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父亲，都盼自己的儿子有出息。
　　我是独生子，但爸爸对我并不溺爱，责骂和体罚经常发生——那全是为我走正路的一种操心方式。
　　爸爸是个体手工业者，缝纫机夜以继日地嚣响，家庭绝少文化氛围。直到初中二年级，我才偶然从同学手里借到一本叫做《萌芽》的文学月刊，立即被它图文并茂的编排吸引了，继而又被它丰富多彩的内容打动。我爱不释手，太渴望拥有它了。然而我知道，爸爸对一切报刊怀有偏见到了生厌生恶的地步。他脑子里有一条“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他盼自己的独生子能埋头寒窗苦读，升高中，上大学，将来好干点光宗耀祖的体面差事，望子成龙心切，竟然把课本之外的读物一概视为冲击学业的闲书。若向大人伸手要钱买刊物，那无疑是自讨没趣。于是，我就利用课余时间拣废铁，积少成多后卖掉，凑足二角五分钱，而后步行一个半小时，从我居住的矿区走到市中心，乐颠颠地在报刊门市部买了一册《萌芽》。交通电车很方便，只是腰间没有那可供方便的八分钱。即使富余了几枚硬币，也不敢挥霍，还须留待下月不足之用。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眼看就要到了购刊的时辰，却怎么也凑不够钱。万般无奈，也是急中生智，我斗胆把家中夏日闲置的炉盘和炉盖子偷卖了，然后，踏着七月的泥泞，开始了又一次愉快的跋涉，完全忘却了后果。冬天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在需要炉子发挥作用时，我的“窃行”被发现了，这才感到大势不好，以为痛骂伴随的痛打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料，在我无法抵赖唯有如实招供，并出示了几本用报纸包好的《萌芽》之后，爸爸却未动雷霆之怒，而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问道：“这一本子一本子的有啥用？”我怯生生地答：“对写作文有好处！”爸爸把攥在手中的裁制衣料的竹尺放下，拿起《萌芽》，从封面翻到封底，目光盯在定价上。第二天，爸爸意外地塞给我三元钱，允许我去邮局订一份自己喜爱的刊物。
　　就在那天晚上，爸爸破例早早地离开了缝纫机，躺在被窝里给我讲述了他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
　　家中贫困，无钱供他上学。每天清晨，他赶着猪群出门时，总能在村口遇上背书包的孩子。羡慕中不免生出几分酸楚，同样的年龄，别人欢蹦乱跳地奔向热闹的学校，而自己却孤零零地走向寂寥的荒野。念书的诱惑太大了，他决定为自己创造条件，夏秋两季，他一边例行放猪，一边拼命割草。黄昏收牧时，他手中挥动着鞭杆，背上驮着小山似的草捆。地净场光后，他将日积月累的一大垛草卖掉，把几个当学费的小钱揣在怀里，再背上几升苞米，就在我爷爷的引领下，到数十里外随时都可以插班的小学去读书了。时值数九隆冬，严寒团团围困着无遮无拦的辽北平原，教室与宿舍皆是四壁挂霜，那霜厚得能够用指头在上面写字。黑板是老师的，可这“白板”是他的，他就在其上一笔一画地写熟了自己的名字和《百家姓》里的若干个汉字。如此这般，爸爸春夏秋三季放猪，入冬上学，但也仅仅循环了两次，便因生计所迫，被送到镇上的“洋服店”当学徒去了……
　　爸爸讲得很动情，我听得很入迷。我明白，爸爸不是在给我讲故事，而是在给我讲道理：好好读书，有了条件要懂得珍惜！许久之后，偶一想到爸爸那两冬求学的经历，我的心就冷得发抖，因而，也就更努力于自己的功课了。
　　那个没有炉盘和炉盖子的局面是如何补救的，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冬天似乎一点也不冷，我的身心在爸爸温馨的呵护下，始终热烘烘暖洋洋的。
　　爸爸渐渐晓得了，阅读报刊也是一种学习，和玩泥球、打弹弓不是一回事儿，他就坚持着用自己的爱心和财力，为我的人生增加了一根吸氧管，给我推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子。当我自己写的书一本本问世了，爸爸微笑着抚摩那油墨飘香的出版物，嘴上什么也不说，但眼中有话，我想或许是关于《萌芽》和炉子的内容。他老人家亲眼看到了，我是如何从一枚芽苞长成一棵树的。
　　如今，儿子也恰是我当初的年岁，他的境况与祖父乃至父亲都大不相同了。他爷爷少年时，没见过刊物;他爸爸少年时，没见过电视;而他的少年时，那一切都成了常见之物。由于生活的辅导，他的爸爸要比我的爸爸在对学习的认识上少了些偏狭。我为他提供报纸、杂志、课外书籍，还有一面引人入胜的屏幕。对于一株正在成长的幼苗来说，这些皆可视为阳光雨露。是的，我的儿子再也不必像爷爷那般为上一季学，而劳累三季了;再也不用像爸爸那样为得到一本刊物，而提心吊胆地偷卖家中的物件了。
　　时代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条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父亲对儿子成才的期望。
　　李松涛 1950年生于辽宁省昌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长诗《拒绝末日》《黃之河》《雷锋，我们与你同行》等作品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各种奖励近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