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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社会上对国学有了一定热度。多所著名高校开办了国学班；公私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由热衷于学习西方式的管理，转过来学习我国古代哲学智慧与管理方略；一些MBA、EMBA、总裁班开始通过学习中国经典来丰富人生；不少民间人士开拓空间，让儿童诵读经典……然而，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博导郭齐勇教授却指出，国学复兴之日远未到来，所谓的“国学热”只是表面现象。采访过程中，郭教授的儒者风范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深邃的思想、平和的言语令人如沐春风。
“四书”是中国的《圣经》
记者：国学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郭齐勇：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在清末民族危机与西学大量进入中国以前，没有国学这一说法。国学这一概念从上世纪初被章太炎等学者从日本引入之时起，就含有振兴民族精神、弘扬中国文化、增强自主精神与自信力，以与东西方列强相抗衡之意，也含有批判或救治世界的西化、功利化的弊病之意。所以，国学不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更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中国人要走向世界，一定要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这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不读“四书”。“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古兰经》之于阿拉伯，《圣经》之于西方。
记者：我们怎样读“四书”，才能领略古人的精神妙处呢？
郭齐勇：朱熹曾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的这种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读“四书”要用心去读，以生命对生命，以真诚对真诚。古代圣贤指点人，不是权威说教，而是启发读者自己去领会。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体验、实践，身心合一。学习这些典籍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能所学与所行脱节。《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教过多少遍了，反复诵读，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与收获。
对“国学热”的冷思考
记者：复兴国学是您多年的夙愿，但您曾多次说，当前的国学热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
郭齐勇：当前所谓的“国学热”的确是一种假象。国民对国语、国文、国学，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了；体制内的，从幼儿到博士的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时间与精力大大超过了学习母语的时间与精力，而体制内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又非常薄弱；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奢谈“国学热”？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一种现象，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各层次教育中，把英语、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语、本土文化的教育更为重要，完全是数典忘祖！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已是美国文化的殖民地，美国大片横行无忌。反过来看一看法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严格限制大众媒体把英语节目或所谓美国大片肆无忌惮地播放，他们是有限制的。法国知识界不断批评、指导法国的传媒与文化界，法国政府也十分自觉地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与法兰西文化的尊严。相反，我们都失职了！
记者：国学之所以尚未真正热起来，也许是因为当代社会中有些深层次的因素妨碍着国学复兴。
郭齐勇：传统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社会，而在当下的中国，民间社会其实日渐萎缩，儒家、儒学、儒教生长、复兴的机缘，只能在大的社会空间之中。此外，受到西式教育的很多知识分子或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或以先入之见，对传统文化横加肢解，认为西方文化从古至今都有理性，完美得很；认为中国文化从古到今都无理性，糟糕得很，这也是国学不能真正热起来的原因之一。
记者：我注意到，您以前多次在指出当前国学热是假热的同时，也肯定这种现象的积极意义。
郭齐勇：国学热与学者们的观点和目标有距离、有差异也是正常的，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我相信民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学者只是民众中的一部分而已。至于学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或责任意识，那应是国家与民族的幸事。
复兴国学的现代意义
记者：很多人认为，国学属于精英文化，与老百姓的生活隔得很远，对此您怎么看？
郭齐勇：我们一谈到国学，就以为是精英层的东西，其实，国学更具有草根性。我上小学时靠家教了解传统。家里人文化程度不高，父母把《三字经》《千字文》等拿来教育我们。我小时候经常看皮影戏、听说书，这里面其实都是通过说故事，如三国故事、水浒故事等，把那些忠孝观念，把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扎根于民间。
记者：请您谈一下复兴国学的现代意义。
郭齐勇：上世纪末，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近年来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为官者官风不正，贪污腐化；民间的唯利是图，缺少信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华人文，特别是儒家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大本大源的重建。比如生态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借鉴意义：在古代，每个月什么样的鸟不能打，什么样的兽不能打，什么样的树不能砍，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定。再如孔孟之道对现代管理的借鉴意义：儒家在管理上并不是就事论事的管理，他讲的是调动人心的管理。刑法治理社会只能治标，孔子强调的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德治。德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耻德”，最好的管理是发挥员工羞耻心的管理，一个有羞耻心的团队才有深长久远的竞争力。如果人类只变成经济动物，利字当头，社会将变得十分危险。联合国大厦门口有一块石碑，上面用各种文字篆刻着孔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孟之道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最大的普世价值！
必须加强对孩子的国学教育
记者：东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化更注重知性教育，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注重德性教育。
郭齐勇：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胜，人文教育不及。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曾多次郑重地对我说，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2003年，我在日本讲学时，曾专程去福冈看望95岁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冈田先生90高龄时还在福冈的一家幼儿园给孩子们讲《论语》。他对我说，东方文化中有很多珍宝尚未开发出来，东方文化一定会胜过西方文化。
记者：现在有不少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参加校外国学培训班。听说您主编的适用于小学生与中学生所有年级的两套《国学读本》去年出版了。请您谈一下对少儿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和方法。
郭齐勇：儿童背一点《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之类的蒙学读物，背一点《论语》《孟子》《老子》，背一点古代诗词，很有好处。由于我国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片面地膨胀知性与过早地分科，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十分薄弱，特别是中国传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修养十分欠缺。有一位博士生给老师春节寄贺卡，写“某某先师”收。先师是指已经故去的老师，老师接到贺卡后自然很不高兴。张艺谋算是文化名人了，但《黄金甲》中，周润发演的皇帝对一位医官说：“你的内人”如何，内人是谦称自己的太太，怎么能说“你的内人”呢？这完全是笑话。现在不少年轻教授介绍或提及自己的太太时说“我的夫人”。其实“夫人”是别人对你太太的尊称，自己说自己的妻子，稍微要低调一点，应该称“我的内人”。
我个人认为，中学不应文理分科。而且，应在中小学教育中恢复毛笔字的教育与训练；从高小到中学语文课本中，应逐步适度增加文言文的比重，到高二、高三，至少应有五六成的古文；“四书”应全部或大部分进入中学课堂。值得大陆借鉴的是，台湾地区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约有70%的文言文，另外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即“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这在历史上是家传户诵之学，对于东亚文明有很大贡献。
现在很多幼儿园以双语教学作为卖点，英语启蒙教育的时间越来越提前——但我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读懂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不希望看到，当学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外国人和我们讨论先秦诸子百家，讨论中医的奥妙，讨论茶道的心得时，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会茫然不知其所云而无言以对。
“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郭教授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如是说。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一位博导，为何会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去主编蒙学书的缘由。为了国学的复兴，已年过六旬的郭教授仍然在路上！
郭齐勇简介：
郭齐勇，1947年出生于武汉，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博导。他在熊十力著作整理与熊十力哲学研究上的专家地位、杰出贡献及在海内外学界的影响，至今无人企及。其主要学术著作有《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儒学与儒学史新论》《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等。
“四书”是中国的《圣经》
记者：国学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郭齐勇：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在清末民族危机与西学大量进入中国以前，没有国学这一说法。国学这一概念从上世纪初被章太炎等学者从日本引入之时起，就含有振兴民族精神、弘扬中国文化、增强自主精神与自信力，以与东西方列强相抗衡之意，也含有批判或救治世界的西化、功利化的弊病之意。所以，国学不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更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中国人要走向世界，一定要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这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不读“四书”。“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古兰经》之于阿拉伯，《圣经》之于西方。
记者：我们怎样读“四书”，才能领略古人的精神妙处呢？
郭齐勇：朱熹曾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的这种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读“四书”要用心去读，以生命对生命，以真诚对真诚。古代圣贤指点人，不是权威说教，而是启发读者自己去领会。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体验、实践，身心合一。学习这些典籍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能所学与所行脱节。《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教过多少遍了，反复诵读，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与收获。
对“国学热”的冷思考
记者：复兴国学是您多年的夙愿，但您曾多次说，当前的国学热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
郭齐勇：当前所谓的“国学热”的确是一种假象。国民对国语、国文、国学，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了；体制内的，从幼儿到博士的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时间与精力大大超过了学习母语的时间与精力，而体制内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又非常薄弱；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奢谈“国学热”？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一种现象，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各层次教育中，把英语、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语、本土文化的教育更为重要，完全是数典忘祖！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已是美国文化的殖民地，美国大片横行无忌。反过来看一看法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严格限制大众媒体把英语节目或所谓美国大片肆无忌惮地播放，他们是有限制的。法国知识界不断批评、指导法国的传媒与文化界，法国政府也十分自觉地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与法兰西文化的尊严。相反，我们都失职了！
记者：国学之所以尚未真正热起来，也许是因为当代社会中有些深层次的因素妨碍着国学复兴。
郭齐勇：传统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社会，而在当下的中国，民间社会其实日渐萎缩，儒家、儒学、儒教生长、复兴的机缘，只能在大的社会空间之中。此外，受到西式教育的很多知识分子或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或以先入之见，对传统文化横加肢解，认为西方文化从古至今都有理性，完美得很；认为中国文化从古到今都无理性，糟糕得很，这也是国学不能真正热起来的原因之一。
记者：我注意到，您以前多次在指出当前国学热是假热的同时，也肯定这种现象的积极意义。
郭齐勇：国学热与学者们的观点和目标有距离、有差异也是正常的，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我相信民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学者只是民众中的一部分而已。至于学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或责任意识，那应是国家与民族的幸事。
复兴国学的现代意义
记者：很多人认为，国学属于精英文化，与老百姓的生活隔得很远，对此您怎么看？
郭齐勇：我们一谈到国学，就以为是精英层的东西，其实，国学更具有草根性。我上小学时靠家教了解传统。家里人文化程度不高，父母把《三字经》《千字文》等拿来教育我们。我小时候经常看皮影戏、听说书，这里面其实都是通过说故事，如三国故事、水浒故事等，把那些忠孝观念，把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扎根于民间。
记者：请您谈一下复兴国学的现代意义。
郭齐勇：上世纪末，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近年来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为官者官风不正，贪污腐化；民间的唯利是图，缺少信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华人文，特别是儒家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大本大源的重建。比如生态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借鉴意义：在古代，每个月什么样的鸟不能打，什么样的兽不能打，什么样的树不能砍，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定。再如孔孟之道对现代管理的借鉴意义：儒家在管理上并不是就事论事的管理，他讲的是调动人心的管理。刑法治理社会只能治标，孔子强调的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德治。德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耻德”，最好的管理是发挥员工羞耻心的管理，一个有羞耻心的团队才有深长久远的竞争力。如果人类只变成经济动物，利字当头，社会将变得十分危险。联合国大厦门口有一块石碑，上面用各种文字篆刻着孔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孟之道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最大的普世价值！
必须加强对孩子的国学教育
记者：东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化更注重知性教育，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注重德性教育。
郭齐勇：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胜，人文教育不及。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曾多次郑重地对我说，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2003年，我在日本讲学时，曾专程去福冈看望95岁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冈田先生90高龄时还在福冈的一家幼儿园给孩子们讲《论语》。他对我说，东方文化中有很多珍宝尚未开发出来，东方文化一定会胜过西方文化。
记者：现在有不少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参加校外国学培训班。听说您主编的适用于小学生与中学生所有年级的两套《国学读本》去年出版了。请您谈一下对少儿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和方法。
郭齐勇：儿童背一点《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之类的蒙学读物，背一点《论语》《孟子》《老子》，背一点古代诗词，很有好处。由于我国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片面地膨胀知性与过早地分科，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十分薄弱，特别是中国传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修养十分欠缺。有一位博士生给老师春节寄贺卡，写“某某先师”收。先师是指已经故去的老师，老师接到贺卡后自然很不高兴。张艺谋算是文化名人了，但《黄金甲》中，周润发演的皇帝对一位医官说：“你的内人”如何，内人是谦称自己的太太，怎么能说“你的内人”呢？这完全是笑话。现在不少年轻教授介绍或提及自己的太太时说“我的夫人”。其实“夫人”是别人对你太太的尊称，自己说自己的妻子，稍微要低调一点，应该称“我的内人”。
我个人认为，中学不应文理分科。而且，应在中小学教育中恢复毛笔字的教育与训练；从高小到中学语文课本中，应逐步适度增加文言文的比重，到高二、高三，至少应有五六成的古文；“四书”应全部或大部分进入中学课堂。值得大陆借鉴的是，台湾地区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约有70%的文言文，另外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即“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这在历史上是家传户诵之学，对于东亚文明有很大贡献。
现在很多幼儿园以双语教学作为卖点，英语启蒙教育的时间越来越提前——但我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读懂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不希望看到，当学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外国人和我们讨论先秦诸子百家，讨论中医的奥妙，讨论茶道的心得时，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会茫然不知其所云而无言以对。
“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郭教授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如是说。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一位博导，为何会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去主编蒙学书的缘由。为了国学的复兴，已年过六旬的郭教授仍然在路上！
郭齐勇简介：
郭齐勇，1947年出生于武汉，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博导。他在熊十力著作整理与熊十力哲学研究上的专家地位、杰出贡献及在海内外学界的影响，至今无人企及。其主要学术著作有《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儒学与儒学史新论》《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