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说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球面体，那么每一个城市都是一面镜子，只有每一面镜子都做好了，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才能发光。
　　在2008年“两会”上，本刊记者带着新鲜出炉的第3期杂志，试图利用“两会”这一难得的时机，将“中国省市形象”这一选题进一步深化。很多接受专访的省市长代表认真阅读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融入国际大家庭，准确定位城市形象品牌》、《构建城市带 放飞大自然》等文，并盛情邀请记者到当地去看看。
　　本刊现选取了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副省长兼西宁市市长骆玉林，拉萨市市长多吉次珠，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三位代表，请他们介绍自己所在的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进程加快，并逐渐走上国际化舞台的历程。
　　
　　再谈“大美青海”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副省长、西宁市市长骆玉林
　　
　　今年“两会”上，青海省副省长、西宁市市长骆玉林接受本刊采访。访谈时，当本刊记者问到“如果说，大连被人称为‘浪漫之都’，杭州叫做‘品质休闲之城’，那么，青海有没有一句响亮的标语推广自己”时，骆玉林再一次提到“大美青海”。
　　
　　青海，大美之地
　　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的青海，色彩是斑斓的。昆仑六月飞雪，辽阔的山川一片晶莹雪白，这是一种壮美；黄河岸边的四月，桃红柳绿，麦苗青青，梨花飞白，却带有南国景色，色彩对比鲜明，露出几多妩媚；七月的祁连山麓、青海湖畔数十万亩油菜花绽放，青海湖中鱼翔鸥集，天鹅起舞，雁鸣长空；而在各拉丹东高耸的雪峰下，透过林立的冰川，夺目的瞬间是万里长江之源的第一滴水。青海，高天蓝，大山青，草原绿，湖滨黄......
　　参加过两次青海代表团的讨论，笔者有一种体会：青海，本身是西部的一个偏远的省，但它的改革开放意识、外宣意识非常强。经常可以在纪录片和风光片中领略它壮丽的风光，王洛宾在这里写下的许多美丽歌谣，让人觉得青海虽遥远，却不陌生。
　　作为青海省副省长、西宁市市长，骆玉林如何向世界讲述青海的故事，如何向外界介绍青海省首府——西宁呢？
　　从每年5月开始，青海就开始迎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郁金香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三江源国际摄影节”等大型国际交流活动，将在这片土地上陆陆续续举办，一直延续到年底。
　　对骆玉林的访谈，始于“市长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导游一样，如果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到西宁来，您会把西宁的哪些最有特色的东西介绍给他们？”或者说，能给西宁准确定位的，最能代表西宁的名片是什么？
　　骆玉林说，“第一个是中国的“夏都”，因为西宁地处青藏高原，季节分明，冬暖夏凉。全年的平均温度是7.6℃，夏天的最高温度也就在25℃左右，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尤其是盛夏时节，当内地气温酷热时，到西宁来度假休闲是再合适不过的。”
　　西宁市的第二张名片，莫过于是“青藏铁路的起点”。青海省是青藏高原的东大门。2008 年9月，国际上最豪华的旅游车将在西宁开通，它相当于一个移动的五星级宾馆，每个人每晚上需支付500美金。即便如此，这趟旅游列车的信息一经网上公布，第一天就有40多人报名，全部是欧美的高端旅客。这对宣传西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有益处。
　　“第三张名片是青海的藏毯。现在一说起西宁藏毯，既是驰名商标又是中国名牌。它不仅代表了青海的特色，也承载了西宁的藏文化，同时也是西宁的特色经济”。
　　简单的几个提炼，让我们对西宁有了大致的定位。谈话中，骆玉林特别提到青藏铁路的通车对西宁国际知名度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原来很多人过去对青海特别是西宁，了解不够，一说起西宁，把‘青海’当成‘青岛’，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后，到青海观光旅游的人剧增。2007年到青海旅游的人数突破了1000万人次。”
　　青海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有世界著名的中国第一湖——青海湖；藏传佛教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诞生在西宁阿尔萨，这两样都是世界性的名牌；再加上坎布拉、唐古拉山、盐湖，包括贵德的湟水沿岸，青海的自然风光都是原汁原味，未作任何的修饰，都是大自然赋予的。
　　
　　藏毯和“环湖赛”是对外说明青海的两件法宝
　　小小一张藏毯，它的图案、质地，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符号。选自宗教传说的图案，本身蕴含着独特的青海藏文化。而且传统手艺编制的藏毯不仅有实用价值，还上升为艺术品。编织藏毯的原材料出自藏犀羊，与化纤地毯相比，弹性好，优势明显。
　　不要小看这一张藏毯，它已经成为推荐地区形象最有效的载体。世界生产手工藏毯的主要有6个国家：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印尼、尼泊尔、中国。在与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交往的过程中，青海藏毯有了长足的发展。巴基斯坦的手工毯属于波斯毯，波斯毯织法比较精密，带有浓郁的波斯文化特点。而青海藏毯图案比较粗放，有着藏民族豪放的民族特色。通过互信交流合作，相互借鉴、学习，青海藏毯吸收了波斯毯先进的图文织法，同时，其他国家也借鉴了青海藏毯中的藏文化图案，这样共同推动了藏毯的发展。
　　骆玉林就曾亲自带队到巴基斯坦访问，共同探讨如何把藏毯产业做大，并发起、成立了“世界手工藏毯协会”。目前，“世界手工藏毯协会”已经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每年由藏毯协会的6个发起国中的某一个国家牵头，召开世界手工藏毯会议，大家共同探讨、研究藏毯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如何应对。通过这样的活动，把国家与国家紧紧连在一起了，不仅宣传了青海，也增进了友谊，
　　“环湖赛”是亚洲最大自行车赛事，通过举办“环湖赛”，在展示高原体育竞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借用这一体育赛事的直播，展示了青海的自然风光，通过自行车赛事每一段的赛程，让世界人民了解到“青海原来这么美”，“青海湖一圈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看到回归路上大片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看到县里的原始森林，青海湖四周的辽阔草原上还有牛羊群；然后，就到了贵德的黄河边，很多人都以为黄河水是浑浊不堪的，但在青海界内的黄河水非常清澈，所谓“天下黄河贵德清”；最后到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绕青海湖一圈，等于向全世界转播了青海所有的地形地貌。因此，“环湖赛”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赛事，而是把青海展示给国内国外，让更多的人来青海，关注青海，来看青海的大好机会。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优势是没有折腾！”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回顾和总结是为了能够走更长远的路。
　　参加工作近30年的骆玉林最大的感受是国家的经济总量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群众收入明显提高，“无论是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有经济实力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没有钱啥事也办不了。第二个体会是协调发展，特别是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关心弱势群体，低收入的群体。过去国家没钱，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虽然国家财政收入并不宽裕，但是国家还是拿出钱来解决改善民生问题，这是了不起的。因为中国有13亿人，毕竟穷人很多；第三个就是发展的环境好了”。
　　


　　为什么说环境好了呢？骆玉林说，“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但总体上，‘和平和发展’这两大主题给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机遇——这3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优势是没有折腾啊！过去，‘文化大革命’就是折腾，今天你斗，明天我斗，经济上不去，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回顾改革头30年，我感到发展环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坚定不移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这才保证了今天的局面。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实践也证明了，没有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国家不会发展这么快，也不会在国际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的30年，正是打开了一扇窗，不仅我们在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也是我们了解世界，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的过程。
　　骆玉林说，过去我们出国很少，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如今通过出去考察、访问，开拓了眼界，感觉到跟国外相比，我们尚有很大差距。国外的市政管理理念，给我们很多启示，这对我们搞好产业发展，搞好城市建设，有很多借鉴。
　　当不少人还在纠缠“开放”与“保护”是一对很矛盾的对立体时，中国的省长、市长们却在实践中获得清醒的认知。
　　骆玉林说，“没有矛盾。因为青海的资源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如果人为地添加，就会破坏美丽的自然风光。一定要保持原汁原味。我们现在是‘保护在先’的发展策略。”骆玉林坚信，保护在先的发展策略会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
　　
　　拉萨的蓝天白云永远都在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拉萨市市长多吉次珠
　　
　　


　　连续三年，每年3月份春暖花开之时，来西藏团听听会，看看老朋友，认识新朋友，成为笔者这个上会记者的“春天之约”。这几年在西藏代表团时，当问到对于西藏，最重要的是什么？代表们不约而同地给出同一个答案：稳定。
　　因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热地在2008年3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西藏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西藏美好的明天,西藏的发展稳定不容破坏”。这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长久的鼓掌声。
　　城市定位模糊不清，这可能是很多城市在发展中都会存在却又被忽视的问题。推介自己的城市，总想在一瞬间向对方展示出所有的一切，特色太多反而失去了特色。而拉萨，这座城市很早就站在国际闻名都市的平台上。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拉萨市市长多吉次珠含笑道，拉萨的国际知名度非常高，但是知名度一高，关注它的人也特别特别多，因此，当拉萨市市长责任重大，压力非常大。
　　
　　一张印有“布达拉宫”的市长名片
　　当记者接过多吉次珠的名片时，眼光一下子就注意到名片上，雄伟的布达拉宫在蓝天的映衬下，美丽得让人落泪。多吉次珠说，正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拉萨受到了来自东亚和南亚文明的双重影响，所有这些都形成了拉萨这座高原城市独具一格的城市特色。
　　就拉萨的城市名片来说，首先是“天上西藏”，拉萨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神秘、最洁净、最生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最具有特色的古老而现代的高原旅游城市。
　　其次是“布达拉宫”。它既是这个城市的地标，也是西藏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地标。再者是“八廓街”。它是为了建筑大昭寺，并随着大昭寺的发展而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拉萨的宗教、经济、文化、民族手工艺、商品交易以及西藏风土人情的集结地，与大昭寺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呼应和重叠。
　　采访中，多吉次珠向记者介绍了拉萨的城市建设总体原则是“城中限高、见缝插绿、保持传统；城外限低、扩大绿化、空中发展”。
　　“因为拉萨最先决的条件，它是一种生态的、无污染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点缀一些现代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可能点缀有污染的东西，我们想再过几年，拉萨既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又是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拉萨会不会丢掉自己的特色，变成和内地城市一模一样？多吉次珠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话，而是复述了一段他和朋友间的对话。有的人问 ：哎呀！听说过两年，拉萨的城市变化会非常大，是不是盖很多房子？多吉次珠说，拉萨下一步的城市建设方向是一种生态的、绿色的、人性化的、和谐的这样一个城市，不是高楼大厦越多越好。要在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同时，将古老和现代融为一体。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一定要建多少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各种配套设施的完善。而拉萨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提供非常齐全的配套设施。
　　
　　拉萨的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作为西藏自治区首府城市，对于拉萨的城市形象，最初的定位是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目标是打造雪域明珠。
　　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流、合作的宽领域、多层次发展，拉萨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将拉萨建设成为国际性高原旅游城市、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新目标新要求。
　　国外对拉萨最关注的事情是拉萨的环境保护。“我们说拉萨有很多优势 ：旅游优势、矿产优势、历史文化的优势，但是最大的优势就是蓝天白云。我们深深知道，如果哪天拉萨受污染了，拉萨没有蓝天了，没有白云了，没有清澈的拉萨河水，拉萨就什么都不是。”
　　拉萨去年的旅游收入是28亿元。去拉萨的火车上外国人特别多，拉萨是许多欧洲游客的首选地，有背着大包行李的“背包客”，也有全家老小一块儿的，骑自行车去的人也多。
　　现在青藏铁路通车近两年了，国际上有很多人担心交通上的便利给拉萨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的同时，会让拉萨逐渐“汉化”，慢慢会变得跟内地一样了。多吉次珠不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他说，因为首先是各级党委政府对民族特色、文化、历史、自然、环保等特别重视，对于西藏本身的民族特色，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能动。现在的农牧区特色，也绝对是不能代替的。
　　西藏的变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所以很多企业把总部搬到西藏来。多吉次珠反复强调，“我们对进入西藏的企业有要求，一定要是环保企业。因为西藏的生态环境是最好的，只要有一点点的污染就不让进来”！
　　最后多吉次珠强调一点，拉萨有很多优势，但是最大的优势就是蓝天白云。
　　
　　“这 30年里，西藏发展最快，变化最大，人民得到的实惠最多”
　　时光荏苒，社会进步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作为城市，拉萨有了越来越多的现代元素。但同时拉萨既有别于内地城市，也不同于西藏其他地方，古城的气质属于独一无二的“拉萨制造”，在这里，没有似曾相识，只有全新感受。
　　改革开放30年来，拉萨城市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慢到快、由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到现代化水平较高，由物质比较匮乏到非常丰富、由比较传统到现代文明、由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根本性转变。
　　


　　多吉次珠对记者这样描述拉萨发生的变化：拉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那时的拉萨除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这几个历史悠久，气势宏伟的建筑非常漂亮外，城市里的基础设施特别薄弱，老百姓也很穷，根本谈不上城市的品位。但比起旧社会时拉萨的破烂不堪好了很多。“解放前的西藏，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汽车，没有公路，什么都没有。”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也许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在西藏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却发生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近10年，拉萨的城市建设特别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9.9亿元，是1979年的近50倍。特别2000年以来，拉萨经济连续保持16％以上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由1979年的3931.9万元增长到2007年的5.38亿元。基础设施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日益完善，特别是青藏铁路等一大批基础性、标志性工程相继建成，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2007年全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305.3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1589.8元。
　　“以前，西藏的同志到内地去了，觉得内地非常发达，可现在基本上没人有这种感觉了。尤其是最近这几年，中央对西藏特别重视，连续四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现如今青藏铁路通车，大量国外、国内游客来到拉萨，他们看到的拉萨是一个基础设施完善、现代化程度比较高，各方面设施比较完善的现代化城市。下一步拉萨的城市规划，我们将按照建设生态拉萨、绿色拉萨、花园拉萨、和谐拉萨，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走，我们对拉萨下一步的发展充满信心。”
　　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即将在今年8月份举行，中国计划在奥运会圣火传递过程中将火炬带上珠穆朗玛峰，这引发了国外媒体的关注，有国外媒体认为这是硬搞“面子工程”。对于这一说法，多吉次珠说，这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绝对不会有影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之一是“绿色奥运”，这将充分地向世界展示本届奥运会所奉行的绿色、环保、生态理念，也反映了我国政府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心和决心。
　　多吉次珠认为，这样的杂音，丝毫都不会影响中国北京奥运会的各项活动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并坚信，我们中国政府有能力使北京奥运会办成世界奥运史上最宏大、最成功的一次体育盛会，它必将对世界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衷心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一切顺利，扎西德勒！”
　　
　　借专家的一双慧眼看世界，进而讲解：如何倾听世界的声音，了解世界的进步和变化；如何向世界更好讲述中国的故事，是《对外传播》的一大特色。
　　上海社科院最早提出来“浦东开发开放”。以上海为基点，在一定半径范围内，带动长三角一些主要的城市发展，比较早提出“上海经济区的建设”的也是上海社科院。发挥综合学科的力量，把社会上最关心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拿来进行攻关是上海社科院的工作主旨。
　　专家智慧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王荣华呼吁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带的核心城市，应该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他形象地说：“希望今后的上海能够成为‘太阳经济’，更多地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区域内产业更合理的分工和布局，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而如果一味重集聚、轻辐射，就有可能成为“黑洞经济。”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讲述了作为国家智库所起到的作用。
　　
　　说真话，说实话，说符合科学的话，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荣华
　　
　　独立思考的学者智库
　　既不是纯粹搞理论，也不纯粹做短、平、快的东西，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是上海社科院有别于高校和政府研究部门的特点。他们把社会上最关心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视为重点研究方向，进行攻关。王荣华说，“我们的研究是带有前瞻性的，是中长期研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对外传播》：请问你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王荣华：最简单一点，是你要说真话，说实话，说符合科学的话，而且必须有理论的勇气。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就是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和政府保持大方向的一致，但政府在一线工作，有时难免有局限性。这方面的局限性，就应该由专家学者来弥补。如果作为专家和学者，不能前瞻性第超越现状分析问题，那还要你干什么呢?社科院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帮助决策部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前提是你的观点和看法要站得住，要能自圆其说，这就要求你必须有调查研究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你讲一些看法当然是可以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总干事汪道涵曾提出来“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就是要独立思考、“要独立地发表看法”。
　　如上海起草“十一五”规划时，我们出了一个“学者版”，政府一看这是“学者版”，就明白这是专家的建言献策。我们讲的被政府所采纳，说明我们的建议有水平，如果被扔在一边，说明至少我们没打动你，作为专家学者，我们有责任要将自己研究的问题提出来，讲该讲的话。
　　《对外传播》：回顾上海社科院走过的路，你有何感受?
　　王荣华：中央对上海的定位是“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按照这样的定位并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我们提出将上海社科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要提高国际竞争力，作为党和政府的智库，要发挥什么作用?首先，是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出谋划策，而不是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只会发牢骚，不负责任地乱讲。更不能谁给钱，就替谁讲话，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智库”是要出思想的，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有发展研究。但“新智库”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世界发展到今天，中国发展到现在，上海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国家确实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之中，很多问题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因此，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我们用新的视角、新的招术和方法提出、解决。它要区别于过去，不能说过去没做过，就不去研究它的可行性。
　　比如，在对外宣传及对外交往方面，我们现在感觉到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因为科学和民主决策必须重视“外脑”。因此，我们对现在的问题做决策，有必要对外借鉴国际经验，利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在这方面，社会科学院应该主动“走出去”，承担比其他单位更多的责任。
　　在国外，智库被称为“第五权力”。排列在立法、司法、行政权和媒体之后。愿意和我们交流的海外智库越来越多，一般都认为研究世界，不能忽视中国的影响，不能忽视“中国元素”，如果离开这一点，那就是落伍了。
　　
　　相互沟通的特殊平台
　　采访中，王荣华讲到2005年中日关系处于最低谷阶段时，日本的两个总理大臣辅佐官——山崎拓和前外相川口顺子，分别来到上海社科院，寻求和我院学者进行交流。山崎拓是自民党的负责人，相当于日本首相顾问的角色。他们为什么来？因为当时环境下，中日关系存在很大困难，虽然两国的民间交往和经贸往来还在继续。
　　日方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些副部长和议员，他们寻求怎样打开僵局，如何为中日关系解冻。川口一来就跟上海社科院的学者表明，今天我们不要各讲各的，我们要交流，大家交流彼此的看法，寻找解决的办法。
　　川口当时对涉日游行不理解，并说，“中国是亚洲的领导者，为出现这样不够文明的现象很感遗憾”。当时，王荣华的回答是，我们从来都不赞成未经批准的任何游行。你说的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呢?是有因果关系的，只有对其深刻了解背景，了解原因，你才能理解中国人的情感，才能明白现在出现的现象。
　　《对外传播》：只有相互了解，才能更好地沟通。您当时是怎样和他们沟通的呢?
　　王荣华：当时，我就用我自己的语言跟他谈。举个例子，当时，川口一进上海社科院的办公楼就说，这房子很好，很漂亮。我就抓住机会说，外相你知道吗，这里曾经是日本宪兵集中营，曾把盟国抗战的人士集中关在这里。我当时想，如果你们不了解这一段历史，那么你们很难了解中国人的感情。像我这么年龄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中国看长远、看根本、看将来。我们讲以史为鉴，但是不停留在这儿，而是面向未来。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在这一点上，不仅是我，我们院里同志都有相同的想法。
　　谈话过程中，当有一位年轻气盛的副部长讲中国是独裁，是一党专政。我说我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说我是政协委员，还是驻会的副主席，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基本上是统一的意见，但在形成一致意见以前，我们充分讨论，有时争论得很厉害，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但这一个过程我们并没有都登出来，所以你们不知道而已。可以这样跟你说，政府官员到政协来协商工作，委员提意见是直截了当的、甚至不留情面的。政府官员到政协来是需要一点勇气和胆量的。你以为我们就是一个声音，是因为我们是大家庭，需要大团结。我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需要有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中国绝不是像你们所讲的一党专政，其中的讨论过程是各抒己见的，有时就连政府已经定下的事情，如果讨论通不过，最终不能执行的也有。讲到这儿，山崎拓就对那个年轻的副部长说，你这样是干预人家的内政，这是人家的国家体制。这句话一讲，那个副部长就一声不吭了。
　　


　　我说这些事情，就是认为外宣工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你越是亮观点，对方越是敬重你；你一味地唯唯诺诺，含混不清，人家反而会觉得你有隐衷。当然，讲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对外传播》：由此看来，社科院的专家不仅仅起到中国智库的作用；还因其学者特殊身份，既了解理论，又了解中国国情的独特优势，在中国政府和世界之间起了一个非常独到的作用——桥梁、沟通的平台。
　　王荣华：国际上有对我们存在成见和误解，有不了解你的，他可能仅仅从张艺谋拍摄的电影中就猜测中国人就是那个样子，也有根本没来过中国的。还有只是误解，实际上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有人一听说你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就和独裁、专政划等号，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是最好的。用这样的有色眼镜来看你，自然是歪曲的。所以，用事实说话是最有力的。文化外交，我们应该“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
　　试举一例：我们有一个研究艾滋病防治的研究人员，想和国际上一些研究机构合作，开一个研讨会。当时有些同志顾虑国外研究艾滋病都是有基金背景的。我说怕什么?不要动不动就心理脆弱、神经脆弱。我们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做了不少事，如果我们做得还不够，那就借鉴国际上好的做法。于是我们搞了一个研讨会，还举办了一个图片展览，受邀请来参加研讨会的各国来宾和学者看到有总理视察艾滋病感染村的照片，有吴仪副总理跟艾滋病人握手的照片，有政府宣传艾滋病防治的照片......这些国家的代表一看，啊？你们总理还跟艾滋病人握手啊。对他们来说这好像天方夜谭的事，但照片在这里，不得不信。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政府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亚洲做得最好的。
　　
　　《劳动合同法》国外很关注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展望及与国际接轨的劳动法规的影响》研究。我有一次接待艺珂公司，它是世界500强中排名第278位的集团公司，他们也很重视研究，在公司中专门设立一个研究院，主席是德国施罗德政府的经济和劳工部部长，这位主席请我喝咖啡的时候，他问了我一句话：中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l号要实施了，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后来我仔细地分析了解了一下，其实他关心的是欧洲公司到中国来投资还有没有利润的空间。他要了解投资环境，很多欧洲企业也需要找一个有权威的研究部门合作做出报告，知道投资环境、劳动成本如何?他曾经认为《劳动合同法》是保护劳动者，限制企业主，规定诸多用工条件的。
　　为什么委托我们做?因为他觉得欧洲人做中国的研究，对中国情况不了解，发一通议论，做一份报告，欧洲公司会不买这份报告的账。于是，得寻找一个中国的合作者。经过麦肯锡的介绍，我们两家联合起来作了研究，并使对方认同我们得出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份《劳动合同法》是规范劳资双方的，不仅对企业有规定，对劳动者也是有规定的，不要只盯着某一方看。实际上跟印度比较，中国的劳动力仍然是便宜的，外企还是有利润空间的。我们对《劳动合同法》也做了一些解释，当然这个解释是用事实、用数据来说明的。
　　值得一提的是，艺珂研究院非常满意这份报告，还在瑞士总部召开新闻发布，在活动现场的背景牌上写着“和上海社科院共同研究”，用五种语言同声翻译，请了世界上主要通讯社的记者，共计发出了1700份新闻稿。德方的结论是认为我们做了一件对双方发展都有好处的事情，认为《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好的法。
　　
　　中国元素不可忽略
　　《对外传播》：提到改革开放，中国人很喜欢这个词，因为这代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但外国人听见“改革”这个词，不理解，很害怕，认为这可能是政治格局的变化，会很茫然，那么，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作为智库、思想库的上海社科院，如何面对世界解读改革中的中国呢?
　　王荣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世界排名由第6位上升到第4位，以后可能还会上升，现在世界上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在国际航班的飞机上，像汉莎、维珍等，都有中文讲解。这些是过去难以想象的，经济提高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人家就讲中国影响、中国元素，这样的评价，中国人当然自豪了。
　　目前，我们倾注全力打造“世界中国论坛”的社科品牌。过去都说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考古......但是今天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使得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已经扩大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根据这种新的形势，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在中国搭建一个平台，把外国研究中国学的学者请来中国共同研究、发表看法。既然你是研究我们，那也让我来谈谈，实际上，通过这个办法来跟世界对话，向世界来解读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世界中国论坛”已经举办了两届了，今年9月份即将举办第三届。第一届的主题是“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理念。全世界都在疑问：美国那么强势，把一套美国模式推向全世界，搞完中东，下一步美国针对谁？大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于是，我们寻找到这样一个“和而不同”的话题，这句话的下半句是“同则不继”，意思是“同”就不能继续发展。
　　世界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不能独此一家。丰富多彩，就是要让各种制度、各种模式、各种国家理念都存在着。我所作的“和而不同”的主旨报告，正是回答这一问题。
　　第二届的主题是“和平、和谐——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意义”。指出，中国的制度、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要的是和平、和谐——和谐的世界，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这是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这篇主题演讲在俄罗斯科学院训上全文刊登，美国的美中学会也登了。
　　中央提倡文化外交，要走出去，通常需要寻找一个好的平台。有了平台，才可以表演，才有人听!
　　第三届的主题是“和衷共济——中国和世界的共存之道”。“和”是价值取向，“衷”是一种态度，“共济”指在同一个地球上，大家相互之间要帮助。我们面临着环保问题，失业问题......这些非传统的安全问题是大家都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和衷共济”!
　　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回答“中国责任论”。现在国际社会上炒作“中国责任论”，调门升高，认为中国应当承担这个责任、那个责任，加了很多，将很多问题都乱联系在一起。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中国发展到今天有很大的提高，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承担的责任也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承担的责任。世界是大家的，大家都应该承担责任，所以“和衷共济”，不要你指责我，我指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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