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你是一个环保人士，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堪的—空气是肮脏的，垃圾是乱倒的，花草树木是乱种的，鸟被抓起来，污水乱排……，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我能一眼发现起码十个问题。』
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的公益环境就如一潭搅浑了的水，时隔已久，沙石慢慢沉淀，上层的清水依稀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媒体人做公益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热潮，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都取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媒体人多出身文人，文人的性格比较敏感，更容易发现社会的问题。加上媒体人自身的职业优势，在公益这个充分体现社会责任的行业，他们如鱼得水。但是，大多数人选择以文字为武器，而只有少数人选择站出来，愤而起之，冯永锋就是其中之一。
校长冯永锋
冯永锋至今不能忘记自己2006年8月去兰州时看到的情景：黄河两岸，十几个排污口触目惊心，直接将污水排入黄河，两岸居民直接把厕所架在黄河上面，垃圾也直接倒到黄河里。“当地也在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有些地方搞得灯红酒绿的，也在黄河上搞一些旅游，比如皮划艇或者羊皮筏子，但是离它50米之外，很多人都在排放污水。”
冯永锋的家乡在福建北部，那里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方。有一年他去四川参加活动，往窗外一看，发现“森林怎么碎了”，像得了皮肤病一样，森林布满斑斑驳驳的缺口。“当时就想，森林破碎了，大型的动物是不可能生存的”，作为记者的他后来又采访了保护区，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种种事件促使他开始思考，当时他起草了一个概念叫“直面环境污染”。他开始游说一些机构，最后“地球村”接受了他的挂靠。“2007年年底，很多朋友跟我说这个词太吓人了，‘直面环境污染’，改个温和点儿的，改来改去，改成了‘自然大学’，可以欣赏自然界美好的东西，也可以去披露一些东西，当时暗中还寄托着对中国教育的不满，我觉得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把人给关起来，然后颠倒次序，不是先让大家去工作，或者先让大家去认识社会正常的生态系统，而是把人隔绝起来，去告诉他们一套完全跟社会生态系统不同的或者虚假的东西，等你一毕业出来之后，才发现世界不是这样子，能力也需要在一定的时候才开始重新训练，对社会也要重新开始认识，这样的人出来，就非常悲惨。”冯永锋说。
正是因为如此，冯永锋创办的自然大学采取了先让大家去自然界认识，反过来再去琢磨的方式。一手创办自然大学的冯永锋，显然是担任了一个校长的角色，但是他的学生不仅仅自然大学的那些学生，而是整个社会。“一个环保人士或环保团队，如果你所倡导的东西没被纳入法律里，那你还需要努力。”他把NGO比喻为一根针，一根弱小的但能牵动人们疼痛神经的针，他希望用这根针构成足够的促进或者优化的效果，从而使整个体系被盘活。
所以这个“校长”并没有计划让自己的自然大学成为多大规模的王国。“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永远是只有一小群人在做。环保并非需要全部人来做，就好比这个社会有做包子的人，有吃包子的人。每个领域都是这样，不能因为一时间意识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就要求所有的人加入，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存在这样的。目前为止，中国公益界出现的问题是，环境问题显现的时候，中国正常的环保系统没法担当，很多问题没法解决。这时候公众需要一些民间环保组织。民间环保组织是需要一定的数量，是需要一定的人数来从业，但这个从业人数不是很大，也不可能包括到全社会。社会中会有各种层次的—有些人会成为志愿者，有些人会成为捐款人，还有很多人会成为默默的支持者，99%的人都是潜伏的，偶尔有一两个朋友会进入这个频道，会发力，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的共同屏障或者共同意识。”
2007年3月，冯永锋开始做“城市乐水行动”，慢慢地做到年底，乐水行动演变为自然大学水学院，之后又根据需求扩建了鸟学院、植物学院等，影响力正在慢慢地扩大。从刚开始一直没有筹到资金，到后来有一些企业或基金会找上门来，甚至一些民间环保者也慕名找到他寻求帮助。
护林行动
河南南阳的李鹏就是这样找到冯永锋的。
李鹏早期是个药材商人，靠倒卖药材赚了几百万，成了政府眼中的宝贝，虽然不算太有钱，但至少在县里是数一数二的大款。2002年的时候，他发现森林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挣钱办法，于是就在当地承包了一个村子的一大片林地，之后村长就追着他，说“你一只羊也是养，一群羊也是放，你就把我们其他林地都包了吧”。就这样，李鹏包下了10万亩林地。
隐患就在此刻埋下，因为村民对于林权是很在意的，一旦有机会的时候，这种积怨就会爆发。签约的十年之后，村民开始表示不满，认为李鹏与村长属于“偷偷摸摸地签约”，没有征得村民同意，属于非法签约。
李鹏当时想的是养林投资，还没有觉悟到环保的层面，“他想的是钱投进去马上能砍树，卖树得到的钱再办个锯木厂，锯木厂办完了再办家具厂，家具厂办完了之后办卖家具的公司，这样，依靠树，所有的东西都一个人挣了，成为一个几十亿的大老板。”冯永锋说，那时李鹏为了这个构想，把财产全部耗光了。
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偷树的现象，整个南阳和驻马店一带偷树成风。气愤之下的李鹏责怪政府不作为，不停上访，给县委书记写信，甚至找人去全国人大门口抗议。这件事情一直僵持到2007年年底，“县里就很生气，当时要开奥运会了，他总这样闹，县委书记决定把他抓起来，他们内部有一些人就告诉他躲起来，一个人到这个情况下，已经陷入僵局了，他换了一个手机，一旦他手机打开，依靠定位就能抓住他，他就躲到了南阳一个小地方，不敢出来。”
李鹏想到了冯永锋，通过绿色和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向他求救。冯永锋赶去当地一看，偷树情况确实很严重。
“我说这样，你先向县委书记道歉。做任何事情就是八个字：增加盟友，减少敌人。你现在跟全社会树敌，未来是很可怕的。”他给李鹏出招儿，一次不行就几次，第三次道歉的时候，县委书记终于接受了。
与此同时，冯永锋通过媒体身份写了一篇关于李鹏和偷树的报道。慢慢地，李鹏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手机了，政府不再追究他闹事的问题。 然后，冯永锋就开始动员李鹏组建农民互利会，如果大部分人不愿意参与的话，起码可以让受害的村民参与。“你知道当地偷树偷到什么程度吗？你去采访一个老头，他晚上就睡在树底下看着，当有一天晚上，老头有事儿跑回家去，回来一看树就没了，这很恐怖。”
组建了互利会之后，冯永锋认为这可能还不够，“你光靠村民不停地举报，不停地巡逻，这可能还是不够。一定要跟外部资源尽量合作，当时‘达尔问’正好成立了，有一个项目，于是就给李鹏2万块钱的支持，钱是少，但是他慢慢会建立一个体系，然后就会有媒体报道。这件事就会慢慢掰过来，2010年搞了一次偷树大打击，把当地林业局参与偷树的员工全部换掉了，虽然偷树现象还存在，但数据上明显降低了很多。”
尽管如此，冯永锋认为，“外部环境还是很险恶，战斗还没有结束”。2012年7月，互利会副会长带人开着摩托车去追赶偷树者的时候，掉下了山崖，其中一个摔成了高位截瘫，还有一个长期昏迷。
可能有很多人认为，像李鹏这样的商人，从开始的初衷就不是保护自然环境，而是出于自私的商业目的，这样的人“不干净”，但是冯永锋认为，“只要他正常去经商，经商得来的钱能够使环保做得更好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帮他一下呢？”
最近，李鹏又受到了偷树者的威胁，再次离家出走躲了起来。“那天他给我发短信，说想找陈光标。我说找陈光标干什么？他说找他给我点儿钱。我说你还是想办法先躲一躲吧。”
“这件事情你说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没法说。”采访中冯永锋不停地抓自己的头发，抓得乱糟糟的，我问他有没有压力，他说没有，但是隐约还是感觉到他有点担心。
这个急于从经济发展中证明自己实力的国家，正在付出环境破坏的代价，无论是大片被砍伐的森林还是日益污浊的空气，都在提示我们，路漫漫其修远，而环保者永远在路上。
〔对话冯永锋〕
站出来的少数人
记者：你怎样看待中国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有何不同之处？
冯永锋：很多环保组织做活动做得太差，主要有几个缺点：第一，开放性不够，做活动比较隐秘；第二，持续性不够，一年只做一次；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宽阔度不够，比如自然之友，永远只有观鸟组、登山组和植物组，没有根据时代的发展出现别的东西。
我觉得社会的环境问题是多样的，绝对不能只是这几个组。应该有多样的东西，没有门槛，才可能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参与进来，所以自然大学有六个学院：山川、草木、鸟兽，环境健康、垃圾和乡土，任何一个要关注环境的人，把这六个学院的活动往那儿一放，一定有一个他能够参与的。这时候如果还说他没有时间参与，那一定是他不想参与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的活动，我不收你钱。自然大学早期的设计都是零成本启动，低成本运行。这样的话才可能让项目活下去。一开始设计的时候，筹资很难弄，为什么难？不是因为社会不给你钱，而是因为社会看不到你在做的事情。
NGO的事情是应接不暇的，因为中国各地频繁发生很多伤害环境的事件，一方面你要自主地去发现，另一方面也要学会接应别人的举报。
记者：刚才你说到刚开始的时候筹资很困难，现在自然大学和达尔问的筹资情况怎样？
冯永锋：现在好多了，有一些企业或基金会找到我们。其实很多人的心理不健康，一见到资助方就跟见到老爷似的，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是帮助资源得到更高效的使用。NGO的理念就是平等，你不可能让我去跟你怎么做，所以从一开始我们机构的气度就很昂扬，该骂谁就骂谁，该怎么不合适就不合适。
心态不健康，就会情绪化。其实很多因素都是能力不足，或者他自身也受到很多局限，比如说没有决策资格，那你要理解他。我觉得这个过程最好的就是信任。
记者：现在很多媒体人会去做公益，比如像王克勤、邓飞等，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媒体背景对于做公益有什么优势？
冯永锋：我曾经跟邓飞交流过，我说我们俩的网站都很简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媒体工作，对社会生态系统才会有点了解，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就不会那么迷茫，没有那么多内心的障碍，就不会出现很多没有必要的混乱，比如管理混乱、组织混乱，包括很多NGO做网站的时候也会乱成一团，他不知道自己机构是干什么的，网站有50个频道，到他的网站都找不到东西，完全是乱的。
第二，媒体人在中国出身都是文人，文人的性格会比较敏感，比较脆弱，他更容易反思这个社会的问题。中国整体来说，对自然的感受不是那么深刻，所以文人关注自然的不多。但一旦感应到了之后，显示出的力量就会很大。绝大部分人会起反应，但反应的方式一般就是写写文章，然后有一小部分人会出来，愤而起之。
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的公益环境就如一潭搅浑了的水，时隔已久，沙石慢慢沉淀，上层的清水依稀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媒体人做公益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热潮，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都取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媒体人多出身文人，文人的性格比较敏感，更容易发现社会的问题。加上媒体人自身的职业优势，在公益这个充分体现社会责任的行业，他们如鱼得水。但是，大多数人选择以文字为武器，而只有少数人选择站出来，愤而起之，冯永锋就是其中之一。
校长冯永锋
冯永锋至今不能忘记自己2006年8月去兰州时看到的情景：黄河两岸，十几个排污口触目惊心，直接将污水排入黄河，两岸居民直接把厕所架在黄河上面，垃圾也直接倒到黄河里。“当地也在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有些地方搞得灯红酒绿的，也在黄河上搞一些旅游，比如皮划艇或者羊皮筏子，但是离它50米之外，很多人都在排放污水。”
冯永锋的家乡在福建北部，那里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方。有一年他去四川参加活动，往窗外一看，发现“森林怎么碎了”，像得了皮肤病一样，森林布满斑斑驳驳的缺口。“当时就想，森林破碎了，大型的动物是不可能生存的”，作为记者的他后来又采访了保护区，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种种事件促使他开始思考，当时他起草了一个概念叫“直面环境污染”。他开始游说一些机构，最后“地球村”接受了他的挂靠。“2007年年底，很多朋友跟我说这个词太吓人了，‘直面环境污染’，改个温和点儿的，改来改去，改成了‘自然大学’，可以欣赏自然界美好的东西，也可以去披露一些东西，当时暗中还寄托着对中国教育的不满，我觉得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把人给关起来，然后颠倒次序，不是先让大家去工作，或者先让大家去认识社会正常的生态系统，而是把人隔绝起来，去告诉他们一套完全跟社会生态系统不同的或者虚假的东西，等你一毕业出来之后，才发现世界不是这样子，能力也需要在一定的时候才开始重新训练，对社会也要重新开始认识，这样的人出来，就非常悲惨。”冯永锋说。
正是因为如此，冯永锋创办的自然大学采取了先让大家去自然界认识，反过来再去琢磨的方式。一手创办自然大学的冯永锋，显然是担任了一个校长的角色，但是他的学生不仅仅自然大学的那些学生，而是整个社会。“一个环保人士或环保团队，如果你所倡导的东西没被纳入法律里，那你还需要努力。”他把NGO比喻为一根针，一根弱小的但能牵动人们疼痛神经的针，他希望用这根针构成足够的促进或者优化的效果，从而使整个体系被盘活。
所以这个“校长”并没有计划让自己的自然大学成为多大规模的王国。“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永远是只有一小群人在做。环保并非需要全部人来做，就好比这个社会有做包子的人，有吃包子的人。每个领域都是这样，不能因为一时间意识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就要求所有的人加入，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存在这样的。目前为止，中国公益界出现的问题是，环境问题显现的时候，中国正常的环保系统没法担当，很多问题没法解决。这时候公众需要一些民间环保组织。民间环保组织是需要一定的数量，是需要一定的人数来从业，但这个从业人数不是很大，也不可能包括到全社会。社会中会有各种层次的—有些人会成为志愿者，有些人会成为捐款人，还有很多人会成为默默的支持者，99%的人都是潜伏的，偶尔有一两个朋友会进入这个频道，会发力，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的共同屏障或者共同意识。”
2007年3月，冯永锋开始做“城市乐水行动”，慢慢地做到年底，乐水行动演变为自然大学水学院，之后又根据需求扩建了鸟学院、植物学院等，影响力正在慢慢地扩大。从刚开始一直没有筹到资金，到后来有一些企业或基金会找上门来，甚至一些民间环保者也慕名找到他寻求帮助。
护林行动
河南南阳的李鹏就是这样找到冯永锋的。
李鹏早期是个药材商人，靠倒卖药材赚了几百万，成了政府眼中的宝贝，虽然不算太有钱，但至少在县里是数一数二的大款。2002年的时候，他发现森林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挣钱办法，于是就在当地承包了一个村子的一大片林地，之后村长就追着他，说“你一只羊也是养，一群羊也是放，你就把我们其他林地都包了吧”。就这样，李鹏包下了10万亩林地。
隐患就在此刻埋下，因为村民对于林权是很在意的，一旦有机会的时候，这种积怨就会爆发。签约的十年之后，村民开始表示不满，认为李鹏与村长属于“偷偷摸摸地签约”，没有征得村民同意，属于非法签约。
李鹏当时想的是养林投资，还没有觉悟到环保的层面，“他想的是钱投进去马上能砍树，卖树得到的钱再办个锯木厂，锯木厂办完了再办家具厂，家具厂办完了之后办卖家具的公司，这样，依靠树，所有的东西都一个人挣了，成为一个几十亿的大老板。”冯永锋说，那时李鹏为了这个构想，把财产全部耗光了。
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偷树的现象，整个南阳和驻马店一带偷树成风。气愤之下的李鹏责怪政府不作为，不停上访，给县委书记写信，甚至找人去全国人大门口抗议。这件事情一直僵持到2007年年底，“县里就很生气，当时要开奥运会了，他总这样闹，县委书记决定把他抓起来，他们内部有一些人就告诉他躲起来，一个人到这个情况下，已经陷入僵局了，他换了一个手机，一旦他手机打开，依靠定位就能抓住他，他就躲到了南阳一个小地方，不敢出来。”
李鹏想到了冯永锋，通过绿色和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向他求救。冯永锋赶去当地一看，偷树情况确实很严重。
“我说这样，你先向县委书记道歉。做任何事情就是八个字：增加盟友，减少敌人。你现在跟全社会树敌，未来是很可怕的。”他给李鹏出招儿，一次不行就几次，第三次道歉的时候，县委书记终于接受了。
与此同时，冯永锋通过媒体身份写了一篇关于李鹏和偷树的报道。慢慢地，李鹏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手机了，政府不再追究他闹事的问题。 然后，冯永锋就开始动员李鹏组建农民互利会，如果大部分人不愿意参与的话，起码可以让受害的村民参与。“你知道当地偷树偷到什么程度吗？你去采访一个老头，他晚上就睡在树底下看着，当有一天晚上，老头有事儿跑回家去，回来一看树就没了，这很恐怖。”
组建了互利会之后，冯永锋认为这可能还不够，“你光靠村民不停地举报，不停地巡逻，这可能还是不够。一定要跟外部资源尽量合作，当时‘达尔问’正好成立了，有一个项目，于是就给李鹏2万块钱的支持，钱是少，但是他慢慢会建立一个体系，然后就会有媒体报道。这件事就会慢慢掰过来，2010年搞了一次偷树大打击，把当地林业局参与偷树的员工全部换掉了，虽然偷树现象还存在，但数据上明显降低了很多。”
尽管如此，冯永锋认为，“外部环境还是很险恶，战斗还没有结束”。2012年7月，互利会副会长带人开着摩托车去追赶偷树者的时候，掉下了山崖，其中一个摔成了高位截瘫，还有一个长期昏迷。
可能有很多人认为，像李鹏这样的商人，从开始的初衷就不是保护自然环境，而是出于自私的商业目的，这样的人“不干净”，但是冯永锋认为，“只要他正常去经商，经商得来的钱能够使环保做得更好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帮他一下呢？”
最近，李鹏又受到了偷树者的威胁，再次离家出走躲了起来。“那天他给我发短信，说想找陈光标。我说找陈光标干什么？他说找他给我点儿钱。我说你还是想办法先躲一躲吧。”
“这件事情你说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没法说。”采访中冯永锋不停地抓自己的头发，抓得乱糟糟的，我问他有没有压力，他说没有，但是隐约还是感觉到他有点担心。
这个急于从经济发展中证明自己实力的国家，正在付出环境破坏的代价，无论是大片被砍伐的森林还是日益污浊的空气，都在提示我们，路漫漫其修远，而环保者永远在路上。
〔对话冯永锋〕
站出来的少数人
记者：你怎样看待中国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有何不同之处？
冯永锋：很多环保组织做活动做得太差，主要有几个缺点：第一，开放性不够，做活动比较隐秘；第二，持续性不够，一年只做一次；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宽阔度不够，比如自然之友，永远只有观鸟组、登山组和植物组，没有根据时代的发展出现别的东西。
我觉得社会的环境问题是多样的，绝对不能只是这几个组。应该有多样的东西，没有门槛，才可能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参与进来，所以自然大学有六个学院：山川、草木、鸟兽，环境健康、垃圾和乡土，任何一个要关注环境的人，把这六个学院的活动往那儿一放，一定有一个他能够参与的。这时候如果还说他没有时间参与，那一定是他不想参与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的活动，我不收你钱。自然大学早期的设计都是零成本启动，低成本运行。这样的话才可能让项目活下去。一开始设计的时候，筹资很难弄，为什么难？不是因为社会不给你钱，而是因为社会看不到你在做的事情。
NGO的事情是应接不暇的，因为中国各地频繁发生很多伤害环境的事件，一方面你要自主地去发现，另一方面也要学会接应别人的举报。
记者：刚才你说到刚开始的时候筹资很困难，现在自然大学和达尔问的筹资情况怎样？
冯永锋：现在好多了，有一些企业或基金会找到我们。其实很多人的心理不健康，一见到资助方就跟见到老爷似的，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是帮助资源得到更高效的使用。NGO的理念就是平等，你不可能让我去跟你怎么做，所以从一开始我们机构的气度就很昂扬，该骂谁就骂谁，该怎么不合适就不合适。
心态不健康，就会情绪化。其实很多因素都是能力不足，或者他自身也受到很多局限，比如说没有决策资格，那你要理解他。我觉得这个过程最好的就是信任。
记者：现在很多媒体人会去做公益，比如像王克勤、邓飞等，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媒体背景对于做公益有什么优势？
冯永锋：我曾经跟邓飞交流过，我说我们俩的网站都很简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媒体工作，对社会生态系统才会有点了解，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就不会那么迷茫，没有那么多内心的障碍，就不会出现很多没有必要的混乱，比如管理混乱、组织混乱，包括很多NGO做网站的时候也会乱成一团，他不知道自己机构是干什么的，网站有50个频道，到他的网站都找不到东西，完全是乱的。
第二，媒体人在中国出身都是文人，文人的性格会比较敏感，比较脆弱，他更容易反思这个社会的问题。中国整体来说，对自然的感受不是那么深刻，所以文人关注自然的不多。但一旦感应到了之后，显示出的力量就会很大。绝大部分人会起反应，但反应的方式一般就是写写文章，然后有一小部分人会出来，愤而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