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病人知道自己的病，并且和他一起面对。如此，他的抗争将不再孤独，因为他不是孤军作战。
　　“亲爱的朋友们，今日子尤在学校出现险情，我赶到时几乎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儿子，其惨状难以言喻。120将我们送至医院，经查，胸腔长一巨大肿瘤，压迫，使呼吸困难，可能一两日内做手术。你们可能一时联系不到我。如有急事，可打手机。特此。大家都要保重啊！柳红。”
　　2004年3月24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柳红向朋友们发出了第一封《柳紅急告》。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从此将和14岁的儿子吴子尤一起，开始一场癌症阻击战。
　　
　　说出来，面对它
　　
　　子尤被确诊为恶性纵隔肿瘤，是极为罕见的畸胎瘤。经历了各道险关，从《柳红急告》到《柳红二告》、《柳红三告》……子尤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因为化疗破坏了骨髓造血功能，子尤的血小板下降到1万以下(正常值10～35万，血小板2万就可能造成颅内和内脏出血)。2004年10月28日，柳红十五告：“距上一次告书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我们还在困境中。”
　　《柳红急告》牵动着所有为母与子担忧的朋友。实在顾不过来，又不能够向朋友们一一电话解释，柳红便采取了写邮件的方式，结果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还不时有朋友来信催促文告，邮件发送地址也不断增加，朋友又转发给朋友，《柳红急告》成为了母与子共同抗癌的半公开的经历，电邮感动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
　　原本是想向朋友们如实通告孩子病情进展的柳红，无意中打破了癌症病人隐瞒病情的习惯性禁忌。
　　而同时，所有的治疗信息，她都对儿子公开。从子尤发病起，大半年的时间里，柳红和儿子转战了五个医院。“每一天都关乎生命，真的是心急如焚！”
　　“是儿子的乐观帮助了我”，柳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术前，作家史铁生来看望子尤，当时，这一老一少得意地交流如何跟人显摆：“你那个地方去过吗？你那个病得过吗？”
　　身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也作为一个母亲，柳红觉得有义务提醒公众乐观面对疾病，她撰写了《癌症，让我们说出来》一文发表在报纸上：
　　“肿瘤早已走近我们，我们的家庭、亲戚、朋友中就有肿瘤患者。而通常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没有事到临头就视而不见、讳莫如深。我也经历了许多口未开泪先流的伤痛场面。这总使我心里鼓涌着冲动——癌症，让我们说出来！隐瞒使患者不得不独自承受身体和精神之痛。而孤独是人最大的不幸。”
　　
　　让儿子过正常的生活
　　
　　不论情况有多凶险，柳红都坚持保证儿子的精神食粮：沉甸甸的包里常常装满了书和碟。子尤回忆，发病第二天，妈妈就带来了刘宝瑞的相声。“我不敢想象他就那么呆着,会成了什么样子”，柳红觉得病人必须躺在床上的中国式做法不可思议。
　　柳红尽量保持着和儿子的正常生活形态。今年5月2日凌晨2点48分到3点48分，母与子还专门起床观看了月全食。
　　子尤的单人病房布置得明亮温馨，很有家的感觉。因为化疗而剃光了头发，每次见人和出门的时候，他都要求包头。漂亮时尚的包头布，柳红准备了十几条。
　　据说，母子俩还曾经一起动手，合伙把牛仔裤剪开许多条口子，然后挑出穗来。女同学见到子尤穿着这裤子，便做晕倒状，惊叫:哇赛！酷毙！
　　作为病人的家属，柳红则每天坚持洗澡换衣服，甚至连丝巾和头饰都不含糊，要让儿子每天看见妈妈都是新的。儿子动手术的那天，朋友说柳红“一身盛装！”
　　虽然柳红不断提醒儿子吃药、吃东西，但是两人谈论癌症仿佛像谈论流感一样随意。“你们来之前肯定想象我缩在床上”，说这话时，子尤向记者顽皮地笑。
　　柳红说，医院里不少从外地来治疗癌症的人，来之前都安排好了后事。子尤不屑地回应，“这太可笑了”柳红说，化疗时子尤开始吐血，而他却开玩笑说，“自己真是呕心沥血啊！”
　　面对记者，柳红始终使用的称谓是“我们”。母子俩一式一样地托腮姿势，儿子用右手托着，母亲用左手托着，两个人常常旁若无人地大笑，像姐弟一样；而墙上贴满了母子的合影，从门厅蜿蜒伸展到客厅。照片里，母亲从青春渐入中年，而儿子则从婴儿成长为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