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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是智库最重要的原材料，完善的信息保障机制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在对美国智库进行实地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美国智库的信息保障经验来自四个方面，即厘清智库研究的信息需求，健全信息保障的组织机构，完善信息保障的人才结构，开拓智库内外的沟通渠道。通过对比考察当前中国实践，建议中国智库应加大对信息保障工作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具有自身特色的信息保障机构，借鉴“旋转门”制度盘活人才资源，加大智库内外沟通交流的深度和宽度，构建起更加系统完善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信息保障机制。
关 鍵 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信息保障机制;“旋转门”制度;美国智库一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9）08-0017-12
收稿日期：2019-05-18
作者简介：贺晓丽（1974—），女，山东青岛人，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科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杜芳（1966—），女，内蒙古阿拉善盟人，内蒙古阿拉善盟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产业政策转型框架体系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BJL080。
智库是提供公共政策分析或建议的研究机构，[1]智库研究就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要求对已有数据、信息和知识进行加工而生产出新的信息或知识的过程，因此，智库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加工和知识生产的机构， 信息是智库最重要的原材料。[2]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3]完成这一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需要充分认识信息对智库具有的基础性、全局性、决定性作用，建立符合智库需求的信息保障机制。智库信息保障机制是智库为满足其研究需求而形成的具有系统性和专业性的信息服务运行方式，建立完善的信息保障机制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长期以来，美国智库对公共政策和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有研究认为，美国智库发挥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大的。[4]宾夕法尼亚大学自2007年持续开展的全球智库年度调查显示，美国连续12年在智库数量和综合排名方面位居世界首位，虽然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8年，中国智库的数量约是美国的1/3，在全球综合排名前10位的智库中，美国智库占据了一半，中国智库无一入围。①本文通过赴美调研其智库建设经验，②对比当前中国实践，分析讨论中国智库如何借鉴美国经验，形成符合自身发展要求和特色的信息保障机制，以期为迅速发展中的中国智库提供参考。
伴随着智库在我国政府决策中地位的提升，对智库的学术研究关注度迅速提高，近年涌现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研究主题主要围绕智库的内涵与功能、国外智库建设的经验借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阐释及建设等方面，但专注于某一细致的、具体的转型研究尚未到位，[5]对智库信息保障问题的研究相对有限。已有成果从三个角度展开：
一是以国外智库信息保障实践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对我国的启示。如有学者通过研究美、英、日等全球知名智库的信息资源保障机制、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策略认为，我国应从信息服务集成、信息服务效果评估、高水平专家遴选等方面构建决策信息支持服务体系;[6]通过对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的“iDeas实验室”进行考察，建议我国重视智库成果的信息设计;[7]通过分析国外知名智库拥有的信息资源认为，如果智库无法拥有丰富的自有资源，应当选择合适对象联合，实现资源共建共享。[8]
二是以智库信息运用机理为研究对象，探索如何构建完善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如有学者认为，智库信息保障主体包括政府机构、信息服务机构以及智库自身，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各信息服务机构为依托、智库内部相协调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9]传统的智库信息组织机制已无法适应当前的数据特征及决策要求，应构建支持决策过程的知识库;[10]社科研究单位智库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研究对象也具有共同点，应建立社科智库信息服务联盟等。[11]
三是以图书情报机构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向智库信息服务转型发展的模式。如有学者认为，图书馆与智库具有紧密关系，当前的任务是循序渐进地参与智库研究、建设与服务，推动图书馆成为智库性机构;[12]还有学者通过分析图书馆和情报机构服务智库的可行性，提出其五种基本服务途径;[13]以及认为科技情报服务机构实现智库化转型关系到自身生存和地方科技发展，必须“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等。
已有的研究为我国智库信息保障提供了多个角度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研究结论或者立足于构建宏观的、国家层面的信息保障体系，或者立足于探索微观的、图书情报机构的转型服务模式;二是研究由图书情报界主导，多数文献作者来源于图书情报机构或高校信息管理学院，显示出信息保障问题似乎尚未引起智库自身的足够关注。从研究结论到研究人员都缺乏智库作为独立主体的角色参与，容易导致智库在面对信息保障问题时，过于依赖国家宏观政策或图书情报机构，而忽略从自身出发解决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本文以我国智库为主体，探索其自身应建立的信息保障机制及构建路径。
中国智库沿袭国家机构体系而建，分为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等。其中民间智库与美国独立智库的机构属性类似，但其数量占比却与美国截然相反，不超过全国的10%，[14]其它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智库在我国占90%以上。 2018年，中国有5个智库综合排名进入全球100强，依次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球化智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其中全球化智库是唯一的民间智库。这5个智库基本能够代表我国智库发展前沿，因此，本文通过对这5个智库的考察，梳理当前我国智库的信息保障现状。考察的前提是假设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智库研究的信息需求是一致的，智库功能的一致性决定了这一假设具有合理性。
表1根據各智库主动公开的信息归纳整理而成，受限于资料可得性，并未涵盖现实中的全部做法，但从中依然能够观察出这些智库具有的一般性特点。在信息保障机构方面，大多智库已以类似信息中心的机构取代了图书馆，并且建立了专门的沟通部门，但数据分析部门、区域研究中心或工作站缺乏;在信息保障人员方面，能够发挥类似美国理事会作用的人才不多，官方智库多未建立咨询委员或顾问制度;在沟通交流活动方面，内部沟通活动不足，对外虽然有多种形式的交流等，但频数不高。综合来看，全球化智库作为民间智库，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活动安排方面与美国智库的做法更接近。
美国智库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有独立智库、政府智库、大学智库、政党智库等，其中绝大多数为独立智库。在独立智库中，除极少部分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性智库外，绝大部分为符合美国税法501（C）（3）条款认定的非营利组织。也就是说，美国智库是以非营利性的独立智库为主体的。2018年，美国综合排名前5位的智库均为非营利性独立智库，分别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又译战略与国际研究院）、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其中，兰德公司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智库，有专职人员1800多人，其它4个智库专职人员在100至400人之间。根据与美国智库管理者及研究人员、美国高校公共政策领域学者进行交流研讨尤其是对美国综合排名前5位智库的综合考察，本文认为美国智库的信息保障经验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厘清智库研究的信息需求
探究智库的信息保障，需要以探究智库信息需求为起点。只有将信息需求厘清，才能进一步明确如何建立满足这些需求的保障机制。美国智库普遍认为智库的信息需求是多元的，至少需要四类信息。
⒈以往研究资料。任何科学研究均需要建立在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充分了解分析的基础上，智库也不例外。为研究人员提供完备的资料，以方便使用，包含书籍、期刊、报告、文件等多种形式的纸质或数字资料服务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其它研究机构相比，智库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兰德公司公布的“兰德高质量研究和分析标准”中规定： “要吸纳前人有益成果，所用数据详实有效，研究结论是正确的和可验证的。”①对智库来说，数据详实、结论正确格外重要，因此除可公开采集的资料外，智库还应提供保障机制用于获取政府内部未公开资料，以及能够还原历史事实原貌的声音、影像、文档等档案。
⒉当前政策信息。无论智库多么权威和具有影响力，为了使各项研究始终处于前沿位置，都需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作出适应性反应，不断获得与当前政策制定有关的信息，如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国际关系实时变换、甚至国家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和政治倾向等。虽然这些信息大多可通过公开内容分析得出，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需要通过人际交流获得，重要的外部信息还需要到实地去获取。传统基金会在其简介中称：“我们的总部办公室距离美国众议院仅1000步，距离参议院500步，让我们更容易接触到国家立法者和公职人员。”[17]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说：“美国必须改变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方式，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中国发生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如果仅仅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将很难对中国这样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国家进行切题的、及时的和高质量的政策研究。”[18]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2006年，桑顿捐资在北京成立了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⒊同行研究经验。“在决策者看来，智库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产生新思想并以此来改变决策者对世界的认知与反映。”[19]新思想的产生需要不同思想的碰撞。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认为：“智库应当是一个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经常性的思想碰撞是产生新观点的必经之路。”为了避免集体讨论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屈从于权威或盲目服从多数现象，兰德公司还发明了德尔菲法，利用函询形式进行研究员的集体匿名思想交流。[20]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Pollack在与我们交流时称：“对智库来说，没有比招研究人员更难的，因为对于高端智库来说，同行间的思想和经验交流至关重要，而交流能力很难通过履历作出直接判断，所以在招人时我们特别谨慎，进行最后一轮选拔时应聘者必须参加一个3至4人组成的自由讨论，让他们自由交谈，招聘委员会委员在旁听的过程中观察谁的能力更强，重点考察的就是交流沟通能力。”“交流沟通能力是智库研究人员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这一观点给我们在美调研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⒋公众意见建议。民主决策是现代化国家制定公共政策时的普遍追求，面向决策的公共政策研究应建立在充分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尤其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必须进行广泛的意见建议征集，也只有在充分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完成的政策研究报告才更具有说服力。美国智库非常重视与公众的沟通，随着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交互式网络平台日益普及，在智库官方网站或利用社交媒体征求民意变得简单易行。美国智库成立之初首先会上线自己的官方网站，并且在网站上提供多个与公众互动的界面和功能。
（二）健全信息保障的组织机构
按照美国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的规定，独立智库一般采用理事会负责制，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方法，由理事会任命的总裁（首席执行官）负责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大中型智库一般会根据自身情况成立若干部门，在总裁之下设有数个副总裁和部门总监或主任，分管各个部门。与信息保障有关的组织机构有： ⒈书刊服务部门。美国历史比较悠久的、规模比较大的智库均建有专门的书刊服务部门，即图书馆。图书馆是获取以往留存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图书馆的馆藏侧重五个专题领域，分别是经济、外交、治理、城市和全球发展，只为在职员工和实习生提供服务，不对公众开放;[21]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图书馆向员工提供有关民主、法治、能源与气候问题、国际贸易、经济和区域问题方面的文献，公众登记预约后可以使用。图书馆已加入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凡是OCLC会员单位均可以与本馆馆藏进行馆际互借;[22]兰德公司图书馆的馆藏极大，包含数万册图书，10多万份报告，3000多种期刊，4000多张地图，还有很多特殊形式的文件和缩微品，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终端检索兰德图书馆的数据库和所有兰德出版物。值得注意的是，这5家智库在华盛顿的办公场所均离美国国会图书馆不远，而国会图书馆是美国事实上的国家图书馆，拥有各种类型的丰富馆藏。
⒉数字信息服务部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信息规模大大超越纸质文献，服务需求迅速增加。与中国智库大多交由图书馆承担数字信息服务职能不同，美国智库普遍成立了专门的数字信息服务部门，有些还进行了进一步的部门细分，如网站服务部门、数据库服务部门、数据分析部门等。
⑴网站服务部门。官方网站是智库对外宣传最重要的窗口，同时也是获得公众意见建议的重要渠道。在网站服务部门专业、全面的服务支持下，美国知名智库的官方网站功能比较丰富，尤其是与公众互动交流的功能比较强大。如在网站发布的每一研究报告信息下方开通公众评论区，集中收集该报告的公众评论;还有在研究人员个人及部门简介页面提供电子邮件和电话，方便网民咨询联系;在国际知名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等开通官方账户与更广泛的网民进行交流互动，并在自己的官方网站提供这些社交媒体的统一入口。访问这些智库的官方网站时能够强烈感觉到，与他们联系的便捷性，绝大多数网页都提供了联系方式和意见征集入口，与智库管理者、行政人员、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因此变得简单易行。
⑵数据库服务部门。网络数据库是获取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除购买社会上的大型数据库外，知名智库多设有专门的数据库服务部门，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专门数据库。如布鲁金斯学会正在将学会所有研究成果数字化，形成独立的数据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建设的中国名人（China Vitae）数据库收录了超过5000位中国政治、军事和商业精英，约500名领导官员的出行记录;[23]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1年成立的“iDeas Lab”，职责就是将智库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和网页设计融为一体;[24]兰德公司建设了公共健康备用数据库、兰德圣战声音数据库等多个专题数据库，仅在官方网站就向公众免费提供了20个自建数据库和9个研究工具软件。[25]
⑶数据分析部门。提供信息只是信息服务的基础形态，能够分析出信息中隐藏的知识则是高端的信息服务。要充分挖掘和分析出数据、信息和情报中隐藏的内在规律，需要运用前沿数据分析方法。為此，传统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数据分析中心，总监由研究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精通数据分析的研究员Michel博士担任。兰德公司不仅设有信息服务部，还成立了“兰德计算中心”，中心有100多名编程专家、系统分析专家、工程师、操作人员，向研究人员提供程序准备、资料检索和信息处理等多种服务。高效率的资料检索、计算功能、语言翻译等为兰德研究人员提供了工作上的极大便利。
⒊对外沟通部门。对智库来说，与政府部门、媒体、其它组织以及公众进行沟通联系至关重要。所以，美国智库几乎都设立了专门的沟通部门，由数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对外沟通工作。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设立对外关系部;传统基金会设立国会和行政部门关系部、联盟关系部、媒体部等;兰德公司的沟通部门数目最多，包括国会关系部、媒体关系部、媒体服务部、研究沟通部等。沟通部门对于获得当前政策信息、同行研究经验、公众意见建议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⒋区域研究中心或工作站。为了快速、便捷地获得当前政策信息，智库纷纷在政府办公地附近选址。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全美超过1/5的智库汇聚于此，排名前5的智库中有4家总部在华盛顿，兰德公司由于历史原因总部设在加州，但在华盛顿也设有办公室。除在华盛顿选择有利位置外，一些智库还在美国其它城市以及其它国家首都建立了研究中心或工作站，一方面可以使工作人员快速获取当地政府及媒体释放的时事信息，另一方面便于与当地研究员和政府官员开展紧密的交流合作，有些工作站本身承担的就是情报机构的职责。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多哈、新德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贝鲁特、布鲁塞尔、莫斯科、新德里，兰德公司在剑桥和布鲁塞尔、堪培拉均设有研究中心或办事处。
（三）完善信息保障的人才结构
智库信息需求的多元化决定了信息保障不能仅由几个部门单独完成。美国独立智库作为实体性非营利组织，人员组成比较复杂。一般有理事、顾问或咨询委员、短期合作研究员等兼职人员，总裁或总监、研究人员、行政人员等专职人员，访问学者、实习生等短期助手，有的还招收博士生。其中一些人员对智库信息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
⒈理事会成员。理事会负责智库经费筹集、研究领域确定及其它重大事项的决策。中美强基金会总裁Johns告诉我们：“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理事会是筹建智库时要考虑的第一要素。理事力求来源多样，既要包含政界和商界领导，也应包含学界和其它智库等社会组织的精英，一般都是各领域的知名人士。这些理事除了有助于智库的经费筹集外，还可为智库研究提供本领域极大的信息获取和交流便利。”在美调研期间，多位智库界人士向我们介绍了理事会成员对智库信息保障的重要作用。纽约城市大学的Joyce Moy教授称：“一个智库的影响力，除了看他们的研究报告，还要看智库领导人和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的影响力会附加于智库。”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当智库计划研究纽约市应该制定怎样的低收入家庭保障房政策时，会与他们任地产高管的理事会成员沟通，请高管帮助联系各房地产开发商，帮助提供实时市场信息。”美国对非营利性独立智库理事会成员的数量要求是3位以上，但2018年底的各智库官方网站显示，布鲁金斯学会有89位理事，其余4家智库的理事在20位至50位之间。这些理事中有美国海军部长Danzig、前商务部部长Pritzker、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席Futter、福布斯公司总裁Forbes等，这些理事有能力提供各自领域信息的便利。 ⒉顾问或咨询委员会委员。理事会成员来源注重领域的多样性，顾问或咨询委员会来源则更注重智库研究的专业性，一般均为公共政策领域的资深人士或研究专家，主要由政府官员、研究人员组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智库提供公共政策领域的智力支持，尤其是在解决复杂性、全球性问题时提供重要指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和贝鲁特的研究中心各聘任了10多位咨询委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聘任了10位政界顾问;兰德公司成立了10多个咨询委员会，委员达200人左右。顾问或咨询委员会一般每年举行数次集中会议，就智库关注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咨询。
⒊有从政经历的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说：“著名政治人物和智库在一起，为智库的专家们开辟了多种渠道”[26]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将政治人物和智库紧密结合在一起。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其产生和运转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牵涉官员的变动达几千人，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智库研究员被选入政府任职之外，也会有很多卸任官员进入智库工作，这种研究员和官员之间身份不止一次的旋转互换被称为“旋转门”。布鲁金斯学会现任的100多名研究员中，有1/2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担任过驻外大使的有6位。传统基金会有70多名员工进入现特朗普政府任职，[27]特朗普政府的内阁官员涉及“旋转门”的比例高达36.4%。[28]“旋转门”机制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智库能够获得很多当前和内部的政策信息。
⒋专注信息服务管理或技术的人员。智库非常注重招募具有专业背景、服务能力和使命意识的信息服务人员。如布鲁金斯学会招募的图书馆员能够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不仅包括文献查询和书目检索，还包括事实确认、预警服务等，这些服务被视为布鲁金斯学会为员工提供的12项福利之一。[29]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着力打造的“iDeas Lab”拥有优秀的WEB开发师、设计师和视频制作人，并仍在招聘对外交政策和获得新知识、新技能有强烈兴趣的创意和技术专家，[30]其数字产品已获得全球公认，2016年制作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交互式地图”获得被誉为Twitter界的奥斯卡的ShortyAwards最佳数据可视化奖。[31]
⒌研究生和实习生等助手。多年来，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只有100多人，却能够持续不断地推出大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原因之一就是每个研究人员背后都有数个甚至数十个研究助手。研究人员出思想出思路，助手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已成为智库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长期助手有研究生，中期助手有实习生，短期助手有利用项目经费临时招聘的兼职人员，研究人员可以根据需要组建灵活的助手团队。
（四）开拓智库内外的沟通渠道
不同工作阅历与知识背景的人员之间沟通交流，有助于智库保持旺盛的思想创新力。在这一理念引导下，美国智库开拓了多种渠道，促进智库内部以及与外部的沟通交流。
促进内部沟通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幾种：一是在办公场所选择最佳场地设置咖啡吧或书吧，营造安静舒适的交谈环境，使研究人员可以随时三三两两坐下来聊天说事;二是定期印刷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内容主要是智库动态或研究报告成果摘要，放在吧台或前台供人按需取用，使研究人员能够随时了解同事们的研究进展;三是定期举办午餐会，让同事们在最放松的状态下就某个主题阐述自已的观点。如布鲁金斯学会每月举行一次“棕袋子会”，每人自带午餐聚在一起开会，边吃边交流心得，因装午饭的纸袋常为棕色而得名;[32]四是举办内部的形势研讨会，请理事会理事或咨询委员会委员参加，布鲁金斯学会的形势研讨会每月都会召开一次。
促进外部沟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举办研讨会、论坛等形式进行。这些会议有些在官员与学者之间展开，还有一些面向公众开放。如传统基金会2017年召开了199场研讨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跟美国各地的250个智库、公益法律研究所、教育组织和其他政策团体建立了经常性联系，每年春天召开的年会有上百个公共政策组织或团体的人员参加。[33]华盛顿的马萨诸塞街被称为“智库一条街”，[34]几百米的街道两旁分布着众多有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总部在此比邻而居，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部也在不远处，这些智库召开研讨会前都发布公告请街上的同行及政府官员参加，有些公开会议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每次主题发言与会者都可以提问和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信息交流和思想碰撞。
与其它机构保持密切的人员往来。智库经常邀请大学教授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联合研究，研究人员也可应邀到大学进行学术演讲或讲授课程;很多智库都建立了访问学者制度，如兰德公司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定期互派访问学者。此外，还加强与外界的互相交流、访问。如兰德公司平均每月组织近150名调研咨询人员参观访问外界的、民间的军事科研机构，同时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约400名同行和政治家的访问。[35]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36]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项基本标准是具有“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 建成这一系统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保障机制。从目前来看，我国智库对信息保障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在信息保障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交流沟通活动方面还存在问题，今后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借鉴美国智库信息保障经验中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元素，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形成更加系统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信息保障机制。
（一）加大对信息保障工作的投入力度
我国多数智库尤其是迅速兴起发展中的智库，往往更重视能立刻显现出效果的“输出端”，如研究人员和研究成员的激励和奖励等，而将信息这一“输入端”置于次要位置。信息是有价值的商品，越是有价值的信息需要的投入越多，尤其对于智库这种生产新知识、新思想的研究机构来说，信息已成为智库建设的立根之本，如果智库的信息来源与其它研究机构一样，只能取自公开资料，那么最终必然会失去竞争力。因此，必须加大对信息保障工作的投入力度，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智库管理者的角色投入。 智库管理者的角色投入，意指智库管理者认识到信息保障在智库工作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一角色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信息保障相关政策制定、经费投入、人才配备等方面大胆创新、果断决策、积极支持，这种支持是构建起完善的信息保障机制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管理者自身也应当承担起重要的信息保障责任。如前所述，美国独立智库中几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董事除了履行决策职责外，还在为智库提供着信息获取便利，这种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即智库管理者承担一部分信息保障责任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虽然我国智库的管理层来源比较单一，不如美国的董事那样多元化，但我们有党管智库这一基本原则，“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我国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与党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比国外非营利组织与党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优势条件如果得到充分运用，可以创新性地开展很多工作。以青岛市委党校为例：青岛市委党校依靠市委组织部的政策支持，连续10多年选派研究人员轮流到各党政机关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依靠与青岛市图书馆的业务合作，将青岛市委党校图书馆挂牌成立青岛市图书馆分馆，共享市图书馆几百万馆藏资源，这都与青岛市委党校校领导积极运用同国家机关之间的紧密联系、加强单位之间的互相交流、获得其它单位的信息支持密不可分。这就要求智库管理层一方面要具有为智库争取外部信息条件的意愿和动力，另一方面也应具有良好的部门间沟通协调能力。
（二）建立健全具有自身特色的信息保障机构
我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要求各个智库依据自身条件及职责担当做专、做优、做强，在完成智库的一般性使命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特色和优势，规避同质化发展。自身特色和优势往往需要相应的信息服务机构做支撑。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全球政策研究为特色，在六个国家建立了研究中心，每个中心的研究人员从当地选聘，研究报告使用当地语言撰写;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研究结果的形象展示及公众互动为特色，专门成立了数字化信息服务机构“Ideas Labs”;兰德公司以准确可靠的数据调查、统计和分析而闻名，一级机构“对外事务部”下设二级部门“数字战略与传播”“媒体服务”“研究通讯组”，一级机构“研究服务运营部”下设二级部门“设施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兰德调查研究小组”等，从多个层面各个角度通过多个部门保障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前瞻性。
与美国相比，我国智库设立的信息保障机构比较欠缺，不仅符合自身特色的机构较少，一般性机构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外智库常见的沟通部门在国内智库中非常鲜见。尤其是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社科院等以往主要承担教学、科研职能的智库，往往简单地将智库研究的服务保障工作交由传统既有部门，如网络数据库服务交由图书馆，外部沟通交由办公室，找不到承担部门的还要由研究人员自已承担，最典型的例子是很多智库在举办学术研讨会时，由于缺乏专门的办会服务机构，常常需要研究人员亲自办会跟会，兼职担任办会服务人员，这种现象造成智库往往想办会，但又怕办会，影响了办会的实际规模、频率和效果。此外，采集公众意见对智库研究来说虽然重要，但由于缺乏专门的实施机构，亦或没有与其它实施机构成熟的合作机制，导致这项工作在国内很少开展。因此，各官方智库应当借着当前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东风，与主管的机构编制部门加强沟通请示，修改完善各部门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根据自身特色成立研究服务部或数据调研部、媒体沟通部、对外联络部等，有条件的可以成立区域工作站，依托机构整体而不是某个人的力量支撑起专业的信息保障工作。
（三）借鉴“旋转门”机制盘活人才资源
美国智库中有多种不同身份的人才在为智库提供信息保障。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来说，有些可以直接借鉴美国的做法，如成立顾问或咨询专家委员会、聘用专注信息服务的管理或技术人员等，有些则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加以变通改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国外那种‘旋转门’制度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鉴”。[37]美国是国外旋转门制度的典型代表，这一制度产生的基础是美国的“政党分肥制”，有研究认为，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旋转门”制度难以借鉴和推广。 然而从本质上讲，这一制度早已在中国得到运用，十多年前我国就出台了党政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制度，官方智库人才到其它党政机关工作、党政机关干部到官方智库工作都有制度依据。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对干部交流进行了详细规定，在2014年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重申要“推进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干部交流”，交流范围中就包含了占中国智库绝大多数的官方智库和具有社会组织性质的智库。尽管中央文件以及我国《公务员法》中所提及的挂职干部大都特指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但在实际操作中，按照中央规定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干部正常流动渠道的要求，挂职干部早已突破了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的范畴。 由于挂职锻炼不需要迁转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比党政干部交流制度更容易操作，現实中运用的也更频繁。
然而，与国外“旋转门”制度的实际运用相比，我国仍存在着旋转速率比较慢、旋转幅度比较小的问题。表现在党政干部和智库人才二者的身份转换周期比较长，且一般仍是在所谓的“体制内”流转，流转的人数也比国外少许多。美国的人才流动是招聘自由、辞聘自由、来去自由。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业人员频繁流动，已基本形成了“从政——教学——科研——产业”等多位一体的流动模式。各级政府每年都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智库中聘用大批专门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些人才可以向所在单位辞聘或请假，到政府部门工作几年后仍可回原单位工作， 加州州立波莫纳理工大学终身教授Linda Lin与我们交流时称，每五年学校都会给她半年学术假，支持她到各地开展研究项目;政府官员也可以到研究机构参加课题研究或到大学进修、兼职。隶属美国国会的智库“美国政府责任署（GAO）”研究员Rose Leung博士告诉我们，她同时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兼职任教。部门有自由招聘权，专门人才有自由择业权，使得人才的循环周转率极高。 虽然对于我国官方、半官方智库来说，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人才来去自由，但从近期出台的文件看，我国正在为充分实现研究人员的工作自由作出创新性举措。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人员“可以到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兼职并取得合法报酬。”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指出：“科研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按规定自主组建科研团队，并结合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相应调整。”2019年新年伊始，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对上述两项内容进行了再次强调，要求各单位尽快落实。这些文件的陆续出台将使官方、半官方智库的研究人员获得更大的工作灵活性和主动性。2019年初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增加了“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推动形成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干部人才及时进入党政机关的良性工作机制”等内容。
这一系列举措为下一步探索党政机关人才到智库的有序流动、社会智库人才到官方智库或党政机关的有序流动，真正实现智库与党政机关人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循环奠定扎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智库及时打破旧有观念的藩篱，切实领会相关文件精神，既鼓励研究人员走出去，融入到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中，也鼓励研究人员走进去，进入党政机关的实际工作中，盘活人才资源，使人才能够真正有序地流动起来。
（四）加大智库内外交流的深度和宽度
智库需要同行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思想碰撞，需要来自政府官员的真知灼见和宝贵经验，需要专家学者的系统分析和前瞻考量，因此，不能关在办公室里搞研究，必须加大交流力度，在智库内部沟通和对外沟通两方面建立完善的实施机制。
对于内部沟通来说，首先应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内部沟通的重要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认为，现代院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集体研究，研究人员能够不追求个人名利，就一个重大问题打乱所室界限，进行务虚探讨、撰写、修改、讨论。[38]在智库日常工作中，应当借鉴美国经验，使每个研究人员都乐于交流、善于交流、并且便于交流，从人员选拔、环境营造、资料印刷、网络互动、聚会交流五个方面加强内部沟通。一是在选拔研究人员时加大对其人际交往能力的考量，人际交往能力不仅对于内部沟通至关重要，对于外部沟通也不可或缺;二是在办公场所设置咖啡吧类休闲交流区，选址可在主道旁边，也可在僻静角落，营造能够满足不同沟通需求的空间环境;三是定期印刷刊有研究人员工作进展的内部刊物，供内部人员随时取用;四是在官方网站发布的研究成果网页下方开通内部评论区，为研究人员之间的思想交流提供现代化便捷渠道;五是经常性举行正式的内部研讨会和非正式的午餐交流会，既创造有助于思想创新的严肃学术环境，也提供能实现观点碰撞的轻松交流环境，利用不同途径促进思想解放。
对于外部沟通来说，应以招才引智、项目合作、会议研讨为抓手，加大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和社会团体的交流合作。招才引智的方式包括邀请政府官员到智库作报告;聘用中短期专兼职研究人员;接收访问学者、兼职助手、实习生;实行智库会员制，吸纳会员的意见建议等。项目合作包括与政府部门的合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社会智库的合作以及其它企业或组织的合作，实现智库与其它组织信息、数据和知识的互慧共享。会议研讨尤其需要注意要吸纳党政机构、科研院所、优秀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参与，让党政官员、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社会组织精英共同参与到为国家献计献策进程中，将各个领域的智慧汇集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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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鹏）
关 鍵 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信息保障机制;“旋转门”制度;美国智库一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9）08-0017-12
收稿日期：2019-05-18
作者简介：贺晓丽（1974—），女，山东青岛人，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科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杜芳（1966—），女，内蒙古阿拉善盟人，内蒙古阿拉善盟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产业政策转型框架体系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BJL080。
智库是提供公共政策分析或建议的研究机构，[1]智库研究就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要求对已有数据、信息和知识进行加工而生产出新的信息或知识的过程，因此，智库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加工和知识生产的机构， 信息是智库最重要的原材料。[2]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3]完成这一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需要充分认识信息对智库具有的基础性、全局性、决定性作用，建立符合智库需求的信息保障机制。智库信息保障机制是智库为满足其研究需求而形成的具有系统性和专业性的信息服务运行方式，建立完善的信息保障机制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长期以来，美国智库对公共政策和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有研究认为，美国智库发挥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大的。[4]宾夕法尼亚大学自2007年持续开展的全球智库年度调查显示，美国连续12年在智库数量和综合排名方面位居世界首位，虽然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8年，中国智库的数量约是美国的1/3，在全球综合排名前10位的智库中，美国智库占据了一半，中国智库无一入围。①本文通过赴美调研其智库建设经验，②对比当前中国实践，分析讨论中国智库如何借鉴美国经验，形成符合自身发展要求和特色的信息保障机制，以期为迅速发展中的中国智库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伴随着智库在我国政府决策中地位的提升，对智库的学术研究关注度迅速提高，近年涌现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研究主题主要围绕智库的内涵与功能、国外智库建设的经验借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阐释及建设等方面，但专注于某一细致的、具体的转型研究尚未到位，[5]对智库信息保障问题的研究相对有限。已有成果从三个角度展开：
一是以国外智库信息保障实践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对我国的启示。如有学者通过研究美、英、日等全球知名智库的信息资源保障机制、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策略认为，我国应从信息服务集成、信息服务效果评估、高水平专家遴选等方面构建决策信息支持服务体系;[6]通过对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的“iDeas实验室”进行考察，建议我国重视智库成果的信息设计;[7]通过分析国外知名智库拥有的信息资源认为，如果智库无法拥有丰富的自有资源，应当选择合适对象联合，实现资源共建共享。[8]
二是以智库信息运用机理为研究对象，探索如何构建完善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如有学者认为，智库信息保障主体包括政府机构、信息服务机构以及智库自身，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各信息服务机构为依托、智库内部相协调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9]传统的智库信息组织机制已无法适应当前的数据特征及决策要求，应构建支持决策过程的知识库;[10]社科研究单位智库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研究对象也具有共同点，应建立社科智库信息服务联盟等。[11]
三是以图书情报机构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向智库信息服务转型发展的模式。如有学者认为，图书馆与智库具有紧密关系，当前的任务是循序渐进地参与智库研究、建设与服务，推动图书馆成为智库性机构;[12]还有学者通过分析图书馆和情报机构服务智库的可行性，提出其五种基本服务途径;[13]以及认为科技情报服务机构实现智库化转型关系到自身生存和地方科技发展，必须“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等。
已有的研究为我国智库信息保障提供了多个角度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研究结论或者立足于构建宏观的、国家层面的信息保障体系，或者立足于探索微观的、图书情报机构的转型服务模式;二是研究由图书情报界主导，多数文献作者来源于图书情报机构或高校信息管理学院，显示出信息保障问题似乎尚未引起智库自身的足够关注。从研究结论到研究人员都缺乏智库作为独立主体的角色参与，容易导致智库在面对信息保障问题时，过于依赖国家宏观政策或图书情报机构，而忽略从自身出发解决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本文以我国智库为主体，探索其自身应建立的信息保障机制及构建路径。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信息保障概况
中国智库沿袭国家机构体系而建，分为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等。其中民间智库与美国独立智库的机构属性类似，但其数量占比却与美国截然相反，不超过全国的10%，[14]其它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智库在我国占90%以上。 2018年，中国有5个智库综合排名进入全球100强，依次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球化智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其中全球化智库是唯一的民间智库。这5个智库基本能够代表我国智库发展前沿，因此，本文通过对这5个智库的考察，梳理当前我国智库的信息保障现状。考察的前提是假设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智库研究的信息需求是一致的，智库功能的一致性决定了这一假设具有合理性。
表1根據各智库主动公开的信息归纳整理而成，受限于资料可得性，并未涵盖现实中的全部做法，但从中依然能够观察出这些智库具有的一般性特点。在信息保障机构方面，大多智库已以类似信息中心的机构取代了图书馆，并且建立了专门的沟通部门，但数据分析部门、区域研究中心或工作站缺乏;在信息保障人员方面，能够发挥类似美国理事会作用的人才不多，官方智库多未建立咨询委员或顾问制度;在沟通交流活动方面，内部沟通活动不足，对外虽然有多种形式的交流等，但频数不高。综合来看，全球化智库作为民间智库，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活动安排方面与美国智库的做法更接近。
三、美国智库的信息保障经验
美国智库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有独立智库、政府智库、大学智库、政党智库等，其中绝大多数为独立智库。在独立智库中，除极少部分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性智库外，绝大部分为符合美国税法501（C）（3）条款认定的非营利组织。也就是说，美国智库是以非营利性的独立智库为主体的。2018年，美国综合排名前5位的智库均为非营利性独立智库，分别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又译战略与国际研究院）、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其中，兰德公司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智库，有专职人员1800多人，其它4个智库专职人员在100至400人之间。根据与美国智库管理者及研究人员、美国高校公共政策领域学者进行交流研讨尤其是对美国综合排名前5位智库的综合考察，本文认为美国智库的信息保障经验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厘清智库研究的信息需求
探究智库的信息保障，需要以探究智库信息需求为起点。只有将信息需求厘清，才能进一步明确如何建立满足这些需求的保障机制。美国智库普遍认为智库的信息需求是多元的，至少需要四类信息。
⒈以往研究资料。任何科学研究均需要建立在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充分了解分析的基础上，智库也不例外。为研究人员提供完备的资料，以方便使用，包含书籍、期刊、报告、文件等多种形式的纸质或数字资料服务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其它研究机构相比，智库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兰德公司公布的“兰德高质量研究和分析标准”中规定： “要吸纳前人有益成果，所用数据详实有效，研究结论是正确的和可验证的。”①对智库来说，数据详实、结论正确格外重要，因此除可公开采集的资料外，智库还应提供保障机制用于获取政府内部未公开资料，以及能够还原历史事实原貌的声音、影像、文档等档案。
⒉当前政策信息。无论智库多么权威和具有影响力，为了使各项研究始终处于前沿位置，都需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作出适应性反应，不断获得与当前政策制定有关的信息，如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国际关系实时变换、甚至国家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和政治倾向等。虽然这些信息大多可通过公开内容分析得出，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需要通过人际交流获得，重要的外部信息还需要到实地去获取。传统基金会在其简介中称：“我们的总部办公室距离美国众议院仅1000步，距离参议院500步，让我们更容易接触到国家立法者和公职人员。”[17]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说：“美国必须改变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方式，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中国发生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如果仅仅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将很难对中国这样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国家进行切题的、及时的和高质量的政策研究。”[18]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2006年，桑顿捐资在北京成立了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⒊同行研究经验。“在决策者看来，智库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产生新思想并以此来改变决策者对世界的认知与反映。”[19]新思想的产生需要不同思想的碰撞。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认为：“智库应当是一个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经常性的思想碰撞是产生新观点的必经之路。”为了避免集体讨论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屈从于权威或盲目服从多数现象，兰德公司还发明了德尔菲法，利用函询形式进行研究员的集体匿名思想交流。[20]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Pollack在与我们交流时称：“对智库来说，没有比招研究人员更难的，因为对于高端智库来说，同行间的思想和经验交流至关重要，而交流能力很难通过履历作出直接判断，所以在招人时我们特别谨慎，进行最后一轮选拔时应聘者必须参加一个3至4人组成的自由讨论，让他们自由交谈，招聘委员会委员在旁听的过程中观察谁的能力更强，重点考察的就是交流沟通能力。”“交流沟通能力是智库研究人员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这一观点给我们在美调研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⒋公众意见建议。民主决策是现代化国家制定公共政策时的普遍追求，面向决策的公共政策研究应建立在充分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尤其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必须进行广泛的意见建议征集，也只有在充分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完成的政策研究报告才更具有说服力。美国智库非常重视与公众的沟通，随着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交互式网络平台日益普及，在智库官方网站或利用社交媒体征求民意变得简单易行。美国智库成立之初首先会上线自己的官方网站，并且在网站上提供多个与公众互动的界面和功能。
（二）健全信息保障的组织机构
按照美国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的规定，独立智库一般采用理事会负责制，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方法，由理事会任命的总裁（首席执行官）负责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大中型智库一般会根据自身情况成立若干部门，在总裁之下设有数个副总裁和部门总监或主任，分管各个部门。与信息保障有关的组织机构有： ⒈书刊服务部门。美国历史比较悠久的、规模比较大的智库均建有专门的书刊服务部门，即图书馆。图书馆是获取以往留存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图书馆的馆藏侧重五个专题领域，分别是经济、外交、治理、城市和全球发展，只为在职员工和实习生提供服务，不对公众开放;[21]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图书馆向员工提供有关民主、法治、能源与气候问题、国际贸易、经济和区域问题方面的文献，公众登记预约后可以使用。图书馆已加入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凡是OCLC会员单位均可以与本馆馆藏进行馆际互借;[22]兰德公司图书馆的馆藏极大，包含数万册图书，10多万份报告，3000多种期刊，4000多张地图，还有很多特殊形式的文件和缩微品，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终端检索兰德图书馆的数据库和所有兰德出版物。值得注意的是，这5家智库在华盛顿的办公场所均离美国国会图书馆不远，而国会图书馆是美国事实上的国家图书馆，拥有各种类型的丰富馆藏。
⒉数字信息服务部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信息规模大大超越纸质文献，服务需求迅速增加。与中国智库大多交由图书馆承担数字信息服务职能不同，美国智库普遍成立了专门的数字信息服务部门，有些还进行了进一步的部门细分，如网站服务部门、数据库服务部门、数据分析部门等。
⑴网站服务部门。官方网站是智库对外宣传最重要的窗口，同时也是获得公众意见建议的重要渠道。在网站服务部门专业、全面的服务支持下，美国知名智库的官方网站功能比较丰富，尤其是与公众互动交流的功能比较强大。如在网站发布的每一研究报告信息下方开通公众评论区，集中收集该报告的公众评论;还有在研究人员个人及部门简介页面提供电子邮件和电话，方便网民咨询联系;在国际知名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等开通官方账户与更广泛的网民进行交流互动，并在自己的官方网站提供这些社交媒体的统一入口。访问这些智库的官方网站时能够强烈感觉到，与他们联系的便捷性，绝大多数网页都提供了联系方式和意见征集入口，与智库管理者、行政人员、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因此变得简单易行。
⑵数据库服务部门。网络数据库是获取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除购买社会上的大型数据库外，知名智库多设有专门的数据库服务部门，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专门数据库。如布鲁金斯学会正在将学会所有研究成果数字化，形成独立的数据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建设的中国名人（China Vitae）数据库收录了超过5000位中国政治、军事和商业精英，约500名领导官员的出行记录;[23]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1年成立的“iDeas Lab”，职责就是将智库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和网页设计融为一体;[24]兰德公司建设了公共健康备用数据库、兰德圣战声音数据库等多个专题数据库，仅在官方网站就向公众免费提供了20个自建数据库和9个研究工具软件。[25]
⑶数据分析部门。提供信息只是信息服务的基础形态，能够分析出信息中隐藏的知识则是高端的信息服务。要充分挖掘和分析出数据、信息和情报中隐藏的内在规律，需要运用前沿数据分析方法。為此，传统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数据分析中心，总监由研究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精通数据分析的研究员Michel博士担任。兰德公司不仅设有信息服务部，还成立了“兰德计算中心”，中心有100多名编程专家、系统分析专家、工程师、操作人员，向研究人员提供程序准备、资料检索和信息处理等多种服务。高效率的资料检索、计算功能、语言翻译等为兰德研究人员提供了工作上的极大便利。
⒊对外沟通部门。对智库来说，与政府部门、媒体、其它组织以及公众进行沟通联系至关重要。所以，美国智库几乎都设立了专门的沟通部门，由数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对外沟通工作。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设立对外关系部;传统基金会设立国会和行政部门关系部、联盟关系部、媒体部等;兰德公司的沟通部门数目最多，包括国会关系部、媒体关系部、媒体服务部、研究沟通部等。沟通部门对于获得当前政策信息、同行研究经验、公众意见建议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⒋区域研究中心或工作站。为了快速、便捷地获得当前政策信息，智库纷纷在政府办公地附近选址。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全美超过1/5的智库汇聚于此，排名前5的智库中有4家总部在华盛顿，兰德公司由于历史原因总部设在加州，但在华盛顿也设有办公室。除在华盛顿选择有利位置外，一些智库还在美国其它城市以及其它国家首都建立了研究中心或工作站，一方面可以使工作人员快速获取当地政府及媒体释放的时事信息，另一方面便于与当地研究员和政府官员开展紧密的交流合作，有些工作站本身承担的就是情报机构的职责。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多哈、新德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贝鲁特、布鲁塞尔、莫斯科、新德里，兰德公司在剑桥和布鲁塞尔、堪培拉均设有研究中心或办事处。
（三）完善信息保障的人才结构
智库信息需求的多元化决定了信息保障不能仅由几个部门单独完成。美国独立智库作为实体性非营利组织，人员组成比较复杂。一般有理事、顾问或咨询委员、短期合作研究员等兼职人员，总裁或总监、研究人员、行政人员等专职人员，访问学者、实习生等短期助手，有的还招收博士生。其中一些人员对智库信息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
⒈理事会成员。理事会负责智库经费筹集、研究领域确定及其它重大事项的决策。中美强基金会总裁Johns告诉我们：“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理事会是筹建智库时要考虑的第一要素。理事力求来源多样，既要包含政界和商界领导，也应包含学界和其它智库等社会组织的精英，一般都是各领域的知名人士。这些理事除了有助于智库的经费筹集外，还可为智库研究提供本领域极大的信息获取和交流便利。”在美调研期间，多位智库界人士向我们介绍了理事会成员对智库信息保障的重要作用。纽约城市大学的Joyce Moy教授称：“一个智库的影响力，除了看他们的研究报告，还要看智库领导人和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的影响力会附加于智库。”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当智库计划研究纽约市应该制定怎样的低收入家庭保障房政策时，会与他们任地产高管的理事会成员沟通，请高管帮助联系各房地产开发商，帮助提供实时市场信息。”美国对非营利性独立智库理事会成员的数量要求是3位以上，但2018年底的各智库官方网站显示，布鲁金斯学会有89位理事，其余4家智库的理事在20位至50位之间。这些理事中有美国海军部长Danzig、前商务部部长Pritzker、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席Futter、福布斯公司总裁Forbes等，这些理事有能力提供各自领域信息的便利。 ⒉顾问或咨询委员会委员。理事会成员来源注重领域的多样性，顾问或咨询委员会来源则更注重智库研究的专业性，一般均为公共政策领域的资深人士或研究专家，主要由政府官员、研究人员组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智库提供公共政策领域的智力支持，尤其是在解决复杂性、全球性问题时提供重要指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和贝鲁特的研究中心各聘任了10多位咨询委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聘任了10位政界顾问;兰德公司成立了10多个咨询委员会，委员达200人左右。顾问或咨询委员会一般每年举行数次集中会议，就智库关注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咨询。
⒊有从政经历的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说：“著名政治人物和智库在一起，为智库的专家们开辟了多种渠道”[26]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将政治人物和智库紧密结合在一起。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其产生和运转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牵涉官员的变动达几千人，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智库研究员被选入政府任职之外，也会有很多卸任官员进入智库工作，这种研究员和官员之间身份不止一次的旋转互换被称为“旋转门”。布鲁金斯学会现任的100多名研究员中，有1/2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担任过驻外大使的有6位。传统基金会有70多名员工进入现特朗普政府任职，[27]特朗普政府的内阁官员涉及“旋转门”的比例高达36.4%。[28]“旋转门”机制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智库能够获得很多当前和内部的政策信息。
⒋专注信息服务管理或技术的人员。智库非常注重招募具有专业背景、服务能力和使命意识的信息服务人员。如布鲁金斯学会招募的图书馆员能够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不仅包括文献查询和书目检索，还包括事实确认、预警服务等，这些服务被视为布鲁金斯学会为员工提供的12项福利之一。[29]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着力打造的“iDeas Lab”拥有优秀的WEB开发师、设计师和视频制作人，并仍在招聘对外交政策和获得新知识、新技能有强烈兴趣的创意和技术专家，[30]其数字产品已获得全球公认，2016年制作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交互式地图”获得被誉为Twitter界的奥斯卡的ShortyAwards最佳数据可视化奖。[31]
⒌研究生和实习生等助手。多年来，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只有100多人，却能够持续不断地推出大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原因之一就是每个研究人员背后都有数个甚至数十个研究助手。研究人员出思想出思路，助手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已成为智库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长期助手有研究生，中期助手有实习生，短期助手有利用项目经费临时招聘的兼职人员，研究人员可以根据需要组建灵活的助手团队。
（四）开拓智库内外的沟通渠道
不同工作阅历与知识背景的人员之间沟通交流，有助于智库保持旺盛的思想创新力。在这一理念引导下，美国智库开拓了多种渠道，促进智库内部以及与外部的沟通交流。
促进内部沟通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幾种：一是在办公场所选择最佳场地设置咖啡吧或书吧，营造安静舒适的交谈环境，使研究人员可以随时三三两两坐下来聊天说事;二是定期印刷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内容主要是智库动态或研究报告成果摘要，放在吧台或前台供人按需取用，使研究人员能够随时了解同事们的研究进展;三是定期举办午餐会，让同事们在最放松的状态下就某个主题阐述自已的观点。如布鲁金斯学会每月举行一次“棕袋子会”，每人自带午餐聚在一起开会，边吃边交流心得，因装午饭的纸袋常为棕色而得名;[32]四是举办内部的形势研讨会，请理事会理事或咨询委员会委员参加，布鲁金斯学会的形势研讨会每月都会召开一次。
促进外部沟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举办研讨会、论坛等形式进行。这些会议有些在官员与学者之间展开，还有一些面向公众开放。如传统基金会2017年召开了199场研讨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跟美国各地的250个智库、公益法律研究所、教育组织和其他政策团体建立了经常性联系，每年春天召开的年会有上百个公共政策组织或团体的人员参加。[33]华盛顿的马萨诸塞街被称为“智库一条街”，[34]几百米的街道两旁分布着众多有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总部在此比邻而居，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部也在不远处，这些智库召开研讨会前都发布公告请街上的同行及政府官员参加，有些公开会议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每次主题发言与会者都可以提问和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信息交流和思想碰撞。
与其它机构保持密切的人员往来。智库经常邀请大学教授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联合研究，研究人员也可应邀到大学进行学术演讲或讲授课程;很多智库都建立了访问学者制度，如兰德公司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定期互派访问学者。此外，还加强与外界的互相交流、访问。如兰德公司平均每月组织近150名调研咨询人员参观访问外界的、民间的军事科研机构，同时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约400名同行和政治家的访问。[35]
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信息保障机制构建的路径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36]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项基本标准是具有“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 建成这一系统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保障机制。从目前来看，我国智库对信息保障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在信息保障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交流沟通活动方面还存在问题，今后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借鉴美国智库信息保障经验中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元素，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形成更加系统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信息保障机制。
（一）加大对信息保障工作的投入力度
我国多数智库尤其是迅速兴起发展中的智库，往往更重视能立刻显现出效果的“输出端”，如研究人员和研究成员的激励和奖励等，而将信息这一“输入端”置于次要位置。信息是有价值的商品，越是有价值的信息需要的投入越多，尤其对于智库这种生产新知识、新思想的研究机构来说，信息已成为智库建设的立根之本，如果智库的信息来源与其它研究机构一样，只能取自公开资料，那么最终必然会失去竞争力。因此，必须加大对信息保障工作的投入力度，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智库管理者的角色投入。 智库管理者的角色投入，意指智库管理者认识到信息保障在智库工作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一角色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信息保障相关政策制定、经费投入、人才配备等方面大胆创新、果断决策、积极支持，这种支持是构建起完善的信息保障机制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管理者自身也应当承担起重要的信息保障责任。如前所述，美国独立智库中几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董事除了履行决策职责外，还在为智库提供着信息获取便利，这种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即智库管理者承担一部分信息保障责任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虽然我国智库的管理层来源比较单一，不如美国的董事那样多元化，但我们有党管智库这一基本原则，“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我国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与党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比国外非营利组织与党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优势条件如果得到充分运用，可以创新性地开展很多工作。以青岛市委党校为例：青岛市委党校依靠市委组织部的政策支持，连续10多年选派研究人员轮流到各党政机关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依靠与青岛市图书馆的业务合作，将青岛市委党校图书馆挂牌成立青岛市图书馆分馆，共享市图书馆几百万馆藏资源，这都与青岛市委党校校领导积极运用同国家机关之间的紧密联系、加强单位之间的互相交流、获得其它单位的信息支持密不可分。这就要求智库管理层一方面要具有为智库争取外部信息条件的意愿和动力，另一方面也应具有良好的部门间沟通协调能力。
（二）建立健全具有自身特色的信息保障机构
我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要求各个智库依据自身条件及职责担当做专、做优、做强，在完成智库的一般性使命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特色和优势，规避同质化发展。自身特色和优势往往需要相应的信息服务机构做支撑。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全球政策研究为特色，在六个国家建立了研究中心，每个中心的研究人员从当地选聘，研究报告使用当地语言撰写;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研究结果的形象展示及公众互动为特色，专门成立了数字化信息服务机构“Ideas Labs”;兰德公司以准确可靠的数据调查、统计和分析而闻名，一级机构“对外事务部”下设二级部门“数字战略与传播”“媒体服务”“研究通讯组”，一级机构“研究服务运营部”下设二级部门“设施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兰德调查研究小组”等，从多个层面各个角度通过多个部门保障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前瞻性。
与美国相比，我国智库设立的信息保障机构比较欠缺，不仅符合自身特色的机构较少，一般性机构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外智库常见的沟通部门在国内智库中非常鲜见。尤其是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社科院等以往主要承担教学、科研职能的智库，往往简单地将智库研究的服务保障工作交由传统既有部门，如网络数据库服务交由图书馆，外部沟通交由办公室，找不到承担部门的还要由研究人员自已承担，最典型的例子是很多智库在举办学术研讨会时，由于缺乏专门的办会服务机构，常常需要研究人员亲自办会跟会，兼职担任办会服务人员，这种现象造成智库往往想办会，但又怕办会，影响了办会的实际规模、频率和效果。此外，采集公众意见对智库研究来说虽然重要，但由于缺乏专门的实施机构，亦或没有与其它实施机构成熟的合作机制，导致这项工作在国内很少开展。因此，各官方智库应当借着当前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东风，与主管的机构编制部门加强沟通请示，修改完善各部门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根据自身特色成立研究服务部或数据调研部、媒体沟通部、对外联络部等，有条件的可以成立区域工作站，依托机构整体而不是某个人的力量支撑起专业的信息保障工作。
（三）借鉴“旋转门”机制盘活人才资源
美国智库中有多种不同身份的人才在为智库提供信息保障。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来说，有些可以直接借鉴美国的做法，如成立顾问或咨询专家委员会、聘用专注信息服务的管理或技术人员等，有些则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加以变通改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国外那种‘旋转门’制度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鉴”。[37]美国是国外旋转门制度的典型代表，这一制度产生的基础是美国的“政党分肥制”，有研究认为，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旋转门”制度难以借鉴和推广。 然而从本质上讲，这一制度早已在中国得到运用，十多年前我国就出台了党政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制度，官方智库人才到其它党政机关工作、党政机关干部到官方智库工作都有制度依据。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对干部交流进行了详细规定，在2014年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重申要“推进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干部交流”，交流范围中就包含了占中国智库绝大多数的官方智库和具有社会组织性质的智库。尽管中央文件以及我国《公务员法》中所提及的挂职干部大都特指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但在实际操作中，按照中央规定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干部正常流动渠道的要求，挂职干部早已突破了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的范畴。 由于挂职锻炼不需要迁转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比党政干部交流制度更容易操作，現实中运用的也更频繁。
然而，与国外“旋转门”制度的实际运用相比，我国仍存在着旋转速率比较慢、旋转幅度比较小的问题。表现在党政干部和智库人才二者的身份转换周期比较长，且一般仍是在所谓的“体制内”流转，流转的人数也比国外少许多。美国的人才流动是招聘自由、辞聘自由、来去自由。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业人员频繁流动，已基本形成了“从政——教学——科研——产业”等多位一体的流动模式。各级政府每年都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智库中聘用大批专门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些人才可以向所在单位辞聘或请假，到政府部门工作几年后仍可回原单位工作， 加州州立波莫纳理工大学终身教授Linda Lin与我们交流时称，每五年学校都会给她半年学术假，支持她到各地开展研究项目;政府官员也可以到研究机构参加课题研究或到大学进修、兼职。隶属美国国会的智库“美国政府责任署（GAO）”研究员Rose Leung博士告诉我们，她同时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兼职任教。部门有自由招聘权，专门人才有自由择业权，使得人才的循环周转率极高。 虽然对于我国官方、半官方智库来说，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人才来去自由，但从近期出台的文件看，我国正在为充分实现研究人员的工作自由作出创新性举措。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人员“可以到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兼职并取得合法报酬。”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指出：“科研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按规定自主组建科研团队，并结合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相应调整。”2019年新年伊始，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对上述两项内容进行了再次强调，要求各单位尽快落实。这些文件的陆续出台将使官方、半官方智库的研究人员获得更大的工作灵活性和主动性。2019年初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增加了“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推动形成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干部人才及时进入党政机关的良性工作机制”等内容。
这一系列举措为下一步探索党政机关人才到智库的有序流动、社会智库人才到官方智库或党政机关的有序流动，真正实现智库与党政机关人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循环奠定扎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智库及时打破旧有观念的藩篱，切实领会相关文件精神，既鼓励研究人员走出去，融入到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中，也鼓励研究人员走进去，进入党政机关的实际工作中，盘活人才资源，使人才能够真正有序地流动起来。
（四）加大智库内外交流的深度和宽度
智库需要同行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思想碰撞，需要来自政府官员的真知灼见和宝贵经验，需要专家学者的系统分析和前瞻考量，因此，不能关在办公室里搞研究，必须加大交流力度，在智库内部沟通和对外沟通两方面建立完善的实施机制。
对于内部沟通来说，首先应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内部沟通的重要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认为，现代院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集体研究，研究人员能够不追求个人名利，就一个重大问题打乱所室界限，进行务虚探讨、撰写、修改、讨论。[38]在智库日常工作中，应当借鉴美国经验，使每个研究人员都乐于交流、善于交流、并且便于交流，从人员选拔、环境营造、资料印刷、网络互动、聚会交流五个方面加强内部沟通。一是在选拔研究人员时加大对其人际交往能力的考量，人际交往能力不仅对于内部沟通至关重要，对于外部沟通也不可或缺;二是在办公场所设置咖啡吧类休闲交流区，选址可在主道旁边，也可在僻静角落，营造能够满足不同沟通需求的空间环境;三是定期印刷刊有研究人员工作进展的内部刊物，供内部人员随时取用;四是在官方网站发布的研究成果网页下方开通内部评论区，为研究人员之间的思想交流提供现代化便捷渠道;五是经常性举行正式的内部研讨会和非正式的午餐交流会，既创造有助于思想创新的严肃学术环境，也提供能实现观点碰撞的轻松交流环境，利用不同途径促进思想解放。
对于外部沟通来说，应以招才引智、项目合作、会议研讨为抓手，加大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和社会团体的交流合作。招才引智的方式包括邀请政府官员到智库作报告;聘用中短期专兼职研究人员;接收访问学者、兼职助手、实习生;实行智库会员制，吸纳会员的意见建议等。项目合作包括与政府部门的合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社会智库的合作以及其它企业或组织的合作，实现智库与其它组织信息、数据和知识的互慧共享。会议研讨尤其需要注意要吸纳党政机构、科研院所、优秀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参与，让党政官员、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社会组织精英共同参与到为国家献计献策进程中，将各个领域的智慧汇集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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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