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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最新证据凸显出，即将上任的领导人面临一个艰难选择：是在一个已被榨干的增长模式上继续加码，还是冒着较高的政治风险赌一把、推进短时间内可能加剧增长放缓的改革？
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失常的原因之一，要通过解决这个问题，让消费者的钱包鼓起来。对于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来说，这不是一般的挑战。
据10月18日发布的数据，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这是2009年年初以来最低的增长率，也是连续第七个季度增幅下降。不过，一些企稳迹象使那些期待中国经济“软着陆”的人们受到鼓舞，毕竟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已经变得越发重要。9月份工业产值、出口和投资都略有增加，就业状况也保持强劲。
这为北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采用惯用手段提振经济？还是通过更加重视国内家庭支出、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使中国进入一条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下调利率、增加投资等传统刺激手段有可能加剧经济失衡，因为这些手段在增加投资回报的同时，其代价是抑制工资水平和家庭支出。
要扩大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就得挑战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利用征地获益的地方官员，和以低福利投入为代价享受低税率的国有企业。这样一场赌博的赢家将是中低收入家庭，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们被寄托了越来越大的期望。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说，改革国有企业、加强其商业性最多有可能牺牲掉400万个就业岗位，因为企业要缩减规模、剥除政治任务并不再接受补贴。裴敏欣说，这不是私有化，而是去党化。
过去10年中国各个阶层的收入都有增加，但政治精英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利益，因为体制让最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暴富。
问题在于对精英有利的不再对整个中国有利：很久以来大家都在说中国要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对国内消费的依赖，然而贫富差距的扩大阻碍着这个目标的实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说，要搞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得着手进行收入的再分配。
对不公平现象的担忧正在变得越发普遍。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对3177名中国人的调查显示，48%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富差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相比之下，2008年的这一比例是41%。
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需要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保护农民的地权，以便让土地成为可供农民出售和开发的有价值的资产；让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拥有城市户籍；打击某些精英阶层借以致富的腐败行为。这些都需要向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
当前这一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承诺强化农民的地权。而地方政府通过销售当地从农民手中廉价购买的土地，为当地主要官员和房地产公司谋取了巨额利益。
根据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11年对1791名农民的调查，当地有关部门每征收1英亩（注：1英亩=6.075亩）土地，农民平均可以获得17850美元的赔偿，而这个金额仅仅是每英亩土地市场价值（74万美元）的2.4%。
中国1.68亿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从事着建设、清洁和服务的工作，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获得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机会。这是因为中国的城市户籍制度十分僵化，外来务工人员和家人无法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服务，城市的政府把外来务工人员看作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不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
缩小收入差距将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打击腐败。在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内，官员控制着有价值资产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大量机会。
根据透明国际的数据，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球排名第75，略高于哥伦比亚。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经济学家王小鲁2008年从事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最富的10%的城市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3.9万元，比官方数据高出两倍。王小鲁写道，数据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滥用权力取得的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与腐败问题密切相关。
一些分析人士对王小鲁的调查结果提出了批评，认为调查使用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
百度贴吧的一个在线论坛讨论了收入差距的问题，最近有一条评论说，你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贫富差距正在加剧，富人买豪车豪宅，穷人连租房都租不起，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将在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卸任。他们曾承诺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但是，提高投资回报以及压低工资水平的政策也使收入差距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的GDP中消費的占比从2002年的44%降到了2011年的34%。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无论是在19世纪的美国，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各自快速增长的年份，消费占比从来没有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消费在美国GDP中的占比约为70%。
改革的担子将落在他们的继任者身上。
但是，不要指望中国新的领导人会快速行动。一名前美国官员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私下里已经告诉西方官员，中国至少要到2013年秋天才能拿出一揽子改革计划。北京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说，为了让交接班顺利进行，新领导人可能需要保持低调。
如果出现改革，较低和中等收入家庭将会是受益者，但这些人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但是不改革造成的增长放缓和政治动荡的代价将会很高。
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专家罗思高（Scott Rozelle）说，日本经济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放缓，社会不公的水平非常低，这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未来20年中国经济遵循过去十年同样的轨迹，作为世界上收入不公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零增长的风险。
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失常的原因之一，要通过解决这个问题，让消费者的钱包鼓起来。对于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来说，这不是一般的挑战。
据10月18日发布的数据，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这是2009年年初以来最低的增长率，也是连续第七个季度增幅下降。不过，一些企稳迹象使那些期待中国经济“软着陆”的人们受到鼓舞，毕竟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已经变得越发重要。9月份工业产值、出口和投资都略有增加，就业状况也保持强劲。
这为北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采用惯用手段提振经济？还是通过更加重视国内家庭支出、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使中国进入一条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下调利率、增加投资等传统刺激手段有可能加剧经济失衡，因为这些手段在增加投资回报的同时，其代价是抑制工资水平和家庭支出。
要扩大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就得挑战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利用征地获益的地方官员，和以低福利投入为代价享受低税率的国有企业。这样一场赌博的赢家将是中低收入家庭，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们被寄托了越来越大的期望。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说，改革国有企业、加强其商业性最多有可能牺牲掉400万个就业岗位，因为企业要缩减规模、剥除政治任务并不再接受补贴。裴敏欣说，这不是私有化，而是去党化。
过去10年中国各个阶层的收入都有增加，但政治精英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利益，因为体制让最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暴富。
问题在于对精英有利的不再对整个中国有利：很久以来大家都在说中国要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对国内消费的依赖，然而贫富差距的扩大阻碍着这个目标的实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说，要搞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得着手进行收入的再分配。
对不公平现象的担忧正在变得越发普遍。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对3177名中国人的调查显示，48%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富差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相比之下，2008年的这一比例是41%。
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需要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保护农民的地权，以便让土地成为可供农民出售和开发的有价值的资产；让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拥有城市户籍；打击某些精英阶层借以致富的腐败行为。这些都需要向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
当前这一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承诺强化农民的地权。而地方政府通过销售当地从农民手中廉价购买的土地，为当地主要官员和房地产公司谋取了巨额利益。
根据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11年对1791名农民的调查，当地有关部门每征收1英亩（注：1英亩=6.075亩）土地，农民平均可以获得17850美元的赔偿，而这个金额仅仅是每英亩土地市场价值（74万美元）的2.4%。
中国1.68亿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从事着建设、清洁和服务的工作，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获得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机会。这是因为中国的城市户籍制度十分僵化，外来务工人员和家人无法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服务，城市的政府把外来务工人员看作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不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
缩小收入差距将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打击腐败。在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内，官员控制着有价值资产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大量机会。
根据透明国际的数据，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球排名第75，略高于哥伦比亚。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经济学家王小鲁2008年从事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最富的10%的城市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3.9万元，比官方数据高出两倍。王小鲁写道，数据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滥用权力取得的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与腐败问题密切相关。
一些分析人士对王小鲁的调查结果提出了批评，认为调查使用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
百度贴吧的一个在线论坛讨论了收入差距的问题，最近有一条评论说，你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贫富差距正在加剧，富人买豪车豪宅，穷人连租房都租不起，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将在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卸任。他们曾承诺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但是，提高投资回报以及压低工资水平的政策也使收入差距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的GDP中消費的占比从2002年的44%降到了2011年的34%。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无论是在19世纪的美国，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各自快速增长的年份，消费占比从来没有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消费在美国GDP中的占比约为70%。
改革的担子将落在他们的继任者身上。
但是，不要指望中国新的领导人会快速行动。一名前美国官员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私下里已经告诉西方官员，中国至少要到2013年秋天才能拿出一揽子改革计划。北京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说，为了让交接班顺利进行，新领导人可能需要保持低调。
如果出现改革，较低和中等收入家庭将会是受益者，但这些人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但是不改革造成的增长放缓和政治动荡的代价将会很高。
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专家罗思高（Scott Rozelle）说，日本经济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放缓，社会不公的水平非常低，这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未来20年中国经济遵循过去十年同样的轨迹，作为世界上收入不公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零增长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