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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颇为奇特的时期。这一段历史充满了太多的不可思议，在整个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显得那么地突兀与鹤立鸡群。而对它的评价也是截然不同的。有说他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都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也有的说“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人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堂，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2]特别的，由于这一时期政治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体制——门阀政治，而使士大夫阶层凭借家族优势垄断政权，再加上这一时期出现了弥漫于渗透于整个社会的超乎常情的奢靡腐败之风直接导致中朝崩亡，晋室南渡并开南朝数百年委靡之风，于是有论者便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这种奢靡腐败之风完全应归咎于门阀政治：“士族生活腐化，是一群极端腐朽的社会寄生虫。”[3]
关键词：魏晋时期；奢靡腐败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02
让我们来看看门阀制度的影响，所谓“门阀”，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地方性组织[4]。门阀制度就是魏晋时期，封建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对于门阀氏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和优越社会地位，以保护的制度。门阀制度有两大支柱：庄园经济和九品中正制。前者是其经济基础，后者则为其提供政治保障。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牢固的支撑着门阀政治。而由于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作为经济基础的庄园经济对于这一时期门阀制度的盛行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对于这一时期人们思想状况、心理状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庄园经济“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士、农、工、商等阶层，农业、手工业、商业、学校等行业的小社会”“此时的庄园经济无论在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表现的相当活跃，这种农工商的活跃表现将庄园经济的自给自足的性质表现无疑”这种经济状态使士大夫阶层拥有了足够的物质财富，无需为生计担忧，而万物具备，应有尽有的庄园，成了士大夫们及时行乐，纵情人生的场所。而正是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足以是自己自给自足的经济实力，从而使他们在经济上摆脱了国家的限制，并且，反而凭借自己的经济力量成为了制约国家的力量，这些是门阀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保证了世家大族对于权力的控制与垄断，保证了家族利益的延续与长存。正是基于这些，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们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身心投入到个性的发掘和精神领域的探索之中，才使这一时期成为了“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的一个时代。同时也使这一时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所谓的“奢靡、腐败”只不过是这许多的匪夷所思中的一种而已。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后果，腐败就是其中之一。如前面所述，门阀制度为士大夫阶层从经济和政治上提供了庇护，必然的也就为腐败的蔓延提供了土壤。不过，我以为，这里所指的腐败其实正如当今社会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由于无节制的权力所引起的腐败一样，是一种制度性的体制内的腐败，是任何阶级社会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贪婪是人类的劣根性，只要有阶级社会存在，别说是封建社会，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无法避免腐败的出现。这是历史的规律，不能说成是门阀的产物，这是不公平的。并且，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一些行为是亘古未见的，而这正是我所关注的。
先来看看西晋时期。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这种体制内的腐败最为鼎盛的时期，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这个时期的腐败不是个别的，而是上至皇帝，下至末吏无不参与其中。特别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非但不对腐败行为进行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纵容包庇，这在历代中都很罕见。《晋书》卷四十四《郑袤传》记载：“是时鬲令袁毅坐交通货赂，大兴刑狱，在朝多见引逮”此案牵连甚广，连向称“清慎”的山涛也不幸免“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好一个“不欲异于时”，可见其时贪赂之行到何种嚣张程度。同样的，何曾之子何遵、何劭也被检举，那么武帝是如何处理呢？他一边为何氏兄弟开脱：“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簿，一皆置之”一面将自己所厌恶的华廙杀掉作为替罪羊，其他人一概不问。有人为此鸣不平，他说：“吾之责廙，以肃贪秽，本不论常法也”这简直是巧言令色，强词夺理了，这种“肃贪”只怕是越肃越多。类似的，尚书令裴秀让骑都尉刘尚为其占官稻田，被李熹弹劾，结果“诏以秀于翼朝政，有勋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再看这位皇帝“时帝多纳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从，常乘羊车，姿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这样的皇帝自然会带来一大批追随者，正所谓上行而下效，于是朝野上下，贪浊之风大盛。小官向大官送，大官向更大的官送，大臣之间互相贿遗，行贿成了家常便饭，否则就有可能被人谗诟，在政治上招来横祸，就连杜预这样的当世权臣，在外镇荆州期间，也感到岌岌可危，“数遗语中遗要；或问其故，预曰：吾惧恐为害，不求益也。”这段时间诚如傅咸的上书：“秦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衣者少”，“货赂流行……斯由于陛下有以奖励”由此可见大厦将倾，颓风不可挽回。
这就是西晋时期在官僚贵族阶层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奢靡行为，对这一时期的行为我认为是和门阀制度有关联的。罗宗强先生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所有的立国之君都提倡节俭。晋武帝也不例外……从其本意说，他是希望制奢俗以返简约的，但他事实上做不到。……武帝一朝最豪奢的人，多是武帝的重臣，他们是司马氏政权主要依靠力量的代表人物，不仅是武帝的主要谋士，更是提倡名教的豪门世族的主要代表。如果责罚他们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基础势力……不论是名教之士还是名士的豪奢，武帝都无法加以禁止。因为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格局促使他只能容忍这种行为的存在”这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西晋时期奢靡之风盛行的关键之处。正是由于司马氏政权的建立依赖于世家大族的支持，而门阀制度的确立，又使门阀世族拥有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具备了奢靡的基础，皇权的无所作为也推动了奢靡之风的盛行。因此，我们应当承认，门阀制度对于奢靡风气的蔓延是有联系。
事实上，自魏晋迄于东晋，所谓的奢靡腐败之风并不仅仅表现在官僚阶层，在整个士大夫阶层都弥漫着这种行为。“奢靡腐败”的含义也不仅仅局限于行贿受贿、斗富比阔，同样包括那些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种种所谓放旷的行为。而在我们所熟悉的各位名士身上，这些行为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就无需赘言了。但是，同样在这些人身上，在无度的奢靡的同时，也还有着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面。比如，和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杜预以为有钱癖”而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少时在父亲去世时“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但后来先是“遣吏修园宅”继而收受贿赂“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有司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到最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但就是他同时却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吝啬鬼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这种吝啬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常见的行为，实在有悖常理。同样的，被称为“及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的山涛，却也曾与刘支、武陔等人“各占官三更稻田”这就更让人无所是从了。
而到了东晋，虽然没有出现类似西晋时期这么疯狂的奢靡举动，但此时的士人却兴起了大规模的求田问舍的举动，而这一举动在我们看来多少也可算作“腐败”了吧。例如谢安“又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述）后检察会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与吏部郎谢万书曰：‘顷东游还，修植桑果。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从这些看来，简单的以门阀制度来概括这些行为的内涵及起因是不恰当的。
我倒以为，所谓的奢靡风气，无论是西晋的腐败糜烂，还是东晋的求田问舍，归根结底都和这一时期魏晋士人的其他狂放行为诸如饮酒、行散、狂啸等一样，是他们面对权威思想崩溃之后，精神上无所适从多带来的空虚采取的一种发泄内心郁闷的表现。
所谓的权威思想，是指：能够赋予人们共同的信仰、价值符号、模式，指导人们的行为，主宰人们心灵的思想，既是联系个体与社会，自然与人类，自身与他人，精神与肉体的纽带，亦是平衡心理、稳定情绪的工具。而魏晋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思想上极解放”的时代，正是由于此时作为权威思想的天人感应神学的崩溃，使个体与国家产生了疏离，国家对于思想的控制松懈，个性得到迸发，人们开始注意寻找自我的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魏晋时期，社会进程的统一性与结构性遭到破坏，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形成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从而使完整的自我的统一性与结构性也遭到了破坏。于是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便产生了迷惘与混乱，进而产生了分裂，导致了大量非理性的行为的出现，譬如饮酒等等。长期以来，我们都将纵酒视为一种豪放的行为，看作是士人与政权对抗的方法之一而予以评价。其实，我倒以为就某种程度而言，酗酒也是一种腐败。请看：“澄为荆州，日夜纵酒，不亲庶务，虽寇戎急务，亦不以为怀”“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从这些例子可以看见，纵酒，使这些人忘记了责任，荒废了政事，危害不小。
也许有人会说，思想的真空只是在于魏晋之际和西晋，到东晋人们已经开始重构权威思想的进程，因此东晋的人们未必会有类似前人的苦闷。其实不然。魏晋之际及于西晋，士大夫是面对权威思想崩溃所带来的思想上的苦闷；而东晋士人虽然由于个体与国家的逐渐回归不再出现这种苦闷但是却由于寄人篱下，思念故土而带来了新的壁垒：“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寓人国土，心常怀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顇，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综上而言，我以为谈论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乖谬的腐败、奢靡等等非理性的行为，并不能简单的完全将其归咎于门阀制度。毕竟，作为一种制度，其本身是被动的为人利用的，这些行为的出现，更多的还是应当从行为的实施者人的本身出发来寻求答案。所以，我以为，这些行为当中固然有门阀制度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当时的士人将其作为一种排遣心中烦闷的手段，是与饮酒、行散等具有相同性质和作用的放旷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艺境：133.
[2]葛洪.抱扑子(外篇)[Z].
[3]中国古代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87.
[4]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14.
[5]马良怀.汉晋之际庄园经济的发展与士大夫生存状态之关系[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4).
关键词：魏晋时期；奢靡腐败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02
让我们来看看门阀制度的影响，所谓“门阀”，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地方性组织[4]。门阀制度就是魏晋时期，封建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对于门阀氏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和优越社会地位，以保护的制度。门阀制度有两大支柱：庄园经济和九品中正制。前者是其经济基础，后者则为其提供政治保障。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牢固的支撑着门阀政治。而由于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作为经济基础的庄园经济对于这一时期门阀制度的盛行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对于这一时期人们思想状况、心理状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庄园经济“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士、农、工、商等阶层，农业、手工业、商业、学校等行业的小社会”“此时的庄园经济无论在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表现的相当活跃，这种农工商的活跃表现将庄园经济的自给自足的性质表现无疑”这种经济状态使士大夫阶层拥有了足够的物质财富，无需为生计担忧，而万物具备，应有尽有的庄园，成了士大夫们及时行乐，纵情人生的场所。而正是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足以是自己自给自足的经济实力，从而使他们在经济上摆脱了国家的限制，并且，反而凭借自己的经济力量成为了制约国家的力量，这些是门阀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保证了世家大族对于权力的控制与垄断，保证了家族利益的延续与长存。正是基于这些，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们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身心投入到个性的发掘和精神领域的探索之中，才使这一时期成为了“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的一个时代。同时也使这一时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所谓的“奢靡、腐败”只不过是这许多的匪夷所思中的一种而已。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后果，腐败就是其中之一。如前面所述，门阀制度为士大夫阶层从经济和政治上提供了庇护，必然的也就为腐败的蔓延提供了土壤。不过，我以为，这里所指的腐败其实正如当今社会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由于无节制的权力所引起的腐败一样，是一种制度性的体制内的腐败，是任何阶级社会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贪婪是人类的劣根性，只要有阶级社会存在，别说是封建社会，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无法避免腐败的出现。这是历史的规律，不能说成是门阀的产物，这是不公平的。并且，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一些行为是亘古未见的，而这正是我所关注的。
先来看看西晋时期。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这种体制内的腐败最为鼎盛的时期，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这个时期的腐败不是个别的，而是上至皇帝，下至末吏无不参与其中。特别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非但不对腐败行为进行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纵容包庇，这在历代中都很罕见。《晋书》卷四十四《郑袤传》记载：“是时鬲令袁毅坐交通货赂，大兴刑狱，在朝多见引逮”此案牵连甚广，连向称“清慎”的山涛也不幸免“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好一个“不欲异于时”，可见其时贪赂之行到何种嚣张程度。同样的，何曾之子何遵、何劭也被检举，那么武帝是如何处理呢？他一边为何氏兄弟开脱：“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簿，一皆置之”一面将自己所厌恶的华廙杀掉作为替罪羊，其他人一概不问。有人为此鸣不平，他说：“吾之责廙，以肃贪秽，本不论常法也”这简直是巧言令色，强词夺理了，这种“肃贪”只怕是越肃越多。类似的，尚书令裴秀让骑都尉刘尚为其占官稻田，被李熹弹劾，结果“诏以秀于翼朝政，有勋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再看这位皇帝“时帝多纳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从，常乘羊车，姿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这样的皇帝自然会带来一大批追随者，正所谓上行而下效，于是朝野上下，贪浊之风大盛。小官向大官送，大官向更大的官送，大臣之间互相贿遗，行贿成了家常便饭，否则就有可能被人谗诟，在政治上招来横祸，就连杜预这样的当世权臣，在外镇荆州期间，也感到岌岌可危，“数遗语中遗要；或问其故，预曰：吾惧恐为害，不求益也。”这段时间诚如傅咸的上书：“秦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衣者少”，“货赂流行……斯由于陛下有以奖励”由此可见大厦将倾，颓风不可挽回。
这就是西晋时期在官僚贵族阶层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奢靡行为，对这一时期的行为我认为是和门阀制度有关联的。罗宗强先生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所有的立国之君都提倡节俭。晋武帝也不例外……从其本意说，他是希望制奢俗以返简约的，但他事实上做不到。……武帝一朝最豪奢的人，多是武帝的重臣，他们是司马氏政权主要依靠力量的代表人物，不仅是武帝的主要谋士，更是提倡名教的豪门世族的主要代表。如果责罚他们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基础势力……不论是名教之士还是名士的豪奢，武帝都无法加以禁止。因为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格局促使他只能容忍这种行为的存在”这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西晋时期奢靡之风盛行的关键之处。正是由于司马氏政权的建立依赖于世家大族的支持，而门阀制度的确立，又使门阀世族拥有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具备了奢靡的基础，皇权的无所作为也推动了奢靡之风的盛行。因此，我们应当承认，门阀制度对于奢靡风气的蔓延是有联系。
事实上，自魏晋迄于东晋，所谓的奢靡腐败之风并不仅仅表现在官僚阶层，在整个士大夫阶层都弥漫着这种行为。“奢靡腐败”的含义也不仅仅局限于行贿受贿、斗富比阔，同样包括那些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种种所谓放旷的行为。而在我们所熟悉的各位名士身上，这些行为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就无需赘言了。但是，同样在这些人身上，在无度的奢靡的同时，也还有着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面。比如，和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杜预以为有钱癖”而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少时在父亲去世时“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但后来先是“遣吏修园宅”继而收受贿赂“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有司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到最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但就是他同时却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吝啬鬼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这种吝啬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常见的行为，实在有悖常理。同样的，被称为“及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的山涛，却也曾与刘支、武陔等人“各占官三更稻田”这就更让人无所是从了。
而到了东晋，虽然没有出现类似西晋时期这么疯狂的奢靡举动，但此时的士人却兴起了大规模的求田问舍的举动，而这一举动在我们看来多少也可算作“腐败”了吧。例如谢安“又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述）后检察会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与吏部郎谢万书曰：‘顷东游还，修植桑果。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从这些看来，简单的以门阀制度来概括这些行为的内涵及起因是不恰当的。
我倒以为，所谓的奢靡风气，无论是西晋的腐败糜烂，还是东晋的求田问舍，归根结底都和这一时期魏晋士人的其他狂放行为诸如饮酒、行散、狂啸等一样，是他们面对权威思想崩溃之后，精神上无所适从多带来的空虚采取的一种发泄内心郁闷的表现。
所谓的权威思想，是指：能够赋予人们共同的信仰、价值符号、模式，指导人们的行为，主宰人们心灵的思想，既是联系个体与社会，自然与人类，自身与他人，精神与肉体的纽带，亦是平衡心理、稳定情绪的工具。而魏晋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思想上极解放”的时代，正是由于此时作为权威思想的天人感应神学的崩溃，使个体与国家产生了疏离，国家对于思想的控制松懈，个性得到迸发，人们开始注意寻找自我的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魏晋时期，社会进程的统一性与结构性遭到破坏，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形成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从而使完整的自我的统一性与结构性也遭到了破坏。于是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便产生了迷惘与混乱，进而产生了分裂，导致了大量非理性的行为的出现，譬如饮酒等等。长期以来，我们都将纵酒视为一种豪放的行为，看作是士人与政权对抗的方法之一而予以评价。其实，我倒以为就某种程度而言，酗酒也是一种腐败。请看：“澄为荆州，日夜纵酒，不亲庶务，虽寇戎急务，亦不以为怀”“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从这些例子可以看见，纵酒，使这些人忘记了责任，荒废了政事，危害不小。
也许有人会说，思想的真空只是在于魏晋之际和西晋，到东晋人们已经开始重构权威思想的进程，因此东晋的人们未必会有类似前人的苦闷。其实不然。魏晋之际及于西晋，士大夫是面对权威思想崩溃所带来的思想上的苦闷；而东晋士人虽然由于个体与国家的逐渐回归不再出现这种苦闷但是却由于寄人篱下，思念故土而带来了新的壁垒：“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寓人国土，心常怀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顇，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综上而言，我以为谈论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乖谬的腐败、奢靡等等非理性的行为，并不能简单的完全将其归咎于门阀制度。毕竟，作为一种制度，其本身是被动的为人利用的，这些行为的出现，更多的还是应当从行为的实施者人的本身出发来寻求答案。所以，我以为，这些行为当中固然有门阀制度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当时的士人将其作为一种排遣心中烦闷的手段，是与饮酒、行散等具有相同性质和作用的放旷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艺境：133.
[2]葛洪.抱扑子(外篇)[Z].
[3]中国古代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87.
[4]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14.
[5]马良怀.汉晋之际庄园经济的发展与士大夫生存状态之关系[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