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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6—0089—07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华文文学是“文化磨合”的产物，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国别文化、不同地域文化或不同语言文化，以某種文学的方式彼此之间碰撞、交流、吸纳、互动、融合、会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对话是世界华文文学共同的样态，但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又显现出各自文化形态的独特性，如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化（以中原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主）、东南亚本地的南洋文化以及曾经的殖民宗主国英国文化、美国文化和荷兰文化的‘混杂’”，北美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与大洋洲华文文学，则表现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全面互渗”。在全球化语境中，海外华文写作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更是“在新的历史境遇下进行着全球性的文化对话”，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展现出不同文化的相互映照、交融与生新。
在灿若星河的海外华人写作者中，程抱一先生成就卓越，他是法兰西学院史上第一位亚裔院士，与拉辛、拉封丹、孟德斯鸠、夏多布里昂、伏尔泰、雨果、柏格森等大师一起被尊为“不朽者”。法兰西学院院长称赞他：“用法语文化的精华丰富了中国文化，又以中国文化的深邃丰富了法国文化。”法国媒体称他是“东西方文化间永不疲倦摆渡人”，事实上，他的研究与创作已超越了“摆渡人”的角色，而是“在中西文化间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成为他所认为的文化“探索者”。他的小说《天一言》证明了“中国和欧洲文化的互相渗透，以及彼此之间的迷恋和仰慕”，其“精神世界的追求”“达到了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性”，“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世界从来没有像在程抱一的书中那样接近”。本文从《天一言》文本出发，探讨他的创作中所表征的中西方哲学、绘画和叙事方面的文化磨合现象，进而思考海外华文文学对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意义。
身处源远流长、结构稳态的欧洲文化圈，华裔作家一方面近距离接触到欧洲历史文化中璀璨耀眼的文化大师与他们的杰作，沉浸在各种文学思潮与流派中，广泛吸收欧洲文化的精华，这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也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两方面的影响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上往往表现出多方面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即，“往往是用西方现代派的技巧来包装中国东方式的思维”。如英国的虹影善于用西方意识流式的镜头组接，进而展开富有中国情调的叙事;荷兰的林湄对人物心理描写纯熟细腻，有现代西方文学的鲜明特征，但整个作品都浓厚地表现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与审美观。而程抱一的作品更是中西文化融汇创新的典型代表，他对两种文化的吸收与呈现是独特的，他的思考方式是西方的，但“心灵、感受和情操是中国式的”;“对生命的信仰是西方式的”，但“试图在可见的东西里抓住不可见的东西，从有限中寻找无限”，这又是中国式智慧的。他说自己“努力做到借鉴西方哲学思想，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西方哲学穿插在一起，和西方哲学思想相呼应”。《天一言》中，这东西两种文化的相互穿插、映衬的想象在“河流”意象中徐徐展开。
程抱一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长江黄河的子民，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黄河长江的养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喂养我成长的中国——我的母亲，半个多世纪来，她始终陪伴着我在异国土地跋涉、探索。”母亲与游子的关系已成为中国与海外华人关系最形象真切的指称，“河流”意象在海外华文写作中被反复书写，成为海外华人精神皈依的符号。如於梨华的《梦回清河》中故乡的清河，张翎的《雁过藻溪》中的藻溪，还有被喻为“河流的女儿”的虹影，几乎每部作品中的故事都与河流有关，《饥饿的女儿》和《K》中故事发生在长江、《阿难》发生在恒河等，这些“河流”意象表现出“家园意识、救赎意识、逃离意识等”，也是一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隐喻”。
与上述“河流”书写不同，《天一言》中的“河流”与时间勾连，指向对永恒生命的哲学思考。天一在长江三峡的船上听著名的中国哲学教授F先生讲：“河流象征了时间”，我们说“时间的长河”，表面上看似“直线奔流，永不回头”，但实际上，“时间是以同心圆或者是呈螺旋形的方式作用”。这里的“直线”“同心圆”“螺旋形”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时间的存在有三种形式：“线条”（la ligne）、“圆圈”（le cercle）及“螺旋”（la spirale）。时间的这三重性质和结构，“是一个辩证的连续过程”，第三层“螺旋”的时间在对第一层“线条”的时间和第二层“圆圈”的时间的“综合和超越”中，开辟出时间的新秩序，使尼采所说的“永恒回归”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F教授又将这一时间观念与东方的“道”相连。他说“道”的观念“显然是从这条和银河平行，孕育力丰盛无比的长江得来灵感”，“道和河流一样与时间有关”，道家说“大而逝，逝而远，远而返”，可以说，“道是循着一个回绕的运动”。就此，F教授对“道”的理解形成了一个“圆圈”，那么时间“螺旋”如何实现“综合与超越”呢？F教授给了一个东方式的解说：“道”内部中心的“冲虚”（气）将自身的节奏引入“道”中，从而一面推动事物演变，一面又返回源头。并且，他将“道”与“时间”这两者引向“河流”的比喻：“对河流而言，虚空是以云的形式存在。河水蒸发出去，凝结成云，云再降成雨，回过头来滋养河流。在这个循环运动中，河，负责天地问的联系，便切断了自己执着奔流是宿命。同样地，在它的两端，在海和山、阴和阳之间也连接成更大一种圆环。这两种实体：由于河的关系，进入了相互作用的程序：海水蒸发到天上，成为雨落到山上，形成河的源头。这时起点便连结上终点，终点又新开起点。”至此，东西方文化在“河流”这一意象上相遇，共同指向对“时间”的思考，西方的“线条”（la ligne）、“圆圈”（le cercle）及“螺旋”（la spirale）的时间观念与古老东方的“道”家的“时间是周而复始，但并不重复”等便奇妙地相通起来。 然而，对“时间”的思考，本质上是对“生命”的思考，“同河流一样，时间和生命也是循环模式”。中国古人的宇宙观里，宇宙是有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此，程抱一的理解是“太初之道，被构想为太虚，由它生出了‘一’，即元气。‘一’孕育出‘二’，‘二’体现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通过交互作用，支配并赋予万物以生命。然而在‘二’和‘万物’之间存在着‘三’，即阴阳二气和万物之间的‘第三元’”。小说《天一言》在结构、人物等方面具象化了这一“三”元模型。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对应了天一的三段人生历程，“出发、转折、回归”形成了一个环形结构。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天一、浩郎和玉梅构成“三”的关系，天一是“阴”，浩郎是“阳”，玉梅是沟通阴阳的“冲虚之气”，他们之间相互独立存在却又精神相通。总之，“三”在“二”中实现沟通、促成创造与超越。
“二”元主要是西方文化思想，其核心是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思考。这一思想传统从古希腊开始，到亚里士多德直至笛卡尔，在西方的观念里，世界分为“主体”与“客体”，主体的人改造和征服客体的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不断地征服和斗争，就会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而第“三”元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二元”，实现“矛盾的最终统一”。那么，“主体”与“客体”理想的统一状态如何实现？《天一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故事最后，诗人浩郎和画家天一用各自的天赋，完成了“一种难以测量深度和限度的无止境的追寻”，在创作完成的瞬间，他们感受到一种豁然开朗的力量，绽放出生命最灿烂的瞬问。在这一瞬间，他们的创造物作为第“三”元，将他们与客观世界相连，实现了主体与客体有机的统一。这也正如程抱一所说，“只有在艺术中，特别是绘画中，当画家开怀与生命宇宙对话时，有创造者达到了真‘三’意境”。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求真，画家求美，他们对玉梅的爱是善，在对“美善真”的追求中，主体与客体形成了创造性的互动，达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超验、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
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玉梅”。法国评论家贝尔托（Madeleine Bertaud）在《程抱一的女性观》中认为，程抱一笔下神秘的女性与宇宙相连，代表母性与怜悯，是一种人间之爱。从这个意义上讲，“玉梅”不仅是“天一”和“浩郎”之间的“冲虚之气”，也是他们的“爱”，这爱已超越情欲、超越生死，升华为一种永恒的精神，最后化为他们进发创作热情和绘画激情的原动力。程抱一在一次演讲中也说：“就一对恋人而言，一加一不等于二，而等于无穷”，因为他们会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或者他更想表达的是，爱如中国哲学的“气”，自由流转，使得“阴”与“阳”在“气”中得到统一，又在变化中开启了无穷。
总之，“程抱一的大河流過了两个大陆、两个文化、两个历史和两个世界，目的不是为了达到回归的神话，而是见证一个合一，一个实现在语言中的合一，一个在名叫天一的人的言语中的合一。”
“任何文化间都有相互重叠的边界，这正是构成超越自身限制、与异文化交流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除了上述的哲学部分，还有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程抱一是“一位卓越的艺术批评家”，法国卢浮宫主席兼总经理亨利·卢瓦雷特认为“在他身上体现着东方和西方两种伟大的传统。他通过作为人类精神最高表现的艺术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着最高水平的对话。”之所以能够在中西方绘画艺术之间对话，源自他特殊的个人经历。欧洲空气中氤氲着的艺术氛围，激荡着程抱一的内心，他游历欧洲各大博物馆，自喻为“西方朝圣者”，并出版了《卢浮宫朝圣》（Pelerinageau Louvre），记录了他在卢浮宫这座神圣的艺术殿堂，如何深刻理解和感受西方绘画艺术之精华。
不仅如此，程抱一用法国结构主义的方法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评论家勒菲弗（Eric Lefebvre）将他对中国画的评论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介绍绘画理论，绘画作为插图出现，如《虚与实：论中国的绘画语言》（Le dialogue.Une passion pour la langue frangaise）和《气与神：关于绘画艺术的中国论著》（Souffle-Esprit.Textes theoriques chinois sur l’art pictural）。另一类是对绘画进行的个人诠释，如《梦的空间：千年中国水墨画》（L’Espace du reve：mille ans de peinturechinoise）、《朱耷（1626—1750）：笔墨天才》（Chu Ta 1626—1705：le genie du trait）、《歌声来处：宋代传统花鸟之道》（D’oujaillit le chant.la voie des Fleurset des Oiseaux-dans la tradition des Song）等。他认为这些作品“聚集了来自远古和现代的声音，这些声音超越了中西之界”，并且“程抱一对艺术的评论同时也成为对个人历程认知的一部分，这种认知的最终结果就是小说创作”。小说《天一言》便是作家对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思考，主人公天一对绘画艺术的追求和探索，生动地展示出中西方绘画艺术在艺术家个体成长中心灵的磨合之路。
天一的艺术之路开启于少时跟随父亲学习书法，毫无疑问，这种领悟是东方式的。与书法艺术相连的，是对大自然的沟通，这包括花草、树木、茶园、云雾及其变化，其绘画的工具是墨水。
对西方绘画艺术的领悟开启于天一姨妈带回的卢浮宫图片，西方裸体女像线条“柔和完美”又“蕴藏着永不枯竭的神秘”，令他着迷。随后，天一第一次绘画激情的爆发，又无疑是西方式的。当他看到月光下沐浴的情人玉梅的裸体，无法抑制的欲望迫使他拿起硬芯铅笔和油性铅笔，描绘了一幅玉梅的头像素描。这恰是西方绘画艺术所表现的“人体的惊人之美及其所复合的面部与目光的无限奥秘”。
中学时代结束后，天一跟随一位老书法家学习中国绘画。在此，作者耐心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绘画的精艺，天一绘画的工具是毛笔，或是随处折取的芦苇秆、用刀削下的一节竹子。老画家教导天一，中国绘画建立在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生活表现上，谦卑地遵守现实的法则，又直接指向心领神会的意象，而这意象主要来自为宇宙带来里外相应的大连接和大变化的“气与神”。中国画常透过自然，表现意境，“以虚空维持生命元气的回荡，不断将有限连上无限，如同造物本身。”之后，天一被推荐去敦煌跟随C教授学习佛教壁画。在此，他逐渐体悟到历史上中国绘画也曾吸收了印度艺术，创造出一种全新而独特的艺术形式，如敦煌壁画对空间的解构和大胆的建构、唐代的英雄人物造型和饱满有力的马匹、宋元绘画的素描技术和准确的颜色运用，这些又都重新构成中国绘画的传统之一。 青年时代，天一来到法国留学，对西方绘画的学习是在与东西方绘画的对话中展开的。首先，他跟随西方绘画教科书学习，但填满空间的颜料的西方绘画让他感到不适。之后，他参观博物馆，遇到卢浮宫中伦勃朗的画，其光线中透出“人性光辉的脸掌握了生命的秘密”，天一忍不住与中国绘画对比：“中国古典画家是从来不谈光线的”，他们“寻求的是纯粹空间里的透明本质”。其次，天一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的学习引发了其对中国宋元画家的反思。程抱一在《卢浮宫朝圣》序言中说，他对西方艺术产生真正的震动发生于1960年，他被其无处不在的魅力和丰富的艺术宝库所征服。小说中，天一也造访了意大利，详细描绘了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的感受，深刻理解了西方绘画艺术中的镜子和自恋主题，以及其背后的西方文化观念，即人战胜了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孤独的存在。而宋元绘画表现的是“真实生命唯一的依归，人立刻可以栖息于内”。在此，小说对比了中西方绘画所揭示的两种文化的宇宙观：西方人是孤独的存在，而东方的人与自然已融为一体。最后，经过对西方绘画艺术的惊人探索，天一在西方风景画中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中国的山水画讲究“凡经营下笔者，必合天地”，传统水墨画更是“虚（空间）同实（实物）连成一片波流，如决流之推波。明同暗也联成一片波动，如行云之推月”，从而达到“时空合一体”的意境。程抱一认为西方画家保罗·塞尚（Paul Cezanne）的风景画与此相通，他说，塞尚的绘画“依据动性空间而建立的宽幅的构图”，“渐进的笔触和呼应的色彩”，“对预留部分和未完成部分所采用的安排方式”，都表现出与中国宋元画家所接近的“直觉”，将绘画艺术伸向“有生命宇宙的深不可测的深处”。可以说，天一对风景画的选择，正是对中西方绘画艺术融合的探索与实践，这也是天一的师傅的期许。
然而，天一并未沿着老画家的期许前行，在接到玉梅的信后，他选择回到祖国。之后，他放弃了风景画的艺术形式，选择“用外来文化滋养民族土壤，继而创造出一种全新和独特的艺术”，故事的最后，天一在激情中创作了一幅玉梅的肖像画，“在壁画的空间里，人物的形象融化在自然风景中”，从壁画深处，升起纯真地超越了人自身悲剧的光，与万物、四季、星辰相连，以一种未完成作为完成的状态，达到了绘画艺术的圆满。可以说，“这幅壁画是天一与世界在对话的境界中凝成的结晶，它盛满了天一这一路获得的所有人生体悟，也融汇了天一心中所有的艺术理念，这使其最终成为艺术与生命的完满结合体”。
《天一言》中对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思考是主線，小说还多处描写了中西方音乐、戏剧艺术的不同体验，体现出作家深厚的艺术造诣。程抱一对中西方艺术的思考，也引起评论家米勒-热拉尔（Dominique Millet-Gerard）的关注，他的《诗与画——程抱一与克洛岱尔》一文，分析了两者在诗画艺术上的思考核心，即两者“通过两种文化问不可避免的诸多差异”，“对东方诗歌与绘画这两种密不可分的艺术创作所持有的相同视角”。
海外华文文学最重要主题之一，便是书写“融入的困难”，包括面对异文化产生的挫折、失败、认同危机、他者感、无根感等等，如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揭示了主人公吴汉魂到美国后精神与生活都无所归依的困境;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描写海外留学生在生活、理想、爱情上一次次的受挫与失败。这些作品都反映出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隔膜”，事实上，自郁达夫开始，隔膜“已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成为华文文学最基本的审美特征。
离开祖国的海外华人首先会遭遇语言问题，失语已然成为一种共性，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割裂后的文化冲击和对自我身份的怀疑，这几乎是海外华人群体共同的心路历程。《天一言》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程，小说描写了天一遭遇的语言困境，身处陌生环境的生存焦虑，身份缺失的心灵困境等，展示了主人公面对异域文化心灵“开放、惊慌、吸收、变化”的过程。这也是作家自身的经历，程抱一19岁到法国，首先遭遇了失语的痛苦，经过艰难的学习与摸索，他逐渐打破缄默，开始用法语“重新命名万物，包括那些曾经的过往”，最终用法语建起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他的王国里，法语成为他的第二母语，成为流淌在他心灵深处的音符，母语的汉语与第二母语的法语融为一体，演化出一曲灵魂深处的二重奏。他本身已不仅是“一个双重文化的普通案例”，更是“在母文化根基被完全保留的前提下，被全盘吸收后作为第二层皮肤和第二性质的后天所得让这个背井离乡之人从‘差异’的观念走向了‘对话的统一体’的观念。这是一种历经思索、渴望和亲身体验后对一切对立的超越”。
不仅如此，程抱一更“渴望能够以一种更持久、更意味深长的形式，把这份沉甸甸的人生收获释放出来”。学者牛竞凡认为，“程抱一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和使用的文学手法是多元的，既有中国古典小说、诗歌的意境氛围，又有欧美小说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简单地做出归化”。这体现在作品叙事方式和作品内蕴等方面，从叙事上看，《天一言》吸收和借鉴了多重西方叙事传统，并对这一传统有所推进。
第一，《天一言》由于主人公天一的画家身份，被认为是“艺术家小说”，小说围绕天一的成长经历和精神之旅展开，借鉴了《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以人物为中轴、张扬主体意识、表现个人生命成长道路、内心情感的‘主观式’的写法和‘成长意识’”。
第二，《天一言》中讲述了大量的天一的旅行：少年时他和玉梅的探险、毅然回国寻找玉梅和浩郎等，如同18世纪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一般，很多人物都在路上，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冒险。
第三，小说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古老中国的苦难历史，特别是第三部分回归的神话，如同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作者都将自己变成了“见证者”的角色，书写其主人公在一种极端环境下的见闻、遭遇和体验，并在全人类的高度，审视死亡与痛苦等主题。
第四，小说中以“我”在S城的救济机构，听天一讲他的经历，并整理天一的手稿开启，这与西方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德·维尔迪欧夫人的《文件夹》等书信或日记体小说类似，也与《曼浓·莱斯科》这类小说中，主人公向他人讲述个人真实经历的叙事类似，这两种手法在小说中被巧妙地糅合起来，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 第五，《天一言》在小说叙事手法和观念上借鉴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不仅如此，普鲁斯特研究专家吕克·弗莱斯（Luc Fraisse）发现，《天一言》“在普鲁斯特之后写作”，扩展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维度。程抱一说，“和普鲁斯特相反，我会写‘寻找未来时光’。时间的法则，或者至少是我个人的法则……并非出于完成的状态中，而是在延迟中、未完成中”。也就是说，他将普鲁斯特的叙事，从对过去的创造推向了未来的维度，他“要以语言去重新体验生活过的一切，不是简单的纪实或见证，还是一种光照和启示”，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启迪。
然而，《天一言》不仅借鉴和继承了多种西方叙事传统，而且传承了东方直觉的思考方式和中国古典小说、古典诗词的意境氛围，形成了对西方叙事的一种创造性探索。小说被西方的评论家比作“史诗”，对此，程抱一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将法语的音乐节奏运用到小说语言之中，造成一种“诗”的意蕴。而且，小说“饱含内在情感律动”，“延续了传统中国诗性美学的特征”，“富有诗情画意之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小说叙事时间常常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时间因主观感受在叙事中被拉长或一带而过。如天一和玉梅的郊游、天一与浩郎去寻找玉梅的旅途，叙事的节奏轻柔舒缓，点点滴滴的细节铺开，营造出一种丰盈而自由的氛围。而天一在欧洲的时间却显得模糊不清，并未有明确的描述。快乐的明朗的时间被放大，痛苦的记忆被刻意压缩，虚与实、快与慢，时问与人物的主观感受相连，这种对时间的直觉把握，是古老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常见于京剧这类戏剧舞台艺术。
第二，小说具有鲜明的画面感，如对庐山水雾、茶园、敦煌沙地等自然风光的描写，通过物的远近、虚实、明暗的对比来构造景物，语言中呈现出犹如中国水墨画般虚静高洁的画面感，传达了一种东方式的“意无穷”的水墨哲学，使汉语的飘逸之美跃然纸上。不仅如此，自然景观描写常和小说人物的生命体验相连，使读者从肤浅的感觉世界中挣脱出来，与永恒的精神世界浑然成为一体。
最后，《天一言》的语言简洁含蓄、轻盈灵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东方的诗句、俗语、成语、谚语等，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食尽烟火，躺卧云间”“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这些闪烁着古老中华民族的普遍智慧和生活经验的汉语精华，使小说呈现出气韵生动的东方情致。
法国评论家贝尔托（Dadeleine Bertaud）认为，“在20世纪中法文化文学关系史上，程抱一是一位难得的极富创造性的诗人、小说家、艺术批评家。他在众多领域都有独特的建树和创造，成为近世中法文化文学交流汇通中的旗帜性的人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在20世纪40年代语境下，老一辈知识分子如何历经磨砺和艰辛，在文化的碰撞磨合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和价值，实现民族文化突围、转换和超越。他坦言，“我孜孜以求的，就是力图超越种族和地域的限制，提取中法这两个伟大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熔铸新的生命，创造新的艺术”。小说《天一言》实现了作家这一艺术追求，在其文本内部展现出中西方文化在多个层面上的共存与对话、相纳和生新，达到了文化上“美美与共”的和合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天一言》为全球一体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正面的、成功的个案，或许未来的各民族文化在相互影响接受的基础上依然会保持各自的以我为主，但在具体的一些层面，也会在吸纳的基础上创生出新的元素，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语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磨合将生成多种多样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创新后的崭新的文化形态。
可以說，海外华文文学以存异求同、“美美与共”的态度探寻着人类文化既融合又独立的理想状态，形成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自省、再生与发现的美好互动。海外华文作家们双重的文化身份和独特的跨文化背景，使其拥有开放的文化视野，成为文学与文化交流中最佳的桥梁和使者。一方面，他们在文学观念、经典作品、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独特的艺术探索，收获了一批值得被列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本身有着远超文学层面的文化价值，发挥着巨大的文化交流、辐射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擅长进行“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文化磨合的智者，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仅探索并建构出有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传统，而且参与了所在国的文化建构，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窗口，重塑了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形象。总之，海外华文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提升为人类普世性价值而使之得到世界性传播，又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中丰富了中华文化传统”，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建设有着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魏策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华文文学是“文化磨合”的产物，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国别文化、不同地域文化或不同语言文化，以某種文学的方式彼此之间碰撞、交流、吸纳、互动、融合、会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对话是世界华文文学共同的样态，但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又显现出各自文化形态的独特性，如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化（以中原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主）、东南亚本地的南洋文化以及曾经的殖民宗主国英国文化、美国文化和荷兰文化的‘混杂’”，北美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与大洋洲华文文学，则表现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全面互渗”。在全球化语境中，海外华文写作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更是“在新的历史境遇下进行着全球性的文化对话”，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展现出不同文化的相互映照、交融与生新。
在灿若星河的海外华人写作者中，程抱一先生成就卓越，他是法兰西学院史上第一位亚裔院士，与拉辛、拉封丹、孟德斯鸠、夏多布里昂、伏尔泰、雨果、柏格森等大师一起被尊为“不朽者”。法兰西学院院长称赞他：“用法语文化的精华丰富了中国文化，又以中国文化的深邃丰富了法国文化。”法国媒体称他是“东西方文化间永不疲倦摆渡人”，事实上，他的研究与创作已超越了“摆渡人”的角色，而是“在中西文化间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成为他所认为的文化“探索者”。他的小说《天一言》证明了“中国和欧洲文化的互相渗透，以及彼此之间的迷恋和仰慕”，其“精神世界的追求”“达到了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性”，“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世界从来没有像在程抱一的书中那样接近”。本文从《天一言》文本出发，探讨他的创作中所表征的中西方哲学、绘画和叙事方面的文化磨合现象，进而思考海外华文文学对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意义。
一、河流与时间：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身处源远流长、结构稳态的欧洲文化圈，华裔作家一方面近距离接触到欧洲历史文化中璀璨耀眼的文化大师与他们的杰作，沉浸在各种文学思潮与流派中，广泛吸收欧洲文化的精华，这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也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两方面的影响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上往往表现出多方面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即，“往往是用西方现代派的技巧来包装中国东方式的思维”。如英国的虹影善于用西方意识流式的镜头组接，进而展开富有中国情调的叙事;荷兰的林湄对人物心理描写纯熟细腻，有现代西方文学的鲜明特征，但整个作品都浓厚地表现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与审美观。而程抱一的作品更是中西文化融汇创新的典型代表，他对两种文化的吸收与呈现是独特的，他的思考方式是西方的，但“心灵、感受和情操是中国式的”;“对生命的信仰是西方式的”，但“试图在可见的东西里抓住不可见的东西，从有限中寻找无限”，这又是中国式智慧的。他说自己“努力做到借鉴西方哲学思想，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西方哲学穿插在一起，和西方哲学思想相呼应”。《天一言》中，这东西两种文化的相互穿插、映衬的想象在“河流”意象中徐徐展开。
程抱一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长江黄河的子民，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黄河长江的养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喂养我成长的中国——我的母亲，半个多世纪来，她始终陪伴着我在异国土地跋涉、探索。”母亲与游子的关系已成为中国与海外华人关系最形象真切的指称，“河流”意象在海外华文写作中被反复书写，成为海外华人精神皈依的符号。如於梨华的《梦回清河》中故乡的清河，张翎的《雁过藻溪》中的藻溪，还有被喻为“河流的女儿”的虹影，几乎每部作品中的故事都与河流有关，《饥饿的女儿》和《K》中故事发生在长江、《阿难》发生在恒河等，这些“河流”意象表现出“家园意识、救赎意识、逃离意识等”，也是一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隐喻”。
与上述“河流”书写不同，《天一言》中的“河流”与时间勾连，指向对永恒生命的哲学思考。天一在长江三峡的船上听著名的中国哲学教授F先生讲：“河流象征了时间”，我们说“时间的长河”，表面上看似“直线奔流，永不回头”，但实际上，“时间是以同心圆或者是呈螺旋形的方式作用”。这里的“直线”“同心圆”“螺旋形”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时间的存在有三种形式：“线条”（la ligne）、“圆圈”（le cercle）及“螺旋”（la spirale）。时间的这三重性质和结构，“是一个辩证的连续过程”，第三层“螺旋”的时间在对第一层“线条”的时间和第二层“圆圈”的时间的“综合和超越”中，开辟出时间的新秩序，使尼采所说的“永恒回归”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F教授又将这一时间观念与东方的“道”相连。他说“道”的观念“显然是从这条和银河平行，孕育力丰盛无比的长江得来灵感”，“道和河流一样与时间有关”，道家说“大而逝，逝而远，远而返”，可以说，“道是循着一个回绕的运动”。就此，F教授对“道”的理解形成了一个“圆圈”，那么时间“螺旋”如何实现“综合与超越”呢？F教授给了一个东方式的解说：“道”内部中心的“冲虚”（气）将自身的节奏引入“道”中，从而一面推动事物演变，一面又返回源头。并且，他将“道”与“时间”这两者引向“河流”的比喻：“对河流而言，虚空是以云的形式存在。河水蒸发出去，凝结成云，云再降成雨，回过头来滋养河流。在这个循环运动中，河，负责天地问的联系，便切断了自己执着奔流是宿命。同样地，在它的两端，在海和山、阴和阳之间也连接成更大一种圆环。这两种实体：由于河的关系，进入了相互作用的程序：海水蒸发到天上，成为雨落到山上，形成河的源头。这时起点便连结上终点，终点又新开起点。”至此，东西方文化在“河流”这一意象上相遇，共同指向对“时间”的思考，西方的“线条”（la ligne）、“圆圈”（le cercle）及“螺旋”（la spirale）的时间观念与古老东方的“道”家的“时间是周而复始，但并不重复”等便奇妙地相通起来。 然而，对“时间”的思考，本质上是对“生命”的思考，“同河流一样，时间和生命也是循环模式”。中国古人的宇宙观里，宇宙是有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此，程抱一的理解是“太初之道，被构想为太虚，由它生出了‘一’，即元气。‘一’孕育出‘二’，‘二’体现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通过交互作用，支配并赋予万物以生命。然而在‘二’和‘万物’之间存在着‘三’，即阴阳二气和万物之间的‘第三元’”。小说《天一言》在结构、人物等方面具象化了这一“三”元模型。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对应了天一的三段人生历程，“出发、转折、回归”形成了一个环形结构。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天一、浩郎和玉梅构成“三”的关系，天一是“阴”，浩郎是“阳”，玉梅是沟通阴阳的“冲虚之气”，他们之间相互独立存在却又精神相通。总之，“三”在“二”中实现沟通、促成创造与超越。
“二”元主要是西方文化思想，其核心是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思考。这一思想传统从古希腊开始，到亚里士多德直至笛卡尔，在西方的观念里，世界分为“主体”与“客体”，主体的人改造和征服客体的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不断地征服和斗争，就会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而第“三”元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二元”，实现“矛盾的最终统一”。那么，“主体”与“客体”理想的统一状态如何实现？《天一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故事最后，诗人浩郎和画家天一用各自的天赋，完成了“一种难以测量深度和限度的无止境的追寻”，在创作完成的瞬间，他们感受到一种豁然开朗的力量，绽放出生命最灿烂的瞬问。在这一瞬间，他们的创造物作为第“三”元，将他们与客观世界相连，实现了主体与客体有机的统一。这也正如程抱一所说，“只有在艺术中，特别是绘画中，当画家开怀与生命宇宙对话时，有创造者达到了真‘三’意境”。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求真，画家求美，他们对玉梅的爱是善，在对“美善真”的追求中，主体与客体形成了创造性的互动，达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超验、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
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玉梅”。法国评论家贝尔托（Madeleine Bertaud）在《程抱一的女性观》中认为，程抱一笔下神秘的女性与宇宙相连，代表母性与怜悯，是一种人间之爱。从这个意义上讲，“玉梅”不仅是“天一”和“浩郎”之间的“冲虚之气”，也是他们的“爱”，这爱已超越情欲、超越生死，升华为一种永恒的精神，最后化为他们进发创作热情和绘画激情的原动力。程抱一在一次演讲中也说：“就一对恋人而言，一加一不等于二，而等于无穷”，因为他们会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或者他更想表达的是，爱如中国哲学的“气”，自由流转，使得“阴”与“阳”在“气”中得到统一，又在变化中开启了无穷。
总之，“程抱一的大河流過了两个大陆、两个文化、两个历史和两个世界，目的不是为了达到回归的神话，而是见证一个合一，一个实现在语言中的合一，一个在名叫天一的人的言语中的合一。”
二、自然与人物：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对话
“任何文化间都有相互重叠的边界，这正是构成超越自身限制、与异文化交流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除了上述的哲学部分，还有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程抱一是“一位卓越的艺术批评家”，法国卢浮宫主席兼总经理亨利·卢瓦雷特认为“在他身上体现着东方和西方两种伟大的传统。他通过作为人类精神最高表现的艺术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着最高水平的对话。”之所以能够在中西方绘画艺术之间对话，源自他特殊的个人经历。欧洲空气中氤氲着的艺术氛围，激荡着程抱一的内心，他游历欧洲各大博物馆，自喻为“西方朝圣者”，并出版了《卢浮宫朝圣》（Pelerinageau Louvre），记录了他在卢浮宫这座神圣的艺术殿堂，如何深刻理解和感受西方绘画艺术之精华。
不仅如此，程抱一用法国结构主义的方法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评论家勒菲弗（Eric Lefebvre）将他对中国画的评论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介绍绘画理论，绘画作为插图出现，如《虚与实：论中国的绘画语言》（Le dialogue.Une passion pour la langue frangaise）和《气与神：关于绘画艺术的中国论著》（Souffle-Esprit.Textes theoriques chinois sur l’art pictural）。另一类是对绘画进行的个人诠释，如《梦的空间：千年中国水墨画》（L’Espace du reve：mille ans de peinturechinoise）、《朱耷（1626—1750）：笔墨天才》（Chu Ta 1626—1705：le genie du trait）、《歌声来处：宋代传统花鸟之道》（D’oujaillit le chant.la voie des Fleurset des Oiseaux-dans la tradition des Song）等。他认为这些作品“聚集了来自远古和现代的声音，这些声音超越了中西之界”，并且“程抱一对艺术的评论同时也成为对个人历程认知的一部分，这种认知的最终结果就是小说创作”。小说《天一言》便是作家对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思考，主人公天一对绘画艺术的追求和探索，生动地展示出中西方绘画艺术在艺术家个体成长中心灵的磨合之路。
天一的艺术之路开启于少时跟随父亲学习书法，毫无疑问，这种领悟是东方式的。与书法艺术相连的，是对大自然的沟通，这包括花草、树木、茶园、云雾及其变化，其绘画的工具是墨水。
对西方绘画艺术的领悟开启于天一姨妈带回的卢浮宫图片，西方裸体女像线条“柔和完美”又“蕴藏着永不枯竭的神秘”，令他着迷。随后，天一第一次绘画激情的爆发，又无疑是西方式的。当他看到月光下沐浴的情人玉梅的裸体，无法抑制的欲望迫使他拿起硬芯铅笔和油性铅笔，描绘了一幅玉梅的头像素描。这恰是西方绘画艺术所表现的“人体的惊人之美及其所复合的面部与目光的无限奥秘”。
中学时代结束后，天一跟随一位老书法家学习中国绘画。在此，作者耐心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绘画的精艺，天一绘画的工具是毛笔，或是随处折取的芦苇秆、用刀削下的一节竹子。老画家教导天一，中国绘画建立在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生活表现上，谦卑地遵守现实的法则，又直接指向心领神会的意象，而这意象主要来自为宇宙带来里外相应的大连接和大变化的“气与神”。中国画常透过自然，表现意境，“以虚空维持生命元气的回荡，不断将有限连上无限，如同造物本身。”之后，天一被推荐去敦煌跟随C教授学习佛教壁画。在此，他逐渐体悟到历史上中国绘画也曾吸收了印度艺术，创造出一种全新而独特的艺术形式，如敦煌壁画对空间的解构和大胆的建构、唐代的英雄人物造型和饱满有力的马匹、宋元绘画的素描技术和准确的颜色运用，这些又都重新构成中国绘画的传统之一。 青年时代，天一来到法国留学，对西方绘画的学习是在与东西方绘画的对话中展开的。首先，他跟随西方绘画教科书学习，但填满空间的颜料的西方绘画让他感到不适。之后，他参观博物馆，遇到卢浮宫中伦勃朗的画，其光线中透出“人性光辉的脸掌握了生命的秘密”，天一忍不住与中国绘画对比：“中国古典画家是从来不谈光线的”，他们“寻求的是纯粹空间里的透明本质”。其次，天一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的学习引发了其对中国宋元画家的反思。程抱一在《卢浮宫朝圣》序言中说，他对西方艺术产生真正的震动发生于1960年，他被其无处不在的魅力和丰富的艺术宝库所征服。小说中，天一也造访了意大利，详细描绘了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的感受，深刻理解了西方绘画艺术中的镜子和自恋主题，以及其背后的西方文化观念，即人战胜了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孤独的存在。而宋元绘画表现的是“真实生命唯一的依归，人立刻可以栖息于内”。在此，小说对比了中西方绘画所揭示的两种文化的宇宙观：西方人是孤独的存在，而东方的人与自然已融为一体。最后，经过对西方绘画艺术的惊人探索，天一在西方风景画中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中国的山水画讲究“凡经营下笔者，必合天地”，传统水墨画更是“虚（空间）同实（实物）连成一片波流，如决流之推波。明同暗也联成一片波动，如行云之推月”，从而达到“时空合一体”的意境。程抱一认为西方画家保罗·塞尚（Paul Cezanne）的风景画与此相通，他说，塞尚的绘画“依据动性空间而建立的宽幅的构图”，“渐进的笔触和呼应的色彩”，“对预留部分和未完成部分所采用的安排方式”，都表现出与中国宋元画家所接近的“直觉”，将绘画艺术伸向“有生命宇宙的深不可测的深处”。可以说，天一对风景画的选择，正是对中西方绘画艺术融合的探索与实践，这也是天一的师傅的期许。
然而，天一并未沿着老画家的期许前行，在接到玉梅的信后，他选择回到祖国。之后，他放弃了风景画的艺术形式，选择“用外来文化滋养民族土壤，继而创造出一种全新和独特的艺术”，故事的最后，天一在激情中创作了一幅玉梅的肖像画，“在壁画的空间里，人物的形象融化在自然风景中”，从壁画深处，升起纯真地超越了人自身悲剧的光，与万物、四季、星辰相连，以一种未完成作为完成的状态，达到了绘画艺术的圆满。可以说，“这幅壁画是天一与世界在对话的境界中凝成的结晶，它盛满了天一这一路获得的所有人生体悟，也融汇了天一心中所有的艺术理念，这使其最终成为艺术与生命的完满结合体”。
《天一言》中对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思考是主線，小说还多处描写了中西方音乐、戏剧艺术的不同体验，体现出作家深厚的艺术造诣。程抱一对中西方艺术的思考，也引起评论家米勒-热拉尔（Dominique Millet-Gerard）的关注，他的《诗与画——程抱一与克洛岱尔》一文，分析了两者在诗画艺术上的思考核心，即两者“通过两种文化问不可避免的诸多差异”，“对东方诗歌与绘画这两种密不可分的艺术创作所持有的相同视角”。
三、叙事与诗意：东西方语言艺术的交错
海外华文文学最重要主题之一，便是书写“融入的困难”，包括面对异文化产生的挫折、失败、认同危机、他者感、无根感等等，如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揭示了主人公吴汉魂到美国后精神与生活都无所归依的困境;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描写海外留学生在生活、理想、爱情上一次次的受挫与失败。这些作品都反映出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隔膜”，事实上，自郁达夫开始，隔膜“已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成为华文文学最基本的审美特征。
离开祖国的海外华人首先会遭遇语言问题，失语已然成为一种共性，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割裂后的文化冲击和对自我身份的怀疑，这几乎是海外华人群体共同的心路历程。《天一言》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程，小说描写了天一遭遇的语言困境，身处陌生环境的生存焦虑，身份缺失的心灵困境等，展示了主人公面对异域文化心灵“开放、惊慌、吸收、变化”的过程。这也是作家自身的经历，程抱一19岁到法国，首先遭遇了失语的痛苦，经过艰难的学习与摸索，他逐渐打破缄默，开始用法语“重新命名万物，包括那些曾经的过往”，最终用法语建起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他的王国里，法语成为他的第二母语，成为流淌在他心灵深处的音符，母语的汉语与第二母语的法语融为一体，演化出一曲灵魂深处的二重奏。他本身已不仅是“一个双重文化的普通案例”，更是“在母文化根基被完全保留的前提下，被全盘吸收后作为第二层皮肤和第二性质的后天所得让这个背井离乡之人从‘差异’的观念走向了‘对话的统一体’的观念。这是一种历经思索、渴望和亲身体验后对一切对立的超越”。
不仅如此，程抱一更“渴望能够以一种更持久、更意味深长的形式，把这份沉甸甸的人生收获释放出来”。学者牛竞凡认为，“程抱一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和使用的文学手法是多元的，既有中国古典小说、诗歌的意境氛围，又有欧美小说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简单地做出归化”。这体现在作品叙事方式和作品内蕴等方面，从叙事上看，《天一言》吸收和借鉴了多重西方叙事传统，并对这一传统有所推进。
第一，《天一言》由于主人公天一的画家身份，被认为是“艺术家小说”，小说围绕天一的成长经历和精神之旅展开，借鉴了《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以人物为中轴、张扬主体意识、表现个人生命成长道路、内心情感的‘主观式’的写法和‘成长意识’”。
第二，《天一言》中讲述了大量的天一的旅行：少年时他和玉梅的探险、毅然回国寻找玉梅和浩郎等，如同18世纪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一般，很多人物都在路上，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冒险。
第三，小说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古老中国的苦难历史，特别是第三部分回归的神话，如同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作者都将自己变成了“见证者”的角色，书写其主人公在一种极端环境下的见闻、遭遇和体验，并在全人类的高度，审视死亡与痛苦等主题。
第四，小说中以“我”在S城的救济机构，听天一讲他的经历，并整理天一的手稿开启，这与西方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德·维尔迪欧夫人的《文件夹》等书信或日记体小说类似，也与《曼浓·莱斯科》这类小说中，主人公向他人讲述个人真实经历的叙事类似，这两种手法在小说中被巧妙地糅合起来，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 第五，《天一言》在小说叙事手法和观念上借鉴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不仅如此，普鲁斯特研究专家吕克·弗莱斯（Luc Fraisse）发现，《天一言》“在普鲁斯特之后写作”，扩展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维度。程抱一说，“和普鲁斯特相反，我会写‘寻找未来时光’。时间的法则，或者至少是我个人的法则……并非出于完成的状态中，而是在延迟中、未完成中”。也就是说，他将普鲁斯特的叙事，从对过去的创造推向了未来的维度，他“要以语言去重新体验生活过的一切，不是简单的纪实或见证，还是一种光照和启示”，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启迪。
然而，《天一言》不仅借鉴和继承了多种西方叙事传统，而且传承了东方直觉的思考方式和中国古典小说、古典诗词的意境氛围，形成了对西方叙事的一种创造性探索。小说被西方的评论家比作“史诗”，对此，程抱一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将法语的音乐节奏运用到小说语言之中，造成一种“诗”的意蕴。而且，小说“饱含内在情感律动”，“延续了传统中国诗性美学的特征”，“富有诗情画意之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小说叙事时间常常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时间因主观感受在叙事中被拉长或一带而过。如天一和玉梅的郊游、天一与浩郎去寻找玉梅的旅途，叙事的节奏轻柔舒缓，点点滴滴的细节铺开，营造出一种丰盈而自由的氛围。而天一在欧洲的时间却显得模糊不清，并未有明确的描述。快乐的明朗的时间被放大，痛苦的记忆被刻意压缩，虚与实、快与慢，时问与人物的主观感受相连，这种对时间的直觉把握，是古老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常见于京剧这类戏剧舞台艺术。
第二，小说具有鲜明的画面感，如对庐山水雾、茶园、敦煌沙地等自然风光的描写，通过物的远近、虚实、明暗的对比来构造景物，语言中呈现出犹如中国水墨画般虚静高洁的画面感，传达了一种东方式的“意无穷”的水墨哲学，使汉语的飘逸之美跃然纸上。不仅如此，自然景观描写常和小说人物的生命体验相连，使读者从肤浅的感觉世界中挣脱出来，与永恒的精神世界浑然成为一体。
最后，《天一言》的语言简洁含蓄、轻盈灵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东方的诗句、俗语、成语、谚语等，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食尽烟火，躺卧云间”“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这些闪烁着古老中华民族的普遍智慧和生活经验的汉语精华，使小说呈现出气韵生动的东方情致。
四、余语
法国评论家贝尔托（Dadeleine Bertaud）认为，“在20世纪中法文化文学关系史上，程抱一是一位难得的极富创造性的诗人、小说家、艺术批评家。他在众多领域都有独特的建树和创造，成为近世中法文化文学交流汇通中的旗帜性的人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在20世纪40年代语境下，老一辈知识分子如何历经磨砺和艰辛，在文化的碰撞磨合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和价值，实现民族文化突围、转换和超越。他坦言，“我孜孜以求的，就是力图超越种族和地域的限制，提取中法这两个伟大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熔铸新的生命，创造新的艺术”。小说《天一言》实现了作家这一艺术追求，在其文本内部展现出中西方文化在多个层面上的共存与对话、相纳和生新，达到了文化上“美美与共”的和合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天一言》为全球一体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正面的、成功的个案，或许未来的各民族文化在相互影响接受的基础上依然会保持各自的以我为主，但在具体的一些层面，也会在吸纳的基础上创生出新的元素，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语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磨合将生成多种多样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创新后的崭新的文化形态。
可以說，海外华文文学以存异求同、“美美与共”的态度探寻着人类文化既融合又独立的理想状态，形成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自省、再生与发现的美好互动。海外华文作家们双重的文化身份和独特的跨文化背景，使其拥有开放的文化视野，成为文学与文化交流中最佳的桥梁和使者。一方面，他们在文学观念、经典作品、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独特的艺术探索，收获了一批值得被列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本身有着远超文学层面的文化价值，发挥着巨大的文化交流、辐射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擅长进行“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文化磨合的智者，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仅探索并建构出有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传统，而且参与了所在国的文化建构，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窗口，重塑了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形象。总之，海外华文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提升为人类普世性价值而使之得到世界性传播，又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中丰富了中华文化传统”，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建设有着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