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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对本土课程和民族认同等相关概念做了简要阐释，进而从两个方面分析了本土课程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最后，本土课程开发对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建构有丰富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注重乡土教材的搜集和校本课程的开发等。
【关键词】本土课程 民族认同 石门坎
在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深入西南边地，建立教会学校系统[1]。传教士开始成为当地彝族统治阶层与苗族被统治阶层间的中介者（agency）[1]。当时杨汉先、朱焕章受教会资助去华西大学读书，1935年相继毕业后，回到石门坎，他们成为西南边区苗族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积极推动“边胞同化政策”，这与当时花苗大力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形成极大反差，并使新兴的民族国家和日渐加强监控的国家权力与苗族本土的冲突和矛盾日趋增加。
一、相关概念解释
（一）本土课程
本土课程包括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地方课程就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观念的指导下，根据人发展的实际需要，充分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课程资源所开发形成的实践性课程，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地方课程是国家课程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 。
菲吕马克等人认为，校本课程意指学校教职员工为改善学校教育品质所计划、开发的各种课程[3]。此后又不断进行完善，它主要是指基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以学校为基地，通过民主决策而开发的课程。
（二）民族认同
传统对民族的定义是沿用斯大林的观点，傅柯的边缘研究亦对民族下了另一种定义：民族被视为一个族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一个特定语言、文化和体制特征的综合体 [1]。
民族认同即族群认同，“可以理解为多民族国家内的各少数民族及其认同。对民族个体而言，是他们完成民族社会化的必然选择并将其归属于其所认同的族群及其文化之中，对民族群体而言，这一层次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在极力维护本族群的利益及其文化。”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往往与国家认同是重叠的，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是较民族认同更高层次的认同。
二、本土课程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本土课程的实施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
1933年念教育系的苗族青年朱焕章仿照陶行知《平民千字课》的办法，再参考苗族的特殊俗习，编写了四册的《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这是针对西南民族地区实际需要的第一套平民教材。
从教学目标来看，《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注重爱国情感、民主精神、道德品质的培养。他很好地处理了国家和民族情感，既增强了苗民的民族认同感又让他们获得了国家认同感。
从思想上来看，朱焕章很好地体现了适合苗民民族特点的一系列思想观念。从林肯释放奴隶的事例中主张民族平等，从古代穷人勤奋读书的故事中鼓励苗人战胜困难，刻苦读书，希望以教育来开启明智。
与此对应的是，国民政府强调国家主义，但基督教传教运动对苗族民族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对本土教育的倡导，极不利于国民党地方政府在苗族地区推行“车同轨、书同文”。杨汉先《告石川联区同胞书》和张斐然的“花溪事件”，则清楚地反映了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同化政策与石门坎花苗族群间的矛盾。
（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也会推动本土课程的实施
苗文的创造在花苗族群民族认同的建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字成为当时花苗建构其身份认同的象征符号。在文字出现初期，把传教士柏格理的角色进行强化。但是，随着三四十年代文字的普及和日益增强的民族认同感，苗人开始反过来以此为其族群身份的符号象征，淡化柏格理作为苗文之父的角色，而强化苗人在创造文字上的重要角色。
老苗文成为花苗族群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象征，在这种认同感的感召之下，苗人努力学习汉文和许多其他的科学知识，涌现出一系列像朱焕章、杨汉先等致力于本土课程开发的大教育家，例如朱焕章编写了教材《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
三、本土课程开发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建构的借鉴意义
（一）注重乡土教材的搜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域和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就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西方文化侵入的背景下，使得各国、各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尤为重要。传承本土知识，弘扬民族文化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乡土教材是我国教材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青少年进行本土文化教育，增强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但同时乡土知识的传承并不是要忽视文化交融，甚至走向“本民族（族群）中心主义”的极端。顾明远先生认为，在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时要处理好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乡土教材是反映并传承地域文化的一种载体，但地方与国家，爱乡与爱国的一体性决定了乡土教材中地域文化与国家意识的不可分割性。
（二）注重校本课程的开发
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将民族特有的知识、信仰、态度、价值观及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建构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校本课程在实施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实际的困难，如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意义所在；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缺乏系统性，很多传统优秀文化没有被开发出来；校本课程的开发中还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学校的很多校本课程开发方案无法得以实施；在对教师的评价上缺乏针对性，造成教师的课程开发积极性不高等。但是，不管怎样，校本课程开发的脚步一直在前行。
【参考文献】
[1]张慧真.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2，64，38，33.
[2]岳定权.论地方课程开发的价值及定位[J].教学与管理，2007（6）：44-45.
[3]崔允漷.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王金星.民国时期苗族教材本土化的实践——朱焕章《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的个案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11（1）：43-46.
【关键词】本土课程 民族认同 石门坎
在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深入西南边地，建立教会学校系统[1]。传教士开始成为当地彝族统治阶层与苗族被统治阶层间的中介者（agency）[1]。当时杨汉先、朱焕章受教会资助去华西大学读书，1935年相继毕业后，回到石门坎，他们成为西南边区苗族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积极推动“边胞同化政策”，这与当时花苗大力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形成极大反差，并使新兴的民族国家和日渐加强监控的国家权力与苗族本土的冲突和矛盾日趋增加。
一、相关概念解释
（一）本土课程
本土课程包括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地方课程就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观念的指导下，根据人发展的实际需要，充分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课程资源所开发形成的实践性课程，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地方课程是国家课程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 。
菲吕马克等人认为，校本课程意指学校教职员工为改善学校教育品质所计划、开发的各种课程[3]。此后又不断进行完善，它主要是指基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以学校为基地，通过民主决策而开发的课程。
（二）民族认同
传统对民族的定义是沿用斯大林的观点，傅柯的边缘研究亦对民族下了另一种定义：民族被视为一个族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一个特定语言、文化和体制特征的综合体 [1]。
民族认同即族群认同，“可以理解为多民族国家内的各少数民族及其认同。对民族个体而言，是他们完成民族社会化的必然选择并将其归属于其所认同的族群及其文化之中，对民族群体而言，这一层次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在极力维护本族群的利益及其文化。”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往往与国家认同是重叠的，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是较民族认同更高层次的认同。
二、本土课程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本土课程的实施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
1933年念教育系的苗族青年朱焕章仿照陶行知《平民千字课》的办法，再参考苗族的特殊俗习，编写了四册的《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这是针对西南民族地区实际需要的第一套平民教材。
从教学目标来看，《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注重爱国情感、民主精神、道德品质的培养。他很好地处理了国家和民族情感，既增强了苗民的民族认同感又让他们获得了国家认同感。
从思想上来看，朱焕章很好地体现了适合苗民民族特点的一系列思想观念。从林肯释放奴隶的事例中主张民族平等，从古代穷人勤奋读书的故事中鼓励苗人战胜困难，刻苦读书，希望以教育来开启明智。
与此对应的是，国民政府强调国家主义，但基督教传教运动对苗族民族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对本土教育的倡导，极不利于国民党地方政府在苗族地区推行“车同轨、书同文”。杨汉先《告石川联区同胞书》和张斐然的“花溪事件”，则清楚地反映了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同化政策与石门坎花苗族群间的矛盾。
（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也会推动本土课程的实施
苗文的创造在花苗族群民族认同的建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字成为当时花苗建构其身份认同的象征符号。在文字出现初期，把传教士柏格理的角色进行强化。但是，随着三四十年代文字的普及和日益增强的民族认同感，苗人开始反过来以此为其族群身份的符号象征，淡化柏格理作为苗文之父的角色，而强化苗人在创造文字上的重要角色。
老苗文成为花苗族群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象征，在这种认同感的感召之下，苗人努力学习汉文和许多其他的科学知识，涌现出一系列像朱焕章、杨汉先等致力于本土课程开发的大教育家，例如朱焕章编写了教材《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
三、本土课程开发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建构的借鉴意义
（一）注重乡土教材的搜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域和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就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西方文化侵入的背景下，使得各国、各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尤为重要。传承本土知识，弘扬民族文化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乡土教材是我国教材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青少年进行本土文化教育，增强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但同时乡土知识的传承并不是要忽视文化交融，甚至走向“本民族（族群）中心主义”的极端。顾明远先生认为，在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时要处理好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乡土教材是反映并传承地域文化的一种载体，但地方与国家，爱乡与爱国的一体性决定了乡土教材中地域文化与国家意识的不可分割性。
（二）注重校本课程的开发
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将民族特有的知识、信仰、态度、价值观及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建构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校本课程在实施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实际的困难，如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意义所在；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缺乏系统性，很多传统优秀文化没有被开发出来；校本课程的开发中还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学校的很多校本课程开发方案无法得以实施；在对教师的评价上缺乏针对性，造成教师的课程开发积极性不高等。但是，不管怎样，校本课程开发的脚步一直在前行。
【参考文献】
[1]张慧真.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2，64，38，33.
[2]岳定权.论地方课程开发的价值及定位[J].教学与管理，2007（6）：44-45.
[3]崔允漷.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王金星.民国时期苗族教材本土化的实践——朱焕章《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的个案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11（1）：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