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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的一段话冲上热搜：“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如果只有分数，恐怕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考。”
既有分数，也能赢得未来大考，是否是一道无解之题？
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他们纷纷表示，该题有解。
关键在走出一条适合本地本校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充分发挥教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作用。
一流育人質量是全面培养体系的核心
上会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史家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王欢在集团党委会议上，与大家热火朝天地讨论“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集团“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完善、推进和实施的事宜。
“今年，我的一个提案是在中小学推动建立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王欢介绍，2020年，史家教育集团成为北京市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试点单位，让他们深切“体会到这一领导体制的巨大力量”。
学校成立集团党委，“确定整体方向和目标”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集团党委下，增设党建中心与德育和思政中心，中心主任同时出任集团党委委员。成立学校党校，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部下沉到学科、年级组。
随着改革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重点、培养人的落脚点，都聚焦到为党的事业培养后继接班人的高度上。”王欢说，学校最大的变化，是大家开展工作时的站位不一样了，而且达成了高度共识。这里面，“党的领导起着重要的凝聚、引导作用”。
下一步，史家教育集团将建立家校社党支部，以“推动家庭教育也进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体系”。
“十四五”时期，教育将踏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党育人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立场不能偏，将成为“高质量教育”的首要标准。
同时，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对培养一批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市教育局局长黄艳调研发现，目前育人方式还存在一些瓶颈，如“学生的生活体验不够丰富，创新土壤不够肥沃，广泛阅读、科普实验、社会参与等不够深入”。
说到底，是传统的大规模培养与新时代学生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
“面向每一个，培养这一个”成为时代的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是重庆谢家湾小学校长。多年来，她带领团队扎实推进高水平因材施教。学校取消了课间铃声，“因为各个班、各个年级、不同学科的上下课时间都不一样。”刘希娅说，针对学科特色和学生成长特点，学校对课程实施进行重新规划，同时采用上午行政班授课、下午全校学生按兴趣和特长选课走班的形式。
“课程的个性化实施，很好回应了师生的个性化需求。”让刘希娅高兴的是，校园生活不再“大一统”，孩子更加放松从容。有分析表明，学习时越放松，越能主动投入。没有了外部铃声的提醒，孩子也逐渐养成自律的品质：在谢家湾小学，到处都能看见时钟，每个孩子都需要自己去掌握时间、理解时间，学会管理自己，安排好自己的事务。
谈及改革的初衷，刘希娅归结为对“高质量教育的探索”，因为“高质量教育指向培养综合素质高的个性化人才。没有个性就没有活力，没有活力就没有创造力”。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铮用一句话做了很好的概括：“孩子的个性和差异，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差距，而是要当作价值。”
相对于课堂教学，实践体验是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补上的另一块短板。
从去年开始，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集团开展了“程开甲少年科学院创新人才360行动”。“360”有两个含义：一是一到六年级的孩子要完成360个实践项目；二是一年360天，天天有行动，周周有实践。
全国模范教师、集团总校长薛法根说：“我们提出少做题多读书、少补习多实践。”现在，盛泽的课后作业不是刷题，而是学生和家长一道，完成“360行动”中各式各样的科学小实验、社会小实践、运动小游戏、生活小创意或艺术小作品。看到孩子们迸发出的创造激情和活力，薛法根感到由衷的欣喜：“实践出真知，实践育真人！”好的实践教育，会在孩子心里埋下三颗种子，“好奇心、求知力和想象力”。
在河南，郑州艾瑞德教育集团总校长李建华顶住各方压力，让学生走出校门。2020年6月，他带着六年级毕业生，翻越河南境内海拔最高的亚武山，并在山中向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小学六年，我们的学生会去野外露营、寻访古城、翻越高山、蹚过大河。”李建华感慨地说，“教育要把世界作为课堂，引山水入胸膛。我们不带孩子去观世界，怎么能培养好他的世界观？”
发展更高质量的教育，还要改变“弱体、抑美、缺劳”的状况。2020年，相关重磅文件先后出台。这让开展了多年劳动教育的李建华觉得：“找到了教育的光明和大道，自己做的时候不再孤单，腰杆更直了，气更足了。”
针对劳动教育的碎片化、无体系，李建华着手探索“四园联动机制”，力图打通校园、田园、家园和社园，构建劳动教育的独特场域。他认为，“劳动教育对场域的要求很高。这是劳动教育的独特之处”。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强调，“劳动教育应该以课程的形态落下来”。东北师大附中建立了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劳动课程体系，其中，校园扫雪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
有人曾质疑：“一台小型扫雪机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还要学生做？”但最后，大家决定不买。为什么？“是因为想给学生留一块体力劳动的真实空间。半小时内，1 000多名学生奋力把操场清理出来。当他们从楼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受到劳动的崇高，这不是简单灌输能达到的。”
邵志豪还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这也是一次制度自信教育——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成就，是千千万万劳动者齐心协力创造出来的。这门课还能让学生体会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我们要善于发现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特殊价值。” 从国家政策到学校行动，处处可以看到基层的创新和探索。
史家教育集团为每个“小胖墩”单独建立个性化体质提升档案，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等多个维度开“处方”；山东省烟台市推行体育与健康课、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假期体育与健康教育的校内外一体化设计，把学校美育实施情况纳入全市各级各部门政绩考核和学校校长工作考核，美育工作从“软要求”变成“硬指标”。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成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条主线。
朝向未来，邵志豪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我们要把一流的育人质量作为构建全面培养体系的核心任务。”
形成一种有历史感、人文性和全局意识的学校发展观
所有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都要在学校这个平台予以落地和受到检验。
2020年9月，在“十四五”即将启程的重要时刻，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从政策和制度层面为学校“简政放权、依法赋能”。在实践层面又该如何落实？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持续推进“两自一包”改革。概括来说，就是12个字：“教师自聘、管理自主、经费包干。”学校发展规划权、教育教学管理权、课程设置开发权、教职工聘任权、中层干部选聘权、学校经费支配权等6项权力下放给学校。
武侯区教育局局长陈兵解释，“两自一包”的核心是“共同治理”。“我们放权，不是放给校长，而是放给学校。所有教师都能参与这些权力的行使。” 比如，在教师招聘和岗位设置上，教师共同商量岗位设置，共同制定岗位标准、薪酬待遇和考核办法。经费使用上，实行“全员预算”，所有教师根据岗位需要参与学校预算，提出预算申请，报学校专家组审核、教代会通过后，由教师或团队支配使用。
“通过共同治理，教师主体地位更加明确，肯干事，愿干事，这是‘两自一包’改革学校的共通特点。”陈兵说，学校有活力，首先要求人有活力，“要让教师真正成为办学治校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
黄艳从治理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教师是终端，制度是前置。要让教师工作态度积极、工作热情高涨，就需要好的制度、机制保障。”
在刘希娅看来，“好的制度和机制一定是人文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她所在的重庆谢家湾小学，做教师评价时，尽量减少量化指标，而是采用一种“对话式的述评性评价”。“期末或是平时，我们会坐下来和教师一对一谈话。有哪些优势，需要我们后续提供什么平台；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我们特别看重教师自评，再用商量的态度对教师进行总体评价，目的是促进他的發展。而且主题很鲜明，就是他的教育教学和学生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不看考试分数和成绩。”
教师队伍建设上，谢家湾小学虽然有计划性，但更强调动态的调整。刘希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全校干部竞聘结束，一位体育老师突然提出，自己想做中层干部。好，学校立即为他安排岗位。过了几个月，他发现自己在信息管理上有特长，于是学校让他另外担任了信息中心的副主任。现在他在新岗位做得风生水起。
“在我们学校，中层干部、校级干部是随时可以轮岗的。因为，我觉得在价值取向高度认同的前提下，要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也要让每个人找到自我发展的意义和乐趣。”
对办学治校来说，制度和机制很重要，但文化的“软力量”也不容小觑。李建华将之称为“管理的暗物质”。
来艾瑞德学校参观的人总会说，感觉这所学校是沸腾的，每个人都带着爱，发着光，踩着风火轮一样在校园奔跑。特别是全部177名教师都开了公众号，写了1 500多万字的教育随笔，不可想象。你们有什么规章制度吗？哪个部门在负责？“没有人管。”李建华笑着说，“只是我带头开了公众号，写了100多万字。”“管理不是‘我让你’，而是‘我和你’，我们大家一起做。”
“我比较得意的，是学校没有什么硬制度，但是通过人格的影响、做人方式的影响，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教师文化，让大家相互‘席卷’，彼此‘裹挟’。”
东北师大附中有着70年办学历史。在思考“十四五”时期学校如何持续焕发活力时，邵志豪更看重一种具有历史感和全局意识的学校发展观。
“学校发展应该是立体的。长度是可持续发展，宽度是协调发展，高度是特色发展。学校最可持续的发展是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要把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核心的持续发展任务；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制度文化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这个底座越完善，就越能支撑起学校的‘高楼大厦’往上生长；特色发展的核心是课程建设和学生培养，因为办学质量最终是通过学校培养的人来体现。”
“学校要善于从历史中挖掘源源不断的力量，又要勇于开拓，对标党和国家政策，让教师有更大作为、更大价值。这种把个人融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进程所带来的活力，是大不一样的。”
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办学质量评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槛儿。
黄艳认为：“教育评价绝对不能简单化。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框架，去剪裁一个很丰富的主体，一定会对这个主体形成伤害。”
她建议：“评价一所学校，重点是看它对中央关切、群众关心、社会关注回应得是否全面。第一个层面回应中央关切，看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情况，这是学校政治立场、政治站位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回应群众关心，学校要通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关心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第三个层面是回应社会关注，主要是教育公平、均衡发展等。”
“从实践层面来看，学校容易迷失在家长视角、社会视角。在新时代新阶段，中央关切、群众关心和社会关注高度统一、不能偏废，因此，对学校评价也要全面关注。”
用“全域治理”方式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沃土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郑金洲研究发现：“有时，一套教育改革发展的‘组合拳’打出去，好像是打在棉花上，与预期效果有差距。这是由于教育的诸多问题表现在学校，根子则在社会、在家庭。” 追根溯源，“要树立全域治理的概念。教育治理不是学校治理，它应该是社会视角下教育领域的治理，要体现整体性、系统性。”江苏省南京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戴兴海说，原来家校社之间是一个个信息的孤岛，互不连接，很少沟通，急需建立一整套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体制机制。
前不久，南京市出台促进家校社共育10项举措，不乏创新之处。
如开发“教育服务券”。家长可以申请教育服务券，以获取各方面的教育服务，包括来自教育领域的，由教师志愿者联盟提供的各学科各学段服务；来自19个联动部门的教育资源，像文旅局提供的参观藏馆服务、法院提供的模拟法庭等；还有来自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资源，像走进律师事务所，等等。在薄弱学校建立“吹哨报到联动机制”，一旦发生问题或遇到难题，学校一吹哨，来自四面八方的街道、公安、卫生等相关部门都来提供帮助。
“我们希望搭建桥梁，让所有的教育资源流通联系起来。”南京市教育局相关人员说。
为此，南京强化了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成立了包含教育、公安、人社、财政、关工委、妇联、卫健委等10多个部门的联席会议机制，并设想在此基础上做一个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大数据平台，汇集不同部门提供的青少年情况，依托该平台实现联合预警、上下协同、共同育人。
家校社中，关系最密切的要数教师、学生和家长。如何处理好三者关系，也逐渐成为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
江苏省盛泽实验小学集团邀请学生家长，加入集团督导团，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有一年，督导团发现学生对食堂不满意。问题出在哪里？督导团请来这方面有经验的家长，从买菜、制作流程到分菜、发菜的时间节点把握等，一一进行专业指导。食堂工作有了明显改善。
“学校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公开，家长就会猜测、议论。当我们把学校的困难、问题摆出来，告诉他们有的问题单凭学校很难解决，希望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时，反而会取得好效果。”总校长薛法根认为，“教育和社会、家庭是一体的，不能割裂开来。一定要把家长和社会纳入学校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协同育人的价值日渐彰显，促使教育者考虑家、社对办学核心领域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变革传统课程开发组织，邀请具有不同背景、经验、才能和观点的学生、家长、社区人士、专家成为校本课程开发者，与教师共同开发特色课程。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校长崔建梅提出，未来在线教育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家长是重要的一环，“在线教育中，家长角色及其在线教育理念，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2020年，河南安阳引入家长评价学校机制。义务教育阶段全市有4万多名家长参与，参与率达83%，满意度超过99%。
“我们发现，在教师是否参与有偿补课和歧视学生等方面，正面得分都很高。但也反映出家庭作业过多、体育锻炼时间不足等问题，家长评分低一点。”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市教育局局长黄艳说，“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导向。家长的诉求在哪里？其实，他们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关注要超过分数。我们下一步的学校工作、教育管理工作重心往哪儿落，就很清楚了。”
黄艳认为，家校社能否同向同行，决定了教育质量是否有着坚实的土壤；實现这个目标，“要多从教育生态上做文章”。
两会期间，刘希娅呼吁，“要像治理生态环境一样破解教育生态难题”，受到大家关注。
经过调研，她发现，部分教育类APP与在线学习平台缺乏教育专业性，导致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下降，甚至为获取利益推送色情、暴力广告。“必须尽快建立准入标准审核、质量保证监管和不良后果追责机制。”她建议。
对校外培训班乱象，刘希娅提出，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综合治理，从准入和督查机制、招生环节监管、回应媒体问责、加快落实评价改革方案等方面同时发力。
“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和教育更高质量发展，需要大家一起面对，共谋共为。”
（ 来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 李 帆 刘 群 邢 星/文）
既有分数，也能赢得未来大考，是否是一道无解之题？
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他们纷纷表示，该题有解。
关键在走出一条适合本地本校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充分发挥教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作用。
一流育人質量是全面培养体系的核心
上会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史家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王欢在集团党委会议上，与大家热火朝天地讨论“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集团“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完善、推进和实施的事宜。
“今年，我的一个提案是在中小学推动建立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王欢介绍，2020年，史家教育集团成为北京市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试点单位，让他们深切“体会到这一领导体制的巨大力量”。
学校成立集团党委，“确定整体方向和目标”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集团党委下，增设党建中心与德育和思政中心，中心主任同时出任集团党委委员。成立学校党校，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部下沉到学科、年级组。
随着改革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重点、培养人的落脚点，都聚焦到为党的事业培养后继接班人的高度上。”王欢说，学校最大的变化，是大家开展工作时的站位不一样了，而且达成了高度共识。这里面，“党的领导起着重要的凝聚、引导作用”。
下一步，史家教育集团将建立家校社党支部，以“推动家庭教育也进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体系”。
“十四五”时期，教育将踏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党育人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立场不能偏，将成为“高质量教育”的首要标准。
同时，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对培养一批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市教育局局长黄艳调研发现，目前育人方式还存在一些瓶颈，如“学生的生活体验不够丰富，创新土壤不够肥沃，广泛阅读、科普实验、社会参与等不够深入”。
说到底，是传统的大规模培养与新时代学生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
“面向每一个，培养这一个”成为时代的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是重庆谢家湾小学校长。多年来，她带领团队扎实推进高水平因材施教。学校取消了课间铃声，“因为各个班、各个年级、不同学科的上下课时间都不一样。”刘希娅说，针对学科特色和学生成长特点，学校对课程实施进行重新规划，同时采用上午行政班授课、下午全校学生按兴趣和特长选课走班的形式。
“课程的个性化实施，很好回应了师生的个性化需求。”让刘希娅高兴的是，校园生活不再“大一统”，孩子更加放松从容。有分析表明，学习时越放松，越能主动投入。没有了外部铃声的提醒，孩子也逐渐养成自律的品质：在谢家湾小学，到处都能看见时钟，每个孩子都需要自己去掌握时间、理解时间，学会管理自己，安排好自己的事务。
谈及改革的初衷，刘希娅归结为对“高质量教育的探索”，因为“高质量教育指向培养综合素质高的个性化人才。没有个性就没有活力，没有活力就没有创造力”。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铮用一句话做了很好的概括：“孩子的个性和差异，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差距，而是要当作价值。”
相对于课堂教学，实践体验是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补上的另一块短板。
从去年开始，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集团开展了“程开甲少年科学院创新人才360行动”。“360”有两个含义：一是一到六年级的孩子要完成360个实践项目；二是一年360天，天天有行动，周周有实践。
全国模范教师、集团总校长薛法根说：“我们提出少做题多读书、少补习多实践。”现在，盛泽的课后作业不是刷题，而是学生和家长一道，完成“360行动”中各式各样的科学小实验、社会小实践、运动小游戏、生活小创意或艺术小作品。看到孩子们迸发出的创造激情和活力，薛法根感到由衷的欣喜：“实践出真知，实践育真人！”好的实践教育，会在孩子心里埋下三颗种子，“好奇心、求知力和想象力”。
在河南，郑州艾瑞德教育集团总校长李建华顶住各方压力，让学生走出校门。2020年6月，他带着六年级毕业生，翻越河南境内海拔最高的亚武山，并在山中向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小学六年，我们的学生会去野外露营、寻访古城、翻越高山、蹚过大河。”李建华感慨地说，“教育要把世界作为课堂，引山水入胸膛。我们不带孩子去观世界，怎么能培养好他的世界观？”
发展更高质量的教育，还要改变“弱体、抑美、缺劳”的状况。2020年，相关重磅文件先后出台。这让开展了多年劳动教育的李建华觉得：“找到了教育的光明和大道，自己做的时候不再孤单，腰杆更直了，气更足了。”
针对劳动教育的碎片化、无体系，李建华着手探索“四园联动机制”，力图打通校园、田园、家园和社园，构建劳动教育的独特场域。他认为，“劳动教育对场域的要求很高。这是劳动教育的独特之处”。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强调，“劳动教育应该以课程的形态落下来”。东北师大附中建立了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劳动课程体系，其中，校园扫雪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
有人曾质疑：“一台小型扫雪机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还要学生做？”但最后，大家决定不买。为什么？“是因为想给学生留一块体力劳动的真实空间。半小时内，1 000多名学生奋力把操场清理出来。当他们从楼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受到劳动的崇高，这不是简单灌输能达到的。”
邵志豪还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这也是一次制度自信教育——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成就，是千千万万劳动者齐心协力创造出来的。这门课还能让学生体会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我们要善于发现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特殊价值。” 从国家政策到学校行动，处处可以看到基层的创新和探索。
史家教育集团为每个“小胖墩”单独建立个性化体质提升档案，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等多个维度开“处方”；山东省烟台市推行体育与健康课、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假期体育与健康教育的校内外一体化设计，把学校美育实施情况纳入全市各级各部门政绩考核和学校校长工作考核，美育工作从“软要求”变成“硬指标”。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成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条主线。
朝向未来，邵志豪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我们要把一流的育人质量作为构建全面培养体系的核心任务。”
形成一种有历史感、人文性和全局意识的学校发展观
所有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都要在学校这个平台予以落地和受到检验。
2020年9月，在“十四五”即将启程的重要时刻，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从政策和制度层面为学校“简政放权、依法赋能”。在实践层面又该如何落实？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持续推进“两自一包”改革。概括来说，就是12个字：“教师自聘、管理自主、经费包干。”学校发展规划权、教育教学管理权、课程设置开发权、教职工聘任权、中层干部选聘权、学校经费支配权等6项权力下放给学校。
武侯区教育局局长陈兵解释，“两自一包”的核心是“共同治理”。“我们放权，不是放给校长，而是放给学校。所有教师都能参与这些权力的行使。” 比如，在教师招聘和岗位设置上，教师共同商量岗位设置，共同制定岗位标准、薪酬待遇和考核办法。经费使用上，实行“全员预算”，所有教师根据岗位需要参与学校预算，提出预算申请，报学校专家组审核、教代会通过后，由教师或团队支配使用。
“通过共同治理，教师主体地位更加明确，肯干事，愿干事，这是‘两自一包’改革学校的共通特点。”陈兵说，学校有活力，首先要求人有活力，“要让教师真正成为办学治校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
黄艳从治理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教师是终端，制度是前置。要让教师工作态度积极、工作热情高涨，就需要好的制度、机制保障。”
在刘希娅看来，“好的制度和机制一定是人文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她所在的重庆谢家湾小学，做教师评价时，尽量减少量化指标，而是采用一种“对话式的述评性评价”。“期末或是平时，我们会坐下来和教师一对一谈话。有哪些优势，需要我们后续提供什么平台；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我们特别看重教师自评，再用商量的态度对教师进行总体评价，目的是促进他的發展。而且主题很鲜明，就是他的教育教学和学生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不看考试分数和成绩。”
教师队伍建设上，谢家湾小学虽然有计划性，但更强调动态的调整。刘希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全校干部竞聘结束，一位体育老师突然提出，自己想做中层干部。好，学校立即为他安排岗位。过了几个月，他发现自己在信息管理上有特长，于是学校让他另外担任了信息中心的副主任。现在他在新岗位做得风生水起。
“在我们学校，中层干部、校级干部是随时可以轮岗的。因为，我觉得在价值取向高度认同的前提下，要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也要让每个人找到自我发展的意义和乐趣。”
对办学治校来说，制度和机制很重要，但文化的“软力量”也不容小觑。李建华将之称为“管理的暗物质”。
来艾瑞德学校参观的人总会说，感觉这所学校是沸腾的，每个人都带着爱，发着光，踩着风火轮一样在校园奔跑。特别是全部177名教师都开了公众号，写了1 500多万字的教育随笔，不可想象。你们有什么规章制度吗？哪个部门在负责？“没有人管。”李建华笑着说，“只是我带头开了公众号，写了100多万字。”“管理不是‘我让你’，而是‘我和你’，我们大家一起做。”
“我比较得意的，是学校没有什么硬制度，但是通过人格的影响、做人方式的影响，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教师文化，让大家相互‘席卷’，彼此‘裹挟’。”
东北师大附中有着70年办学历史。在思考“十四五”时期学校如何持续焕发活力时，邵志豪更看重一种具有历史感和全局意识的学校发展观。
“学校发展应该是立体的。长度是可持续发展，宽度是协调发展，高度是特色发展。学校最可持续的发展是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要把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核心的持续发展任务；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制度文化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这个底座越完善，就越能支撑起学校的‘高楼大厦’往上生长；特色发展的核心是课程建设和学生培养，因为办学质量最终是通过学校培养的人来体现。”
“学校要善于从历史中挖掘源源不断的力量，又要勇于开拓，对标党和国家政策，让教师有更大作为、更大价值。这种把个人融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进程所带来的活力，是大不一样的。”
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办学质量评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槛儿。
黄艳认为：“教育评价绝对不能简单化。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框架，去剪裁一个很丰富的主体，一定会对这个主体形成伤害。”
她建议：“评价一所学校，重点是看它对中央关切、群众关心、社会关注回应得是否全面。第一个层面回应中央关切，看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情况，这是学校政治立场、政治站位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回应群众关心，学校要通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关心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第三个层面是回应社会关注，主要是教育公平、均衡发展等。”
“从实践层面来看，学校容易迷失在家长视角、社会视角。在新时代新阶段，中央关切、群众关心和社会关注高度统一、不能偏废，因此，对学校评价也要全面关注。”
用“全域治理”方式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沃土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郑金洲研究发现：“有时，一套教育改革发展的‘组合拳’打出去，好像是打在棉花上，与预期效果有差距。这是由于教育的诸多问题表现在学校，根子则在社会、在家庭。” 追根溯源，“要树立全域治理的概念。教育治理不是学校治理，它应该是社会视角下教育领域的治理，要体现整体性、系统性。”江苏省南京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戴兴海说，原来家校社之间是一个个信息的孤岛，互不连接，很少沟通，急需建立一整套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体制机制。
前不久，南京市出台促进家校社共育10项举措，不乏创新之处。
如开发“教育服务券”。家长可以申请教育服务券，以获取各方面的教育服务，包括来自教育领域的，由教师志愿者联盟提供的各学科各学段服务；来自19个联动部门的教育资源，像文旅局提供的参观藏馆服务、法院提供的模拟法庭等；还有来自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资源，像走进律师事务所，等等。在薄弱学校建立“吹哨报到联动机制”，一旦发生问题或遇到难题，学校一吹哨，来自四面八方的街道、公安、卫生等相关部门都来提供帮助。
“我们希望搭建桥梁，让所有的教育资源流通联系起来。”南京市教育局相关人员说。
为此，南京强化了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成立了包含教育、公安、人社、财政、关工委、妇联、卫健委等10多个部门的联席会议机制，并设想在此基础上做一个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大数据平台，汇集不同部门提供的青少年情况，依托该平台实现联合预警、上下协同、共同育人。
家校社中，关系最密切的要数教师、学生和家长。如何处理好三者关系，也逐渐成为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
江苏省盛泽实验小学集团邀请学生家长，加入集团督导团，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有一年，督导团发现学生对食堂不满意。问题出在哪里？督导团请来这方面有经验的家长，从买菜、制作流程到分菜、发菜的时间节点把握等，一一进行专业指导。食堂工作有了明显改善。
“学校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公开，家长就会猜测、议论。当我们把学校的困难、问题摆出来，告诉他们有的问题单凭学校很难解决，希望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时，反而会取得好效果。”总校长薛法根认为，“教育和社会、家庭是一体的，不能割裂开来。一定要把家长和社会纳入学校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协同育人的价值日渐彰显，促使教育者考虑家、社对办学核心领域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变革传统课程开发组织，邀请具有不同背景、经验、才能和观点的学生、家长、社区人士、专家成为校本课程开发者，与教师共同开发特色课程。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校长崔建梅提出，未来在线教育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家长是重要的一环，“在线教育中，家长角色及其在线教育理念，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2020年，河南安阳引入家长评价学校机制。义务教育阶段全市有4万多名家长参与，参与率达83%，满意度超过99%。
“我们发现，在教师是否参与有偿补课和歧视学生等方面，正面得分都很高。但也反映出家庭作业过多、体育锻炼时间不足等问题，家长评分低一点。”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市教育局局长黄艳说，“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导向。家长的诉求在哪里？其实，他们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关注要超过分数。我们下一步的学校工作、教育管理工作重心往哪儿落，就很清楚了。”
黄艳认为，家校社能否同向同行，决定了教育质量是否有着坚实的土壤；實现这个目标，“要多从教育生态上做文章”。
两会期间，刘希娅呼吁，“要像治理生态环境一样破解教育生态难题”，受到大家关注。
经过调研，她发现，部分教育类APP与在线学习平台缺乏教育专业性，导致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下降，甚至为获取利益推送色情、暴力广告。“必须尽快建立准入标准审核、质量保证监管和不良后果追责机制。”她建议。
对校外培训班乱象，刘希娅提出，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综合治理，从准入和督查机制、招生环节监管、回应媒体问责、加快落实评价改革方案等方面同时发力。
“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和教育更高质量发展，需要大家一起面对，共谋共为。”
（ 来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 李 帆 刘 群 邢 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