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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新快报》有关海珠桥跳桥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其主要采用“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新快报》的这种新闻呈现主要是由其市场定位及编辑记者的阶层意识所决定的。
【关键词】《新快报》 跳桥事件 新闻框架
近年来，广州市的海珠桥发生一些人攀上桥上钢梁威胁跳桥事件，这些跳桥者的目的大多是希望引起媒体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解决有关问题。但每次跳桥都给广州市的交通造成一定的混乱，成为广州市有一定影响的公共事件，广州的媒体大多进行了报道。《新快报》作为广州最有影响的主流报纸之一，对跳桥事件也大多给予了及时的报道。2009年海珠桥发生跳桥事件13起，《新快报》共报道12起，发表报道11篇。本文采用框架理论对这11篇报道进行分析，以探讨《新快报》对海珠桥跳桥事件的新闻呈现及动因。
一、跳桥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跳桥者肇事”
分析《新快报》对海珠桥跳桥事件的报道，发现其主要采用了“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将跳桥事件呈现为“跳桥者肇事”，将跳桥者塑造成“肇事者”。它们主要采取以下框架建构策略。
1、突出社会后果，弱化事件起因
《新快报》的跳桥事件报道，主要从两方面突出了跳桥事件的社会后果：一方面突出报道跳桥事件给交通带来的堵塞，给市民带来的损失和不便；另一方面，详细报道救护过程，突出跳桥事件给警察、消防和救护等部门带来的麻烦和困难。
在11篇报道中，有4篇报道将跳桥事件所带来的交通封闭、堵塞问题置入标题中，分别是：“事件造成海珠桥北向车道封闭近半小时”、“该桥双向封闭一小时”、“塞车一个半钟”、“造成交通大堵塞”。新闻标题位于新闻文本结构的最顶端，是新闻中最显著、最醒目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新闻修辞手段。将跳桥事件所带来的交通堵塞问题置入标题，使跳桥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得到强调和突出。
在正文中，这些报道也突出了跳桥事件给交通带来的堵塞和给市民带来的不便、造成的损失。如报道《海珠桥跳桥何时休/惠州两兄弟因家里果树被砍爬上桥，造成交通大堵塞》，以“大堵塞人龙一眼望不到头”为分题报道跳桥事件造成交通堵塞的景况；报道《一男爬上海珠桥顶致塞车一个半钟/又见跳桥！又是做秀！别折腾了！》，以“高管或损失百万元大单”为分题，报道跳桥事件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和损失。
11篇报道都详细报道了发生跳桥事件时，警察、消防和救护部门紧急出动，封闭交通，疏散人群，架设器材，劝说和解救跳桥者的过程，突出了跳桥者给警察、消防和救护等部门带来的麻烦。如标题：“制服男子跳桥 消防苦劝救下”，“残疾男子欲跳海珠桥/民警递水递饮料，三小时将其劝下”，“男子爬海珠桥 消防挠痒解救”；如报道细节：“该男子似乎刻意躲避消防员的劝说，不停地来回走动，弄得桥面上的三四名消防员扛着1米多高的气垫跟着他来回移动。”“由于劝说坐在桥梁上的两兄弟，消防曲臂云梯车多次搭载不同人员上去劝说，曲臂穿行在人行道上空。”报道还使用了“苦劝”、“苦心劝说”、“经过一个小时劝说”等词语、短语，强调救护的不易，突出跳桥者给警察、消防部门制造的麻烦和困难。此外还有一篇报道《海珠桥跳桥秀不断，守桥治安员叹无奈——即使全天守着难防有人爬桥》，以跳桥事件为由头报道跳桥者给守桥治安员带来的麻烦。
与突出报道跳桥事件的社会后果相反，这些报道对跳桥事件的发生原因则给予忽略或弱化处理。原因是事件的基本构件，只有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行为者的动机、利益诉求，才能很好地理解当事人的行为及其意义。然而，11篇报道中有2篇完全没有提及事件原因，其余报道虽然对跳桥原因进行了报道，但是有的一笔带过，有的虽然用了相对较多的文字进行介绍，有两篇报道还将跳桥原因置入标题中：“疑与7年前一宗香蕉树被毒杀案有关”、“惠州两兄弟因家里果树被砍爬桥”，但是，这些报道大多只是轻描淡写介绍跳桥者跳桥的表面原因：受了什么委屈或遇到了什么困难；而且对跳桥原因的报道基本上是转述，很少直接引用跳桥者的话。因此，从报道中只能看到跳桥者为自己的私利而造成的交通混乱，看不到跳桥者的痛苦和无奈。
突出报道跳桥事件的社会后果，忽略或弱化跳桥事件的发生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受众对跳桥者行为的理解和同情，也自然而然地建构起了“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2、给事件贴上“作秀”的标签
《新快报》的海珠桥跳桥事件报道给跳桥事件贴上了“作秀”的标签。如报道《一男爬上海珠桥顶致塞车一个半钟/又见跳桥！又是作秀！别折腾了！》，标题中直接称跳桥为“作秀”，导语的第一句话也是“海珠桥又见跳桥秀！”。新闻正文后附的“记者观察”，其分题也为“跳桥秀为何首选海珠桥”，并称“半个多月来，海珠桥连续发生几起‘跳桥秀’”；接着以“近期跳桥秀”为分题，列举两起跳桥事件。其它报道也多次称“上演‘跳桥秀’”、“无休止的‘跳桥秀’”、“在作秀”、“再次出现‘跳桥秀’”、“处理这样一次‘秀’”、“作秀者”等等。“作秀”，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词语，一般是指表演，演出或弄虚作假，装样子骗人，含有明显的贬义。给跳桥事件贴上“作秀”的标签，就是将跳桥者的行为定性和标示为一种表演，一种装样子骗人的把戏。
给所报道的事物贴上人们所熟悉的，并形成了思维定势或刻板成见的事物类别标签，是建构新闻框架的重要策略。它利用的是人们的知识储备和思维定势。给新闻事件贴上标签，就给人们理解新闻事件设定了前结构。“一旦给事件贴上标签，传播媒介就把它放入了一个熟悉了的语境中”，就将所报道的事件置于一个“文化意义的画面”上，它框定了许多内容，同时也排除了许多内容。给跳桥贴上“作秀”的标签，给跳桥者贴上“作秀者”的标签，就难以将跳桥与痛苦和无奈联系起来，而更多地是将它和“肇事”联系起来，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3、选择“受害者”作为主要新闻源
在有关海珠桥跳桥事件报道中，新闻源主要有市民、跳桥者及其亲属、守桥治安员、警察、消防队员等。其中市民作为新闻源被引述次数最多，达25次，其次是跳桥者及其亲属10次，再次是守桥治安员8次。新闻源是建构新闻框架的重要因素。通过新闻源，媒体一方面可以表明新闻事实是有根据的，增加新闻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可以借新闻源之口，说出媒体想说的话。因此，媒体往往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而寻找不同的新闻源。《新快报》有关海珠桥跳桥事件的报道，在新闻源的选择上是有策略的。报道将事件当事人和受影响者建构成对立的两方，一方是跳桥者及其亲属，一方是受跳桥事件影响的市民、守桥治安员以及警察、消防队员等。报道将受跳桥事件直接影响的“受害者”市民和守桥治安员作为主要新闻源，报道引述分别达25次和8次，共33次，远高于事件当事人跳桥者及其亲属的10次。报道特别以市民为消息源，用大量篇幅报道跳桥事件给市民带来的损失和不便，报道市民对跳桥者的反感和批评。在对市民消息源的选择上，既注意面上的选择，即以市民群体为消息源的有10次，如“大多数市民对此表示谴责，认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许多市民不胜其烦，要求相关部门严惩这些‘绑架’公共秩序的人”；又注意到了典型的选择，即以市民个体为消息源有15次，如“‘都是在作秀，这样严重影响交通，扰乱社会秩序，应该重罚。’市民张先生说。”报道中除了笼统称“市民某先生”的，还有更具体更详细的市民形象，如“天河北某公司当高管的张先生”，“年愈七旬的刘伯”，“的哥王先生”，“送孙子上学的老奶奶”等。而且对市民个体主要采用直接引述的方式，使报道真实可信。这样，通过对市民这个消息源的精心选择，报道借市民之口，令人信服地将跳桥事件呈现为“跳桥者肇事”，将跳桥者建构为人人反感的“肇事者”。
跳桥者及其亲属虽然也是报道的重要新闻源，但大多是转述，主要是介绍其籍贯、身份及跳桥的原因，而且都比较简单。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篇报道还分别以“广州警界有关人士”和“海珠警有关人士”为消息源，分别报道了官方将跳桥行为定性为“绑架公共资源”、“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和“违法行为”，并表示“严重的要送劳教”、要“做出处罚”。报道引述官方的表态，以官方的权威性进一步支持了报道所建构的“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此外，报道还使用一些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词语，如标题中的“整瘫”，“折腾”，“骚扰”，“霸坐”；正文中的“扰乱”、“破坏”、 “绑架”、“自私”等，来建构“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二、“跳桥者肇事”新闻框架建构的动因分析
在海珠桥跳桥事件中，《新快报》在报道中采用了“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将跳桥事件建构成“跳桥者肇事”事件，将跳桥者塑造成“肇事者”。那么，《新快报》为何如此报道？
一是媒体的市场定位。一般来说，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在新闻报道上总是尽量迎合其目标受众，在媒介立场上总是试图反映和代表其目标受众群体的利益。《新快报》是一张市场取向较强的都市报，“市场定位为：白领、中产的报纸”，“以广州及珠三角地区为主销市场，核心读者是社会中最具活力和消费能力的白领和中产阶层。”《新快报》的这种市场定位、受众定位决定其在新闻报道上，总是尽量迎合广州市民，特别是广州市民中的白领、中产阶层，这也是报道将广州市民作为最重要的消息源，重点报道跳桥事件给他们带来的不便和他们对事件的意见和诉求的重要原因。
二是编辑记者所属阶层立场的影响。《新快报》的编辑记者，在报道时，总免不了以自已所属阶层的立场去看待和诠释跳桥事件，新闻框架的选择不可避免地打上其所属阶层——城市白领的烙印。虽然他们有时会对跳桥者表现出同情，但他们体验和认同的是跳桥事件给交通带来的混乱，给他们出行带来的不便，并按照这种体验和认同来建构新闻框架和呈现新闻。
总之，媒体的定位以及编辑记者的阶层意识共同决定了《新快报》的新闻报道立场，而这种立场决定了其在有关海珠桥跳桥事件的报道中采用“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作者：广东电视台新闻中心《社会纵横》监制、主任记者）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新快报》 跳桥事件 新闻框架
近年来，广州市的海珠桥发生一些人攀上桥上钢梁威胁跳桥事件，这些跳桥者的目的大多是希望引起媒体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解决有关问题。但每次跳桥都给广州市的交通造成一定的混乱，成为广州市有一定影响的公共事件，广州的媒体大多进行了报道。《新快报》作为广州最有影响的主流报纸之一，对跳桥事件也大多给予了及时的报道。2009年海珠桥发生跳桥事件13起，《新快报》共报道12起，发表报道11篇。本文采用框架理论对这11篇报道进行分析，以探讨《新快报》对海珠桥跳桥事件的新闻呈现及动因。
一、跳桥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跳桥者肇事”
分析《新快报》对海珠桥跳桥事件的报道，发现其主要采用了“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将跳桥事件呈现为“跳桥者肇事”，将跳桥者塑造成“肇事者”。它们主要采取以下框架建构策略。
1、突出社会后果，弱化事件起因
《新快报》的跳桥事件报道，主要从两方面突出了跳桥事件的社会后果：一方面突出报道跳桥事件给交通带来的堵塞，给市民带来的损失和不便；另一方面，详细报道救护过程，突出跳桥事件给警察、消防和救护等部门带来的麻烦和困难。
在11篇报道中，有4篇报道将跳桥事件所带来的交通封闭、堵塞问题置入标题中，分别是：“事件造成海珠桥北向车道封闭近半小时”、“该桥双向封闭一小时”、“塞车一个半钟”、“造成交通大堵塞”。新闻标题位于新闻文本结构的最顶端，是新闻中最显著、最醒目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新闻修辞手段。将跳桥事件所带来的交通堵塞问题置入标题，使跳桥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得到强调和突出。
在正文中，这些报道也突出了跳桥事件给交通带来的堵塞和给市民带来的不便、造成的损失。如报道《海珠桥跳桥何时休/惠州两兄弟因家里果树被砍爬上桥，造成交通大堵塞》，以“大堵塞人龙一眼望不到头”为分题报道跳桥事件造成交通堵塞的景况；报道《一男爬上海珠桥顶致塞车一个半钟/又见跳桥！又是做秀！别折腾了！》，以“高管或损失百万元大单”为分题，报道跳桥事件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和损失。
11篇报道都详细报道了发生跳桥事件时，警察、消防和救护部门紧急出动，封闭交通，疏散人群，架设器材，劝说和解救跳桥者的过程，突出了跳桥者给警察、消防和救护等部门带来的麻烦。如标题：“制服男子跳桥 消防苦劝救下”，“残疾男子欲跳海珠桥/民警递水递饮料，三小时将其劝下”，“男子爬海珠桥 消防挠痒解救”；如报道细节：“该男子似乎刻意躲避消防员的劝说，不停地来回走动，弄得桥面上的三四名消防员扛着1米多高的气垫跟着他来回移动。”“由于劝说坐在桥梁上的两兄弟，消防曲臂云梯车多次搭载不同人员上去劝说，曲臂穿行在人行道上空。”报道还使用了“苦劝”、“苦心劝说”、“经过一个小时劝说”等词语、短语，强调救护的不易，突出跳桥者给警察、消防部门制造的麻烦和困难。此外还有一篇报道《海珠桥跳桥秀不断，守桥治安员叹无奈——即使全天守着难防有人爬桥》，以跳桥事件为由头报道跳桥者给守桥治安员带来的麻烦。
与突出报道跳桥事件的社会后果相反，这些报道对跳桥事件的发生原因则给予忽略或弱化处理。原因是事件的基本构件，只有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行为者的动机、利益诉求，才能很好地理解当事人的行为及其意义。然而，11篇报道中有2篇完全没有提及事件原因，其余报道虽然对跳桥原因进行了报道，但是有的一笔带过，有的虽然用了相对较多的文字进行介绍，有两篇报道还将跳桥原因置入标题中：“疑与7年前一宗香蕉树被毒杀案有关”、“惠州两兄弟因家里果树被砍爬桥”，但是，这些报道大多只是轻描淡写介绍跳桥者跳桥的表面原因：受了什么委屈或遇到了什么困难；而且对跳桥原因的报道基本上是转述，很少直接引用跳桥者的话。因此，从报道中只能看到跳桥者为自己的私利而造成的交通混乱，看不到跳桥者的痛苦和无奈。
突出报道跳桥事件的社会后果，忽略或弱化跳桥事件的发生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受众对跳桥者行为的理解和同情，也自然而然地建构起了“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2、给事件贴上“作秀”的标签
《新快报》的海珠桥跳桥事件报道给跳桥事件贴上了“作秀”的标签。如报道《一男爬上海珠桥顶致塞车一个半钟/又见跳桥！又是作秀！别折腾了！》，标题中直接称跳桥为“作秀”，导语的第一句话也是“海珠桥又见跳桥秀！”。新闻正文后附的“记者观察”，其分题也为“跳桥秀为何首选海珠桥”，并称“半个多月来，海珠桥连续发生几起‘跳桥秀’”；接着以“近期跳桥秀”为分题，列举两起跳桥事件。其它报道也多次称“上演‘跳桥秀’”、“无休止的‘跳桥秀’”、“在作秀”、“再次出现‘跳桥秀’”、“处理这样一次‘秀’”、“作秀者”等等。“作秀”，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词语，一般是指表演，演出或弄虚作假，装样子骗人，含有明显的贬义。给跳桥事件贴上“作秀”的标签，就是将跳桥者的行为定性和标示为一种表演，一种装样子骗人的把戏。
给所报道的事物贴上人们所熟悉的，并形成了思维定势或刻板成见的事物类别标签，是建构新闻框架的重要策略。它利用的是人们的知识储备和思维定势。给新闻事件贴上标签，就给人们理解新闻事件设定了前结构。“一旦给事件贴上标签，传播媒介就把它放入了一个熟悉了的语境中”，就将所报道的事件置于一个“文化意义的画面”上，它框定了许多内容，同时也排除了许多内容。给跳桥贴上“作秀”的标签，给跳桥者贴上“作秀者”的标签，就难以将跳桥与痛苦和无奈联系起来，而更多地是将它和“肇事”联系起来，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3、选择“受害者”作为主要新闻源
在有关海珠桥跳桥事件报道中，新闻源主要有市民、跳桥者及其亲属、守桥治安员、警察、消防队员等。其中市民作为新闻源被引述次数最多，达25次，其次是跳桥者及其亲属10次，再次是守桥治安员8次。新闻源是建构新闻框架的重要因素。通过新闻源，媒体一方面可以表明新闻事实是有根据的，增加新闻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可以借新闻源之口，说出媒体想说的话。因此，媒体往往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而寻找不同的新闻源。《新快报》有关海珠桥跳桥事件的报道，在新闻源的选择上是有策略的。报道将事件当事人和受影响者建构成对立的两方，一方是跳桥者及其亲属，一方是受跳桥事件影响的市民、守桥治安员以及警察、消防队员等。报道将受跳桥事件直接影响的“受害者”市民和守桥治安员作为主要新闻源，报道引述分别达25次和8次，共33次，远高于事件当事人跳桥者及其亲属的10次。报道特别以市民为消息源，用大量篇幅报道跳桥事件给市民带来的损失和不便，报道市民对跳桥者的反感和批评。在对市民消息源的选择上，既注意面上的选择，即以市民群体为消息源的有10次，如“大多数市民对此表示谴责，认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许多市民不胜其烦，要求相关部门严惩这些‘绑架’公共秩序的人”；又注意到了典型的选择，即以市民个体为消息源有15次，如“‘都是在作秀，这样严重影响交通，扰乱社会秩序，应该重罚。’市民张先生说。”报道中除了笼统称“市民某先生”的，还有更具体更详细的市民形象，如“天河北某公司当高管的张先生”，“年愈七旬的刘伯”，“的哥王先生”，“送孙子上学的老奶奶”等。而且对市民个体主要采用直接引述的方式，使报道真实可信。这样，通过对市民这个消息源的精心选择，报道借市民之口，令人信服地将跳桥事件呈现为“跳桥者肇事”，将跳桥者建构为人人反感的“肇事者”。
跳桥者及其亲属虽然也是报道的重要新闻源，但大多是转述，主要是介绍其籍贯、身份及跳桥的原因，而且都比较简单。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篇报道还分别以“广州警界有关人士”和“海珠警有关人士”为消息源，分别报道了官方将跳桥行为定性为“绑架公共资源”、“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和“违法行为”，并表示“严重的要送劳教”、要“做出处罚”。报道引述官方的表态，以官方的权威性进一步支持了报道所建构的“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此外，报道还使用一些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词语，如标题中的“整瘫”，“折腾”，“骚扰”，“霸坐”；正文中的“扰乱”、“破坏”、 “绑架”、“自私”等，来建构“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二、“跳桥者肇事”新闻框架建构的动因分析
在海珠桥跳桥事件中，《新快报》在报道中采用了“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将跳桥事件建构成“跳桥者肇事”事件，将跳桥者塑造成“肇事者”。那么，《新快报》为何如此报道？
一是媒体的市场定位。一般来说，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在新闻报道上总是尽量迎合其目标受众，在媒介立场上总是试图反映和代表其目标受众群体的利益。《新快报》是一张市场取向较强的都市报，“市场定位为：白领、中产的报纸”，“以广州及珠三角地区为主销市场，核心读者是社会中最具活力和消费能力的白领和中产阶层。”《新快报》的这种市场定位、受众定位决定其在新闻报道上，总是尽量迎合广州市民，特别是广州市民中的白领、中产阶层，这也是报道将广州市民作为最重要的消息源，重点报道跳桥事件给他们带来的不便和他们对事件的意见和诉求的重要原因。
二是编辑记者所属阶层立场的影响。《新快报》的编辑记者，在报道时，总免不了以自已所属阶层的立场去看待和诠释跳桥事件，新闻框架的选择不可避免地打上其所属阶层——城市白领的烙印。虽然他们有时会对跳桥者表现出同情，但他们体验和认同的是跳桥事件给交通带来的混乱，给他们出行带来的不便，并按照这种体验和认同来建构新闻框架和呈现新闻。
总之，媒体的定位以及编辑记者的阶层意识共同决定了《新快报》的新闻报道立场，而这种立场决定了其在有关海珠桥跳桥事件的报道中采用“跳桥者肇事”的新闻框架。
（作者：广东电视台新闻中心《社会纵横》监制、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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