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以为这个奖也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奖，这是我原来的感受。可是在博洛尼亚颁奖的那一刻，我逐步逐步地感受到，这个奖确实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奖。当时在场的氛围，我至今还记得。当评价委员会的主席亚当娜女士最后宣布安徒生奖得住是我的时候，在场的我的所有同胞都欢呼、跳跃、尖叫，那个场面我印象非常非常地深刻。紧接着我就得到了来自纽约、伦敦、东京等国外的短信，国内的短信就别提多少了。我就看我的手机上在不停地刷，不停地刷，各种各样的短信，有我认识的朋友，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奖还有这么多人关注，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大的影响。大概隔了四个小时，我收到了一封最值得我一说，也最值得我纪念的一个短信，是给我家修暖气的一个工人，我只知道他姓杨，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的手机里存储的信息是杨暖气。我看到了“杨暖气”发来一通热情洋溢的短信，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奖确实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中国底层的老百姓都如此地关注。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慢慢意识到这个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的反响，更在我的祖国受到强烈关注。
　　我想，做人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做作家，也要做一个聪明的作家，不是他真聪明，而是他想着自己要聪明。这么想着，而且必须这么想着。然后这么想着，说不定他会真的聪明起来。我想，这份聪明首先表现在他知道将什么看作他写作的资源，对一个中国作家而言，这个所谓的资源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讲。第一，他知道他的双足是站在那块土地上的，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他忽视、忘却甚至拒绝这块土地是愚蠢的，很不聪明的。因为那块土地在星辰转换之中早注定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视它、忘记它、拒绝它，将会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甚至是文学生命的死亡。关键是这块土地一天24小时都在生长着故事，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格式、独有的品质、独有的发生方式、演进方式，以及它独特的、落寞的方式。我看到了这个资源，汪洋大海般的资源。常常，我会为选择其中一个大故事而欣喜若狂，我知道那个故事会给我带来什么，带来财富、荣耀、幸福，带来来自世界的欣赏的目光。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必须尊重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必须承认以你的感受为基本的原则，安徒生评价委员会将安徒生奖颁发给我，也算得上是聪明人遇上了还比较聪明的人。但是只知道坚定地立足于这块土地的人远远算不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是双足坚定地立于这块土地，而两足穿过滚滚烽烟眺望国内外大事，眺望国家界碑之外的事情，目光永远比双足走得更远，心灵则能走得更远。这个人，这个在文学上愿意成就的人，懂得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永远的资源，而他思考的问题是世界的。题材是中国的，主题却是人类的。他要从一个个想象力都无法创造出来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他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一直努力想成为这样聪明的人。
　　我获得这个有历史、有影响的国际奖项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天才，我肯定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事实上，任何一个做出成就的人都离不开他的同行们的水准，我不可能出现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不可能出现在70年代，我只能出现在20世纪末，而从20世纪末开始，我的国家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世界之风扑面而来。中国的文学开始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幅员广阔的土地上，一向热爱文学的这个国家，大江南北出现了许多一出手水平就很高的作家。中国文学的大平台在不断地升高，升到了让世界可以看到的高度。其中一两个人，因为角度而让世界看到了他们的面孔，而我就是其中一个。没有这样一个还在不断提升的平台，在洼地上写作的我，是不可能指望有世界目光向我投来的。我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我对这个平台要感恩，我要感谢中国文学界，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兄弟姐妹们。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我在博洛尼亚的时候，已经当着谭跃总裁的面表达过我的看法，因为没有你们这些年做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工作，我不可能有今天，是你们和其他出版社的同仁一起大大地推动了我的文学事业，让世界看到了我。
　　最后还要谢谢媒体，谢谢你们始终给我非常善意的报道，也就是你们一年一年的报道，把我送到了这个领奖台上，虽然领奖时间在今年的八月，但是实际上我已经站在这个台子上了。
　　二
　　首先，当我知道我获奖的那一刻，说心里话，并不是特别特别兴奋。大家可能也看到那个画面了，在整个大场面里最平静的那个人，就是那个被宣布得奖的人。如果要说我感到什么欣慰的话，这个奖帮助我佐证了我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看法。十多年前我就说，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水准。批评界一直不太同意我的看法，因为我们一直贬低我们自己，一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水准采取贬低的态度。我们一说到国际文学的时候，马上表现出一种明确的态度，中国文学是落后于世界文学的，而我十多年前就已经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曾经讲过，中国要感谢一个人，就是莫言，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可以说，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怎么样才能说明问题呢？以你说的标准才能说明问题吗？你总得有一个标准，总得有一个检验的方式和手段吧？我们在没有找到更科学的方式之前，有一些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评价方式，或者评价手段，我们只能是这样说。莫言得奖，说中国文学不行的声音至少不是那么强烈了。说到欧洲文学也一样，欧洲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一直是被我们写作的第一课堂。甚至有一些批评界的声音在说到中国儿童文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看不上，他们会眉飞色舞地讲世界儿童文学，不会眉飞色舞地讲自己写出来的儿童文学。其实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所以我刚才讲了，没有太多的激动，只是欣慰，这个欣慰帮助我佐证了我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看法。安徒生评奖史上大概很少有所有的评委把票都投给一个人，毫无异议地投给一个人。这说明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是如此一致。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希望中国的批评家，儿童文学的批评家，在你们坚持批评原则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能说那么烂的作品你还在说好，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你对同胞们写得好的作品，也应当像欣赏西方文学一样地来欣赏、对待它们，这才是公平的。而最近一、二十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认可一直是非常吝啬的，非常非常地吝啬。总是在那个地方拿捏着。我以为，这是不符合中国儿童文学目前的创作现实的。这个创作的现实，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还有众多的兄弟姐妹共同来完成的，一个其实很不错的现实，很有成就的一个现实。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 　　中国走向世界也就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国外也能像我们看待海明威、看待他们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创作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一样看待我们的作品，这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已经说过这是一个中国命题，不是一个美国命题、德国命题，也不是一个英国命题，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这个命题，因为道理很简单，他们的书还正在创作着，世界性的市场都在等待着，而中国就是他们最大的市场。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翻译大军，我们几乎把全世界那些国家有影响力的从前的、现在的作家的作品都翻译过来了。我们对世界文学其实是非常非常了解的。有哪一个国家的作家说，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你们并不知道，我估计，这种漏网的很少很少。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态度不对等、信息不对等的事实。我们拿出很多钱来帮助中国作家的版权翻译成外国语种，国家做了一个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德国人何曾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我们的出版社，说你们去看看？有吗？英国人何曾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请我们的出版商看看？他们指望着我们把他们的版权买下来，有吗？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东西翻译成英文给你看，看完了以后再看你的态度，凭什么？这背后有什么？难道没有偏见吗？这个偏见的形成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段历史，我们那么多年把大门紧闭着，大门打开之后，他不可能立即走到你大门里面来。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大门紧闭着，现在大门打开了，我可能在旁边溜达着，看看，看看，我在门口向里面张望，然后才试探着走进来，可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这就导致我们有一些作品在国外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还有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甚至有一些被我们认为是文学作品的作品，并不在他书店的文学的书架上，而是在社会学的书架上，这都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学还不是非常了解。不要生气，生气毫无用处，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来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世界，做我们能做而且行之有效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天天出版社搞了一个“中国种子世界花”的原创图画书项目。我写一个图画书的文本，请国外的著名画家来共同完成，这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方式。当我的文字被世界上那些非常著名的插画家选择之后，这个书在国内出版的同时，也在国外同步出版了，因为那个画家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他画的画，那个国家的出版社是非常重视的。前不久，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一本叫《烟》的图画书在塞尔维亚拿了大奖。天天出版社的“中国种子世界花”的所有图画书都收取了外文版权，我们的一个版权就走向世界了，所以不要生气、不要着急，用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让他们一点一点地来了解，希望你站在门口，对从我们门口经过的国际世界，给他们一个笑脸，微笑着，跟他们打一个手势，说请进来看看。
　　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儿童文学作家，是那些成人作家，是鲁迅。当我说到鲁迅的时候，你们又不相信，鲁迅的作品在你的作品里能看到影子吗？也许看不到，但是我实在地告诉大家，鲁迅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文学的高峰，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其实我的文字骨子里有他的东西。还有几个作家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一个是沈从文先生，国外还有一个作家就是川端康成，还有另外一些作家对我创作手法的影响也比较大，像海明威，俄国的普宁，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真正影响我文学创作的不是儿童文学作家，而是成人文学作家。但是，我很喜欢儿童文学作家，一个是意大利的罗大里，还有一个是美国写《夏洛的网》的怀特。还有俄罗斯的作家，写《白轮船》的艾特·玛托夫 ，还有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但是真正影响我文学观的是成人的作家，儿童文学的作家可能是影响了我创作的手法。我丝毫没有贬低儿童文学作家对我的影响，只是我最早选择文学，是成人文学作家影响了我，而不是儿童文学作家。
　　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图书丰富，丰富到泛滥的时代，今天是一个图书出版门槛非常低的时代，这就导致了图书市场的混乱，也导致了图书市场混杂着大量在我看来质量比较低劣的书。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当国家层面一直到中间的层面，再到最底部的层面都在讲阅读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同时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读什么书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成年人来讲无所谓，一个成年人可能有判断能力，成年人读什么，就由他去吧。可是孩子不一样。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的审美判断能力都是不可靠的，他是需要引导的。所以，儿童对图书的选择权利不可以百分之百地下放给他。我曾经劝说过我的朋友们，不要简单地做孩子的代言人，不要简单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主义者、打扮成一个人权主义者，好像孩子的选择是他的权利。别忘了，你是成年人，他是孩子，你是教育者，他是被教育者。教育伦理，这个伦理是不可以颠覆的，如果颠覆了问题会很大。我曾经给孩子们讲，站在讲台上的这个人为什么叫老师，坐在下面听课的这个人为什么叫学生，这就说明了这个事实是不可以改变的。我尊重你是把你当人看，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一切我都要听从你。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学校干什么？要老师这个名头干什么？那么都可以不要了。所以，对孩子的阅读存在着一个引导的问题。什么样的书才是孩子值得读的书？我只能说一个非常朴素的办法，就是一个母亲你去看一下那本书，当你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你的孩子看，那差不多这个书就应该是你孩子看的。如果你觉得不应该、不合适，那么我就要跟这个母亲讲，你就毅然决然地把这本书放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这就是我一个非常简单的对于好书、不好的书、质量不理想的书的一个判断方式。这反而比我说一条又一条的道理更有效。
　　距离八月还很远，我还要完成一部长篇，一定要完成。哪怕有枪林弹雨我都要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深知，一个作家一旦离开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八月份去新西兰拿这个奖，我站在这个领奖台上，最重要的礼物就是我带着一部新的长篇。
　　中国儿童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世界儿童文学的一份特殊的贡献，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国家曾经历过无数的苦难，曾遭受过无数的灾难。我在好几年前就说过，当造物主把这样的命运赋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时候，他当时是说了一句话的，我说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说我听到了，造物主说，若干年以后，所有的这一切都将会转化为你们的财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将所有预期转化为财富的良好的时刻。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他将一个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向全世界的儿童，乃至全世界的人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独特的中国故事，而这个故事他们是没有的。英国独立报曾经有一段话：英国的孩子将会看到英国以外的小孩不曾看到的故事。这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特有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西方几乎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情，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平和顺当的状态里面。这在某种意义上妨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就是说，因为你生活得过于平静和安定，对他们作家所提供的资源就不如中国向它的作家提供的资源那么丰富。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必须要明白，你必须做一个聪明人，你必须要知道，你现在是坐拥金山银山的，你是一个有财富的人，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你自己的脚下。我们需要从西方的儿童文学里面鉴别各种各样的经验，排斥愚蠢的，用虚心的态度向全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学习，这是每一个中国作家必须有的态度。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西方的儿童文学捧为唯一的文学模式。我们有我们特殊的财富，我们为什么不用呢？我曾经在一个阅读推广人的会上跟他们讲，阅读推广人怎么形容你们？说你们是牧师，不过分，说你们是传教士，不过分，说你们是点灯人，这个比喻太简陋了。可是我对他们讲，当你们全神贯注地关注西方儿童文学的时候，当你们眉飞色舞地谈论西方儿童文学的时候，请回头看看，或者低头看看你们同胞自己写的书。当时我记得讲了一个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画书的故事，当我讲完以后，下面所有的人都非常感动，很多人眼泪下来了，因为那个故事绝对地震撼和打动了他们，然后我对他们讲，我说这本书是你们一个同胞写的，你是不是应该也关注一下呢？我就对他们讲，中国有中国的灯火，不要总是在那个地方点洋烛。这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态度的。
　　（本刊记者谢宁、通讯员刘欣曜根据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后感言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