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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学界，他以敢言著称，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但即使在他至亲女儿眼中，看到的也多是他的不露声色，『像是一本摆在身边的书，却始终没有完全揭开过』。
2002年10月初，吴敬琏受邀到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召开泰山研究院的年会。有着6000万年历史的湖水滋养着无数鱼虾，成群的野鸭、灰鹤、红雁、鸳鸯在芦苇丛中游弋。吴敬琏正陶醉在湖光美景中，突然，他听到远在沙丘处的柳传志大喊：沙尘暴来了！
抬眼望去，天际聚成一条黑线。十分钟后，沙尘黑压压扑面而来，打到脸上生疼。北京沙尘暴主要从这里刮过去。这不是吴敬琏第一次置身风沙，2004年，当专注环保治理的阿拉善SEE基金会成立时，吴敬琏欣然应邀，担任理事长，“现在需要做的事很多，需要改革，还要还我们过去人类欠下自然的账。”于是，在他尖锐的学术追问间隙与繁忙的工作日程表中，公益课题和行动，成了他另外一项重要安排。
毫无讳言，吴敬琏被世人追捧，一部分的感情加分来自顾准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先知。吴被视为顾准思想的衣钵传人。当然吴敬链最佩服的人就是顾准，他说，“顾准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在那场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
1974年12月3日，弥留之际的顾准把自己所有的手稿分别托付给吴敬琏与胞弟保管，说给吴敬琏的最后一句话是：打开行军床，睡觉去吧。这句表面寡淡但哀伤入骨的遗言，多年来一直掩藏在吴敬琏内心深处。如果不是1998年一本名为《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的书的问世，顾准的遭遇与凄凉之死对吴敬琏的冲击，就不为外界所知。
邓季惺这个名字，在今日或许不如“吴敬琏的母亲”来得响亮，但作为解放前的“新女性”，正是她将一间不到10人的小公司改组成为名噪一时的《新民报》，也就是今天《新民晚报》的前身。
奶奶的传奇往事，让孙女吴晓莲心中涌起破解家史的冲动，她决定接受父亲吴敬琏曾经的建议—为他撰写传记。
吴敬琏给女儿谈起了顾准离开的当日情景。对于“谈感情就像拔牙一样艰难的父亲”，女儿吴晓莲想以此突破，集中精力追问吴敬琏当时的所思所感。“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很冷很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吴晓莲心腾跳起，青年时爱好文艺的父亲回来了，父亲的深情与冷静，孤独与坚定，瞬间放大，刻骨铭心。吴晓莲补访母亲，母亲追忆：回家后吴敬琏痛哭了一场。
追求真理，守护良知，恩师顾准的学术品格在吴敬琏身上展露无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吴敬琏接连上书中央政府领导，坚持市场经济。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个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其中一本书，他宁愿不出，也不愿删去“市场经济”的说法。曾与计划派学者当面论证，被冠以“吴市场”这一当时带着贬义的帽子，而他亦不曾退却。
说真话，即使在学术之外，吴敬琏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次会议上，一位发言者多次提到“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表述，一旁的吴敬琏起初沉默，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拿过话筒直讲，“自从有的电视台用‘三年自然灾害’描述当时的三年大饥荒，我就再也不看那些所谓的节目了。关于三年大饥荒，刘少奇主席早就说过，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张充和评价沈从文的名句，形容吴敬琏，亦为恰当。良知、真话，赤胆，仁心。这个八十多岁的经济学家，躬逢对学术需求高涨的时代，声名日隆，却始终守护批判的立场；同时也在艰难地试着剥去思想的旧痂。于他而言，所有的欠账—不只是人对自然的伤害，都要归还；要还，而且要趁早。
日久见人心
记者：如今做公益慈善事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也出了不少事，有人借公益之名，沽名钓誉，有人说中国没有做公益的传统文化。
吴敬琏：这个我想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没这个公益的传统。解放前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它是有做公益慈善的功能。活动的场地就是祠堂。现在我们需要培育符合现代观念的公益文化，一点点做起吧。这个日久见人心，你坚贞地做公益总是好事，当然做公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问题了，大家要平心静气理性地讨论。你比如说发红包这种做法，我就听到有的做公益的人很不赞成。你发红包用完了就完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做慈善，做公益，要发挥其创造能力，这样的公益慈善才是一个永续的。
记者：怎么看待社会企业家这个说法？
吴敬琏：社会企业家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有些人反对，我还是觉得我们有必要做这个实验。我们乐平基金会在成都做一个小额贷款公司，还做了一个无公害蔬菜培育基地，都有社会企业家参与，不过这些项目我们基金会都控股，我们要把握方向。公司也讲究回报，是有分红的。我们的基金会拿了分红后，会继续投入公益。我们发起者个人不是股东，是乐平基金会在控股。
敬畏自然
记者：除了阿拉善，你还参与哪个公益组织？
吴敬琏：我和另外一个基金会很熟，是茅于轼发起的，叫富平基金会（乐平基金会的前身）。我和茅于轼、林毅夫、张维迎等人，一起为这个基金会募集资金，到账1800万。基金会的一部分钱投到北京富平家政学校，那是一个培养保姆的机构；一部分钱做小额贷款公司，山西的小额贷款公司大家比较熟悉，成都的比山西的盘子大。这个基金现在做一个无公害蔬菜培育项目，也做物流配送。这些项目都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户更好地生产生活。茅于轼提倡“做公益要快乐”，我深以为然。我们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帮助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自身的价值又在学术之外体现，当然很快乐。不过搞公益，做慈善，具体的运行，还是需要更专业的人才。
记者：环境的恶化，除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恶果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吴敬琏：我们年轻的时候得到的教育，就是“人类征服自然，人类改造自然”，这种思想是深深地烙在我们好几辈人的心里。所以，人类不敬畏自然，认为可以作为自然的主宰，做了很多断送我们未来的事。这种思想、这种理念是不是有了改变了呢？我想要改变起来还很困难。 让更多人能够参与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记者：对权贵资本主义，你向来批判？
吴敬琏：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譬如大家意见很大的行政审批。现在的审批，比过去十年严重多了。行政审批改革涉及到官员太多的利益，官员手里有审批权，图章就意味着钱。而行政许可法就是解决行政审批问题的，但是这部法律形同虚设。因此行政审批改革要靠全社会一起努力。
记者：要深化改革，如何面对既得利益者的纷争？
吴敬琏：什么是既得利益者？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我们现在需要警惕的是特殊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是靠权力得到利益的阶层，我不赞同现在的一种说法，称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或者断裂发生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但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中国有相当多的大富人的致富是与权力有关系。企业家要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太靠近，最后终被权力吞噬或伤害。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记者：完全不上微博吗？
吴敬琏：我有那么多的书要读，要写，没时间上。不过，我挺佩服于建嵘，他有自己的研究课题，要写论文，还要在微博上跟人争论，做公益。这些，我都是听朋友讲的，我年纪大了，真没这些精力。
[记者手记]
动手动脚找东西
采访的记者，一拨接一拨，82岁的吴敬琏仍在耐心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其间，他提醒记者，不要问太具体的问题。对于每一个要求拍照的嘉宾，吴敬琏都一一满足，尽管他知道，这些孩子们未必喜欢他的尖锐，喜欢他的嗦。
陪送吴老师回家的路上，老先生主动讲起最近的时事，“飞机上打架，都好几起了，都是什么事儿。”尽管他连连否认不上微博，但微博红人于建嵘他是相当了解，感叹于精力不错。他的絮絮叨叨，没有了讲台上的宏大与严肃，多的是老人的慈祥与琐碎。“我的肺和心脏不好，早上7点起床，吃过早餐后，做有氧运动，不打太极。”他所说的有氧运动，就是健步快走。车在北师大的一座老式公寓楼停下。夜晚的树影下，老人昂首前行的身影，居然没让人生出寂寥与落寞。这个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中国学术热潮中的老人，忙，成了他人生主旋律，他习惯了。
他不善于表露感情，他隐忍着个人的一切，而学术光大、家国发展，似乎成了他的生命真义。这个额头宽大不善幽默的人，很少有人能看到他的惆怅与叹息，即使他的至亲女儿，看到的多是他不露声色的严肃。“像是一本摆在身边的书，却始终没有完全揭开过。”
少年时代，吴敬琏最喜欢理工科，心灵手巧，特别喜欢拆拆装装—家里的钟表，“总爱拆下来，探究一番，鼓捣鼓捣，再装起来”。家里有东西坏了，他就去修。如果没有时代的风云干扰，他会如更多富家子弟，留洋求学，做西装笔挺、幽默诙谐的大学教授或跨国公司的总工程师。
压抑而不正常的时代，残破了吴的梦想。幸运的是他碰到了思想的启蒙者—顾准，而肩起时代重托，似乎成了他们这一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为了追赶失去的年华，他们几乎成了工作狂。
吴敬琏在“文革”干校中学会了一手的木匠活。他总是鼓励女儿勤于动手，还告诉她们在各种手艺里，木匠是最高的。这多少体现了他少时想做工程师的梦想。
史学大家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强调了一种重调查实践的学术精神。吴老师说现在他动手写文章前，先下去调研，经常去江浙和广东，文章初稿完成，修改文章时，再下去调研。
眼不花，耳不聋，吴老师说他现在太忙，有做不完的事情。他恐怕忘了，他曾经告诉女儿，等以后退休了，找间大房子，重新操起木工活。
但照这情势，木匠活，这个手艺怕是要生疏了。
但即使在他至亲女儿眼中，看到的也多是他的不露声色，『像是一本摆在身边的书，却始终没有完全揭开过』。
2002年10月初，吴敬琏受邀到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召开泰山研究院的年会。有着6000万年历史的湖水滋养着无数鱼虾，成群的野鸭、灰鹤、红雁、鸳鸯在芦苇丛中游弋。吴敬琏正陶醉在湖光美景中，突然，他听到远在沙丘处的柳传志大喊：沙尘暴来了！
抬眼望去，天际聚成一条黑线。十分钟后，沙尘黑压压扑面而来，打到脸上生疼。北京沙尘暴主要从这里刮过去。这不是吴敬琏第一次置身风沙，2004年，当专注环保治理的阿拉善SEE基金会成立时，吴敬琏欣然应邀，担任理事长，“现在需要做的事很多，需要改革，还要还我们过去人类欠下自然的账。”于是，在他尖锐的学术追问间隙与繁忙的工作日程表中，公益课题和行动，成了他另外一项重要安排。
毫无讳言，吴敬琏被世人追捧，一部分的感情加分来自顾准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先知。吴被视为顾准思想的衣钵传人。当然吴敬链最佩服的人就是顾准，他说，“顾准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在那场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
1974年12月3日，弥留之际的顾准把自己所有的手稿分别托付给吴敬琏与胞弟保管，说给吴敬琏的最后一句话是：打开行军床，睡觉去吧。这句表面寡淡但哀伤入骨的遗言，多年来一直掩藏在吴敬琏内心深处。如果不是1998年一本名为《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的书的问世，顾准的遭遇与凄凉之死对吴敬琏的冲击，就不为外界所知。
邓季惺这个名字，在今日或许不如“吴敬琏的母亲”来得响亮，但作为解放前的“新女性”，正是她将一间不到10人的小公司改组成为名噪一时的《新民报》，也就是今天《新民晚报》的前身。
奶奶的传奇往事，让孙女吴晓莲心中涌起破解家史的冲动，她决定接受父亲吴敬琏曾经的建议—为他撰写传记。
吴敬琏给女儿谈起了顾准离开的当日情景。对于“谈感情就像拔牙一样艰难的父亲”，女儿吴晓莲想以此突破，集中精力追问吴敬琏当时的所思所感。“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很冷很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吴晓莲心腾跳起，青年时爱好文艺的父亲回来了，父亲的深情与冷静，孤独与坚定，瞬间放大，刻骨铭心。吴晓莲补访母亲，母亲追忆：回家后吴敬琏痛哭了一场。
追求真理，守护良知，恩师顾准的学术品格在吴敬琏身上展露无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吴敬琏接连上书中央政府领导，坚持市场经济。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个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其中一本书，他宁愿不出，也不愿删去“市场经济”的说法。曾与计划派学者当面论证，被冠以“吴市场”这一当时带着贬义的帽子，而他亦不曾退却。
说真话，即使在学术之外，吴敬琏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次会议上，一位发言者多次提到“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表述，一旁的吴敬琏起初沉默，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拿过话筒直讲，“自从有的电视台用‘三年自然灾害’描述当时的三年大饥荒，我就再也不看那些所谓的节目了。关于三年大饥荒，刘少奇主席早就说过，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张充和评价沈从文的名句，形容吴敬琏，亦为恰当。良知、真话，赤胆，仁心。这个八十多岁的经济学家，躬逢对学术需求高涨的时代，声名日隆，却始终守护批判的立场；同时也在艰难地试着剥去思想的旧痂。于他而言，所有的欠账—不只是人对自然的伤害，都要归还；要还，而且要趁早。
日久见人心
记者：如今做公益慈善事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也出了不少事，有人借公益之名，沽名钓誉，有人说中国没有做公益的传统文化。
吴敬琏：这个我想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没这个公益的传统。解放前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它是有做公益慈善的功能。活动的场地就是祠堂。现在我们需要培育符合现代观念的公益文化，一点点做起吧。这个日久见人心，你坚贞地做公益总是好事，当然做公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问题了，大家要平心静气理性地讨论。你比如说发红包这种做法，我就听到有的做公益的人很不赞成。你发红包用完了就完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做慈善，做公益，要发挥其创造能力，这样的公益慈善才是一个永续的。
记者：怎么看待社会企业家这个说法？
吴敬琏：社会企业家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有些人反对，我还是觉得我们有必要做这个实验。我们乐平基金会在成都做一个小额贷款公司，还做了一个无公害蔬菜培育基地，都有社会企业家参与，不过这些项目我们基金会都控股，我们要把握方向。公司也讲究回报，是有分红的。我们的基金会拿了分红后，会继续投入公益。我们发起者个人不是股东，是乐平基金会在控股。
敬畏自然
记者：除了阿拉善，你还参与哪个公益组织？
吴敬琏：我和另外一个基金会很熟，是茅于轼发起的，叫富平基金会（乐平基金会的前身）。我和茅于轼、林毅夫、张维迎等人，一起为这个基金会募集资金，到账1800万。基金会的一部分钱投到北京富平家政学校，那是一个培养保姆的机构；一部分钱做小额贷款公司，山西的小额贷款公司大家比较熟悉，成都的比山西的盘子大。这个基金现在做一个无公害蔬菜培育项目，也做物流配送。这些项目都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户更好地生产生活。茅于轼提倡“做公益要快乐”，我深以为然。我们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帮助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自身的价值又在学术之外体现，当然很快乐。不过搞公益，做慈善，具体的运行，还是需要更专业的人才。
记者：环境的恶化，除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恶果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吴敬琏：我们年轻的时候得到的教育，就是“人类征服自然，人类改造自然”，这种思想是深深地烙在我们好几辈人的心里。所以，人类不敬畏自然，认为可以作为自然的主宰，做了很多断送我们未来的事。这种思想、这种理念是不是有了改变了呢？我想要改变起来还很困难。 让更多人能够参与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记者：对权贵资本主义，你向来批判？
吴敬琏：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譬如大家意见很大的行政审批。现在的审批，比过去十年严重多了。行政审批改革涉及到官员太多的利益，官员手里有审批权，图章就意味着钱。而行政许可法就是解决行政审批问题的，但是这部法律形同虚设。因此行政审批改革要靠全社会一起努力。
记者：要深化改革，如何面对既得利益者的纷争？
吴敬琏：什么是既得利益者？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我们现在需要警惕的是特殊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是靠权力得到利益的阶层，我不赞同现在的一种说法，称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或者断裂发生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但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中国有相当多的大富人的致富是与权力有关系。企业家要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太靠近，最后终被权力吞噬或伤害。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记者：完全不上微博吗？
吴敬琏：我有那么多的书要读，要写，没时间上。不过，我挺佩服于建嵘，他有自己的研究课题，要写论文，还要在微博上跟人争论，做公益。这些，我都是听朋友讲的，我年纪大了，真没这些精力。
[记者手记]
动手动脚找东西
采访的记者，一拨接一拨，82岁的吴敬琏仍在耐心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其间，他提醒记者，不要问太具体的问题。对于每一个要求拍照的嘉宾，吴敬琏都一一满足，尽管他知道，这些孩子们未必喜欢他的尖锐，喜欢他的嗦。
陪送吴老师回家的路上，老先生主动讲起最近的时事，“飞机上打架，都好几起了，都是什么事儿。”尽管他连连否认不上微博，但微博红人于建嵘他是相当了解，感叹于精力不错。他的絮絮叨叨，没有了讲台上的宏大与严肃，多的是老人的慈祥与琐碎。“我的肺和心脏不好，早上7点起床，吃过早餐后，做有氧运动，不打太极。”他所说的有氧运动，就是健步快走。车在北师大的一座老式公寓楼停下。夜晚的树影下，老人昂首前行的身影，居然没让人生出寂寥与落寞。这个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中国学术热潮中的老人，忙，成了他人生主旋律，他习惯了。
他不善于表露感情，他隐忍着个人的一切，而学术光大、家国发展，似乎成了他的生命真义。这个额头宽大不善幽默的人，很少有人能看到他的惆怅与叹息，即使他的至亲女儿，看到的多是他不露声色的严肃。“像是一本摆在身边的书，却始终没有完全揭开过。”
少年时代，吴敬琏最喜欢理工科，心灵手巧，特别喜欢拆拆装装—家里的钟表，“总爱拆下来，探究一番，鼓捣鼓捣，再装起来”。家里有东西坏了，他就去修。如果没有时代的风云干扰，他会如更多富家子弟，留洋求学，做西装笔挺、幽默诙谐的大学教授或跨国公司的总工程师。
压抑而不正常的时代，残破了吴的梦想。幸运的是他碰到了思想的启蒙者—顾准，而肩起时代重托，似乎成了他们这一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为了追赶失去的年华，他们几乎成了工作狂。
吴敬琏在“文革”干校中学会了一手的木匠活。他总是鼓励女儿勤于动手，还告诉她们在各种手艺里，木匠是最高的。这多少体现了他少时想做工程师的梦想。
史学大家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强调了一种重调查实践的学术精神。吴老师说现在他动手写文章前，先下去调研，经常去江浙和广东，文章初稿完成，修改文章时，再下去调研。
眼不花，耳不聋，吴老师说他现在太忙，有做不完的事情。他恐怕忘了，他曾经告诉女儿，等以后退休了，找间大房子，重新操起木工活。
但照这情势，木匠活，这个手艺怕是要生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