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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昭示着美国社会的大分裂：两方获得的选民票均创历史新高，胜负难辨;特朗普否认败选，拒不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甚至怂恿支持者围攻国会;而拜登上任首日，就下令废除特朗普的17项政策，政治默契束之高阁，国家形象一落千丈。
美国政治乱象并非晚近六七十年的新鲜事，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当代角力，实际上延续了两百余年来“两个美国”的历史斗争，也接续了四百年前“两个新英格兰”的文化分歧。这种分裂，贯通了美国的建国时代、内战前后、进步时代、大萧条、“二战”和冷战时代，分裂主题亦随时代而变迁。“二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迫于冷战压力，“两个美国”开始转向“一个美国”，美国被着力塑造成一个没有“精神分裂”的国家，一个具有共识的“自由主义社会”。但在晚近四十余年，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里，美国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权力失去制约，中产階级大幅萎缩，美国再度陷入“无共识社会”的分裂危机。
为什么说存在“两个美国”？这要从一条清晰的地理界线说起。北纬39度 43分的梅森—迪克森线，堪称美国社会大分裂的地理标记。这条线最初只是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分界线，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以北，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是英国人最早的六大北美殖民地：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史称“新英格兰”。新英格兰形似英格兰，最早由英国殖民者约翰·斯密制图并命名，也就是今天的科德角到佩诺布斯科特湾，是跨越南北不到三个纬度、东西不到三个经度的狭小地带。那些叛出天主教旧欧洲的北欧新教徒、法兰西新教徒和英格兰清教徒，怀揣着斯密地图来到这块“新大陆”，不论是出于宗教、经济或阶级诉求，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
新英格兰被视为有别于旧欧洲的新大陆，是美国历史和文化记忆的起点，更是美国政治记忆的起点。在清教徒看来，新英格兰是脱胎于但又有别于旧英格兰的新世界。“新英格兰人”是征服、战争、牺牲的产物，他们与形形色色来自旧世界和已在新世界的他者——包括“不开化的印第安人”、不遵循旧约的反律法主义者、忠于特定君主的保王党、忠于英帝国的效忠派、不说英语的法裔加拿大人、出身荷兰的纽约人等 [1]——长期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强化了独特的“新英格兰人”身份认同。
梅森—迪克森线，堪称美国社会大分裂的地理标记
不过，新英格兰并非没有内在张力。事实上，存在两个彼此矛盾的新英格兰，二者之间的分歧贯穿整个殖民时代，构成了美国社会分裂的文化起源。“两个英格兰”背后是“新旧英格兰同源论”和“新英格兰例外论”两种思想，二者都是清教主义的新英格兰遗产，分别以国教派与分离派为代表：前者强调新英格兰是旧英格兰的复制品，主张政教合一，教会高于并主宰国家，清教徒要在新世界重建旧英格兰国教，政治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捍卫宗教的纯洁、虔诚和使命;后者强调新英格兰在各方面均应以崭新姿态告别旧英格兰，主张政教分离，国家独立于教会，教会不同于国家，教会有捍卫自己的精神武器，不需要政治力量来捍卫。在清教主义统治新英格兰的殖民时代，国教派长期压制分离派，牧师集团是统治阶级，教徒资格是公民资格的前提。
不过，梅森—迪克森线的历史意涵一直在改变。自1763～1767年勘定到美国内战前后的近百年间，此线以南为奴隶州，以北为自由州。美国内战后的百年间（1865～1964年），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沿此线南北搭配，支持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红州和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蓝州由此分界。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政治地理版图又沿此线南北逆转：巴里·戈德华特（Barry M.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历史性地赢得民主党在南方腹地的五个铁票州，民主党也历史性地赢得东北部共和党的六个铁票州，过去一两百年的美国地缘政治版图从此乾坤倒转，两个美国之间的分裂态势渐成水火之势。
“两个新英格兰”奠定了“两个美国”的基调。美国例外论究竟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美国究竟是共和德性的特殊堡垒，还是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世界代表？这是历史上贯穿美国本质之争的主轴。
在革命建国时代，“两个美国”的主角分别是分离主义的美国爱国者和反分离主义的英国王权派。前者试图将新英格兰从英帝国分离出来，认为清教徒的异端德性更适应文明时代，清教主义可以成为新国家的新价值观。后者没有兴趣反抗英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奢靡之风，坚信新国家仍要植根于旧世界。这一分歧既隐含在主张现代共和主义的联邦党人内部，也彰显于它同主张古典共和主义的反联邦党人的斗争之中。
在内战前后，“两个美国”的主角成了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和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1820年后，随着美国向西部和西南部扩张，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影响日趋扩大，新英格兰作为美国的发源地，其政治经济地位受到挑战。加里森废奴主义因此接过联邦党人的现代共和主义和国家主义旗帜，指控为奴隶制辩护的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是在分裂美国，主张捍卫新英格兰就是在捍卫美国。南方邦联在内战中失败后，白人保守主义和州权派一度偃旗息鼓，形式上的奴隶制终结，但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以及对黑人的种族奴役、压迫、歧视和隔离，实际上并未改变。
在进步时代，“两个美国”的主角是地方主义的乡村党与国家主义的城镇党。新英格兰地区重塑了新英格兰生活方式的典范符号和美国梦的核心景观：它先是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人口密集聚居的小城镇模式扩散至全国;又在走向“去工业化”和“逆城市化”之后，以稀疏分布在广阔农村和市郊的现代化民居，取代奋斗的“山巅之城”。尽管在250年之后，清教徒已沦为宗教少数，新英格兰成了失落的伊甸园，但作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记忆的母体，新英格兰已从偏安一隅发展出遍及全国的影响力。例如，在思想上，随着新英格兰清教徒走向全国，受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美国例外论的推动，美国社会科学兴起，[2] 并超越英、法、德等欧洲老师，酝酿着世界级的影响力。 在大萧条至“二战”结束之间，“两个美国”的主角是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二者共同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随即陷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罗斯福政府的新政自由主义将政府干预主义视为扭转乾坤的关键，给美国套上了“大国家、大市场”“大政府、大企业”的政治经济缰绳，将美国打造成为一个“军事福利国家”[3]。这一政治遗产改变了美国人的政府观念，为美国自由主义加入了政府干预主义，强大的总统权力也被视为自由的保障，其影响力至今仍未消散。如今的美国人，既普遍接受新政自由主义的大政府观念，又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观念。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三十余年间，“两个美国”开始转向“一个美国”。面对美国与苏联、北约与华约、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峙格局，美国不得不直面“精神分裂”的困境，着力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具有共识的“自由主义社会”。[4] 这个共识，是政治自由主义、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體。从建国之初到进步时代，市场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了美国道路，奠定了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底色。此后，新政自由主义成功应对了大萧条和“二战”，拉开了美国“光荣与梦想”时代的序幕。战后经济的持续发展，让美国各阶层走上共同繁荣的道路，美国步入真正的现代社会。也是在这期间，美国思想界建构起“自由主义社会”的共识。不过，此后新政自由主义又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大政府倾向受到强烈批判。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建国思想，新自由主义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治理术达到了历史的顶点，美国政治的正当性是被市场经济授予的，美国的大政府干预是为了重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在20世纪50年代把经济人假设变成了笼罩一切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方式。[5]在卡尔·波兰尼看来，市场社会就是美国的建国思想。福柯和波兰尼所说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体。
波兰尼道出了美国社会及其宪制的实质。美国宪法之所以没有经济条款，就是为了将经济领域完全独立出来，进而将私有财产置于最严格的保护之下，从而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具有明确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所谓分权，就是将人民从支配经济生活的政治权力中分离出去，尽管人民有普选权，却始终无力对抗私有财产的所有者。[6] 按照美国政治学者谢尔登·沃林（SheldonWolin）的说法，美国所代表的宪制民主或发达工业国家民主制，实质上是反民主的：通过消解人民，来保障少数人的权力。[7] 就此而言，美国社会结构中贫富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大规模中产阶级支撑的自由主义社会共识，实际上只存在于“二战”后的三十年间;此后，少数大利益集团再次主导了美国政治。
美国政体是典型的现代失衡政体。塞缪尔·亨廷顿试图以“信念政治”超越进步主义、共识主义和多元主义，因为它们都只强调经济利益而忽略政治理念。不过，与其说“信念政治”给美国政治找回了灵魂，不如说它只是揭示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大分裂。[8]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整个西方世界陷入经济滞胀，阶层分化愈加严重，社会分裂不断加剧。在这期间，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共识逐渐破产，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走向了逆向种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文化寻根开始赢得更多人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巨大分歧，成就了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普，也成就了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
当代美国的政治衰败，是市场社会和新自由主义本质的周期性危机。透过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业革命的教训，亚当·斯密早已洞察这一本质：市场经济的赢家总是希望把财富转化成政治影响力。美国宪法所框定的稳定的分权体制，为少数富人提供了进入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渠道，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制定执行成了少数商业和政治精英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游说成为合法的政治腐败，多数普通民众对法律、政策和决策的政治影响力微不足道。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的分权制衡，往往走向相互否决。立法部门攫取了行政部门的职能，对行政部门发布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立法程序支离破碎;行政部门丧失了决策自主性，政府变得僵化、失去创造力并且朝三暮四、效率低下;司法部门也在攫取政府职能，高度专业化、终身任职的法官享有立法权和政策制定权，并通过司法权干预政策执行，致使诉讼成本大增，公共政策质量严重下滑。
弗朗西斯·福山把美国政治的衰败概括为19世纪家族制的复兴，其根源在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萎缩，“少数的统治”即寡头制在21世纪的美国复活了。[9]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阀统治借助极端民粹主义在两极化的美国开始复兴：选举重心从参议院和选举人团向农村州倾斜，参议院阻止法案通过的作用不断强化，联邦和州政府选举极易受党派势力操纵，保守主义者控制法院，这些因素都再次昭示着美国宪法的核心特征——立场坚定的少数足以合法地压制多数的意愿，并更有能力统治多数人。[10]
当代美国的政治衰败，是市场社会和新自由主义的周期性危机
晚近四十年来，市场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既是美国向其市场社会本质的回归，也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社会分裂、共识崩塌的最大病灶。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沃尔顿、梅隆、杜克、哈特福特、奥林、华生与费尔菲尔德等三四十个家族化的资本集团，以及高盛、雷曼、所罗门兄弟等犹太金融集团，借助法治武器，把利润来源建立在对消费者的牢固绑定上，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垄断帝国，控制着美国经济。华特迪士尼、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纽蒙特矿业、Facebook、Skyworks半导体、宝洁、万事达卡、微芯科技、亚马逊、苹果、微软、谷歌等跨国企业不仅左右着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也有很大影响。信息巨头通过公司福利鼓励自由创新，借助技术权威，形成罗伯特·卡普兰所说的牢不可破的“高科技封建割据”[11]，推动着信息资本主义帝国的崛起，将监控资本主义变成美国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也让美国手握信息资本霸权，使之在“去工业化”之后，仍能凭借金融资本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继续在全球经济和价值链条中攫取高额利润。在生活层面，25所私立大学垄断了美国社会上层精英的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医疗、养老等专业领域被美国资本集团大举攻破，尽管美国医保支出的GDP占比全球最高，但美国人的健康水平却不高，人均寿命在医保支出超过8%的12个国家中排名垫底，不但婴儿死亡率最高，还有4000万人没有医保。[12] 商业垄断帝国、专业领域的资本化和“高科技封建割据”，构筑了市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现代堡垒，使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最顶层 1%的富人，普罗大众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在最近四五十年则止步不前，失去社会流动性。 这些改革在政治上体现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工业组织协调方式的变化。机构投资者攫取企业的生产资本并将其转换为金融资本，以寻求新的投机空间，这大大损害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在此情况下，美国企业转而将资本和设备投资于海外，形成全球生产网络，追逐低成本制造，同时回避国内的劳资冲突。随着美国本土大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走向衰退，以及研发支出结构和科技体制转变带来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崛起，美国开始更倾向于利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维系发展势头，比如政府组织的SEMATECH（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以及美国企业领导的“开放式创新”模式。通过资本和技术输出，美国当时将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中部分资本密集型的环节配置在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地，将包括汽车在内的大量制造业的生产和组装业务配置到中国和墨西哥等地，为其本土企业重新赢得了灵活性和竞争优势，令其有实力继续牢牢地掌握住新兴的ICT长波的领导权（即图1左下角）。
在上述历史过程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欢迎当然包含政治上的考虑，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在经济维度中，中国的加入客观上补上了美国经济“去中心化”（实质是大企业解体）和“全球化”（实质是海外外包）变局中的关键一环。在过去30年里，中国为以西方企业为旗舰的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快速、弹性、大批量的制造服务。大卫-哈维甚至认为，成功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体系，是80年代后美英等国得以缓解当时的国内矛盾，并使新自由主义在英美阵营内部最终站稳脚跟的重要因素。
这也决定了该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者对中国定位的预设：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中国当作地位平等的竞争与合作伙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期望通过中国日渐庞大的消费市场，解决上一个长波成熟期内西方内部面临的“零和博弈”困境。此外，通过利用中国高性价比的加工制造能力，主导者美国可以借助新的生产协调方式继续维系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并延缓美国国内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的爆发。
另一面，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也塑造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导致了技术与市场“两头在外”、产学研脱节的本土创新系统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先驱者们致力于借助国外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壮大我国的工业技术能力，这也是“市场换技术”政策的起源。然而，由于外方在技术设备方面掌握绝对优势，加之中国企业和部分决策者没有意识到复杂工业活动中“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是相对分离的，这一发展进程逐步拆解了中国产业发展中原有的本土产品开发平台。诚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让中国得以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学习如何与国际同行同场竞技，并获得了欧美市场的准入权，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显著提升。但产品开发平台的丧失使得中国工业和企业失去了开展技术学习、积累技术能力的载体;因为在微观层面，用以发展技术能力的经济制度不复存在了。这样的结构性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逐步蔓延至中国大部分民用制造行业，致使各个产业的本土创新系统都受到了冲击。因此，新的结构也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空间。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1994年超过40%，2006年为67%，在2008年前这一指标到达顶峰;而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全球生产网络内部进行的加工贸易，在2005年前后，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约占总出口额的50%。以iPhone的制造为例，中国厂商从负责上一环节的国外厂商处进口半成品，同时在全球采购相关的元器件，完成加工后再出口到下一个环节去。这种高对外依存度和加工贸易构成了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后中国工业经济结构的代表性特征。这种模式在带来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工业逐渐沦为利用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按照国外指定的图纸或者生产加工标准、为国外合作方提供中间产品或为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加工环节的经济体。这导致中国工业陷入了丧失技术话语权、利益空间一再受挤压的境地。
此外，嵌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本土工业企业的行为模式。创新活动在本质上是在产业链条中不同参与者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因为每一环节的创新者都需要上下游参与者提供技术需求、相适应的产品和技术条件作为创新的前提。而技术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体系，使得中国本土的工业参与者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受到各自所在生产网络内美欧主导厂商的整合;本土企业之间反而缺乏互动，也就无从解决本土的重要产业和技术问题、发展本土产品技术系统。
笔者团队曾经对中国的半导体、汽车等产业的专利数据进行了全样本分析，发现本土企业不仅核心专利少，而且对国外专利的依赖程度很高。在中国，大学一科研院所一企业这条对于现代复杂工业经济而言至关重要的知识生产链，不仅同样存在对外依赖问题，而且各机构还存在着仅关注自己的同类、交叉关联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现象。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创新共同体尚未形成，因而缺乏高效地生产技术知识的能力。如果把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以及产学研链条上的不同参与者比作铃铛，那么自主创新的孕育需要的是本土不同铃铛所组成的网络中的谐振。而在“两头在外”格局中，我们的大量铃铛都被分别挂在不同的全球链条上，彼此之间缺乏关联。这正是中国工业会在关键技术环节被对手“卡脖子”的关键原因。
直到中国自主创新型企业——如通信领域的华为、中兴，汽车领域的吉利、比亚迪，以及电网继电保护领域的南瑞——在不利环境下逆势崛起后，如上情况才发生了部分改变。虽然这些自主创新企业能够发展起来也受益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但它们的组织与精神根源都不同于80年代国际经济体系纳入中国时为中国企业设定的角色。这些自主创新型企业通过发展本土的产品开发平台，重新塑造了本土的創新互动机制。在国内、国际两条战线上，它们先是通过服务原有全球生产网络不关注的国内边缘市场和世界边缘市场取得了发展，继而通过积累能力逐步进入主流市场，最终部分地改变了中国创新生态的格局。然而，这种转变同时触发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根本性冲突。因为当中国企业开始在同一层面与西方领头企业竞争时，自然会压缩后者原有的超额利润空间，而这并不符合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时的初衷。
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也重塑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以上关于中国创新在经济长波变迁和国际经济体系两个维度所面临的现状的讨论，可以使我们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因为尚未有基础创新带来新一轮“熊彼特冲击”，中国目前并没有在战略上赶超其他发达国家的捷径。但反过来说，目前处于领先的国家也同样没有可对中国实施“降维打击”的致命利器。正因为处于同一个技术长波内，美国在绝大部分领域并没有超时代的优势，目前美国在特定技术领域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其原有工业和技术设施扩张与技能能力累积的阶段性成果。其次，中国创新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在于单项技术，而在于需要实现结构性转变，尤其是需要形成本土性的创新互动机制，以持续地为发展技术能力提供基础。这两项结论共同指向的中国创新的出路，就是建设产业创新协调能力，并借此完成对内循环机制的塑造。
正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并非处于爆发新技术革命的临界点，所以目前中国在一些领域被“卡脖子”的主要成因在于工程技术问题，而非我们未能理解的科学问题。无论是光刻机、工业软件、高端传感器还是航空发动机，实质上都属于（大）工程问题。本文并非对基础科学研究存有任何轻视，相反，我们始终强调产学研结合是生产新知识、解决技术问题的重要手段。但要找到解决目前中国创新问题的出路，就必须首先正确、清晰地认识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的本质属性，这是推动转型的第一个重要任务。
科学发现有可能对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不能采取“从科学到技术”的简单线性模型来理解科技创新的机制。基础科学探索是在未知空间内获取新发现，并将其转化、扩散到工业应用领域的一个长周期活动;而工程技术则是通过界定和剖析问题，用人们已经掌握的组织手段和技术手段去解决原本未知的难题的活动。这两类活动周期完全不同，认识逻辑也存在巨大差异。科学探索活动有一定可能会在经历相当长时期后给予社会回报。同时，它还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在大部分时期内，为工业经济活动培养人才是基础科研最大的“社会经济”功能。因此，基础科研理应得到妥善的规划与投入。但是，科学研究投入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之间并不存在接力式的必然因果关系，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不会自然地导致工程技术问题的解决，更不意味着技术创新的完成和成功。
无论是光刻机、工业软件、高端传感器还是航空发动机，实质上都属于（大）工程问题
因此，在解决“卡脖子”问题和克服技术“短板”的过程中，如果依然单以学科为依据分配相应的战略性资源，那就是南辕北辙。在推动关键产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从“战略性”这一切入点深刻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发展“战略性科技力量”，即应秉持对重大问题的“任务导向”原则来界定和剖析问题，并在产学研和产业链各环节中相应地发展分工协调体系，为此动员和配置资源，从而真正地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必需的支撑基础。
推动转型的第二个重要任务，是为本土创新构建组织协调能力。前已述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两头在外”结构，导致目前中国在很多领域未能形成以本土创新为中心的组织协调机制，因此必然会在迫切需要本土创新的当口遭遇掣肘。以半导体集成电路为例，中国在逻辑芯片方面投资巨大，但技术能力进步却依然步履蹒跚。究其原因，不能忽视的一点便是，在因中美科技战而受困之前，中国逻辑芯片制造的巨头不仅在主要技术装备方面都选择自海外引进，而且在配套设备方面也很少给本土企业机会，甚至它们（除华为以外）也很少愿意为国内的“中低端”用户提供代工服务。事实上，正是这种本土产业链上关联企业间的互动缺位，导致没能在国内产业中形成“暴露问题、界定问题、协同解决问题”的共同体，这种缺失又进一步导致了相关产业环节的持续性落后。
在工业技术能力持续累积的过程中，企业、产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构建需要依托于本土的产品开发平台（企业层面）和创新组织协调机制（产业层面），来形成知识与经验积累的稳固平台。一旦这两个积累平台出现问题，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就面临被削弱的威胁。这在中国表现为过去几十年工业经济“两头在外”的结构性缺陷与今天遭遇的“卡脖子”问题，在美国则表现为金融资本出逃生产活动的“脱实向虚”趋势及其本土产业部门中制造环节的“离开”（图1中部）。但在美国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美国的衰落有独立于中国崛起的内在成因。正是美国本土经济体系的缺陷及其讳疾忌医的态度，为中国通过夯实基础、苦练内功实现“直道超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以构建安全的产业链为目标，以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抓手，通过构建本土创新组织协调机制来发展内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拥有显著的优势——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部门。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本土不同的工业部门、各类产学研主体和位于产业不同环节上的企业组织起来，促成以本土需求和本土技术问题为中心的创新协调机制，具体表现为各环节企业搭建的产品开发平台，不同主体间设定议程并就不同的产品技术体系形成合作和竞争的产业共同体，以及相应的公共品与人员和信息流通机制。
在推进这一结构化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企业转变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这就要求国家以多种形式发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用，提供额外的经济激励，使得转型参与者能够形成正向预期并持续参与转型过程。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角色定位方面，国家也需要明确调整应用研究和工程类研究的指挥棒，推动科研力量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形成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嵌入，将科研活动的生产与再生产放入重大的战略性项目中。在产业创新共同体发展的早期阶段和公共品的供给上，如各类学会和协会、重要的议事和表决机制、对关键共性技术问题的投资等，也需要国家提供必要的组织协调和物质支持。这些工作应当是“新型举国体制”和创新“内循环”的核心。
现阶段中国技术创新暴露的种种问题，本质上是过去三四十年里外部全球性生产网络与中国内部工业经济结构共同塑造的矛盾的具体体现。在对中国创新前景的探讨中，乐观者没有充分认识到“新四大发明”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技术属性，从而产生了新经济长波即将到来，中国可以“弯道超车”的错判;悲观者则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生产资本迟迟未得到有效补充，其相对中国的技术优势是有限的这一现实。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早在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之初就已经开始酝酿;甚至，当初中国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是促使美国朝着畸形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原因之一。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迄今仍未停止。
由此，虽然中国目前的确没有在科技上全面领先，更没有率先迈入新的工业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继续长期依附于美国体系。正因为根本性的基础创新尚未发生，所以中美之间现存的差距仅限于lCT范式之内，并非不可逾越。美国尚未能解决制造和工程技术开发环节衰退的问题，甚至美国国内各界当前仍未达成解决这一问题的共识和路线。这就为中国在竞争中克服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完成从“两头在外”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这一结构转型的目标，是发展出以国内技术问题和国内产品技术发展为中心的创新组织协调机制，及创新的内循环机制。在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制度”系统的过程中，国家需要通过充分的社会动员和合理配置战略性资源，以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抓手，为不同规模、不同属性的创新主体提供合适的经济激励，为其结构性转变创造出正面预期。这种转型無疑极其艰难且需要付出长期努力，中国的创新内循环建设仍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多轮试错中逐步积累经验才能步入正轨。
只有本土技术能力实现了持续的发展和累积，中国工业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加强。那时的全球化将会赋予中国全然不同的角色：中国企业将会获得更多与领先国家同行公平竞技的机会，进入更广阔的新兴市场;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提供知识生产和知识流通的公共品，将更广大的世界纳入我们自己搭建的创新和产业共同体。这样的前景，既不可能通过抄近路的战略，也无法通过继续依附于美国体系获得，只能以坚定的战略意志，借由建设创新的内循环体系来实现。
（责任编辑：郑涛）
美国政治乱象并非晚近六七十年的新鲜事，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当代角力，实际上延续了两百余年来“两个美国”的历史斗争，也接续了四百年前“两个新英格兰”的文化分歧。这种分裂，贯通了美国的建国时代、内战前后、进步时代、大萧条、“二战”和冷战时代，分裂主题亦随时代而变迁。“二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迫于冷战压力，“两个美国”开始转向“一个美国”，美国被着力塑造成一个没有“精神分裂”的国家，一个具有共识的“自由主义社会”。但在晚近四十余年，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里，美国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权力失去制约，中产階级大幅萎缩，美国再度陷入“无共识社会”的分裂危机。
“两个美国”
为什么说存在“两个美国”？这要从一条清晰的地理界线说起。北纬39度 43分的梅森—迪克森线，堪称美国社会大分裂的地理标记。这条线最初只是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分界线，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以北，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是英国人最早的六大北美殖民地：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史称“新英格兰”。新英格兰形似英格兰，最早由英国殖民者约翰·斯密制图并命名，也就是今天的科德角到佩诺布斯科特湾，是跨越南北不到三个纬度、东西不到三个经度的狭小地带。那些叛出天主教旧欧洲的北欧新教徒、法兰西新教徒和英格兰清教徒，怀揣着斯密地图来到这块“新大陆”，不论是出于宗教、经济或阶级诉求，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
新英格兰被视为有别于旧欧洲的新大陆，是美国历史和文化记忆的起点，更是美国政治记忆的起点。在清教徒看来，新英格兰是脱胎于但又有别于旧英格兰的新世界。“新英格兰人”是征服、战争、牺牲的产物，他们与形形色色来自旧世界和已在新世界的他者——包括“不开化的印第安人”、不遵循旧约的反律法主义者、忠于特定君主的保王党、忠于英帝国的效忠派、不说英语的法裔加拿大人、出身荷兰的纽约人等 [1]——长期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强化了独特的“新英格兰人”身份认同。
不过，新英格兰并非没有内在张力。事实上，存在两个彼此矛盾的新英格兰，二者之间的分歧贯穿整个殖民时代，构成了美国社会分裂的文化起源。“两个英格兰”背后是“新旧英格兰同源论”和“新英格兰例外论”两种思想，二者都是清教主义的新英格兰遗产，分别以国教派与分离派为代表：前者强调新英格兰是旧英格兰的复制品，主张政教合一，教会高于并主宰国家，清教徒要在新世界重建旧英格兰国教，政治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捍卫宗教的纯洁、虔诚和使命;后者强调新英格兰在各方面均应以崭新姿态告别旧英格兰，主张政教分离，国家独立于教会，教会不同于国家，教会有捍卫自己的精神武器，不需要政治力量来捍卫。在清教主义统治新英格兰的殖民时代，国教派长期压制分离派，牧师集团是统治阶级，教徒资格是公民资格的前提。
不过，梅森—迪克森线的历史意涵一直在改变。自1763～1767年勘定到美国内战前后的近百年间，此线以南为奴隶州，以北为自由州。美国内战后的百年间（1865～1964年），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沿此线南北搭配，支持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红州和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蓝州由此分界。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政治地理版图又沿此线南北逆转：巴里·戈德华特（Barry M.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历史性地赢得民主党在南方腹地的五个铁票州，民主党也历史性地赢得东北部共和党的六个铁票州，过去一两百年的美国地缘政治版图从此乾坤倒转，两个美国之间的分裂态势渐成水火之势。
“两个新英格兰”奠定了“两个美国”的基调。美国例外论究竟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美国究竟是共和德性的特殊堡垒，还是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世界代表？这是历史上贯穿美国本质之争的主轴。
在革命建国时代，“两个美国”的主角分别是分离主义的美国爱国者和反分离主义的英国王权派。前者试图将新英格兰从英帝国分离出来，认为清教徒的异端德性更适应文明时代，清教主义可以成为新国家的新价值观。后者没有兴趣反抗英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奢靡之风，坚信新国家仍要植根于旧世界。这一分歧既隐含在主张现代共和主义的联邦党人内部，也彰显于它同主张古典共和主义的反联邦党人的斗争之中。
在内战前后，“两个美国”的主角成了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和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1820年后，随着美国向西部和西南部扩张，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影响日趋扩大，新英格兰作为美国的发源地，其政治经济地位受到挑战。加里森废奴主义因此接过联邦党人的现代共和主义和国家主义旗帜，指控为奴隶制辩护的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是在分裂美国，主张捍卫新英格兰就是在捍卫美国。南方邦联在内战中失败后，白人保守主义和州权派一度偃旗息鼓，形式上的奴隶制终结，但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以及对黑人的种族奴役、压迫、歧视和隔离，实际上并未改变。
在进步时代，“两个美国”的主角是地方主义的乡村党与国家主义的城镇党。新英格兰地区重塑了新英格兰生活方式的典范符号和美国梦的核心景观：它先是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人口密集聚居的小城镇模式扩散至全国;又在走向“去工业化”和“逆城市化”之后，以稀疏分布在广阔农村和市郊的现代化民居，取代奋斗的“山巅之城”。尽管在250年之后，清教徒已沦为宗教少数，新英格兰成了失落的伊甸园，但作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记忆的母体，新英格兰已从偏安一隅发展出遍及全国的影响力。例如，在思想上，随着新英格兰清教徒走向全国，受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美国例外论的推动，美国社会科学兴起，[2] 并超越英、法、德等欧洲老师，酝酿着世界级的影响力。 在大萧条至“二战”结束之间，“两个美国”的主角是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二者共同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随即陷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罗斯福政府的新政自由主义将政府干预主义视为扭转乾坤的关键，给美国套上了“大国家、大市场”“大政府、大企业”的政治经济缰绳，将美国打造成为一个“军事福利国家”[3]。这一政治遗产改变了美国人的政府观念，为美国自由主义加入了政府干预主义，强大的总统权力也被视为自由的保障，其影响力至今仍未消散。如今的美国人，既普遍接受新政自由主义的大政府观念，又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观念。
“一个共识”？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三十余年间，“两个美国”开始转向“一个美国”。面对美国与苏联、北约与华约、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峙格局，美国不得不直面“精神分裂”的困境，着力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具有共识的“自由主义社会”。[4] 这个共识，是政治自由主义、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體。从建国之初到进步时代，市场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了美国道路，奠定了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底色。此后，新政自由主义成功应对了大萧条和“二战”，拉开了美国“光荣与梦想”时代的序幕。战后经济的持续发展，让美国各阶层走上共同繁荣的道路，美国步入真正的现代社会。也是在这期间，美国思想界建构起“自由主义社会”的共识。不过，此后新政自由主义又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大政府倾向受到强烈批判。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建国思想，新自由主义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治理术达到了历史的顶点，美国政治的正当性是被市场经济授予的，美国的大政府干预是为了重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在20世纪50年代把经济人假设变成了笼罩一切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方式。[5]在卡尔·波兰尼看来，市场社会就是美国的建国思想。福柯和波兰尼所说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体。
波兰尼道出了美国社会及其宪制的实质。美国宪法之所以没有经济条款，就是为了将经济领域完全独立出来，进而将私有财产置于最严格的保护之下，从而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具有明确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所谓分权，就是将人民从支配经济生活的政治权力中分离出去，尽管人民有普选权，却始终无力对抗私有财产的所有者。[6] 按照美国政治学者谢尔登·沃林（SheldonWolin）的说法，美国所代表的宪制民主或发达工业国家民主制，实质上是反民主的：通过消解人民，来保障少数人的权力。[7] 就此而言，美国社会结构中贫富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大规模中产阶级支撑的自由主义社会共识，实际上只存在于“二战”后的三十年间;此后，少数大利益集团再次主导了美国政治。
美国政体是典型的现代失衡政体。塞缪尔·亨廷顿试图以“信念政治”超越进步主义、共识主义和多元主义，因为它们都只强调经济利益而忽略政治理念。不过，与其说“信念政治”给美国政治找回了灵魂，不如说它只是揭示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大分裂。[8]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整个西方世界陷入经济滞胀，阶层分化愈加严重，社会分裂不断加剧。在这期间，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共识逐渐破产，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走向了逆向种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文化寻根开始赢得更多人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巨大分歧，成就了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普，也成就了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
当代美国的政治衰败，是市场社会和新自由主义本质的周期性危机。透过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业革命的教训，亚当·斯密早已洞察这一本质：市场经济的赢家总是希望把财富转化成政治影响力。美国宪法所框定的稳定的分权体制，为少数富人提供了进入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渠道，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制定执行成了少数商业和政治精英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游说成为合法的政治腐败，多数普通民众对法律、政策和决策的政治影响力微不足道。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的分权制衡，往往走向相互否决。立法部门攫取了行政部门的职能，对行政部门发布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立法程序支离破碎;行政部门丧失了决策自主性，政府变得僵化、失去创造力并且朝三暮四、效率低下;司法部门也在攫取政府职能，高度专业化、终身任职的法官享有立法权和政策制定权，并通过司法权干预政策执行，致使诉讼成本大增，公共政策质量严重下滑。
弗朗西斯·福山把美国政治的衰败概括为19世纪家族制的复兴，其根源在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萎缩，“少数的统治”即寡头制在21世纪的美国复活了。[9]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阀统治借助极端民粹主义在两极化的美国开始复兴：选举重心从参议院和选举人团向农村州倾斜，参议院阻止法案通过的作用不断强化，联邦和州政府选举极易受党派势力操纵，保守主义者控制法院，这些因素都再次昭示着美国宪法的核心特征——立场坚定的少数足以合法地压制多数的意愿，并更有能力统治多数人。[10]
晚近四十年来，市场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既是美国向其市场社会本质的回归，也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社会分裂、共识崩塌的最大病灶。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沃尔顿、梅隆、杜克、哈特福特、奥林、华生与费尔菲尔德等三四十个家族化的资本集团，以及高盛、雷曼、所罗门兄弟等犹太金融集团，借助法治武器，把利润来源建立在对消费者的牢固绑定上，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垄断帝国，控制着美国经济。华特迪士尼、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纽蒙特矿业、Facebook、Skyworks半导体、宝洁、万事达卡、微芯科技、亚马逊、苹果、微软、谷歌等跨国企业不仅左右着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也有很大影响。信息巨头通过公司福利鼓励自由创新，借助技术权威，形成罗伯特·卡普兰所说的牢不可破的“高科技封建割据”[11]，推动着信息资本主义帝国的崛起，将监控资本主义变成美国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也让美国手握信息资本霸权，使之在“去工业化”之后，仍能凭借金融资本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继续在全球经济和价值链条中攫取高额利润。在生活层面，25所私立大学垄断了美国社会上层精英的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医疗、养老等专业领域被美国资本集团大举攻破，尽管美国医保支出的GDP占比全球最高，但美国人的健康水平却不高，人均寿命在医保支出超过8%的12个国家中排名垫底，不但婴儿死亡率最高，还有4000万人没有医保。[12] 商业垄断帝国、专业领域的资本化和“高科技封建割据”，构筑了市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现代堡垒，使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最顶层 1%的富人，普罗大众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在最近四五十年则止步不前，失去社会流动性。 这些改革在政治上体现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工业组织协调方式的变化。机构投资者攫取企业的生产资本并将其转换为金融资本，以寻求新的投机空间，这大大损害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在此情况下，美国企业转而将资本和设备投资于海外，形成全球生产网络，追逐低成本制造，同时回避国内的劳资冲突。随着美国本土大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走向衰退，以及研发支出结构和科技体制转变带来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崛起，美国开始更倾向于利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维系发展势头，比如政府组织的SEMATECH（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以及美国企业领导的“开放式创新”模式。通过资本和技术输出，美国当时将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中部分资本密集型的环节配置在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地，将包括汽车在内的大量制造业的生产和组装业务配置到中国和墨西哥等地，为其本土企业重新赢得了灵活性和竞争优势，令其有实力继续牢牢地掌握住新兴的ICT长波的领导权（即图1左下角）。
在上述历史过程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欢迎当然包含政治上的考虑，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在经济维度中，中国的加入客观上补上了美国经济“去中心化”（实质是大企业解体）和“全球化”（实质是海外外包）变局中的关键一环。在过去30年里，中国为以西方企业为旗舰的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快速、弹性、大批量的制造服务。大卫-哈维甚至认为，成功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体系，是80年代后美英等国得以缓解当时的国内矛盾，并使新自由主义在英美阵营内部最终站稳脚跟的重要因素。
这也决定了该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者对中国定位的预设：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中国当作地位平等的竞争与合作伙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期望通过中国日渐庞大的消费市场，解决上一个长波成熟期内西方内部面临的“零和博弈”困境。此外，通过利用中国高性价比的加工制造能力，主导者美国可以借助新的生产协调方式继续维系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并延缓美国国内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的爆发。
另一面，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也塑造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导致了技术与市场“两头在外”、产学研脱节的本土创新系统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先驱者们致力于借助国外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壮大我国的工业技术能力，这也是“市场换技术”政策的起源。然而，由于外方在技术设备方面掌握绝对优势，加之中国企业和部分决策者没有意识到复杂工业活动中“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是相对分离的，这一发展进程逐步拆解了中国产业发展中原有的本土产品开发平台。诚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让中国得以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学习如何与国际同行同场竞技，并获得了欧美市场的准入权，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显著提升。但产品开发平台的丧失使得中国工业和企业失去了开展技术学习、积累技术能力的载体;因为在微观层面，用以发展技术能力的经济制度不复存在了。这样的结构性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逐步蔓延至中国大部分民用制造行业，致使各个产业的本土创新系统都受到了冲击。因此，新的结构也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空间。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1994年超过40%，2006年为67%，在2008年前这一指标到达顶峰;而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全球生产网络内部进行的加工贸易，在2005年前后，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约占总出口额的50%。以iPhone的制造为例，中国厂商从负责上一环节的国外厂商处进口半成品，同时在全球采购相关的元器件，完成加工后再出口到下一个环节去。这种高对外依存度和加工贸易构成了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后中国工业经济结构的代表性特征。这种模式在带来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工业逐渐沦为利用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按照国外指定的图纸或者生产加工标准、为国外合作方提供中间产品或为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加工环节的经济体。这导致中国工业陷入了丧失技术话语权、利益空间一再受挤压的境地。
此外，嵌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本土工业企业的行为模式。创新活动在本质上是在产业链条中不同参与者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因为每一环节的创新者都需要上下游参与者提供技术需求、相适应的产品和技术条件作为创新的前提。而技术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体系，使得中国本土的工业参与者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受到各自所在生产网络内美欧主导厂商的整合;本土企业之间反而缺乏互动，也就无从解决本土的重要产业和技术问题、发展本土产品技术系统。
笔者团队曾经对中国的半导体、汽车等产业的专利数据进行了全样本分析，发现本土企业不仅核心专利少，而且对国外专利的依赖程度很高。在中国，大学一科研院所一企业这条对于现代复杂工业经济而言至关重要的知识生产链，不仅同样存在对外依赖问题，而且各机构还存在着仅关注自己的同类、交叉关联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现象。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创新共同体尚未形成，因而缺乏高效地生产技术知识的能力。如果把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以及产学研链条上的不同参与者比作铃铛，那么自主创新的孕育需要的是本土不同铃铛所组成的网络中的谐振。而在“两头在外”格局中，我们的大量铃铛都被分别挂在不同的全球链条上，彼此之间缺乏关联。这正是中国工业会在关键技术环节被对手“卡脖子”的关键原因。
直到中国自主创新型企业——如通信领域的华为、中兴，汽车领域的吉利、比亚迪，以及电网继电保护领域的南瑞——在不利环境下逆势崛起后，如上情况才发生了部分改变。虽然这些自主创新企业能够发展起来也受益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但它们的组织与精神根源都不同于80年代国际经济体系纳入中国时为中国企业设定的角色。这些自主创新型企业通过发展本土的产品开发平台，重新塑造了本土的創新互动机制。在国内、国际两条战线上，它们先是通过服务原有全球生产网络不关注的国内边缘市场和世界边缘市场取得了发展，继而通过积累能力逐步进入主流市场，最终部分地改变了中国创新生态的格局。然而，这种转变同时触发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根本性冲突。因为当中国企业开始在同一层面与西方领头企业竞争时，自然会压缩后者原有的超额利润空间，而这并不符合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时的初衷。
中国的出路：通过构建产业创新协调能力塑造内循环
以上关于中国创新在经济长波变迁和国际经济体系两个维度所面临的现状的讨论，可以使我们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因为尚未有基础创新带来新一轮“熊彼特冲击”，中国目前并没有在战略上赶超其他发达国家的捷径。但反过来说，目前处于领先的国家也同样没有可对中国实施“降维打击”的致命利器。正因为处于同一个技术长波内，美国在绝大部分领域并没有超时代的优势，目前美国在特定技术领域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其原有工业和技术设施扩张与技能能力累积的阶段性成果。其次，中国创新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在于单项技术，而在于需要实现结构性转变，尤其是需要形成本土性的创新互动机制，以持续地为发展技术能力提供基础。这两项结论共同指向的中国创新的出路，就是建设产业创新协调能力，并借此完成对内循环机制的塑造。
正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并非处于爆发新技术革命的临界点，所以目前中国在一些领域被“卡脖子”的主要成因在于工程技术问题，而非我们未能理解的科学问题。无论是光刻机、工业软件、高端传感器还是航空发动机，实质上都属于（大）工程问题。本文并非对基础科学研究存有任何轻视，相反，我们始终强调产学研结合是生产新知识、解决技术问题的重要手段。但要找到解决目前中国创新问题的出路，就必须首先正确、清晰地认识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的本质属性，这是推动转型的第一个重要任务。
科学发现有可能对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不能采取“从科学到技术”的简单线性模型来理解科技创新的机制。基础科学探索是在未知空间内获取新发现，并将其转化、扩散到工业应用领域的一个长周期活动;而工程技术则是通过界定和剖析问题，用人们已经掌握的组织手段和技术手段去解决原本未知的难题的活动。这两类活动周期完全不同，认识逻辑也存在巨大差异。科学探索活动有一定可能会在经历相当长时期后给予社会回报。同时，它还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在大部分时期内，为工业经济活动培养人才是基础科研最大的“社会经济”功能。因此，基础科研理应得到妥善的规划与投入。但是，科学研究投入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之间并不存在接力式的必然因果关系，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不会自然地导致工程技术问题的解决，更不意味着技术创新的完成和成功。
因此，在解决“卡脖子”问题和克服技术“短板”的过程中，如果依然单以学科为依据分配相应的战略性资源，那就是南辕北辙。在推动关键产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从“战略性”这一切入点深刻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发展“战略性科技力量”，即应秉持对重大问题的“任务导向”原则来界定和剖析问题，并在产学研和产业链各环节中相应地发展分工协调体系，为此动员和配置资源，从而真正地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必需的支撑基础。
推动转型的第二个重要任务，是为本土创新构建组织协调能力。前已述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两头在外”结构，导致目前中国在很多领域未能形成以本土创新为中心的组织协调机制，因此必然会在迫切需要本土创新的当口遭遇掣肘。以半导体集成电路为例，中国在逻辑芯片方面投资巨大，但技术能力进步却依然步履蹒跚。究其原因，不能忽视的一点便是，在因中美科技战而受困之前，中国逻辑芯片制造的巨头不仅在主要技术装备方面都选择自海外引进，而且在配套设备方面也很少给本土企业机会，甚至它们（除华为以外）也很少愿意为国内的“中低端”用户提供代工服务。事实上，正是这种本土产业链上关联企业间的互动缺位，导致没能在国内产业中形成“暴露问题、界定问题、协同解决问题”的共同体，这种缺失又进一步导致了相关产业环节的持续性落后。
在工业技术能力持续累积的过程中，企业、产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构建需要依托于本土的产品开发平台（企业层面）和创新组织协调机制（产业层面），来形成知识与经验积累的稳固平台。一旦这两个积累平台出现问题，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就面临被削弱的威胁。这在中国表现为过去几十年工业经济“两头在外”的结构性缺陷与今天遭遇的“卡脖子”问题，在美国则表现为金融资本出逃生产活动的“脱实向虚”趋势及其本土产业部门中制造环节的“离开”（图1中部）。但在美国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美国的衰落有独立于中国崛起的内在成因。正是美国本土经济体系的缺陷及其讳疾忌医的态度，为中国通过夯实基础、苦练内功实现“直道超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以构建安全的产业链为目标，以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抓手，通过构建本土创新组织协调机制来发展内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拥有显著的优势——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部门。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本土不同的工业部门、各类产学研主体和位于产业不同环节上的企业组织起来，促成以本土需求和本土技术问题为中心的创新协调机制，具体表现为各环节企业搭建的产品开发平台，不同主体间设定议程并就不同的产品技术体系形成合作和竞争的产业共同体，以及相应的公共品与人员和信息流通机制。
在推进这一结构化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企业转变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这就要求国家以多种形式发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用，提供额外的经济激励，使得转型参与者能够形成正向预期并持续参与转型过程。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角色定位方面，国家也需要明确调整应用研究和工程类研究的指挥棒，推动科研力量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形成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嵌入，将科研活动的生产与再生产放入重大的战略性项目中。在产业创新共同体发展的早期阶段和公共品的供给上，如各类学会和协会、重要的议事和表决机制、对关键共性技术问题的投资等，也需要国家提供必要的组织协调和物质支持。这些工作应当是“新型举国体制”和创新“内循环”的核心。
结语
现阶段中国技术创新暴露的种种问题，本质上是过去三四十年里外部全球性生产网络与中国内部工业经济结构共同塑造的矛盾的具体体现。在对中国创新前景的探讨中，乐观者没有充分认识到“新四大发明”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技术属性，从而产生了新经济长波即将到来，中国可以“弯道超车”的错判;悲观者则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生产资本迟迟未得到有效补充，其相对中国的技术优势是有限的这一现实。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早在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之初就已经开始酝酿;甚至，当初中国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是促使美国朝着畸形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原因之一。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迄今仍未停止。
由此，虽然中国目前的确没有在科技上全面领先，更没有率先迈入新的工业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继续长期依附于美国体系。正因为根本性的基础创新尚未发生，所以中美之间现存的差距仅限于lCT范式之内，并非不可逾越。美国尚未能解决制造和工程技术开发环节衰退的问题，甚至美国国内各界当前仍未达成解决这一问题的共识和路线。这就为中国在竞争中克服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完成从“两头在外”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这一结构转型的目标，是发展出以国内技术问题和国内产品技术发展为中心的创新组织协调机制，及创新的内循环机制。在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制度”系统的过程中，国家需要通过充分的社会动员和合理配置战略性资源，以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抓手，为不同规模、不同属性的创新主体提供合适的经济激励，为其结构性转变创造出正面预期。这种转型無疑极其艰难且需要付出长期努力，中国的创新内循环建设仍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多轮试错中逐步积累经验才能步入正轨。
只有本土技术能力实现了持续的发展和累积，中国工业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加强。那时的全球化将会赋予中国全然不同的角色：中国企业将会获得更多与领先国家同行公平竞技的机会，进入更广阔的新兴市场;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提供知识生产和知识流通的公共品，将更广大的世界纳入我们自己搭建的创新和产业共同体。这样的前景，既不可能通过抄近路的战略，也无法通过继续依附于美国体系获得，只能以坚定的战略意志，借由建设创新的内循环体系来实现。
（责任编辑：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