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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荣华,1921年生于广州杨箕,黄埔军校第六分校第十七期学生,抗战期间经历长沙会战、株洲保卫战等战役,现在广州与大女儿一家生活。
2013年6月4日,来自民政部的一则消息,给在大陆约2万名原国民党军抗战老兵送去温暖。民政部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的建议中(《民政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第8260号建议的答复》)指出,“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工作,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
这一消息,对国民党抗日老兵、广州杨箕村姚荣华来说,无法享受。18岁满腔热血投军,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多场战役,抗战胜利后回归故乡,新中国成立后被送到黑龙江农场改造,20世纪80年代末移民澳大利亚,晚年回到广州杨箕。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国民党军官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当时,身在黑龙江农场的姚荣华也收到了组织发来的通知,他当时心中宽慰:“共产党承认我们打过日本仔,我就觉得心血没有白费。”
多年后,回首抗战经历和个人命运,今年92岁的姚荣华说,“无所谓,若是有所谓,我就活不到现在了”。历史并没散入风中,但他的心中已无烟尘。
投军 国仇家恨意难消
1921年2月22日,姚荣华生于广州杨箕村,父亲姚保,乡人叫“卖鱼保”。姚荣华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其上有11个姐姐,3岁亡父,6岁亡母。靠姐姐们养大。小学在六十三小学,现在中山三路东皋大道内,初中在登峰路(现在越秀区小北路)大中中学读书。1937年7月,16岁的姚荣华初中毕业,这一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跟许多个体生命一样,姚荣华被卷入这场战争。
1937年,日本军队轰炸广州,他逃难到连县(现在连南)投靠嫁到那里的姐姐。姚荣华18岁时,香港和广州传来姐姐们在战乱中饿死的噩耗。1939年,姚荣华获悉黄埔军校在韶关曲江招生,带着国仇家恨,他报名投军。
当时黄埔军校在曲江招生的是第六分校,招收第十七期学生。姚荣华被录取后,与其他录取者一同到广西桂林李家村报到。姚荣华被编入第17期17总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学习。毕业后,他被分到湖南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暂编第二军暂编三团追击炮连任连副。由于有初中的文化背景、基础较好,他游刃有余地在军中担任官职。此后曾调任连指导员、师特务连排长、步兵连连长、副营长,广东省政府干部训练班连长等职务。主要在湖南和广东战区打仗。
抗战 满腔热血转战多地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敲响。凌晨3点,姚荣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脚驻扎,他接到上级命令:“马上支援香港!”他和战友连夜启程,过湖南株洲、广东曲江、惠州,再准备赶赴香港。可惜,战情瞬息万变,当他们到达惠州七里湖附近时候,香港沦陷了。
之后,姚荣华又随部队回到衡阳,参加株洲保卫战。回忆起这场战役,姚老还心有余悸:“经过激烈战斗,3个团的阵地都被敌突破了。”暂编第七师的指挥所在白关铺面临被敌围歼的危险,他是该师特务连里的排长。所谓特务连,其实就是警卫连。“形象一点说我们特务连就是‘烂头卒’,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就要不惜牺牲去保卫司令部。”
姚荣华坦言,当时军中装备很简陋,一个连只有3挺机关枪,士兵手上一支步枪。战友们坚持着抗日。“在枪林弹雨面前,我们就像盲头乌蝇听着指挥前进后退。”姚老回忆道,“我们当时没有报纸,无从判断形势。”姚荣华坦言尽管面对战争他时有无力感,但国仇家恨总让他满腔热血地投入战争。
返乡 妻离子散别乡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打完日本仔,大家都想回家了,只是不说出来。我和妻子想回家,并让她先走。”1948年七八月,姚荣华随营驻扎江苏镇江,他当时是副营长,但他决定当逃兵。“妻子先回家了,我过了几个月,在1949年2月向上级请假回家,就走了。”
1949年,姚荣华回到故乡广州杨箕村,随后广州解放了。有初中文化的他在杨箕村的私塾教书,但“国民党伪军官”的身份一直跟随着他,也成为他再次背井离乡的“祸根”。
1953年登记居民证时,全家人的证件都发了,唯独他没有。由于当时的环境,在军队结识的妻子与他离了婚。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时,姚老轻描淡写地说:“她也有她的前途,我不能耽误人家。”
1955年,肃反开始。同年9月的一天,当他在杨箕村附近的空军医院路边摆摊卖糖水、摆缝纫机补衣服时,3名身穿制服的公安和便衣将他带走了,随即他被送到沙河的看守所。姚荣华记得当时有人问:“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多少人?”他回答:“我怎么知道,机关枪一响,无法知道死伤多少人。”之后他被判刑10年。
姚荣华有两个女儿,与妻子离婚后大女儿跟他、小女儿跟妈妈。大女儿回忆道,当年姚荣华被抓走时她才4岁,“那时候我和邻居去看守所看爸爸”,之后父女俩一别就是17年。1955年12月,姚荣华被火车运到黑龙江的一个农场改造。
改造 离乡30年
姚荣华先是被送到黑龙江德都县苏家店农场,他对农场的劳作一无所知,就从训练使用农机开始。由于水土不服,他的腮腺炎发作入医院,病好后,他的文字功夫被医院看中了,就留在医院从事文字工作,还办起了《劳动报》。到了1969年3月,他被送到黑龙江嫩江县格球山农场(现在五大连池)。“虽然是背井离乡,但没有怎么吃苦,管食堂、管仓库。”
判刑10年,姚荣华本应在1966年刑满释放。但由于“国民党伪军官”的身份等其他原因,他仍旧留在了黑龙江。他一直都没有再成家,“本来刑满后有人给我介绍对象,而且条件不错,我不想连累人,也就算了”。
那些年,他极少与大女儿通信,因为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直到1972年,女儿从广州去黑龙江,才在懂事后第一次见到父亲。1975年,国民党团级人员得到平反。姚老回忆:“我们可以选择回乡,去台湾或是加入解放军。我三者都没有选。”他宁愿在农场复员,“共产党承认我们打过日本仔,我就觉得心血没有白费。”
再次踏足广州,是1984年,一别就是30年。这一年,他请假回了一趟家。1989年,姚荣华68岁,大女儿想把他接回广州。但事与愿违,手续很难办,于是大女儿找到早已移民澳大利亚的妹妹,通过妹妹申请将父亲移民到澳大利亚。在统战部、省委、市委等多个部门审查后,姚荣华去了澳大利亚。
去国怀乡,姚荣华于1994年回到广州,与大女儿一起生活。如今,他过着怡然自得、弄孙为乐的生活。每天去杨箕村旁的市场买菜,闲暇时晃动着缝纫机为家人缝制枕头、衣裳。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枪炮声早已远去,仿佛一切惊涛骇浪都不曾发生,时光如大江大河般消融着岁月悠长。
(摘自《南方都市报》)
2013年6月4日,来自民政部的一则消息,给在大陆约2万名原国民党军抗战老兵送去温暖。民政部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的建议中(《民政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第8260号建议的答复》)指出,“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工作,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
这一消息,对国民党抗日老兵、广州杨箕村姚荣华来说,无法享受。18岁满腔热血投军,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多场战役,抗战胜利后回归故乡,新中国成立后被送到黑龙江农场改造,20世纪80年代末移民澳大利亚,晚年回到广州杨箕。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国民党军官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当时,身在黑龙江农场的姚荣华也收到了组织发来的通知,他当时心中宽慰:“共产党承认我们打过日本仔,我就觉得心血没有白费。”
多年后,回首抗战经历和个人命运,今年92岁的姚荣华说,“无所谓,若是有所谓,我就活不到现在了”。历史并没散入风中,但他的心中已无烟尘。
投军 国仇家恨意难消
1921年2月22日,姚荣华生于广州杨箕村,父亲姚保,乡人叫“卖鱼保”。姚荣华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其上有11个姐姐,3岁亡父,6岁亡母。靠姐姐们养大。小学在六十三小学,现在中山三路东皋大道内,初中在登峰路(现在越秀区小北路)大中中学读书。1937年7月,16岁的姚荣华初中毕业,这一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跟许多个体生命一样,姚荣华被卷入这场战争。
1937年,日本军队轰炸广州,他逃难到连县(现在连南)投靠嫁到那里的姐姐。姚荣华18岁时,香港和广州传来姐姐们在战乱中饿死的噩耗。1939年,姚荣华获悉黄埔军校在韶关曲江招生,带着国仇家恨,他报名投军。
当时黄埔军校在曲江招生的是第六分校,招收第十七期学生。姚荣华被录取后,与其他录取者一同到广西桂林李家村报到。姚荣华被编入第17期17总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学习。毕业后,他被分到湖南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暂编第二军暂编三团追击炮连任连副。由于有初中的文化背景、基础较好,他游刃有余地在军中担任官职。此后曾调任连指导员、师特务连排长、步兵连连长、副营长,广东省政府干部训练班连长等职务。主要在湖南和广东战区打仗。
抗战 满腔热血转战多地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敲响。凌晨3点,姚荣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脚驻扎,他接到上级命令:“马上支援香港!”他和战友连夜启程,过湖南株洲、广东曲江、惠州,再准备赶赴香港。可惜,战情瞬息万变,当他们到达惠州七里湖附近时候,香港沦陷了。
之后,姚荣华又随部队回到衡阳,参加株洲保卫战。回忆起这场战役,姚老还心有余悸:“经过激烈战斗,3个团的阵地都被敌突破了。”暂编第七师的指挥所在白关铺面临被敌围歼的危险,他是该师特务连里的排长。所谓特务连,其实就是警卫连。“形象一点说我们特务连就是‘烂头卒’,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就要不惜牺牲去保卫司令部。”
姚荣华坦言,当时军中装备很简陋,一个连只有3挺机关枪,士兵手上一支步枪。战友们坚持着抗日。“在枪林弹雨面前,我们就像盲头乌蝇听着指挥前进后退。”姚老回忆道,“我们当时没有报纸,无从判断形势。”姚荣华坦言尽管面对战争他时有无力感,但国仇家恨总让他满腔热血地投入战争。
返乡 妻离子散别乡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打完日本仔,大家都想回家了,只是不说出来。我和妻子想回家,并让她先走。”1948年七八月,姚荣华随营驻扎江苏镇江,他当时是副营长,但他决定当逃兵。“妻子先回家了,我过了几个月,在1949年2月向上级请假回家,就走了。”
1949年,姚荣华回到故乡广州杨箕村,随后广州解放了。有初中文化的他在杨箕村的私塾教书,但“国民党伪军官”的身份一直跟随着他,也成为他再次背井离乡的“祸根”。
1953年登记居民证时,全家人的证件都发了,唯独他没有。由于当时的环境,在军队结识的妻子与他离了婚。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时,姚老轻描淡写地说:“她也有她的前途,我不能耽误人家。”
1955年,肃反开始。同年9月的一天,当他在杨箕村附近的空军医院路边摆摊卖糖水、摆缝纫机补衣服时,3名身穿制服的公安和便衣将他带走了,随即他被送到沙河的看守所。姚荣华记得当时有人问:“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多少人?”他回答:“我怎么知道,机关枪一响,无法知道死伤多少人。”之后他被判刑10年。
姚荣华有两个女儿,与妻子离婚后大女儿跟他、小女儿跟妈妈。大女儿回忆道,当年姚荣华被抓走时她才4岁,“那时候我和邻居去看守所看爸爸”,之后父女俩一别就是17年。1955年12月,姚荣华被火车运到黑龙江的一个农场改造。
改造 离乡30年
姚荣华先是被送到黑龙江德都县苏家店农场,他对农场的劳作一无所知,就从训练使用农机开始。由于水土不服,他的腮腺炎发作入医院,病好后,他的文字功夫被医院看中了,就留在医院从事文字工作,还办起了《劳动报》。到了1969年3月,他被送到黑龙江嫩江县格球山农场(现在五大连池)。“虽然是背井离乡,但没有怎么吃苦,管食堂、管仓库。”
判刑10年,姚荣华本应在1966年刑满释放。但由于“国民党伪军官”的身份等其他原因,他仍旧留在了黑龙江。他一直都没有再成家,“本来刑满后有人给我介绍对象,而且条件不错,我不想连累人,也就算了”。
那些年,他极少与大女儿通信,因为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直到1972年,女儿从广州去黑龙江,才在懂事后第一次见到父亲。1975年,国民党团级人员得到平反。姚老回忆:“我们可以选择回乡,去台湾或是加入解放军。我三者都没有选。”他宁愿在农场复员,“共产党承认我们打过日本仔,我就觉得心血没有白费。”
再次踏足广州,是1984年,一别就是30年。这一年,他请假回了一趟家。1989年,姚荣华68岁,大女儿想把他接回广州。但事与愿违,手续很难办,于是大女儿找到早已移民澳大利亚的妹妹,通过妹妹申请将父亲移民到澳大利亚。在统战部、省委、市委等多个部门审查后,姚荣华去了澳大利亚。
去国怀乡,姚荣华于1994年回到广州,与大女儿一起生活。如今,他过着怡然自得、弄孙为乐的生活。每天去杨箕村旁的市场买菜,闲暇时晃动着缝纫机为家人缝制枕头、衣裳。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枪炮声早已远去,仿佛一切惊涛骇浪都不曾发生,时光如大江大河般消融着岁月悠长。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