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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父亲,都盼自己的儿子有出息。
我是独生子,但爸爸对我并不溺爱,责骂和体罚经常发生——那全是为我走正路的一种操心方式。
爸爸是个体手工业者,缝纫机夜以继日地嚣响,家庭绝少文化氛围。直到初中二年级,我才偶然从同学手里借到一本叫做《萌芽》的文学月刊,立即被它图文并茂的编排吸引了,继而又被它丰富多彩的内容打动。我爱不释手,太渴望拥有它了。然而我知道,爸爸对一切报刊怀有偏见到了生厌生恶的地步。他脑子里有一条“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他盼自己的独生子能埋头寒窗苦读,升高中,上大学,将来好干点光宗耀祖的体面差事,望子成龙心切,竟然把课本之外的读物一概视为冲击学业的闲书。若向大人伸手要钱买刊物,那无疑是自讨没趣。于是,我就利用课余时间拣废铁,积少成多后卖掉,凑足二角五分钱,而后步行一个半小时,从我居住的矿区走到市中心,乐颠颠地在报刊门市部买了一册《萌芽》。交通电车很方便,只是腰间没有那可供方便的八分钱。即使富余了几枚硬币,也不敢挥霍,还须留待下月不足之用。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眼看就要到了购刊的时辰,却怎么也凑不够钱。万般无奈,也是急中生智,我斗胆把家中夏日闲置的炉盘和炉盖子偷卖了,然后,踏着七月的泥泞,开始了又一次愉快的跋涉,完全忘却了后果。冬天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在需要炉子发挥作用时,我的“窃行”被发现了,这才感到大势不好,以为痛骂伴随的痛打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料,在我无法抵赖唯有如实招供,并出示了几本用报纸包好的《萌芽》之后,爸爸却未动雷霆之怒,而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问道:“这一本子一本子的有啥用?”我怯生生地答:“对写作文有好处!”爸爸把攥在手中的裁制衣料的竹尺放下,拿起《萌芽》,从封面翻到封底,目光盯在定价上。第二天,爸爸意外地塞给我三元钱,允许我去邮局订一份自己喜爱的刊物。
就在那天晚上,爸爸破例早早地离开了缝纫机,躺在被窝里给我讲述了他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
家中贫困,无钱供他上学。每天清晨,他赶着猪群出门时,总能在村口遇上背书包的孩子。羡慕中不免生出几分酸楚,同样的年龄,别人欢蹦乱跳地奔向热闹的学校,而自己却孤零零地走向寂寥的荒野。念书的诱惑太大了,他决定为自己创造条件,夏秋两季,他一边例行放猪,一边拼命割草。黄昏收牧时,他手中挥动着鞭杆,背上驮着小山似的草捆。地净场光后,他将日积月累的一大垛草卖掉,把几个当学费的小钱揣在怀里,再背上几升苞米,就在我爷爷的引领下,到数十里外随时都可以插班的小学去读书了。时值数九隆冬,严寒团团围困着无遮无拦的辽北平原,教室与宿舍皆是四壁挂霜,那霜厚得能够用指头在上面写字。黑板是老师的,可这“白板”是他的,他就在其上一笔一画地写熟了自己的名字和《百家姓》里的若干个汉字。如此这般,爸爸春夏秋三季放猪,入冬上学,但也仅仅循环了两次,便因生计所迫,被送到镇上的“洋服店”当学徒去了……
爸爸讲得很动情,我听得很入迷。我明白,爸爸不是在给我讲故事,而是在给我讲道理:好好读书,有了条件要懂得珍惜!许久之后,偶一想到爸爸那两冬求学的经历,我的心就冷得发抖,因而,也就更努力于自己的功课了。
那个没有炉盘和炉盖子的局面是如何补救的,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冬天似乎一点也不冷,我的身心在爸爸温馨的呵护下,始终热烘烘暖洋洋的。
爸爸渐渐晓得了,阅读报刊也是一种学习,和玩泥球、打弹弓不是一回事儿,他就坚持着用自己的爱心和财力,为我的人生增加了一根吸氧管,给我推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子。当我自己写的书一本本问世了,爸爸微笑着抚摩那油墨飘香的出版物,嘴上什么也不说,但眼中有话,我想或许是关于《萌芽》和炉子的内容。他老人家亲眼看到了,我是如何从一枚芽苞长成一棵树的。
如今,儿子也恰是我当初的年岁,他的境况与祖父乃至父亲都大不相同了。他爷爷少年时,没见过刊物;他爸爸少年时,没见过电视;而他的少年时,那一切都成了常见之物。由于生活的辅导,他的爸爸要比我的爸爸在对学习的认识上少了些偏狭。我为他提供报纸、杂志、课外书籍,还有一面引人入胜的屏幕。对于一株正在成长的幼苗来说,这些皆可视为阳光雨露。是的,我的儿子再也不必像爷爷那般为上一季学,而劳累三季了;再也不用像爸爸那样为得到一本刊物,而提心吊胆地偷卖家中的物件了。
时代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条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父亲对儿子成才的期望。
李松涛 1950年生于辽宁省昌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长诗《拒绝末日》《黃之河》《雷锋,我们与你同行》等作品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各种奖励近百项。
我是独生子,但爸爸对我并不溺爱,责骂和体罚经常发生——那全是为我走正路的一种操心方式。
爸爸是个体手工业者,缝纫机夜以继日地嚣响,家庭绝少文化氛围。直到初中二年级,我才偶然从同学手里借到一本叫做《萌芽》的文学月刊,立即被它图文并茂的编排吸引了,继而又被它丰富多彩的内容打动。我爱不释手,太渴望拥有它了。然而我知道,爸爸对一切报刊怀有偏见到了生厌生恶的地步。他脑子里有一条“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他盼自己的独生子能埋头寒窗苦读,升高中,上大学,将来好干点光宗耀祖的体面差事,望子成龙心切,竟然把课本之外的读物一概视为冲击学业的闲书。若向大人伸手要钱买刊物,那无疑是自讨没趣。于是,我就利用课余时间拣废铁,积少成多后卖掉,凑足二角五分钱,而后步行一个半小时,从我居住的矿区走到市中心,乐颠颠地在报刊门市部买了一册《萌芽》。交通电车很方便,只是腰间没有那可供方便的八分钱。即使富余了几枚硬币,也不敢挥霍,还须留待下月不足之用。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眼看就要到了购刊的时辰,却怎么也凑不够钱。万般无奈,也是急中生智,我斗胆把家中夏日闲置的炉盘和炉盖子偷卖了,然后,踏着七月的泥泞,开始了又一次愉快的跋涉,完全忘却了后果。冬天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在需要炉子发挥作用时,我的“窃行”被发现了,这才感到大势不好,以为痛骂伴随的痛打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料,在我无法抵赖唯有如实招供,并出示了几本用报纸包好的《萌芽》之后,爸爸却未动雷霆之怒,而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问道:“这一本子一本子的有啥用?”我怯生生地答:“对写作文有好处!”爸爸把攥在手中的裁制衣料的竹尺放下,拿起《萌芽》,从封面翻到封底,目光盯在定价上。第二天,爸爸意外地塞给我三元钱,允许我去邮局订一份自己喜爱的刊物。
就在那天晚上,爸爸破例早早地离开了缝纫机,躺在被窝里给我讲述了他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
家中贫困,无钱供他上学。每天清晨,他赶着猪群出门时,总能在村口遇上背书包的孩子。羡慕中不免生出几分酸楚,同样的年龄,别人欢蹦乱跳地奔向热闹的学校,而自己却孤零零地走向寂寥的荒野。念书的诱惑太大了,他决定为自己创造条件,夏秋两季,他一边例行放猪,一边拼命割草。黄昏收牧时,他手中挥动着鞭杆,背上驮着小山似的草捆。地净场光后,他将日积月累的一大垛草卖掉,把几个当学费的小钱揣在怀里,再背上几升苞米,就在我爷爷的引领下,到数十里外随时都可以插班的小学去读书了。时值数九隆冬,严寒团团围困着无遮无拦的辽北平原,教室与宿舍皆是四壁挂霜,那霜厚得能够用指头在上面写字。黑板是老师的,可这“白板”是他的,他就在其上一笔一画地写熟了自己的名字和《百家姓》里的若干个汉字。如此这般,爸爸春夏秋三季放猪,入冬上学,但也仅仅循环了两次,便因生计所迫,被送到镇上的“洋服店”当学徒去了……
爸爸讲得很动情,我听得很入迷。我明白,爸爸不是在给我讲故事,而是在给我讲道理:好好读书,有了条件要懂得珍惜!许久之后,偶一想到爸爸那两冬求学的经历,我的心就冷得发抖,因而,也就更努力于自己的功课了。
那个没有炉盘和炉盖子的局面是如何补救的,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冬天似乎一点也不冷,我的身心在爸爸温馨的呵护下,始终热烘烘暖洋洋的。
爸爸渐渐晓得了,阅读报刊也是一种学习,和玩泥球、打弹弓不是一回事儿,他就坚持着用自己的爱心和财力,为我的人生增加了一根吸氧管,给我推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子。当我自己写的书一本本问世了,爸爸微笑着抚摩那油墨飘香的出版物,嘴上什么也不说,但眼中有话,我想或许是关于《萌芽》和炉子的内容。他老人家亲眼看到了,我是如何从一枚芽苞长成一棵树的。
如今,儿子也恰是我当初的年岁,他的境况与祖父乃至父亲都大不相同了。他爷爷少年时,没见过刊物;他爸爸少年时,没见过电视;而他的少年时,那一切都成了常见之物。由于生活的辅导,他的爸爸要比我的爸爸在对学习的认识上少了些偏狭。我为他提供报纸、杂志、课外书籍,还有一面引人入胜的屏幕。对于一株正在成长的幼苗来说,这些皆可视为阳光雨露。是的,我的儿子再也不必像爷爷那般为上一季学,而劳累三季了;再也不用像爸爸那样为得到一本刊物,而提心吊胆地偷卖家中的物件了。
时代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条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父亲对儿子成才的期望。
李松涛 1950年生于辽宁省昌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长诗《拒绝末日》《黃之河》《雷锋,我们与你同行》等作品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各种奖励近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