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到教书再到写书，偶尔也评书——我写过一些书序和书评，我的大半辈子都在与书籍打交道，不敢说“嗜书如命”，但对书绝对是“情有独钟”。这不仅仅只是因为深信“腹有诗书气自华”；更是笃信“读书使人生更精彩”。
　　我们这一代人是生长于“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那个年代的。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然而，靠从小给别人织毛活才勉强上过四年学的母亲却告诫我们兄妹：“读书是有用的。”于是，尽管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书可读；尽管上中学时，工厂实习、下乡锻炼、野营拉练、建校劳动、挖防空洞、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但在非常有限的文化课上，我还是非常认真地学习，始终保持着一种阅读习惯。“文革”之后，我考上了大学，之后又上了研究生、博士生，那个时候，我感觉母亲说得真是对的，读书真的很有用，否则我上不了大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丰富，我越来越认识到，读书不应当仅仅只是为了考学、晋级、升迁。读书的功力之大，大到能让一个人从愚钝变为开化，从粗俗变为高雅；大到能让一个国家从贫穷变为富裕，从羸弱变为强大。
　　30多年的从教经历，让我体会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在于国民素质的不同，而国民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一个国家读书人群的数量以及阅读的目的、对知识尊重的程度、对他国优秀文化的吸纳和对本国优秀文化传承的力度来体现。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最欣赏的读书画面是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地铁上、飞机上乘客们静静阅读的场景；最感到温暖的读书画面是家人、朋友围座一起，安静阅读的场景；最感到震撼的读书画面是躺在病榻上，生命即将终结的人平静阅读的场景。历史上曾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德国元帅毛奇曾经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这里且不去评价国家、民族之间战争的是与非，仅就文化所能釋放出的能量来看，它是无法计量的软实力。正因为如此，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才发出过“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的感叹。
　　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是硬实力；而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所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就是文化软实力。历史和未来终将证明，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最终是体现在文化上的。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初的364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8年的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早在2010年，中国就已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还不是强国。因为强国的标志不仅仅只是庞大的经济总量，还必须看这个经济总量所反映的内容、结构以及人均水平；强国的标志也不仅仅只是经济指标，还必须包括思想、价值观、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软实力”，对外所具有的强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超级竞争力、巨额利润的背后，比拼的是高科技含量，而高科技含量蕴含的是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后者根植于深厚的阅读、思考习惯和质疑、创新精神。被称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从干实业的第一天起，就把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号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
　　直面中国的现实，在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总体来说较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前苏联作家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再加上一句：“一个读书少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成为受世人尊重的民族。”
　　什么时候国人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作为一种时尚，什么时候读书不仅仅只是为了考学，为了晋级、为了升迁，而是为了内心的平和，为了思想的深邃，为了精神的富有；什么时候读书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成为国人生活的必须，成为生命的一个部分，那么，中国人的形象就会更好，中国的国民素质就会大大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极大提升，也因为如此，“强国梦”的实现才会更有根基。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中国，这个有着5000年博大精深历史文明的大国，要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扮演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需要全体国民努力汲取人类优秀的文明养分，修身养性，提升素质，以文化自信，支撑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