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的拆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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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答案很可能是过剩的产能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对应表现,即过高的债务、信贷杠杆比率。
  其中,地方投资平台积累的问题,是一个急迫而现实的威胁。地方投资平台的本质是地方财力对银行体系的透支。而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的选择与营运,并不以微观经济合理性为归依,具有投资低效率及银行坏账风险。此外,中国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还包括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直接与间接的依赖等。
  全球数百年的经济危机历史告诉我们,所谓的经济危机往往是债务危机,即当经济体中的各类行为人承诺了过高的支付承诺而他们无力兑现的时候,市场只能以强行出清的方式进行调整,于是出现经济危机。当前,诸多项目的投产将进一步加大过剩产能的严重程度;随着中国增速轴心逐级下滑,过剩产能将以更快的速度转化为无法还本付息的坏账,中国过高的债务比例的脆弱性届时将迅速暴露。
  为应对这一最大风险,中央政府从两个方面强化了对财政金融风险的管理。
  其一,银监会一直在强化对商业银行融资行为的约束,要求各家银行“统筹考虑融资平台总负债规模与其偿债能力的匹配程度,加强对融资平台的全面风险管理。”之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业务,矛头直指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实体提供了大量融资的资金池业务。在此严厉规定下,资金池业务快速增长的局面将告终结。
  其二,中央政府也在努力强化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约束。通过细化与严格的规定,力图从源头上对地方政府为平台公司融资的行为进行约束,通过遏制以政府公益性资产和无形资产变相做大投融资平台的倾向等一系列规定,压缩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可操作空间。
  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71号文)同样体现了中央政府的努力。该财务规则适用于所有党政机关,明确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不得举借债务等规定。
  中央政府意识到,问题的实质在于地方政府缺乏约束,给出的解决之道就是用各种自上而下的规定、纪律来增加约束。但事实上,这很可能只是开启了另一轮监管与创新的博弈循环。只要有需求存在,只要金融体系具有市场特性,就会出现源源不绝的“创新”尝试来绕过中央政府的约束,满足各类软预算约束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与此同时,对“创新”金融手段的打击也会伤及正常的企业融资需求,实体经济可能被误伤。
  最新出台的数据对新的经济逻辑做出了初步展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变局可能已经拉开帷幕。
  库存周期与产能-债务周期的逻辑将会继续各自展开,其内在逻辑并无变化,但在新政策的影响之下,两者之叠加有可能导致周期型态的变形:过多产能与过高债务的压力有可能不是在两年后才集中地爆发出来形成金融债务危机,而是其压力有可能从今年就逐渐释放,导致库存周期复苏的力度低于以往周期,经济力量与政府措施之间的互动增加到一个新高度。
  2013年,向上的库存周期因素与向下的产能-债务周期因素互相彼此抗衡,整体经济增速可能维持在较低水平。与此相应,物价压力进一步降低。生产物价可能继续从零值以下向上缓缓恢复性上扬,对应着微观经济体缓慢的补库存行为。消费物价涨幅低于之前得到的预估,全年平均水平可能不会超过3%。
  最大的变化是金融指标,政府对金融实施的严厉监控导致信贷增速有可能出现此前五轮经济周期未曾一睹的现象,增速出现台阶式下滑;这种下滑到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上半年将会十分明显。金融收紧之后,银行间资金可能不再富裕,国债收益率有可能出现上扬。
  很显然,新一届政府在进行金融风险的拆弹操作。成功与否,将会具有历史性影响。
  (作者为国际对冲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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