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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保障与评价其质量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点问题。在第二届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高层论坛暨《大学教育科学》卅周年刊庆中，专家学者围绕该问题展开了研讨。与会者从政府、社会、高校以及个体这四个相关的利益主体出发，总结归纳了各主体的责任：政府应宏观调控高等教育的发展，社会应坚持大学的多元评价，大学应重点关注人才的培养过程，个体应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持续、快速提升，要求各主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综述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1-0124-04
收稿日期：2014-12-02
作者简介：邓丽娇（1988-），女，湖南张家界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评价、教育史研究。
为持续推进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研究，庆祝《大学教育科学》创刊三十周年，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成功举办了“第二届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高层论坛暨《大学教育科学》卅周年刊庆”。此次高层论坛汇集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湖南大学及来自台湾地区的成功大学、淡江大学、彰化师范大学等20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余位专家学者，就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评价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潘懋元先生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师生专程参与了此次活动。在两轮高层论坛中，专家们一致认为，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政府、社会、大学、个体都要各司其职，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一、政府——宏观协调高等教育发展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之一，肩负着高等教育宏观规划、大学财政拨款等责任。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决定了大学有服务政府的义务，政府基于自身的考虑要求大学按照自己的意愿办学，而政府的意愿却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大学自主性的要求，由此，政府与大学处于和谐与矛盾共存的关系中。云南大学的董云川教授认为，大学一直是作为政府下属“事业单位”存在，政府一方面号称保障大学的自主权，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向大学直接或间接地发号施令。中国人民大学李立国教授也表示，我国政府在高校的招生、人才培养以及资源配置模式等方面起主导作用。政府决定招生数，在资源供给上没有给予学校保障，却要求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这种权责不对等的条件下高校是难以做到的。广州大学刘晖教授指出，广东省人民政府2013年7月向全国首次发表《落实和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意见》，要求对高校放权。但政府一手放权，另一手又抓着资源，通过资源的掌控来束缚学校。
专家一致认为，政府在大学的治学过程中存在越位现象。那么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刘晖教授总结指出，反观大学的质量，中国历史上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期大多都是“弱势”政府时期，所以，政府也应在一定阶段后给高校“断奶”。湖南大学陈厚丰教授认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逐渐下放学历、学位证书的颁发权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突破口。董云川教授认为政府除了保证教育投入、纠正和查处学校违法乱纪行为之外，招生、就业、学科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人事聘任和任免、学生管理、国际合作等事务都应该由学校自主决定。刘晖教授表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既要加强制度建设，也要防止陷入制度崇拜，制度的设计要与本土的文化相契合，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李立国教授提出，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控除了事后评估，更需要事前评估，在政府决策前就应该考虑到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包括资源配置的模式、数量、方式，做到事前评估与事后评估相结合。
二、社会——坚持高等教育评价多元化
随着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社会在评价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作为非政府性的、非大学性的存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大学社会评价，湖南大学余小波教授自问自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大学的社会评价？他结合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评价的理解，定义大学社会评价为“除政府和高校之外的社会力量对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作出价值判断的活动”。如何划分大学社会评价？他认为大学社会评价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主题的多元性、目标的多样性、内容的复杂性、标准的差异性。大学社会评价依据哲学的社会评价论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模式：一是非专业的民众、媒体、用人单位等的评议模式；二是较为规范的排行模式；三是具有专业性的认证模式。为什么要引入大学社会评价？他认为引入大学社会评价，不仅满足了政府宏观质量管理的需要，也是推进高校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引导质量保障全社会动员的有效途径。
厦门大学别敦荣教授指出，解决质量问题要靠投入，过去以政府投入为主、建立多渠道投入体系的政策是需要改变的，现在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就是要汲取社会资本、资源来投入、支持高等教育。社会在评价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处于“旁观者”的位置，大学的社会评价可能更有利于发现高等教育质量中存在的问题，甚至会出现建设性的建议。别教授也充分肯定了社会评价的作用，认为在高等教育治理中可采用独立式路径，主张让非政府性的、非大学性的各种各样的监督、保障、评估机制参与高等教育。湖南大学唐亚阳教授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应坚持的观点：一是系统的观点，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要放入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国家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教育系统内部来考量；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也应将中学教育、毕业生就业后状况都纳入考察范围，也要考虑家庭、社会与学校的横向联动。二是发展的观点，高等教育的精英化时期与大众化时期的评价标准应有所区别，职业学院与综合性大学的评价标准也应区别对待。
大学社会评价还处在发展阶段，在非专业的评议模式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教育研究院曾天山教授指出，社会普遍注重外部质量的评价，而内部质量评价由于标准差异而常被忽略。用人单位往往关注的是毕业生的毕业学校是否为“985”、“211”，而对毕业生的成绩却不是很注重。排行模式较评议模式更具专业性，社会群体及组织依据自我的评价标准给予高校评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南京师范大学胡建华教授肯定了排行模式的必要性，他认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如何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关键，外部监控是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学排行榜就是外部监控的体现。专业性的认证模式是经由认可或授权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评价的，《大学教育科学》主编、湘潭大学章兢教授以华盛顿协议评估组到大连理工大学考察为例，认为2014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进入了一个基于产出认证的新阶段。这种认证有一系列指标体系：1.学生：对学生的学习进程要有记录；2.目标：培养目标必须是可衡量的；3.就业要求：中国的毕业生必须切合中国具体的十条要求，并且这十条要求都会具体反映在教学、课程等具体方面；4.持续改进：依据现实状况不断改进教学以及评价指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吕立志教授也认为具体的评价指标是不可或缺的，衡量高等教育的学术成果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指标，具体有八个因素：一是先进的教育理念；二是提供支撑的师资队伍；三是教育手段，包括教育技术、教育方法；四是课程的组合；五是大学内部的教育组织形态；六是学术成果，不仅仅指获奖情况，关键是学术氛围；七是学生的就业状况；八是毕业生成功率。 三、大学——关注人才的培养过程
大学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承载者，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它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中处于中心位置，联接着政府、社会与个体。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目前大学有偏离其办学宗旨的趋势。董云川教授认为，追求经济利益成为了大学的主旋律，盲目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举办各种短平快的培训班、学位班等成了一些大学的吸金招数。别敦荣教授也指出，在大学中，教师不担任行政职务对于学校的改革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只有做教学、科研的责任。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存在问题。曾天山教授指出我国高校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人才培养的要求上，我国高校基本不存在淘汰的问题；在教育与学习的问题上，质量标准的概念界定过大，过分关注了教师队伍、学校资源等外延问题；在教学和科研的关系问题上，重科研，轻教学；知识、能力、智慧分配比例不当，高校重知识教学，智慧方面的教学却鲜少关注。
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各大学的作用不可忽视。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大学要坚持何种理念？董云川教授认为，大学教育制度设计要保障教育主体是有内生需求的，好的教育制度一定是其中的受教育者的求知欲和探究精神是逐步递增的，也一定是要保护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究精神的。别敦荣教授指出，大学更多的应遵循高等教育规律、遵循大学自身的逻辑。该逻辑是，大学是学术机构，是建立在学科专业基础上的，是依靠学者来办学的，行政力量和其他力量是辅助力量、是用来支持大学办学的。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赞成别教授的观点，并指出，在高校的管理中保证教授的发言权很重要，但同时也要强调学术民主，保证低职称学术人员的管理参与度也至关重要。
大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专家们指出，高等教育的内部质量监控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致建议采取外部评价与内部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南京师范大学胡建华教授指出，内部质量管理较外部监控更重要，狭义的质量管理包括生源控制、师资控制、过程控制、自我评价四个部分，生源控制以招到适合学校和适合专业的学生为目的，绝不是仅凭分数的高低来衡量生源水平；师资控制包括教师的选任和教师的发展两方面，教师的选任不能仅靠一次试讲定终身，教师的发展集中于教学能力的发展；过程控制体现在传授者是否胜任，传递方法是否得当，接受者是否投入；自我评价体现在学校可以向社会公开提供教学质量报告。
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是多样的，不同的利益群体的评价标准就大相径庭。大学系所自评过程中应该评什么？陈厚丰教授认为，一是评学习者的学习质量，要将选课权、选专业权、选教师权以及选课程权归还给学生；二是评教育者的教育质量，将选学生、开课程、教学内容的决定权交给教授。东莞理工大学邹晓平教授依据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指标多样化原则设计出可操作的高等教育评价三维空间，即学术性、适应性与成长性。依据该三维空间，每个学校可根据本校的特色确定各自的定位来设计评价指标，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台湾淡江大学张钿富教授提出系所自我评估指标的建立，最重要的是，大学在学术生态链上应该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台湾的大学系所评鉴都问四个问题，即PDCA（Plan/Do/Check/Act）。王智弘教授认为，台湾彰化师大在系所自评方面有自己的方法，在教师评鉴方面采用教师“多元升等”办法，包括教学升等、研究升等以及产学升等。新的升等办法虽然照顾了研究、教学或服务做得比较好的教师，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于某方面出色的教师其他两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
大学要想提高其教育质量，需要从多方面下工夫。一些地方大学也对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高等教育保障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广西民族大学唐德海教授从课程方面着手，认为大学课程质量保障应包括五个维度：一是培养目标上，应标明人才培养的类型、模式以及层次；二是课程标准上，课程要有学术含金量；三是授课教师的影响因子上，列出单个教师授课影响因子=教师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教师专业程度×单科课程学分的公式；四是人才培养常模，通过实践找到各种类型的人才培养的常模；五是课程发展度，从认知水平和情感态度两个方面的四个指标来考量课程质量。台湾成功大学汤尧教授介绍了该校提升质量的经验。台湾成功大学定位为创新、创意、创业的大学。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整合人力、跨越领域和专业的结合，活化资源，成功大学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包括校友、业界、政界、官界的人脉优势；成大也设立创业空间，给予学生组创团队参与比赛的机会。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王智弘教授指出，彰化师大要求系所资金自筹，因此他们推动名誉所友制度，即邀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担任学校的名誉所友。另外，彰化师范大学主张学生就业情况的多元发展，毕业生除了教师、公务员的出路，还力将教育学毕业生推往相关企业。
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也是大学不可回避的责任。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李欣儒教授介绍了台湾的大学正在推行大学端协助高中职优质计划，具体措施包括每个区都有带头大学领养高中职，提供给他们课程设计的专业性协助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帮助。
四、个体——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教师是教育的真正实施者，学生是教育的实际接受者。学生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教师队伍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质量，因此，高等教育质量要密切关注教师与学生的质量。目前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个体教育价值观出现了一些问题。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作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的主编，切身体会到了学者做学术写论文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曾经发表论文主要为了汇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在一种“不说不行”的状态；而现在发表论文不是研究的结果而大多是为了考核、成为了人为设定的目的，是一种应试论文、应试学术。广州大学刘晖教授也意识到个体的问题，认为保护学生的内在兴趣是保证质量的关键，而教师的投入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以美国教师三次批改作业为例，对比了国内外教师对教学投入的差异。湖南大学唐亚阳教授表示，高等教育质量与教师队伍息息相关。他认为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国大学能排名靠前靠的就是教师队伍质量。另外，他认为教师的教育方式也是至关重要的。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中的导师课要求学生回答四个问题，即如何得出自己论文的观点，这些观点与该领域其他观点的联系，自己的研究是否有社会价值，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很好地引导了学生如何反思自己的研究，既强调理论依据又强调了现实意义。
高等教育是人的教育，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只有学生这一主体参与了学习、并乐于学习，高等教育才有质量可言。南京大学龚放教授在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上强调了教师与学生的中心作用，认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概括地说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以“人本哲学”为中心，学生的成长发展是第一位的；“两个基本点”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是指学生在学上面的投入，二是指教师在教上面的付出。教师不仅要忠诚于学校、学科，更要忠诚于学生，对教师的评价要引入学生的评价。
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问题是一个常论常新的议题。专家们以已有的理论为基础，立足于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的现实问题，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出谋划策。政府、社会、高校以及教师与学生在高等教育发展上各有其责任，各主体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才能更好地和谐高等教育主体间的关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问题是发展着的问题，后续的研究与讨论也必将更加深入。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综述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1-0124-04
收稿日期：2014-12-02
作者简介：邓丽娇（1988-），女，湖南张家界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评价、教育史研究。
为持续推进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研究，庆祝《大学教育科学》创刊三十周年，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成功举办了“第二届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高层论坛暨《大学教育科学》卅周年刊庆”。此次高层论坛汇集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湖南大学及来自台湾地区的成功大学、淡江大学、彰化师范大学等20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余位专家学者，就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评价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潘懋元先生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师生专程参与了此次活动。在两轮高层论坛中，专家们一致认为，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政府、社会、大学、个体都要各司其职，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一、政府——宏观协调高等教育发展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之一，肩负着高等教育宏观规划、大学财政拨款等责任。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决定了大学有服务政府的义务，政府基于自身的考虑要求大学按照自己的意愿办学，而政府的意愿却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大学自主性的要求，由此，政府与大学处于和谐与矛盾共存的关系中。云南大学的董云川教授认为，大学一直是作为政府下属“事业单位”存在，政府一方面号称保障大学的自主权，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向大学直接或间接地发号施令。中国人民大学李立国教授也表示，我国政府在高校的招生、人才培养以及资源配置模式等方面起主导作用。政府决定招生数，在资源供给上没有给予学校保障，却要求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这种权责不对等的条件下高校是难以做到的。广州大学刘晖教授指出，广东省人民政府2013年7月向全国首次发表《落实和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意见》，要求对高校放权。但政府一手放权，另一手又抓着资源，通过资源的掌控来束缚学校。
专家一致认为，政府在大学的治学过程中存在越位现象。那么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刘晖教授总结指出，反观大学的质量，中国历史上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期大多都是“弱势”政府时期，所以，政府也应在一定阶段后给高校“断奶”。湖南大学陈厚丰教授认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逐渐下放学历、学位证书的颁发权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突破口。董云川教授认为政府除了保证教育投入、纠正和查处学校违法乱纪行为之外，招生、就业、学科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人事聘任和任免、学生管理、国际合作等事务都应该由学校自主决定。刘晖教授表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既要加强制度建设，也要防止陷入制度崇拜，制度的设计要与本土的文化相契合，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李立国教授提出，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控除了事后评估，更需要事前评估，在政府决策前就应该考虑到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包括资源配置的模式、数量、方式，做到事前评估与事后评估相结合。
二、社会——坚持高等教育评价多元化
随着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社会在评价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作为非政府性的、非大学性的存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大学社会评价，湖南大学余小波教授自问自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大学的社会评价？他结合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评价的理解，定义大学社会评价为“除政府和高校之外的社会力量对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作出价值判断的活动”。如何划分大学社会评价？他认为大学社会评价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主题的多元性、目标的多样性、内容的复杂性、标准的差异性。大学社会评价依据哲学的社会评价论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模式：一是非专业的民众、媒体、用人单位等的评议模式；二是较为规范的排行模式；三是具有专业性的认证模式。为什么要引入大学社会评价？他认为引入大学社会评价，不仅满足了政府宏观质量管理的需要，也是推进高校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引导质量保障全社会动员的有效途径。
厦门大学别敦荣教授指出，解决质量问题要靠投入，过去以政府投入为主、建立多渠道投入体系的政策是需要改变的，现在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就是要汲取社会资本、资源来投入、支持高等教育。社会在评价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处于“旁观者”的位置，大学的社会评价可能更有利于发现高等教育质量中存在的问题，甚至会出现建设性的建议。别教授也充分肯定了社会评价的作用，认为在高等教育治理中可采用独立式路径，主张让非政府性的、非大学性的各种各样的监督、保障、评估机制参与高等教育。湖南大学唐亚阳教授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应坚持的观点：一是系统的观点，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要放入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国家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教育系统内部来考量；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也应将中学教育、毕业生就业后状况都纳入考察范围，也要考虑家庭、社会与学校的横向联动。二是发展的观点，高等教育的精英化时期与大众化时期的评价标准应有所区别，职业学院与综合性大学的评价标准也应区别对待。
大学社会评价还处在发展阶段，在非专业的评议模式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教育研究院曾天山教授指出，社会普遍注重外部质量的评价，而内部质量评价由于标准差异而常被忽略。用人单位往往关注的是毕业生的毕业学校是否为“985”、“211”，而对毕业生的成绩却不是很注重。排行模式较评议模式更具专业性，社会群体及组织依据自我的评价标准给予高校评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南京师范大学胡建华教授肯定了排行模式的必要性，他认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如何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关键，外部监控是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学排行榜就是外部监控的体现。专业性的认证模式是经由认可或授权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评价的，《大学教育科学》主编、湘潭大学章兢教授以华盛顿协议评估组到大连理工大学考察为例，认为2014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进入了一个基于产出认证的新阶段。这种认证有一系列指标体系：1.学生：对学生的学习进程要有记录；2.目标：培养目标必须是可衡量的；3.就业要求：中国的毕业生必须切合中国具体的十条要求，并且这十条要求都会具体反映在教学、课程等具体方面；4.持续改进：依据现实状况不断改进教学以及评价指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吕立志教授也认为具体的评价指标是不可或缺的，衡量高等教育的学术成果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指标，具体有八个因素：一是先进的教育理念；二是提供支撑的师资队伍；三是教育手段，包括教育技术、教育方法；四是课程的组合；五是大学内部的教育组织形态；六是学术成果，不仅仅指获奖情况，关键是学术氛围；七是学生的就业状况；八是毕业生成功率。 三、大学——关注人才的培养过程
大学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承载者，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它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中处于中心位置，联接着政府、社会与个体。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目前大学有偏离其办学宗旨的趋势。董云川教授认为，追求经济利益成为了大学的主旋律，盲目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举办各种短平快的培训班、学位班等成了一些大学的吸金招数。别敦荣教授也指出，在大学中，教师不担任行政职务对于学校的改革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只有做教学、科研的责任。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存在问题。曾天山教授指出我国高校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人才培养的要求上，我国高校基本不存在淘汰的问题；在教育与学习的问题上，质量标准的概念界定过大，过分关注了教师队伍、学校资源等外延问题；在教学和科研的关系问题上，重科研，轻教学；知识、能力、智慧分配比例不当，高校重知识教学，智慧方面的教学却鲜少关注。
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各大学的作用不可忽视。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大学要坚持何种理念？董云川教授认为，大学教育制度设计要保障教育主体是有内生需求的，好的教育制度一定是其中的受教育者的求知欲和探究精神是逐步递增的，也一定是要保护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究精神的。别敦荣教授指出，大学更多的应遵循高等教育规律、遵循大学自身的逻辑。该逻辑是，大学是学术机构，是建立在学科专业基础上的，是依靠学者来办学的，行政力量和其他力量是辅助力量、是用来支持大学办学的。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赞成别教授的观点，并指出，在高校的管理中保证教授的发言权很重要，但同时也要强调学术民主，保证低职称学术人员的管理参与度也至关重要。
大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专家们指出，高等教育的内部质量监控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致建议采取外部评价与内部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南京师范大学胡建华教授指出，内部质量管理较外部监控更重要，狭义的质量管理包括生源控制、师资控制、过程控制、自我评价四个部分，生源控制以招到适合学校和适合专业的学生为目的，绝不是仅凭分数的高低来衡量生源水平；师资控制包括教师的选任和教师的发展两方面，教师的选任不能仅靠一次试讲定终身，教师的发展集中于教学能力的发展；过程控制体现在传授者是否胜任，传递方法是否得当，接受者是否投入；自我评价体现在学校可以向社会公开提供教学质量报告。
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是多样的，不同的利益群体的评价标准就大相径庭。大学系所自评过程中应该评什么？陈厚丰教授认为，一是评学习者的学习质量，要将选课权、选专业权、选教师权以及选课程权归还给学生；二是评教育者的教育质量，将选学生、开课程、教学内容的决定权交给教授。东莞理工大学邹晓平教授依据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指标多样化原则设计出可操作的高等教育评价三维空间，即学术性、适应性与成长性。依据该三维空间，每个学校可根据本校的特色确定各自的定位来设计评价指标，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台湾淡江大学张钿富教授提出系所自我评估指标的建立，最重要的是，大学在学术生态链上应该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台湾的大学系所评鉴都问四个问题，即PDCA（Plan/Do/Check/Act）。王智弘教授认为，台湾彰化师大在系所自评方面有自己的方法，在教师评鉴方面采用教师“多元升等”办法，包括教学升等、研究升等以及产学升等。新的升等办法虽然照顾了研究、教学或服务做得比较好的教师，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于某方面出色的教师其他两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
大学要想提高其教育质量，需要从多方面下工夫。一些地方大学也对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高等教育保障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广西民族大学唐德海教授从课程方面着手，认为大学课程质量保障应包括五个维度：一是培养目标上，应标明人才培养的类型、模式以及层次；二是课程标准上，课程要有学术含金量；三是授课教师的影响因子上，列出单个教师授课影响因子=教师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教师专业程度×单科课程学分的公式；四是人才培养常模，通过实践找到各种类型的人才培养的常模；五是课程发展度，从认知水平和情感态度两个方面的四个指标来考量课程质量。台湾成功大学汤尧教授介绍了该校提升质量的经验。台湾成功大学定位为创新、创意、创业的大学。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整合人力、跨越领域和专业的结合，活化资源，成功大学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包括校友、业界、政界、官界的人脉优势；成大也设立创业空间，给予学生组创团队参与比赛的机会。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王智弘教授指出，彰化师大要求系所资金自筹，因此他们推动名誉所友制度，即邀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担任学校的名誉所友。另外，彰化师范大学主张学生就业情况的多元发展，毕业生除了教师、公务员的出路，还力将教育学毕业生推往相关企业。
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也是大学不可回避的责任。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李欣儒教授介绍了台湾的大学正在推行大学端协助高中职优质计划，具体措施包括每个区都有带头大学领养高中职，提供给他们课程设计的专业性协助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帮助。
四、个体——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教师是教育的真正实施者，学生是教育的实际接受者。学生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教师队伍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质量，因此，高等教育质量要密切关注教师与学生的质量。目前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个体教育价值观出现了一些问题。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作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的主编，切身体会到了学者做学术写论文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曾经发表论文主要为了汇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在一种“不说不行”的状态；而现在发表论文不是研究的结果而大多是为了考核、成为了人为设定的目的，是一种应试论文、应试学术。广州大学刘晖教授也意识到个体的问题，认为保护学生的内在兴趣是保证质量的关键，而教师的投入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以美国教师三次批改作业为例，对比了国内外教师对教学投入的差异。湖南大学唐亚阳教授表示，高等教育质量与教师队伍息息相关。他认为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国大学能排名靠前靠的就是教师队伍质量。另外，他认为教师的教育方式也是至关重要的。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中的导师课要求学生回答四个问题，即如何得出自己论文的观点，这些观点与该领域其他观点的联系，自己的研究是否有社会价值，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很好地引导了学生如何反思自己的研究，既强调理论依据又强调了现实意义。
高等教育是人的教育，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只有学生这一主体参与了学习、并乐于学习，高等教育才有质量可言。南京大学龚放教授在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上强调了教师与学生的中心作用，认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概括地说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以“人本哲学”为中心，学生的成长发展是第一位的；“两个基本点”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是指学生在学上面的投入，二是指教师在教上面的付出。教师不仅要忠诚于学校、学科，更要忠诚于学生，对教师的评价要引入学生的评价。
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问题是一个常论常新的议题。专家们以已有的理论为基础，立足于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的现实问题，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出谋划策。政府、社会、高校以及教师与学生在高等教育发展上各有其责任，各主体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才能更好地和谐高等教育主体间的关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问题是发展着的问题，后续的研究与讨论也必将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