记者这样介绍，李教授信以为真，笑了笑，“若真投资好项目，1000万元恐怕还不够”。
接下来，李教授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听说记者想购买一项市场前景好的朝阳行业发明专利，他提到自己多项发明专利，并重点推荐了一个新项目。
记者提出，听说从学校里买专利，程序很复杂，“我们就是想尽快掌握技术，把公司早日开起来”。这时，李教授突然凑近记者，低声说，“那我们还可以私下合作”。李教授介绍，双方可以绕开学校，签一个100万元的合作协议，自己将一个科研成果转让给记者所开的“公司”，由公司去申报发明专利，甚至发明人都可以写记者和老板的名字，而不提李传利。
“我有几项专利了，已经不在乎名了。”李教授说。记者不禁问：“这笔科研成果的研究经费谁来承担？”李教授呵呵一笑：“这你就不用管了，学校里有现成的实验室和科研条件，不用你们再投钱。”
为帮助记者早日将“公司”开起来，李教授还承诺，一旦合作，可以带记者去参观同行企业的生产线，了解具体如何运作。同时，他还承诺：“可以派几个我带的博士生到你公司里帮忙做技术开发，工资不用你们开，社保也不用办，多省钱！当然，公司每月若给他们几百元的奖金，他们会干得更起劲。这批博士毕业了，我又招了下一批，你们接着用嘛。”
此外，李教授还提出，等公司今后招聘了技术人员，自己可以随时带着技术人员到竞争对手企业中“参观学习”。为证明这种合作模式的可行性，李教授又专门讲了他在外省的几个类似合作项目。
话越说越多，李教授不经意间还透露出，去年，他以个人名义投资100万元，作为大股东在南京注册了一家公司，并由弟弟负责打理，今年产品就可以上市销售。
再次接洽：
参观上市公司道明公私合作好处
为充分挖掘出李教授干私活背后，所蕴藏的一条专利流失产业链，记者致电李教授，希望能早日去相关企业“参观学习”。李教授爽快答应，并在当日就敲定，下午去光谷一家知名企业。
记者与一名假扮成“出资人”的同事，与李教授在高校会合，一同前往光谷一家知名企业参观。一路上，李教授兴致勃勃地向“出资人”讲述着具体的合作模式。与第一次见面相比，李教授对记者更加信任，说话也没有了顾忌，讲得更加具体。
李教授表示，记者所要创办的公司，如果想早日开起来，就离不开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这一资质。“专利是申办高新技术企业的必备条件之一”，他建议，记者先以公对公的形式，从学校购买一项他的专利，“学校开价五六十万元的专利，我可以帮助内部活动一下，把价格压到30万元”。
当记者对此表示出质疑时，李教授又进一步解释，“价格压低一半没问题，你要相信，在学校里，一个教授还是有些能量的”。李教授强调，如果一开始就私下合作开发，等企业申请了专利并获得授权，至少需要两三年，那时再去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时间耽误不起。而现在，可以先拿个学校专利去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当这30万元到账后，其中10万元可能会划到学校的公共账户上，20万元会划到科研专管经费账户上。这20万元，只有我有权利来花，但又不能取出现金，只能再用作科研资金。那时，我们再继续私下里合作，用这笔钱去为你们搞科研，你们再给我们些费用，不就变现了吗？！你们公司也可以节省一些研发费用。对吧？”李教授一口气道出了公、私双重合作的“好处”。 言谈间，一行人来到光谷这家企业，想不到，居然是一家上市公司。见到该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教授谎称记者是其学生，来学习一下，对方也没多问，换上鞋套，就径直进入封闭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上，数百万元的进口设备在运行着。
参观间隙，当记者小声问李教授是如何与该公司进行合作时，他稍微笑了下，“等以后我们成功合作，你就明白了”。
离开这家公司后，李教授又主动提出，可以带记者去看看他们学校的国家级实验室。一进实验室的门，几名工作人员主动跟李教授打着招呼，“我带的几个博士生，都在这里搞科研。这里的科研设备，我们随时可以用”。
末了，记者提出去李教授的办公室看看时，他又将记者带到首次见面的僻静招待所，“今后成功合作了，会有机会给你们看”。
对话实录
记者：如果绕开学校，公司具体该怎样跟你合作？
李传利：咱们私下里签一个协议就行啦，跟学校没关系。比如，你们公司给我出一个技术课题，我在学校带着团队去研究，成果出来后，给你们去申请专利就行了嘛。
记者：咱们这是第一次，需要签多大的单子？
李传利：可以先尝试一下，就百八十万吧，这是个打包价，不算多。因为除了这项发明成果可以转让给你们，我还可以为你们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我做技术顾问、派我的学生去你们那儿做先期的技术开发。你们不用开工资，又不用缴社保，多划算。如果你们需要高工，我还可以帮你们去“挖人”。
记者：我们这种私下合作，万一被学校知道了，它会不会告我们？
李传利：这个不用担心，学校怎么会发现呢？即使知道了，有我呢，在学校里，我还是有些能量的。所以说，建议你们再通过学校买我一个现成的专利，二三十万的事。接下来，我们私下里就可以更大胆地深度合作了。
记者：你们利用学校的科研资源干私活，学校就发现不了？
李传利：学校哪有精力管这，只要学校布置的任务，我们如期完成，其他的，我们在搞什么科研，学校都不管。基本上，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专家分析
专利私下交易因利益驱使
为什么专利私下交易会如此受高校教授们欢迎？一位专家道破天机。他说，这种专利私下交易，主要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直接转让现有专利，虽然专利所有权在学校，但由于学校疏于管理，也很难追究到底，“这种情况毕竟有风险，所以近年来很少有教授再这样操作，即使有，也是一些转让金额很小的专利”。
第二种情况，就是一些大学的资深教授，自己的一些职务发明成果不在学校申请专利，而是直接转让给外地企业，让企业去申请专利，“你想啊，资深教授本身已经有多项专利在身，已经不在乎什么名了，职称评定也用不着专利了，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了”。记者在刘芳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以合作开发的形式，教授带学生在学校实验室里做项目，做好了再给其他企业去申请专利。不声不响，学校根本不知道。这当中，尤其是几十万元的小项目，又不用开发票，采用这种模式的很多……”
第三种情况，就是不在学校申请专利，企业也不需要申请专利，而是直接转让技术，这样就更无懈可击。该专家表示，后两种情况存在的可能会比较多。
高校回应
学校管不住教授的脑瓜子
对于高校教授私下交易发明专利的说法，某高校一位处长直摇头，“不可能，教授在职发明的专利属于职务发明，所有权是在学校里，私下交易是犯罪，哪个教授敢踩这条红线？”该处长称，即使这些发明专利被教授私下交易了，但所有权还在学校，就是有企业私下买了这种专利，也随时面临着被学校起诉侵权的风险。
接下来，该处长又说：“当然，不排除某些教授为了规避专利私下交易的风险，会将原来的专利稍稍改动一下，变成新的发明成果后私自卖给外地企业，由企业去重新申请专利。”该处长指着自己的头说，“专利都在教授们这里！你说，学校能管住他的脑瓜子吗？学校没精力管，也管不住，关键是很难取证。”
教授心声
不愿看着自己的“孩子”没了
“教授干私活，不算什么稀罕事，这在业内很常见。”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到40岁就已是某部属高校副教授的刘阳（化名）这样说。
刘教授说：“教授之所以干私活，还是因为有市场。”他表示，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受实力所限，不可能常年养着一批科研人员。他们通常会将技术外包给高校的一些教授私下里去搞开发，按项目算，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元的单子都有。
提到科技成果私下交易，刘教授说：“其实，大家也很无奈，因为公开交易手续复杂，时间长。等审批完了，说不准专利已经失去竞争力，谈好的合作都废掉了。专利成果，就像教授的孩子，谁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没了呢？！所以私下寻找出路很正常。”
专利私下交易路径图
第1步
牵线
专利代理机构暗中搭桥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武汉市的近20家知识产权事务所或专利代理事务所，都有代办申报专利的业务。如此一来，这样的机构会掌握大量高校教授们获得国家授权专利的基本情况。记者在刘芳所在的专利代理事务所看到，该所专利库里的数据密密麻麻，专利所有人、发明人的具体项目和联系方式等，一目了然。
据刘芳介绍，每当有高校教授通过事务所代办获得国家授权专利后，他们都会顺便问一句：是否需要代办转让？如果对方需要，他们就会做个记号。之后，当有人上门来购买这些专利时，一座暗中专利交易之“桥”就初见雏形了。
第2步
筛选
中介机构寻找诚意买方
作为专利发明人的高校教授，一旦从专利代理机构得知有人要购买自己专利的信息后，就会先约对方私下里见面谈。当然，专利发明人对买方的要求也不低，刘芳对记者说，教授们平时都太忙了，所以也不是谁都可以去跟他们见面的。他们需要投资金额大、有一定诚意、合作可能性较大的对象，这就离不开中介去“把关”筛选，并随时电话征求教授的意见。
第3步
接触
多次面谈敲定私下交易
一旦选择好合作对象，双方就会就合作方式展开接触。在首次接触时，教授主要是揣摩买方的心理，从而判断出对方到底是想通过“公对公”与学校合作，还是可以私下合作。一般情况下，教授会在不断深入的谈话中，引导买方进行私下合作，因为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经过初次面谈，教授基本上可以判断买方是否有合作意向。对于意向明显的，教授就会进行第二次见面，并带对方到自己的“关系户”企业里参观。如此既可以提高教授的身价，给合作方留下良好印象，又可以为接下来的谈判增加筹码。
第4步
合作
用高校资源为企业研发
教授与企业合作开发专利的关系一旦确定，教授就会为企业提供一系列“售后”服务，主要是技术和人才支持。而这种“售后”服务，一般是双方在合作前，卖方所许下的承诺。
如李传利教授，在与一些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后，他会带着企业的技术人员去同行企业的生产线“参观”，快速了解生产流程；他还会派自己带的博士去对口企业，帮助对方搞科研。如果企业今后有什么科研难题，他还可以利用高校实验室搞研发。
第5步
套钱
联手“套”取专项资金
就像李传利所言，随着一些教授和企业合作越来越深入，双方下一步还可以合作搞科研项目，“套”取国家专项资金。2011年，李传利曾联合武汉、杭州等地企业，申报一个国家项目，共争取到1000余万元的国家专项资金，仅杭州那家民营企业就获得上百万元的资金。
李传利透露，企业跟教授合作，在争取专项资金上会有优势。他举例说，在竞争省内一项科技专项资金时，深圳一家公司驻汉分支机构与武汉一家公司“争”得非常激烈，而关键点就在于专家评分。李传利有些“自豪”地告诉记者，他自己当时就是评审专家之一，“我还没打分，武汉这家公司的短信就来了。你想啊，我肯定给它打高分；深圳那家公司自然分不会太高”。
从初期专利合作，到之后联合对科技专项资金的“巧取豪夺”，一个灰色利益共同体就这样形成了。
（来源：楚天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