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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暹(1891年-1984年)家世清贵,其祖父周馥(1837年-1921年),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长于文墨,早年入李鸿章幕府,由于处事干练持重,深得李鸿章信任,并成为清末洋务运动中的中坚人物,与南通张謇齐名,人称“南张北周”,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职。民国时,周明暹之叔周学熙也是风云一时的大人物,与袁世凯相交甚厚,一方面二人都出于李鸿章的淮军系统,另一方面周学熙的才能深为袁世凯所赏识。周学熙是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的创办人,曾两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明暹之父周学海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成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后署清江知县,因周馥不愿其远仕,也不愿其宦京,命周学海前往扬州,以江苏候补道的身份经理盐业。周学海于四十岁开外便撒手人寰;三年后,夫人也离开人世。周学海五个儿子在服丧守制期满后,陆续离开了扬州。周明暹曾于二十一岁时,短暂任职于周学熙创办的青岛华新纺织厂,任专务董事,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管理工作积累了经验。
初出茅庐
1915年,周学熙再任财政总长,他在整顿财政的同时,见当时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华东、华中纺织厂已遍地开花,而华北纺织业尚风气未开,于是授意周明暹的九叔周学辉联合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股东言敦源、王筱汀、安徽都督孙荫庭、中国银行总裁陈维壬、德州机械厂坐办马学廷等人发起并于第二年成立了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1918年,天津华新纱厂开工;1919年,唐山华新纱厂投产。周明暹独当一面管理企业的第一站为卫辉华新纱厂。这是一个烂摊子,建于1919年,原拟建于郑州,因股东王筱汀等人系卫辉人,见家乡地瘠民贫,为造福乡梓,以工代赈,于是在卫辉设厂。
进入卫辉华新纱厂之后,周明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车间里。一周后,他刚进车间,忽听一声惨叫,一名女工倒在地上,头处一片血迹,另两名女工半跪于地,想唤醒她。这时,几下皮鞭落在两名女工身上。周明暹架住了工务长握着皮鞭的手。工务长王荆留是股东王筱汀的侄儿,他三日前因拳打工人,已被周明暹警告。周明暹对那个倒地女工印象很深,他进厂第一天就从工人中发现了她,因为她鸠形鹄面,精神恹恹。经过交谈,周明暹得知她处境艰难,父亲病故,母亲瘫痪,还有一个只会哭笑的傻兄弟。周明暹派男工将头撞机器、昏厥在地的女工送往医院,并亲自随同。女工醒后,周明暹告诉她,安心养病,薪水如数付她,并委派一名女工帮她料理家务。王荆留对周明暹的举动大为不解。更让他不解的是,在他保证不打工人后,周明暹淡淡地回应:“迟了,去另谋生路吧。”尽管工务长以上的人事任命他无权决定(此权在远在天津英租界的唐、卫二厂办事处手里),但周明暹大胆地开除了王荆留,之后他三顾茅庐挖来无锡业勤纱厂技师、卫辉人黄燃担任工务长兼技师。
周明暹处事的魄力、待人的仁心,加上实业救国的理想,让黄燃十分钦佩,故而鼎力相助。在黄燃的帮助下,卫辉华新纱厂开始有了起色,并在黄燃的建议下,厂里设立了福利课。不久,周明暹又以重金礼聘一位医生入厂,设立敷药室。尽管周明暹、黄燃对工作竭尽全力,但因卫辉华新纱厂存在先天缺陷,故而不断停产。卫辉附近没有产棉区,棉花需要从冀南、豫北等地运来;煤炭取自焦作;机器维修和一些物料损耗需要依靠天津。卫辉虽有卫河,却不能通行大船,依靠铁路运输,卫辉站又是一个三等小站,交通极为不便。一日,周明暹见一男工上厕所,便自己扶车推送纱管,刚推出几步,忽然咳出几口鲜血。工人忙送他去敷药室,医生诊断后,结论是他得了肺结核。周明暹不得已离开卫辉,前往天津就医。周明暹一住进德国人开办的德美医院,王筱汀便代表华新众股东前来探病,王筱汀不仅未怪罪周明暹开除王荆留,而且大赞黄燃是伟器,并告诉周明暹,经董事们研究决定,已聘黄燃为卫辉华新纱厂副理(副经理)了。
布局唐山
三年后(1923年),周明暹痊愈,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上决定聘用周明暹担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与卫辉的华新纱厂相比,唐山华新纱厂规模较大,而且有很多便利,唐山华新纱厂大股东是滦州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电力由滦州煤矿提供,不仅节省了原动力设备购置安装等费用,而且电价也得到了优惠。之前唐山华新纱厂和卫辉华新纱厂规模同为一万两千枚纱锭,在周明暹到厂前,又向英商购买了两万四千枚纱锭,全部装备唐山,在周明暹到厂的第六天,机器运到,而负责安装机器的工务股机械副技师李源却“失踪”了。周明暹从职员口中得知,李源在唐山华新纱厂出纳家打麻将,周明暹赶到出纳家已是清晨,见李源等人仍在“筑城”,一怒之下,掀翻牌桌,怫然而去。李源自知理亏,立刻乘车前往滦州煤矿,打算从煤矿请技师来安装机器。同行者为李源说情,周明暹意思很坚决—如果他能悔过,尚可留用;如果虚与委蛇,必裁之。第二天安装机器,周明暹亲自动手,帮助安装,而李源则被晾在一边。几日来,李源无事可做,心中惴惴,几次见周明暹,周明暹都推托有事,并不理他,而其间陆续有不少人去找周明暹说情。见说情者众,周明暹心觉李源可留,同时华新公司在唐山还有一项动作—筹建织布厂,由周明暹负责实施。周明暹权衡再三,决定去上海礼聘织布专家洪挹之,并携李源同行。(被“解冻”后的李源后来不但戒掉了赌瘾,而且做事不辞辛劳,十分卖命。)在上海见到洪挹之,周明暹开门见山,洪挹之借病推辞,周明暹以北方市场多为日货来激将他,洪挹之又见周明暹千里迢迢来沪相邀,便不再推辞。
在唐山由洪挹之布阵,织布厂房于第二年落成,安装英国电力织布机250台。生产的“三燕”牌棉布打入天津、东北市场,十分畅销。继而,周明暹又委任洪挹之筹建漂染厂。不到一年,漂染厂便建成投产,使唐山华新纱厂为华北地区继青岛华新纱厂之后的第二个纺、织、印、染全能厂。商标仍为“三燕”,分“白三燕”和“彩三燕”。
东北沦陷后,华北也陷入危机之中,青岛华新纱厂被日本军事占领,唐山华新纱厂也为日本人所觊觎。周明暹拒绝了汉奸的威逼利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下,工人举行了反对卖厂的罢工,周明暹心领神会,以“工人罢工,反对卖厂”为由与日本人周旋,一直拖到1936年初。1935年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的唆使下,制造了冀东事变,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吴羽纺织株式会社立刻找到殷汝耕要求吞并唐山华新纱厂,无力回天的周明暹辞去经理一职,带着满腔的愤懑和遗憾,避入天津。
整顿天津华新纱厂
到津不久,周明暹第三次就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1925年底,他在唐山时,就曾兼任过天津华新纱厂的经理,对该厂并不陌生。1928年,他再次兼任该厂经理,并成功解决了天津华新纱厂的派系斗争。
天津华新纱厂生产的“五子”牌棉纱,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但厂方和股东获得实际利润并不大,因为天津华新纱厂一直采用的是包工制度。在建厂初期,由于缺乏技术人才,由股东杨味云介绍无锡人蒋自庚进入天津华新纱厂。蒋自庚从上海和无锡招聘熟练工人、机匠工头,又从无锡附近招揽廉价学徒进厂,工厂按标准供应棉花、物料、煤和一切设备,每出一包纱,要付蒋自庚若干管理费,所以赢利虽丰,但大多为蒋自庚所得。厂方对此却长期无可奈何,因为生产由工务操控,而工务又被蒋自庚所掌握。
股东方与包工方矛盾越来越激烈,于是决定收回自办,在合同期满后,不再与蒋自庚续约。但从蒋自庚来厂后,厂里便形成了安徽、无锡两派,股东方为安徽派,力量很小。为取消包工制,股东方以高薪安抚上海、无锡等地的工人留厂,并开出若干优厚条件,如工作十年后怎样,将来愿回南方者又怎样,另外对继任者仍用无锡人,由此,工人人心乃安。由于工厂大权仍掌握在无锡人手里,华新公司的创办人周学熙感觉指挥起来并不如意,1926年,华新公司聘请安徽人陈锡福来津担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
尽管陈锡福为人正直勤勉,但仍无法掌控局面,下属对他阳奉阴违。管理混乱反映在工人不爱惜机器、糟蹋物料、增加用花量、产品质量低下等方面。为此,陈锡福日夜班都要进厂察看,无锡籍职工却派人监视,夜班时,只要陈锡福住宅灯一灭,监视人立刻传信,车间内一切正常,陈锡福进厂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等他一走,车间又混乱如初。无锡派和安徽派的暗中斗争使生产成本剧增,质量却不断下滑,赢利也随之日少。1928年,华新公司董事会委任周明暹为天津华新纱厂经理,以彻底整顿工厂,并聘赴美留学归来的纺织专家桂季恒为工务长,而桂季恒亦为安徽人,同时聘用无锡人王正卿为副理,后二人皆为“空降兵”。
周明暹上任后,并未发现派系斗争存在,甚至连蛛丝马迹也不见,直到桂季恒进厂那日。周明暹、王正卿、桂季恒等人路过车间时,一些管筒杂物突然从车间内飞出,砸向几人。周明暹观其一木,已见森林,心知该厂管理的确已经混乱不堪,以杂物迎接桂季恒是无锡派势力的一种展示,是给安徽人的一个下马威。他记住了一个扔杂物的工人相貌,并从一个天津籍的工人那里问出了他的名字。如何处理这件事?把其他扔杂物的工人也挖出来,然后开除他们?周明暹深知,这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可能引发工人故意糟蹋原料,故意出次品,至少会消极怠工。
周明暹找到无锡人王正卿。王正卿主张开除那几个惹事的无锡工人,但周明暹却告诉他,无锡人也罢,安徽人也罢,离乡到天津工作,同为温饱,只有同心协力,全力投入生产,工厂利润才会增加,工人才会多得实惠。另外,工人工作一日,本已十分劳累,再伤神于二派争执,得不偿失。这些话,表面上是说给王正卿听的,其实周明暹是想通过王正卿转告那些带头示威的工人。
对于王正卿来说,其实他刚进厂,那几个工人头目便已和他有过接触,一方面他有照顾老乡的义务,另一方面他未尝没有拥众自雄之心。但那几人的孟浪举动让他十分难堪,而周明暹的一番话又让他深为惭愧。周明暹知道擒贼先擒王,只有王正卿能够折服于他,才能消弭二派争执。果然,第二天,桂季恒高高兴兴地告诉周明暹,昨晚几个无锡工人到他寓所,向他请罪。周明暹却将功劳推给了王正卿,说是王正卿公正办事,不袒护乡里,才有昨晚负荆请罪之举。周明暹深知,只有领导层团结,才能弥合二派的嫌隙。事情的发展正如周明暹所料,之后无锡人和安徽人之间的争执日渐减少。解决完派系斗争之后,周明暹便着手解决成本问题、质量问题以及大力引进技术人才,天津华新纱厂因此脱胎换骨,利润大增。
1936年,周明暹从唐山赴津,三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但时局已今非昔比,与青岛华新纱厂、唐山华新纱厂一样,天津华新纱厂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日商鲸吞的命运。之后,周明暹还担任过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
新中国建立前,周明暹拒绝了国民政府要求其企业南迁的命令,留在了大陆,作为统战对象,周明暹在文革前曾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建国后,他分四次将他辛苦收藏的数万册古籍善本和孤本捐献给国家。他出身世家,从小无衣食之忧,为人目的纯粹,凭公心做事,精通旧学,以德润身,所以拿得起,放得下,生死名利处之泰然,不愧是中国实业家的楷模。
初出茅庐
1915年,周学熙再任财政总长,他在整顿财政的同时,见当时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华东、华中纺织厂已遍地开花,而华北纺织业尚风气未开,于是授意周明暹的九叔周学辉联合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股东言敦源、王筱汀、安徽都督孙荫庭、中国银行总裁陈维壬、德州机械厂坐办马学廷等人发起并于第二年成立了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1918年,天津华新纱厂开工;1919年,唐山华新纱厂投产。周明暹独当一面管理企业的第一站为卫辉华新纱厂。这是一个烂摊子,建于1919年,原拟建于郑州,因股东王筱汀等人系卫辉人,见家乡地瘠民贫,为造福乡梓,以工代赈,于是在卫辉设厂。
进入卫辉华新纱厂之后,周明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车间里。一周后,他刚进车间,忽听一声惨叫,一名女工倒在地上,头处一片血迹,另两名女工半跪于地,想唤醒她。这时,几下皮鞭落在两名女工身上。周明暹架住了工务长握着皮鞭的手。工务长王荆留是股东王筱汀的侄儿,他三日前因拳打工人,已被周明暹警告。周明暹对那个倒地女工印象很深,他进厂第一天就从工人中发现了她,因为她鸠形鹄面,精神恹恹。经过交谈,周明暹得知她处境艰难,父亲病故,母亲瘫痪,还有一个只会哭笑的傻兄弟。周明暹派男工将头撞机器、昏厥在地的女工送往医院,并亲自随同。女工醒后,周明暹告诉她,安心养病,薪水如数付她,并委派一名女工帮她料理家务。王荆留对周明暹的举动大为不解。更让他不解的是,在他保证不打工人后,周明暹淡淡地回应:“迟了,去另谋生路吧。”尽管工务长以上的人事任命他无权决定(此权在远在天津英租界的唐、卫二厂办事处手里),但周明暹大胆地开除了王荆留,之后他三顾茅庐挖来无锡业勤纱厂技师、卫辉人黄燃担任工务长兼技师。
周明暹处事的魄力、待人的仁心,加上实业救国的理想,让黄燃十分钦佩,故而鼎力相助。在黄燃的帮助下,卫辉华新纱厂开始有了起色,并在黄燃的建议下,厂里设立了福利课。不久,周明暹又以重金礼聘一位医生入厂,设立敷药室。尽管周明暹、黄燃对工作竭尽全力,但因卫辉华新纱厂存在先天缺陷,故而不断停产。卫辉附近没有产棉区,棉花需要从冀南、豫北等地运来;煤炭取自焦作;机器维修和一些物料损耗需要依靠天津。卫辉虽有卫河,却不能通行大船,依靠铁路运输,卫辉站又是一个三等小站,交通极为不便。一日,周明暹见一男工上厕所,便自己扶车推送纱管,刚推出几步,忽然咳出几口鲜血。工人忙送他去敷药室,医生诊断后,结论是他得了肺结核。周明暹不得已离开卫辉,前往天津就医。周明暹一住进德国人开办的德美医院,王筱汀便代表华新众股东前来探病,王筱汀不仅未怪罪周明暹开除王荆留,而且大赞黄燃是伟器,并告诉周明暹,经董事们研究决定,已聘黄燃为卫辉华新纱厂副理(副经理)了。
布局唐山
三年后(1923年),周明暹痊愈,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上决定聘用周明暹担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与卫辉的华新纱厂相比,唐山华新纱厂规模较大,而且有很多便利,唐山华新纱厂大股东是滦州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电力由滦州煤矿提供,不仅节省了原动力设备购置安装等费用,而且电价也得到了优惠。之前唐山华新纱厂和卫辉华新纱厂规模同为一万两千枚纱锭,在周明暹到厂前,又向英商购买了两万四千枚纱锭,全部装备唐山,在周明暹到厂的第六天,机器运到,而负责安装机器的工务股机械副技师李源却“失踪”了。周明暹从职员口中得知,李源在唐山华新纱厂出纳家打麻将,周明暹赶到出纳家已是清晨,见李源等人仍在“筑城”,一怒之下,掀翻牌桌,怫然而去。李源自知理亏,立刻乘车前往滦州煤矿,打算从煤矿请技师来安装机器。同行者为李源说情,周明暹意思很坚决—如果他能悔过,尚可留用;如果虚与委蛇,必裁之。第二天安装机器,周明暹亲自动手,帮助安装,而李源则被晾在一边。几日来,李源无事可做,心中惴惴,几次见周明暹,周明暹都推托有事,并不理他,而其间陆续有不少人去找周明暹说情。见说情者众,周明暹心觉李源可留,同时华新公司在唐山还有一项动作—筹建织布厂,由周明暹负责实施。周明暹权衡再三,决定去上海礼聘织布专家洪挹之,并携李源同行。(被“解冻”后的李源后来不但戒掉了赌瘾,而且做事不辞辛劳,十分卖命。)在上海见到洪挹之,周明暹开门见山,洪挹之借病推辞,周明暹以北方市场多为日货来激将他,洪挹之又见周明暹千里迢迢来沪相邀,便不再推辞。
在唐山由洪挹之布阵,织布厂房于第二年落成,安装英国电力织布机250台。生产的“三燕”牌棉布打入天津、东北市场,十分畅销。继而,周明暹又委任洪挹之筹建漂染厂。不到一年,漂染厂便建成投产,使唐山华新纱厂为华北地区继青岛华新纱厂之后的第二个纺、织、印、染全能厂。商标仍为“三燕”,分“白三燕”和“彩三燕”。
东北沦陷后,华北也陷入危机之中,青岛华新纱厂被日本军事占领,唐山华新纱厂也为日本人所觊觎。周明暹拒绝了汉奸的威逼利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下,工人举行了反对卖厂的罢工,周明暹心领神会,以“工人罢工,反对卖厂”为由与日本人周旋,一直拖到1936年初。1935年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的唆使下,制造了冀东事变,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吴羽纺织株式会社立刻找到殷汝耕要求吞并唐山华新纱厂,无力回天的周明暹辞去经理一职,带着满腔的愤懑和遗憾,避入天津。
整顿天津华新纱厂
到津不久,周明暹第三次就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1925年底,他在唐山时,就曾兼任过天津华新纱厂的经理,对该厂并不陌生。1928年,他再次兼任该厂经理,并成功解决了天津华新纱厂的派系斗争。
天津华新纱厂生产的“五子”牌棉纱,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但厂方和股东获得实际利润并不大,因为天津华新纱厂一直采用的是包工制度。在建厂初期,由于缺乏技术人才,由股东杨味云介绍无锡人蒋自庚进入天津华新纱厂。蒋自庚从上海和无锡招聘熟练工人、机匠工头,又从无锡附近招揽廉价学徒进厂,工厂按标准供应棉花、物料、煤和一切设备,每出一包纱,要付蒋自庚若干管理费,所以赢利虽丰,但大多为蒋自庚所得。厂方对此却长期无可奈何,因为生产由工务操控,而工务又被蒋自庚所掌握。
股东方与包工方矛盾越来越激烈,于是决定收回自办,在合同期满后,不再与蒋自庚续约。但从蒋自庚来厂后,厂里便形成了安徽、无锡两派,股东方为安徽派,力量很小。为取消包工制,股东方以高薪安抚上海、无锡等地的工人留厂,并开出若干优厚条件,如工作十年后怎样,将来愿回南方者又怎样,另外对继任者仍用无锡人,由此,工人人心乃安。由于工厂大权仍掌握在无锡人手里,华新公司的创办人周学熙感觉指挥起来并不如意,1926年,华新公司聘请安徽人陈锡福来津担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
尽管陈锡福为人正直勤勉,但仍无法掌控局面,下属对他阳奉阴违。管理混乱反映在工人不爱惜机器、糟蹋物料、增加用花量、产品质量低下等方面。为此,陈锡福日夜班都要进厂察看,无锡籍职工却派人监视,夜班时,只要陈锡福住宅灯一灭,监视人立刻传信,车间内一切正常,陈锡福进厂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等他一走,车间又混乱如初。无锡派和安徽派的暗中斗争使生产成本剧增,质量却不断下滑,赢利也随之日少。1928年,华新公司董事会委任周明暹为天津华新纱厂经理,以彻底整顿工厂,并聘赴美留学归来的纺织专家桂季恒为工务长,而桂季恒亦为安徽人,同时聘用无锡人王正卿为副理,后二人皆为“空降兵”。
周明暹上任后,并未发现派系斗争存在,甚至连蛛丝马迹也不见,直到桂季恒进厂那日。周明暹、王正卿、桂季恒等人路过车间时,一些管筒杂物突然从车间内飞出,砸向几人。周明暹观其一木,已见森林,心知该厂管理的确已经混乱不堪,以杂物迎接桂季恒是无锡派势力的一种展示,是给安徽人的一个下马威。他记住了一个扔杂物的工人相貌,并从一个天津籍的工人那里问出了他的名字。如何处理这件事?把其他扔杂物的工人也挖出来,然后开除他们?周明暹深知,这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可能引发工人故意糟蹋原料,故意出次品,至少会消极怠工。
周明暹找到无锡人王正卿。王正卿主张开除那几个惹事的无锡工人,但周明暹却告诉他,无锡人也罢,安徽人也罢,离乡到天津工作,同为温饱,只有同心协力,全力投入生产,工厂利润才会增加,工人才会多得实惠。另外,工人工作一日,本已十分劳累,再伤神于二派争执,得不偿失。这些话,表面上是说给王正卿听的,其实周明暹是想通过王正卿转告那些带头示威的工人。
对于王正卿来说,其实他刚进厂,那几个工人头目便已和他有过接触,一方面他有照顾老乡的义务,另一方面他未尝没有拥众自雄之心。但那几人的孟浪举动让他十分难堪,而周明暹的一番话又让他深为惭愧。周明暹知道擒贼先擒王,只有王正卿能够折服于他,才能消弭二派争执。果然,第二天,桂季恒高高兴兴地告诉周明暹,昨晚几个无锡工人到他寓所,向他请罪。周明暹却将功劳推给了王正卿,说是王正卿公正办事,不袒护乡里,才有昨晚负荆请罪之举。周明暹深知,只有领导层团结,才能弥合二派的嫌隙。事情的发展正如周明暹所料,之后无锡人和安徽人之间的争执日渐减少。解决完派系斗争之后,周明暹便着手解决成本问题、质量问题以及大力引进技术人才,天津华新纱厂因此脱胎换骨,利润大增。
1936年,周明暹从唐山赴津,三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但时局已今非昔比,与青岛华新纱厂、唐山华新纱厂一样,天津华新纱厂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日商鲸吞的命运。之后,周明暹还担任过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
新中国建立前,周明暹拒绝了国民政府要求其企业南迁的命令,留在了大陆,作为统战对象,周明暹在文革前曾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建国后,他分四次将他辛苦收藏的数万册古籍善本和孤本捐献给国家。他出身世家,从小无衣食之忧,为人目的纯粹,凭公心做事,精通旧学,以德润身,所以拿得起,放得下,生死名利处之泰然,不愧是中国实业家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