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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莉已经参加了整整10个和心灵治疗有关的各种课程，“舞动治疗初级、戏剧治疗、儿童课程、与身体对话、自闭症儿童、创伤治疗、音乐治疗、深度的舞动治疗、舞动治疗体验、天赋的才能……”
当黄莉出现在咖啡馆时候，比我们预定的见面时间迟了半小时。“真抱歉，我迟到了。但早上起来我的身体告诉我要去跑步，于是我尊重了自己身体的冲动。”她随意地穿着T恤衫短裤，短发乱乱的，脸上还带着头一晚熬夜看电影的疲惫。
黄莉说尊重自己的意志，是她正在学习的一件事，“但是这件事比较容易走极端，太尊重自己就会忽视别人的感受，比如今天。可是没办法，总要自己先强大了，才能学会如何与外界沟通。我还在转化的过程中。”为了这件事。
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莉已经参加了整整10个和心灵治疗有关的各种课程，“舞动治疗初级、戏剧治疗、儿童课程、与身体对话、自闭症儿童、创伤治疗、音乐治疗、深度的舞动治疗、舞动治疗体验、天赋的才能……”黄莉掰着手指又数了一遍，果然是10个，“这么多呀！”说完她自己都笑了起来。
了解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付出情感，花费精力学习和修行，还要付出大把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在黄莉参与的课程中，如与身体对话、自闭症儿童治疗，是一天的工作坊，收费大约在1000到2000元。有些课程要花费3天到5天的时间，比如：天赋的才能、舞动治疗体验、深度治疗的课程，收费则在4000到7000元左右；更长时间的课程，比如舞动治疗初级，创伤治疗等等则需要5-10天的时间，费用一般在万元上下。
有一段时间，黄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拎着行李在北京城里穿行，参加新的课程，因为很多课程都要求到指定的宾馆住宿。最密集的时候，有几家机构的负责人每隔一两个月就会见到黄莉，以至于从老师到工作人员都对她留有印象。
黄莉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有种超强的行动力。她第一次参加心灵治疗的课程，头一天晚上10点还在打电话咨询，第二天一早9点就已经准时出现在了上课现场。还有一次，她还有一周就要交一个电影剧本，虽然有些挣扎，但她还是拎着行李去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治疗课程。
黄莉是个电影导演，有一段时间她为自己的一个电影项目寻找资金，可是诸事不顺，整个人每天都沉浸在烦躁和焦虑的情绪之中。严重的时候，她每周不得不拿出两天的时间在家里处理自己的情绪，不想出门，也不愿见朋友，身体总是很僵硬，黄莉觉得自己有点抑郁了。
2012年4月的一天，朋友向她推荐了“舞动治疗”。黄莉喜欢跳舞，是北京某个古巴Salsa俱乐部的会员。在成为专业的电影导演之前，黄莉是中央电视台《体育人间》栏目的纪录片导演，那几年里她拍了很多舞蹈题材的纪录片，这种用舞蹈治疗心理问题的方法让她觉得很有趣。正好第二天就有个10天的“舞动治疗的初级课程”开班，它是将“舞蹈与心理辅导相结合”，学费近1万元。虽然觉得太贵，但黄莉还是被“好玩”打败了。
那次工作坊的最后一堂课上，老师让大家围成一圈，每人想一个动作和大家告别。黄莉是第三个要和大家告别的人，她很快就预想好了自己的动作—亲一下右边人的手，然后大家依次往下传，直到传回自己。
等到开始，她发现第一个人走到每个人面前和大家告别。黄莉当时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和大家太疏远了。于是黄莉改了动作，她走到每一个人的面前行了一个优雅的吻手礼，直到一个和她妈妈差不多年纪的阿姨先给了黄莉一个拥抱。这个怀抱软软的，特别温暖，让人觉得很安全。黄莉突然就在那个拥抱里，哭了。
后来，黄莉开始和每一个人拥抱，自己又在这些拥抱中泣不成声。黄莉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流泪，“也许是太久没有感受过那么温暖的呵护，那么有安全感的拥抱了”。
这一次课程给了黄莉很大冲击，于是，黄莉开始穿梭于各种培训班之间，希望通过更多的课程了解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人都“有病”的时代。在2007年发布的一份“中国人心理健康现状研究进展”的报告里提到：“我国有42.5%以上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失眠症的发生率高达10%20%。按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5%，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抑郁障碍发病率为1.5%，但有过抑郁体验的人约13%20%。”
于是，各种心灵工作坊在城市里悄然兴起。前些年最著名的是“胡因梦身心灵工作坊”，比如她会提供疏通经络、用快速呼吸法排除体内的负能量、开启拙火、拍痧排毒、占星等课程，据说“拙火”是在人体脊椎尾端潜存着一股沉睡的能量，拙火的唤醒意味着人可以逐渐发展出意识上的各种潜能，最终能体尝到至乐的况味。参加过的学员介绍，在唤醒拙火的过程中，人会不自觉地流泪、舞蹈，甚至打太极。
黄莉曾经参加过一个叫作“天赋的才能”的心灵工作坊，据说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十二种才能和适合从事的工作领域，这个工作坊为期3天，每次6个人参加，每人收费4800元，黄莉在那次工作坊里发现自己最核心的两种才能分别被称为“舞蹈家”和“音乐家”，适合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而近些年来，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开始逐渐兴起各种从西方传过来的艺术治疗工作坊，利用的手段包括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等，它们恰好与黄莉的个人偏好相符。
黄莉参加的大部分课程都可以称作“舞动治疗”，在北京至少有两家机构提供专业的舞动治疗的课程，一家叫作“中德舞动教育”，老师大都来自德国；另一家叫作“兹维卡舞动”，创办人是位荷兰人。
“舞动治疗”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当时的现代舞者发现舞蹈对于战后创伤的人们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于是将舞蹈与心理学相结合，慢慢发展出了一套治疗体系，后来传到欧洲。“舞动治疗”的参与者会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随着音乐，按照自己当下的情绪和身体的冲动随意舞动，从舞蹈动作觉察自己内在的情绪。
“兹维卡舞动治疗”的推广人Tina 马认为，在生活里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往往是脱节的，很多新闻报出白领猝死，其实就是因为人们强迫大脑长期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导致的，而中国人因为文化的关系，尤其不擅长用身体表达自己的情绪，舞动治疗可以帮助大家达到头脑与身体的统一。 在舞蹈中体察自己让黄莉觉得很新鲜，她意识到身体是无法撒谎的。要想改变自己，就要先把自己的身体打开。
愿意去参加课程的学员们每个人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你往往会在这种工作坊内听到类似这样的故事：一位女士，她总觉得自己在人生的关键点被人抛弃—小时候父母将她送去亲戚家寄养，上学时不被重视，恋爱被爱人劈腿，工作上升职也无望。或者是一个国企中层干部，有一年冬天到东北去开除了500人，从此以后他心里老想起那500个在冬天失业的人，人生非常低沉，也奇怪地从此事事都不顺利。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灵魂，当我们能拥抱的时候就让我们去拥抱。”
黄莉在第一次参加完“舞动治疗”的初级课程之后，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课堂上那个阿姨的拥抱给了她巨大的触动，她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一个拥抱就能将自己击溃？
黄莉说，自己是个很独立的人，独立到可以一个人完成一整部纪录片的制作。可是这种独立却来自于对人际关系的疏离。这种疏离，来自于从小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黄莉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城市，爸爸是位复员军人，在当地一家工厂当司机。爸爸对于家庭关系的处理简单而暴力，对黄莉来说，小时候的家是如地狱般的地方，她从小的愿望就是“逃离地狱”。
虽然黄莉的学习成绩很好，但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她上了中专。1998年，19岁的黄莉毕业后来到北京，开始在一家做出国培训的咨询公司做兼职销售，她身上有股湖南人的闯劲儿，结果第一个月就完成了全年的销售额。2002年，她决定开家自己的公司。公司开到第三年，虽然经营得不错，黄莉却觉得这不是她所追求的，她喜欢那种因为创造了什么而被人肯定的感觉，于是她关了公司，进入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名编导。
在接近30岁的时候，黄莉遭遇了一场“心理地震”，先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离她而去，接着亲情、事业也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价值观一夜被推翻了。整个人特别失落。以前相信的全错了，要重新建立。”
“我看着自己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知道我的灵魂不在我的身体里。我告诉自己应该停下来。”黄莉在微博里写道。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什么都不重要了。”黄莉说，“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而活着’”。2010年，黄莉从电视台辞职了，之后去了趟西藏，在那里观看了一整场天葬，回到北京后，她卖掉了车和房子。
从2012年开始，大大小小的心灵治疗课程，帮助黄莉填满了休息的时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心灵上的陪伴。因为在工作坊里大家可以在一个开放、包容、被保护着的环境下敞开自己和别人交流。即便是在众人面前流泪、狂躁、发脾气，也都是被理解、被呵护的。“而在日常的生活里，人们都是孤独和封闭的。”黄莉说。
心灵畅销书《遇见未知的自己》的作者张德芬曾给希望参加心灵课程的人建议：“希望大家能够量力而为，不要花费过度的金钱和时间在这些工作坊上面。因为这些工作坊也会让人成瘾的，上了一次工作坊回来很爽，过一段时间又不对劲了，又得再回去。灵性成长的道路是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道路，千万不要依靠外力来解决自己的内心问题，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内在的力量，才是长远之道。”
黄莉也承认，自己对在课堂里的人际关系很迷恋，但她把最近几年定位为自己的调整期：“我需要这些东西。当我的内在都是一塌糊涂，怎么应付外在？当我内心足够强大，可以柔软，又可以真的坚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再走出去忙碌工作的。”
当黄莉出现在咖啡馆时候，比我们预定的见面时间迟了半小时。“真抱歉，我迟到了。但早上起来我的身体告诉我要去跑步，于是我尊重了自己身体的冲动。”她随意地穿着T恤衫短裤，短发乱乱的，脸上还带着头一晚熬夜看电影的疲惫。
黄莉说尊重自己的意志，是她正在学习的一件事，“但是这件事比较容易走极端，太尊重自己就会忽视别人的感受，比如今天。可是没办法，总要自己先强大了，才能学会如何与外界沟通。我还在转化的过程中。”为了这件事。
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莉已经参加了整整10个和心灵治疗有关的各种课程，“舞动治疗初级、戏剧治疗、儿童课程、与身体对话、自闭症儿童、创伤治疗、音乐治疗、深度的舞动治疗、舞动治疗体验、天赋的才能……”黄莉掰着手指又数了一遍，果然是10个，“这么多呀！”说完她自己都笑了起来。
了解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付出情感，花费精力学习和修行，还要付出大把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在黄莉参与的课程中，如与身体对话、自闭症儿童治疗，是一天的工作坊，收费大约在1000到2000元。有些课程要花费3天到5天的时间，比如：天赋的才能、舞动治疗体验、深度治疗的课程，收费则在4000到7000元左右；更长时间的课程，比如舞动治疗初级，创伤治疗等等则需要5-10天的时间，费用一般在万元上下。
有一段时间，黄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拎着行李在北京城里穿行，参加新的课程，因为很多课程都要求到指定的宾馆住宿。最密集的时候，有几家机构的负责人每隔一两个月就会见到黄莉，以至于从老师到工作人员都对她留有印象。
黄莉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有种超强的行动力。她第一次参加心灵治疗的课程，头一天晚上10点还在打电话咨询，第二天一早9点就已经准时出现在了上课现场。还有一次，她还有一周就要交一个电影剧本，虽然有些挣扎，但她还是拎着行李去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治疗课程。
黄莉是个电影导演，有一段时间她为自己的一个电影项目寻找资金，可是诸事不顺，整个人每天都沉浸在烦躁和焦虑的情绪之中。严重的时候，她每周不得不拿出两天的时间在家里处理自己的情绪，不想出门，也不愿见朋友，身体总是很僵硬，黄莉觉得自己有点抑郁了。
2012年4月的一天，朋友向她推荐了“舞动治疗”。黄莉喜欢跳舞，是北京某个古巴Salsa俱乐部的会员。在成为专业的电影导演之前，黄莉是中央电视台《体育人间》栏目的纪录片导演，那几年里她拍了很多舞蹈题材的纪录片，这种用舞蹈治疗心理问题的方法让她觉得很有趣。正好第二天就有个10天的“舞动治疗的初级课程”开班，它是将“舞蹈与心理辅导相结合”，学费近1万元。虽然觉得太贵，但黄莉还是被“好玩”打败了。
那次工作坊的最后一堂课上，老师让大家围成一圈，每人想一个动作和大家告别。黄莉是第三个要和大家告别的人，她很快就预想好了自己的动作—亲一下右边人的手，然后大家依次往下传，直到传回自己。
等到开始，她发现第一个人走到每个人面前和大家告别。黄莉当时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和大家太疏远了。于是黄莉改了动作，她走到每一个人的面前行了一个优雅的吻手礼，直到一个和她妈妈差不多年纪的阿姨先给了黄莉一个拥抱。这个怀抱软软的，特别温暖，让人觉得很安全。黄莉突然就在那个拥抱里，哭了。
后来，黄莉开始和每一个人拥抱，自己又在这些拥抱中泣不成声。黄莉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流泪，“也许是太久没有感受过那么温暖的呵护，那么有安全感的拥抱了”。
这一次课程给了黄莉很大冲击，于是，黄莉开始穿梭于各种培训班之间，希望通过更多的课程了解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人都“有病”的时代。在2007年发布的一份“中国人心理健康现状研究进展”的报告里提到：“我国有42.5%以上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失眠症的发生率高达10%20%。按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5%，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抑郁障碍发病率为1.5%，但有过抑郁体验的人约13%20%。”
于是，各种心灵工作坊在城市里悄然兴起。前些年最著名的是“胡因梦身心灵工作坊”，比如她会提供疏通经络、用快速呼吸法排除体内的负能量、开启拙火、拍痧排毒、占星等课程，据说“拙火”是在人体脊椎尾端潜存着一股沉睡的能量，拙火的唤醒意味着人可以逐渐发展出意识上的各种潜能，最终能体尝到至乐的况味。参加过的学员介绍，在唤醒拙火的过程中，人会不自觉地流泪、舞蹈，甚至打太极。
黄莉曾经参加过一个叫作“天赋的才能”的心灵工作坊，据说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十二种才能和适合从事的工作领域，这个工作坊为期3天，每次6个人参加，每人收费4800元，黄莉在那次工作坊里发现自己最核心的两种才能分别被称为“舞蹈家”和“音乐家”，适合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而近些年来，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开始逐渐兴起各种从西方传过来的艺术治疗工作坊，利用的手段包括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等，它们恰好与黄莉的个人偏好相符。
黄莉参加的大部分课程都可以称作“舞动治疗”，在北京至少有两家机构提供专业的舞动治疗的课程，一家叫作“中德舞动教育”，老师大都来自德国；另一家叫作“兹维卡舞动”，创办人是位荷兰人。
“舞动治疗”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当时的现代舞者发现舞蹈对于战后创伤的人们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于是将舞蹈与心理学相结合，慢慢发展出了一套治疗体系，后来传到欧洲。“舞动治疗”的参与者会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随着音乐，按照自己当下的情绪和身体的冲动随意舞动，从舞蹈动作觉察自己内在的情绪。
“兹维卡舞动治疗”的推广人Tina 马认为，在生活里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往往是脱节的，很多新闻报出白领猝死，其实就是因为人们强迫大脑长期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导致的，而中国人因为文化的关系，尤其不擅长用身体表达自己的情绪，舞动治疗可以帮助大家达到头脑与身体的统一。 在舞蹈中体察自己让黄莉觉得很新鲜，她意识到身体是无法撒谎的。要想改变自己，就要先把自己的身体打开。
愿意去参加课程的学员们每个人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你往往会在这种工作坊内听到类似这样的故事：一位女士，她总觉得自己在人生的关键点被人抛弃—小时候父母将她送去亲戚家寄养，上学时不被重视，恋爱被爱人劈腿，工作上升职也无望。或者是一个国企中层干部，有一年冬天到东北去开除了500人，从此以后他心里老想起那500个在冬天失业的人，人生非常低沉，也奇怪地从此事事都不顺利。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灵魂，当我们能拥抱的时候就让我们去拥抱。”
黄莉在第一次参加完“舞动治疗”的初级课程之后，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课堂上那个阿姨的拥抱给了她巨大的触动，她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一个拥抱就能将自己击溃？
黄莉说，自己是个很独立的人，独立到可以一个人完成一整部纪录片的制作。可是这种独立却来自于对人际关系的疏离。这种疏离，来自于从小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黄莉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城市，爸爸是位复员军人，在当地一家工厂当司机。爸爸对于家庭关系的处理简单而暴力，对黄莉来说，小时候的家是如地狱般的地方，她从小的愿望就是“逃离地狱”。
虽然黄莉的学习成绩很好，但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她上了中专。1998年，19岁的黄莉毕业后来到北京，开始在一家做出国培训的咨询公司做兼职销售，她身上有股湖南人的闯劲儿，结果第一个月就完成了全年的销售额。2002年，她决定开家自己的公司。公司开到第三年，虽然经营得不错，黄莉却觉得这不是她所追求的，她喜欢那种因为创造了什么而被人肯定的感觉，于是她关了公司，进入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名编导。
在接近30岁的时候，黄莉遭遇了一场“心理地震”，先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离她而去，接着亲情、事业也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价值观一夜被推翻了。整个人特别失落。以前相信的全错了，要重新建立。”
“我看着自己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知道我的灵魂不在我的身体里。我告诉自己应该停下来。”黄莉在微博里写道。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什么都不重要了。”黄莉说，“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而活着’”。2010年，黄莉从电视台辞职了，之后去了趟西藏，在那里观看了一整场天葬，回到北京后，她卖掉了车和房子。
从2012年开始，大大小小的心灵治疗课程，帮助黄莉填满了休息的时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心灵上的陪伴。因为在工作坊里大家可以在一个开放、包容、被保护着的环境下敞开自己和别人交流。即便是在众人面前流泪、狂躁、发脾气，也都是被理解、被呵护的。“而在日常的生活里，人们都是孤独和封闭的。”黄莉说。
心灵畅销书《遇见未知的自己》的作者张德芬曾给希望参加心灵课程的人建议：“希望大家能够量力而为，不要花费过度的金钱和时间在这些工作坊上面。因为这些工作坊也会让人成瘾的，上了一次工作坊回来很爽，过一段时间又不对劲了，又得再回去。灵性成长的道路是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道路，千万不要依靠外力来解决自己的内心问题，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内在的力量，才是长远之道。”
黄莉也承认，自己对在课堂里的人际关系很迷恋，但她把最近几年定位为自己的调整期：“我需要这些东西。当我的内在都是一塌糊涂，怎么应付外在？当我内心足够强大，可以柔软，又可以真的坚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再走出去忙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