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作为晚明社会文化思想内部发生分歧和裂变的符号性人物，以“儒教的叛徒”和“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为核心话语，建构独特的自我思想文化体系，并逐渐生成和确立了“叛逆者”“异端圣徒”“另类”“狂人”“奇人”“妖人”“罪人”等多幅面孔。从晚明至今，对李贽的文学叙事也多集中在对李贽的超常规和越轨行为的讲述上。李贽本人的《卓吾论略》《自赞》《感慨平生》，以及袁中道的《李温陵传》，汪可受的《卓吾老子墓碑》，焦竑的《宏甫书高尚册后》，黄宗羲的《泰州学案四》，耿定向的《求儆书》，张鼐的《读卓吾老子书述》，顾宪成的《柬高景逸》，谢肇淛的《五杂俎》，沈瓒的《近事丛残》，莲池大师的《李卓吾》，王弘撰的《李贽》，吴虞的《明李卓吾别传》，钱谦益的《卓吾先生李贽》、彭际清的《李卓吾传》，石鹏飞的《思想怪杰——李贽传》，鄢烈山、朱建国的《中国第一个思想犯——李贽传》，高志忠的《殉道勇士——李贽传》，鄢烈山的《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许苏民的《李贽评传》，张献忠的《大家精要：李贽》等诸多文本虽然对李贽的讲述和认知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基本形成一种共识和普范性意见：李贽文化思想及其日常行为为重新反思和反驳中国传统儒学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或者说，在长时段和高密度的文学叙事中李贽的个体形象已经变得十分成熟和圆润，“奇”“才”“狂”“傲”“悲”成为叙述李贽的基本框架和底色。
　　在这种叙事惯性和情势下，如何突破已有叙事成规，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原则下重塑李贽形象，使“李贽”成为新的文学资源，为文学带来新的生命力和价值意义，就成为当下文学面临的难点和困境。而余志刚的《伏妖记》恰切呈现出了这种尝试及其带来的某种突破。《伏妖记》放弃对李贽的人生轨迹和命运际遇进行“年谱化”叙述的方式，选取“天窝讲学”“遁入芝佛院”“身陷囹圄”“客死他乡”等李贽人生全景中的典型性横截面进行放大化处理，并对其进行知识考古式的重新审视和挖掘。具体而言，在《伏妖记》中这些生活的横截面并非仅仅由传统文人化的吟诗酬唱、坐而论道、宏论雄辩、归隐田园等日常生活构成，而是从中牵扯出袁氏三杰、焦竑、耿定理、耿定向、周柳塘、张居正、汤显祖等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任务，以及“天窝案”“何心隐公案”“耿李争讼”等重要文化事件。这些晚明时期重要的文化思想人物和典范性的思想文化事件与李贽的日常生活相互纠缠在一起。这样，《伏妖记》叙事表层指向的是李贽，但在叙事内里上触碰的是晚明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并试图还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融合、抵牾和分裂的历史复杂真相，李贽的命运际遇折射出对这一群体内部在社会转折时期呈现出來的媚俗、逃避、隐忍、屈服等众生相，在赤裸和坚硬的对比中凸显李贽的个人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在晚明时期的价值，尤其是李贽的“适己论”“性灵论”“童心说”，以及《焚书》《藏书》《童心论》等著作对重构晚明文化思想的意义。同时，这些生活的横截面又不是无序地散落在《伏妖记》中，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线索，一方面以线性时间为依据，追寻李贽现实人生的游走轨迹，另一方面，反叛精神和独立思想始终横亘在其中，并将各个横截面弥合为一个整体。更为重要的是，《伏妖记》使李贽这一历史人物“活”了起来：《伏妖记》把李贽从历史史料和学术资料的故纸堆中抽离出来，凸显李贽的日常生活性和世俗性，“僧尼恋”“削发留须”“宰食六禽”“强其弟狎妓”“帷薄之羞”等世俗越轨行为成为《伏妖记》重点关注的对象，以此强化李贽个性思想的烟火气和鲜活性;另一方面，《伏妖记》并不是单向度的讲述历史，而是以历史为中介，透过历史指向当下，李贽的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感时忧国的情怀和担当意识在当代社会语境中显得如此稀少和珍贵，“李贽”实际上是当下知识分子的镜像，映照的是当下知识分子心中的“妖”和“鬼”，也间接回答了为何中国当下社会无法产生笛卡儿、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这样具有普世影响力的思想家。
　　与《伏妖记》相比，谈雅丽的《与“塔巴”相遇在海岛（外四题）》把叙述触角从历史深处转向自然界中的“水”，对台风“塔巴”、沅水、白龙江、尕海湖、黄河进行文学考察。但这种考察不仅仅是对自然壮美景象的全景描摹和细节刻画，而是在“水”中发现“历史”，以及历史中生活的“人”。流淌不息的水一直在诉说着历史的繁华、兴盛、转折和衰败，“水”与“历史”之间始终保持着外在表征与内在逻辑关系，挖掘二者之间的秘密成为《与“塔巴”相遇在海岛（外四题）》的核心意图。尤其在《水马船声出洞庭》中这种意图体现的十分明显，“沅水是一个何其巨大、支脉相连的水系，走向沅水水网的历史，就仿佛进入一场春秋大梦”，依傍沅水而建的水马驿站横跨元明清三朝，亲历了商贾如云的王朝兴盛，也体会了王朝更迭的悲情和痛苦。同时，为了避免历史叙述的空洞与干瘪，《与“塔巴”相遇在海岛（外四题）》复活了历史中的人及其生活：岱山岛上的渔民在极端的自然环境中依然保持着生活的热度，以豁达的情感趋向和诗意的生活方式对抗狂暴的台风，或者说，人与自然已经融合在一起;肖伍铺镇的卖盐姑娘与卖茶小伙在历史流转中诉说爱情的欢愉与凄苦;郎木寺镇中的僧侣和藏族阿妈在独特的宗教仪式中体会生死、敬畏神灵、凝视人间。尤为独特的是，《与“塔巴”相遇在海岛（外四题）》中的历史和人被粘贴上“地方性”标识，并且强调的不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地方性，而是文化谱系和地域精神上的地方性，并将其植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讲述中。蓬莱、茶盐老街、乾州古城、郎木寺、玛曲县、玛曲黄河大桥、昭君坟浮桥等地方性知识的密集出现，牵扯出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和精神指向，从而为文本注入一种生命和精神的力量，使《与“塔巴”相遇在海岛（外四题）》呈现出一种阔大的境界和格局。
　　与《与“塔巴”相遇在海岛（外四题）》中讲述自然和历史总体性的“人”不同，宋长征的《乡间大戏》指向的是戏曲中的人和日常生活中的人，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比附和挪移中，讲述人世间的真情、道义和悲苦，并且将这种悲苦讲述得力透纸背、浸入骨髓。《花枪缘：老安和他的女人》中的小安在偷袭日军设在胡楼的据点之后，奔向逃亡之路。但文本刻意淡化小安寄寓他乡的颠沛流离的传奇生活，而是浓墨重彩地描写四十载后老安归来完成婚约的情节。在从“小安”到“老安”的身份转变过程中，流逝和风化的是时间岁月，沉淀和恪守的是道义誓言，如同戏曲《对花枪》中的姜桂芝，面对背叛誓言的罗艺，仍然无法举起惩戒的“绣花鞋”，因为她被道义高擎的双手要维护人的尊严。并且，这种乡间道义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和缓冲区域，一旦被接受和认同就拒绝更改，顽强地扎根在人的心底，“一出戏，一样的人，一样的唱腔，一样的喝彩，让那黑与白爱与恨就在心底扎下根来。”《夜奔：风雪拉魂腔》延续了同一主题，身世凄苦的讲书唱书人甘宝与被拐骗的谷雨在村中相遇，甘宝如歌如泣的柳琴戏《风雪山神庙》激起了谷雨凄苦的命运际遇和出逃决心，并跟随甘宝浪迹天涯。是甘宝在谷雨的命运起伏中遇到了自己，还是谷雨在甘宝的拉魂腔中发现了自己，抑或是戏曲中林冲的遭遇将二者贴合在一起？也许，虚拟与现实、戏里与戏外的人都无法逃脱宿命，唯有情义能够抵抗人世的悲苦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