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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美学概论》从现代美学视角，特别是积极借鉴现象学的资源来反观和阐释中华传统美学思想，努力推动其现代转型。该书力求在中华美学思想与现代美学的对话过程中，实现中国传统审美资源在现代美学理念下与现象学理论的深度融合，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通约性的“中华审美现象学”。
关键词：中华美学;审美意象;审美现象学;存在论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中华传统美学进行现代阐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是中国美学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杨春时教授的《中华美学概论》正是此时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具有深厚的时代底蕴和独到的思想见解。
随着我国整体实力的快速提升，正在悄然崛起的中國需要在世界学术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目前中国学界在推动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转型和参与国际对话方面非常重视。传承优良的中华美学精神，融合现代性视角建构现代美学理论，使当代中华美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一、中华美学框架下的意象理论内涵
苏东坡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指出文艺作品的语言精练而含义深刻是最充实的话，言语精炼而回味无穷。首先，《中华美学概论》是对中华传统美学思想的重新整合，中华传统美学思想蕴含在道家思想之中。学界对中华传统美学研究更多集中于纵向性历史研究，对横向空间性研究相对薄弱。以萧公弼的论文《美学·概论》（北京大学寸心杂志1917年版），吕澂的著作《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范寿康的著作《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陈望道的著作《美学概论》（民智书局1927年版），宗白华的论文《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1979年文艺论丛），北京大学哲学系编选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1981年中华书局）等，为中华美学理论的建构撰写拉开帷幕。
作为美学类书籍，《中华美学概论》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以现代美学理论为出发点，对中华传统美学进行概括，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就美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该书的立足点不是西方美学，而是中华民族的古典文化资源。正如杨教授所言：“中华美学对于美学问题的回答主要不是依据哲学思辨，而是直接依据审美经验。”[1]11也正是长期对美学的研究，杨教授发现了中华传统美学的内在特征。同时，也确立了一个重要观点：“审美意象是现象学的现象”。借用现代美学的资源来阐释中华传统美学思想，以“审美意象”作为美学研究的起始点，不仅能促进中华美学的创新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美学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现在既然我们在寻找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那么，显然必须有一种东西借自己的本性而具有这些根源和原因。”[2]中华美学的创新在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观前人所未观、想前人所未想，理论框架的建构更是不容小觑，在建构的过程中努力寻找平衡，使理论发挥其作用。传统美学用本体思维方法研究美学的根本问题。学者李泽厚也谈道：“美的哲学是对美和审美现象做哲学的本质探讨，审美心理学和社会艺术学是以艺术为主要对象作心理的或社会历史的分析考察，三者有时混杂纠缠在一起，有时又有所侧重或片面发展，形成种种不同色彩、倾向的美学理论和派别。”[3]杨春时的《中华美学概论》一书希望在现代美学思想的指导下，发掘并梳理中华美学理论的精髓，传承中华美学传统，“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性的逻辑系统和理论体系。”[1]11从诗学、艺术理论导入，突破传统美学框架的桎梏，让中华传统美学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二元对立”在碰撞中产生惊奇效果，展现主体间性的内涵，超越主体的人生，寻求存在的意义，引发人们深思。
本书的理论贡献如下：
（一）在研究对象上汇总了中国古典美学各个学派有价值的美学观点，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将其内在的逻辑性进行梳理并建构成理论体系，从现代性的视角去反思并且结合西方美学来思考。
（二）通过重审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既客观批判了古代文化所蕴含的蒙昧性、前现代性，又努力实现其现代转型，挖掘中华美学所内蕴的主体间性。以现代美学的视角观中华传统美学的同时，也反观西方美学的缺陷，具有启发意义。
（三）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多层文化背景为出发点，结合西方美学审美的彼岸性、超越性等理念，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宗教、哲学、风俗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究，从审美意识、审美趣味等角度概括其审美超越思想。
（四）从现代性视角对中华美学中的“诗言志”“诗缘情”进行剖析，用现代美学观念来阐释中华传统美学“感兴”“天人合一”，不仅充实了美学相关领域概念的内涵，而且体现了其现代性的思考与研究。
（五）对中华传统美学的审美本质“妙、文、韵、乐、游”与西方美学审美本质进行了客观的论证，用审美体验的方式来探寻审美的意义。
（六）提出“审美意象是现象学的意象”，强调中国传统精神资源的转化问题，用中国精神资源来阐述中国经验，并从审美主义出发，站在“存在论”的高度来思考美学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华美学概论》作为重审当代理论资源、重构中华传统美学的主要著作，开创了集现象学和中国审美意识于一体的“中华审美现象学”的阐释模式，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构建有中华风范的审美现象学
一个时代文艺的繁荣昌盛往往在美学理论思想上也有相应的反映，例如古希腊时期的《理想国》《大希庇阿斯》《诗学》，文艺复兴时期的《论绘画》等。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人类最高的幸福在于‘纯理论’。”[4]《中华美学概论》带给人们的正是在理论探寻中的幸福。杨教授是当代“意象”理论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在他审美现象学的构建与阐释过程中，以“审美意象学是现象的现象”为中心探讨审美意识的问题。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影响”[5]。如何理解存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所谓存在就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具有同一性;是生存的根据，具有本真性。”[1]145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的理论，胡塞尔之后现象学有了转变，海德格尔以及杜夫海纳把审美建立在存在论之上。杜夫海纳指出：“现象：那个非现实的东西，那个‘使我感受’的东西，即在呈现中被给与的和被还原为感性的审美对象。”[6]将意识现象学完善为存在论现象学，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完善为理解“存在”意义的方法论，杜夫海纳把现象学理解为审美现象学。杨教授指出：“如何沟通我与世界，从现实生存进入本真的存在，让人领悟存在的意义，就是现象学的宗旨。现象学的还原，就是从现实体验到超越的体验，实现存在的本真性;从主体性的认知到主体间性的直观，实现存在的同一性。”[1]145-146而现象学是把握存在的一种方法，必须建立在存在论之上。海德格尔将现象学定义为“生存”的体验，这种体验不能感受到存在的含义，所以并没有对现象学进行彻底的完善。杨教授对此非常重视，提出：“完善现象学，必须在审美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即使审美成为真正的现象学‘还原’。”[7]正所谓：“每一个学派、学说都应当寻觅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和最具特色的切入点并且深入下去，而没有必要都建构起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毕竟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地阐述整个美学学科涉及到的全部命题、概念。”[8]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美学将“审美意象”理解为“道”的体现。“道”是美的规律、美的根源、美的本体、美的表现，一般趋向于审美理想，“意象”作为道的现象，具有审美意义。 杨教授汲取现象学理论的精神资源，意在以审美现象学的形式来建构具有中国精神内涵的中华审美现象学，对中华审美现象学性质做出了阐释，并分析西方现象学的理论本质，充分揭示现象学对于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并与现代美学进行沟通。他认为“西方近代美学是认识论美学，审美被看作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审美对象只是主体意识的创造。”[1]143西方美学没有把审美作为现象来看，与之不同，中华美学是审美现象学。其本体是“道”，通过审美来发现“道”的本质，日常现象也可以是“道”的体现。《周易·系辞下》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以类万物之情。”[9] 这里的“易象”可以认为是“道”的体现。由于“道”的文化观念及哲学观念，中华美学与西方美学对本体的认知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华美学观念认为审美意象就是对外界的直接感悟，并以此来创造审美意象，而审美意象就是现象学，也是存在论。西方审美现象偏重时间，中华审美现象偏重空间，中华审美现象学则是通过“象”来显示“道”。中华美学对审美的定义是对世界的直接感悟，并衍生出“审美意象”，这个“审美意象”就是“审美现象学的现象”。
为此，杨教授以“感兴”来阐释意向性的生成;以“真情”“童心”来阐释审美主体与世界的还原;以“意象”“意境”来阐释“审美现象”的展现;以“妙悟”“妙观”来阐释现象学的本质的还原。他认为“感兴论实际是中国的审美发生论，即从现实生存和现实体验升华到审美的自由生存和体验的过程。在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审美现象学。感兴不是主观性的表情，而是物我之间的情感在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互动，而感兴也就成为相当于意向的概念，使对象成为现象。这就是说，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感兴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构成性，是现象发生的契机。”[1]146“兴”是主体处于某种深沉强烈的审美情感中时，外物与主体的内心相呼应，是审美客体被审美主体赋予了生命力，客体让主体产生美感，主体感应客体，从而激发“感兴”。杨教授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和陆机的“感悟兴哀”等观点进行阐释，可以看出，“感兴”主张灵感由感悟所引发，以情感交流来产生审美意象。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杨教授对中华美学中“审美意象”的特点进深刻的剖析与论证，意象具有超越性、直觉性、主体间性，其源于道象具有超越审美意象的非自觉意识。意象不是现实物象的体现，而是超越意义的意象思维。由于中华美学天生就是现象学的显现，中华美学中又包含着审美意象这一核心，中华审美现象学与西方现象学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华审美现象学是情感的显现，具有古典意蕴，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中华美学中审美意象具有情感的体现，与主体是不可分离的;西方美学则是将审美对象当作表象，与审美主体是分离的。正是因为中华美学具有现象学的特征，经过现代美学的洗礼后可以与西方现代美学进行对话并彰显其活力，成为现代美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审美意识在学科范畴中的具体显现[10]。
三、“思与境偕”的传统美学精神
中国古典美学将诗人学者的情思意趣与艺术作品形象融合，称为“思与境偕”。《二十四诗品》有云：“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思”是学者的艺术灵感与想象。“境”是自然景物或学者人生经历的画面，着重强调审美观照的主体与“境”的浑化无迹，学者的灵感、想象与外界镜象融合而创造出优雅的意境。
一名学者的精神境界是从他的学术著作和语言文字中表露出来的，而学术著作和人的精神境界是内外一致的。一本优秀的美学著作除了包含着其学术思想，也涵盖了作者的生活阅历。阅读《中华美学概论》，我们不仅沉浸于古典意象的澄明之境，而且还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文外之旨。《答施愚山侍读书中》有云：“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积理”就是积累主体的理性认识。“练识”是不断地磨练主体的思维，从而形成更深刻的人生见解。这本著作积累了学者多年的研究思考，剖析了许多复杂的问题，通俗易懂。这不仅是一种深厚的学术素养，也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生情操。
杨教授说自己的美学道路：“从生存美学走向存在美学、从主体性美学走向主体间美学，从意识美学走向现象学美学，最后建立了主体间性超越美学。”[11]究其原因，杨教授将中华美学定义为中华审美现象学，是为了把古典“意象”理论与“现象学的现象”联系起来，将生活情感上升到审美情感的层次。把美学建立在审美情感之上，现象学无须探讨本质的问题，审美接触到物质本身就是现象即本质。如此看来，杨教授将诸多理论资源进行归纳总结，是为了寻求中国当代美学新的发展之路。所以，其美学思想具有非常新颖的理论视角，以现代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华古典“意象”理论的精神价值。通过比较中西方美学思想中的差异，对中华美学中的合理思想进行整合，将“意象”置于现代美学理论的框架中进行重新建构。其中许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如：“现象学的现象”将其放入审美中才能成为可能。“道”的体现形式是“审美意象”等，这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对中华古典“意象”理论的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作为一位理论建构的学者，用“现象学”来阐释古典“意象”概念。中华古典“意象”，是由《周易·系辞上》中的“圣人立象以尽意”发展而来，将“意象”定义为审美关照和创作构思时的感受、情志、意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意”为主体审美关照、创作构思时的情志;“象”作为出现在审美主体想象中的外部形象，两者相互交融才能形成在审美主体心中的审美意象和在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意象。“意象”也可以理解为情景交融的产物，其作为事物的本质，也是审美客体对审美主体的表现形式。这些与主体情感相关的情趣、意志是无法用“现象学”这一简单的词汇所涵盖的，需要寻找其与个人生命和宇宙节奏的内在关联[12]。胡塞尔说过：“艺术家与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前者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和在概念中把握这个世界现象的‘意义’，而是在于直觉占有这个现象，以便从中为美学的创造性刻画收集丰富的形象和材料”[13]。在现象学的建构中，西方学者着重探讨视知觉、情感、审美经验等多重因素，而审美意象具有审美属性。 由于西方的“现象学”以及“存在论”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更具学科性和体系性的学说，也能为打破中华传统美学中的蒙昧性并为推动中华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精神资源，以最终实现中国美学“本土话语的国际化”[14]。本书对于西方的现象学始终保持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从中华美学思想中汲取优秀的理论思想，注重从审美上来解读现象学，合理运用“现象学”来阐释中国古典“意象”理论，力图在所谓“西方范式与中国路径”之间需求平衡[15]。但是要摆脱既往思维的桎梏，须以当代艺术问题为出发点，关心当代审美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以辩证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所以在保护与传承自己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对西方美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运用现象学研究中华美学时，仍需注意到两者是在不同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研究路径具有极大的差异性，故而要避免以现象学对中华美学进行强制阐释的问题[16]。
四、结语
在当今社会，随着汉语的普及和国际交流合作越发密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国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些传承几千年的理念已经深深浸润于中华儿女们的心中，并构建出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内涵，让我们拥有文化自信，也让中华美学在新语境下实现所谓“重新出场”[17]。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美学思想，让中华美学走向世界是每一个中国学者都期望的事情。杨教授在该著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整合，强调中国文化资源、阐述中国经验，对当下社会发展探索中国路径、发展中国特色、构建文化自信，为中华美学理论的框架建构提供了新的出路，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为中华当代美学参与国际“对话”搭建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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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晓华.身体思想的整合与中国诗学的重新出场[J].上海文化，2018（2）：15-26.
作者简介：简圣宇，博士，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学、艺术理论。
郭冠男，广西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
关键词：中华美学;审美意象;审美现象学;存在论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中华传统美学进行现代阐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是中国美学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杨春时教授的《中华美学概论》正是此时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具有深厚的时代底蕴和独到的思想见解。
随着我国整体实力的快速提升，正在悄然崛起的中國需要在世界学术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目前中国学界在推动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转型和参与国际对话方面非常重视。传承优良的中华美学精神，融合现代性视角建构现代美学理论，使当代中华美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一、中华美学框架下的意象理论内涵
苏东坡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指出文艺作品的语言精练而含义深刻是最充实的话，言语精炼而回味无穷。首先，《中华美学概论》是对中华传统美学思想的重新整合，中华传统美学思想蕴含在道家思想之中。学界对中华传统美学研究更多集中于纵向性历史研究，对横向空间性研究相对薄弱。以萧公弼的论文《美学·概论》（北京大学寸心杂志1917年版），吕澂的著作《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范寿康的著作《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陈望道的著作《美学概论》（民智书局1927年版），宗白华的论文《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1979年文艺论丛），北京大学哲学系编选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1981年中华书局）等，为中华美学理论的建构撰写拉开帷幕。
作为美学类书籍，《中华美学概论》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以现代美学理论为出发点，对中华传统美学进行概括，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就美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该书的立足点不是西方美学，而是中华民族的古典文化资源。正如杨教授所言：“中华美学对于美学问题的回答主要不是依据哲学思辨，而是直接依据审美经验。”[1]11也正是长期对美学的研究，杨教授发现了中华传统美学的内在特征。同时，也确立了一个重要观点：“审美意象是现象学的现象”。借用现代美学的资源来阐释中华传统美学思想，以“审美意象”作为美学研究的起始点，不仅能促进中华美学的创新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美学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现在既然我们在寻找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那么，显然必须有一种东西借自己的本性而具有这些根源和原因。”[2]中华美学的创新在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观前人所未观、想前人所未想，理论框架的建构更是不容小觑，在建构的过程中努力寻找平衡，使理论发挥其作用。传统美学用本体思维方法研究美学的根本问题。学者李泽厚也谈道：“美的哲学是对美和审美现象做哲学的本质探讨，审美心理学和社会艺术学是以艺术为主要对象作心理的或社会历史的分析考察，三者有时混杂纠缠在一起，有时又有所侧重或片面发展，形成种种不同色彩、倾向的美学理论和派别。”[3]杨春时的《中华美学概论》一书希望在现代美学思想的指导下，发掘并梳理中华美学理论的精髓，传承中华美学传统，“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性的逻辑系统和理论体系。”[1]11从诗学、艺术理论导入，突破传统美学框架的桎梏，让中华传统美学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二元对立”在碰撞中产生惊奇效果，展现主体间性的内涵，超越主体的人生，寻求存在的意义，引发人们深思。
本书的理论贡献如下：
（一）在研究对象上汇总了中国古典美学各个学派有价值的美学观点，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将其内在的逻辑性进行梳理并建构成理论体系，从现代性的视角去反思并且结合西方美学来思考。
（二）通过重审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既客观批判了古代文化所蕴含的蒙昧性、前现代性，又努力实现其现代转型，挖掘中华美学所内蕴的主体间性。以现代美学的视角观中华传统美学的同时，也反观西方美学的缺陷，具有启发意义。
（三）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多层文化背景为出发点，结合西方美学审美的彼岸性、超越性等理念，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宗教、哲学、风俗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究，从审美意识、审美趣味等角度概括其审美超越思想。
（四）从现代性视角对中华美学中的“诗言志”“诗缘情”进行剖析，用现代美学观念来阐释中华传统美学“感兴”“天人合一”，不仅充实了美学相关领域概念的内涵，而且体现了其现代性的思考与研究。
（五）对中华传统美学的审美本质“妙、文、韵、乐、游”与西方美学审美本质进行了客观的论证，用审美体验的方式来探寻审美的意义。
（六）提出“审美意象是现象学的意象”，强调中国传统精神资源的转化问题，用中国精神资源来阐述中国经验，并从审美主义出发，站在“存在论”的高度来思考美学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华美学概论》作为重审当代理论资源、重构中华传统美学的主要著作，开创了集现象学和中国审美意识于一体的“中华审美现象学”的阐释模式，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构建有中华风范的审美现象学
一个时代文艺的繁荣昌盛往往在美学理论思想上也有相应的反映，例如古希腊时期的《理想国》《大希庇阿斯》《诗学》，文艺复兴时期的《论绘画》等。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人类最高的幸福在于‘纯理论’。”[4]《中华美学概论》带给人们的正是在理论探寻中的幸福。杨教授是当代“意象”理论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在他审美现象学的构建与阐释过程中，以“审美意象学是现象的现象”为中心探讨审美意识的问题。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影响”[5]。如何理解存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所谓存在就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具有同一性;是生存的根据，具有本真性。”[1]145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的理论，胡塞尔之后现象学有了转变，海德格尔以及杜夫海纳把审美建立在存在论之上。杜夫海纳指出：“现象：那个非现实的东西，那个‘使我感受’的东西，即在呈现中被给与的和被还原为感性的审美对象。”[6]将意识现象学完善为存在论现象学，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完善为理解“存在”意义的方法论，杜夫海纳把现象学理解为审美现象学。杨教授指出：“如何沟通我与世界，从现实生存进入本真的存在，让人领悟存在的意义，就是现象学的宗旨。现象学的还原，就是从现实体验到超越的体验，实现存在的本真性;从主体性的认知到主体间性的直观，实现存在的同一性。”[1]145-146而现象学是把握存在的一种方法，必须建立在存在论之上。海德格尔将现象学定义为“生存”的体验，这种体验不能感受到存在的含义，所以并没有对现象学进行彻底的完善。杨教授对此非常重视，提出：“完善现象学，必须在审美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即使审美成为真正的现象学‘还原’。”[7]正所谓：“每一个学派、学说都应当寻觅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和最具特色的切入点并且深入下去，而没有必要都建构起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毕竟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地阐述整个美学学科涉及到的全部命题、概念。”[8]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美学将“审美意象”理解为“道”的体现。“道”是美的规律、美的根源、美的本体、美的表现，一般趋向于审美理想，“意象”作为道的现象，具有审美意义。 杨教授汲取现象学理论的精神资源，意在以审美现象学的形式来建构具有中国精神内涵的中华审美现象学，对中华审美现象学性质做出了阐释，并分析西方现象学的理论本质，充分揭示现象学对于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并与现代美学进行沟通。他认为“西方近代美学是认识论美学，审美被看作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审美对象只是主体意识的创造。”[1]143西方美学没有把审美作为现象来看，与之不同，中华美学是审美现象学。其本体是“道”，通过审美来发现“道”的本质，日常现象也可以是“道”的体现。《周易·系辞下》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以类万物之情。”[9] 这里的“易象”可以认为是“道”的体现。由于“道”的文化观念及哲学观念，中华美学与西方美学对本体的认知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华美学观念认为审美意象就是对外界的直接感悟，并以此来创造审美意象，而审美意象就是现象学，也是存在论。西方审美现象偏重时间，中华审美现象偏重空间，中华审美现象学则是通过“象”来显示“道”。中华美学对审美的定义是对世界的直接感悟，并衍生出“审美意象”，这个“审美意象”就是“审美现象学的现象”。
为此，杨教授以“感兴”来阐释意向性的生成;以“真情”“童心”来阐释审美主体与世界的还原;以“意象”“意境”来阐释“审美现象”的展现;以“妙悟”“妙观”来阐释现象学的本质的还原。他认为“感兴论实际是中国的审美发生论，即从现实生存和现实体验升华到审美的自由生存和体验的过程。在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审美现象学。感兴不是主观性的表情，而是物我之间的情感在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互动，而感兴也就成为相当于意向的概念，使对象成为现象。这就是说，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感兴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构成性，是现象发生的契机。”[1]146“兴”是主体处于某种深沉强烈的审美情感中时，外物与主体的内心相呼应，是审美客体被审美主体赋予了生命力，客体让主体产生美感，主体感应客体，从而激发“感兴”。杨教授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和陆机的“感悟兴哀”等观点进行阐释，可以看出，“感兴”主张灵感由感悟所引发，以情感交流来产生审美意象。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杨教授对中华美学中“审美意象”的特点进深刻的剖析与论证，意象具有超越性、直觉性、主体间性，其源于道象具有超越审美意象的非自觉意识。意象不是现实物象的体现，而是超越意义的意象思维。由于中华美学天生就是现象学的显现，中华美学中又包含着审美意象这一核心，中华审美现象学与西方现象学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华审美现象学是情感的显现，具有古典意蕴，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中华美学中审美意象具有情感的体现，与主体是不可分离的;西方美学则是将审美对象当作表象，与审美主体是分离的。正是因为中华美学具有现象学的特征，经过现代美学的洗礼后可以与西方现代美学进行对话并彰显其活力，成为现代美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审美意识在学科范畴中的具体显现[10]。
三、“思与境偕”的传统美学精神
中国古典美学将诗人学者的情思意趣与艺术作品形象融合，称为“思与境偕”。《二十四诗品》有云：“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思”是学者的艺术灵感与想象。“境”是自然景物或学者人生经历的画面，着重强调审美观照的主体与“境”的浑化无迹，学者的灵感、想象与外界镜象融合而创造出优雅的意境。
一名学者的精神境界是从他的学术著作和语言文字中表露出来的，而学术著作和人的精神境界是内外一致的。一本优秀的美学著作除了包含着其学术思想，也涵盖了作者的生活阅历。阅读《中华美学概论》，我们不仅沉浸于古典意象的澄明之境，而且还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文外之旨。《答施愚山侍读书中》有云：“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积理”就是积累主体的理性认识。“练识”是不断地磨练主体的思维，从而形成更深刻的人生见解。这本著作积累了学者多年的研究思考，剖析了许多复杂的问题，通俗易懂。这不仅是一种深厚的学术素养，也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生情操。
杨教授说自己的美学道路：“从生存美学走向存在美学、从主体性美学走向主体间美学，从意识美学走向现象学美学，最后建立了主体间性超越美学。”[11]究其原因，杨教授将中华美学定义为中华审美现象学，是为了把古典“意象”理论与“现象学的现象”联系起来，将生活情感上升到审美情感的层次。把美学建立在审美情感之上，现象学无须探讨本质的问题，审美接触到物质本身就是现象即本质。如此看来，杨教授将诸多理论资源进行归纳总结，是为了寻求中国当代美学新的发展之路。所以，其美学思想具有非常新颖的理论视角，以现代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华古典“意象”理论的精神价值。通过比较中西方美学思想中的差异，对中华美学中的合理思想进行整合，将“意象”置于现代美学理论的框架中进行重新建构。其中许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如：“现象学的现象”将其放入审美中才能成为可能。“道”的体现形式是“审美意象”等，这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对中华古典“意象”理论的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作为一位理论建构的学者，用“现象学”来阐释古典“意象”概念。中华古典“意象”，是由《周易·系辞上》中的“圣人立象以尽意”发展而来，将“意象”定义为审美关照和创作构思时的感受、情志、意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意”为主体审美关照、创作构思时的情志;“象”作为出现在审美主体想象中的外部形象，两者相互交融才能形成在审美主体心中的审美意象和在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意象。“意象”也可以理解为情景交融的产物，其作为事物的本质，也是审美客体对审美主体的表现形式。这些与主体情感相关的情趣、意志是无法用“现象学”这一简单的词汇所涵盖的，需要寻找其与个人生命和宇宙节奏的内在关联[12]。胡塞尔说过：“艺术家与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前者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和在概念中把握这个世界现象的‘意义’，而是在于直觉占有这个现象，以便从中为美学的创造性刻画收集丰富的形象和材料”[13]。在现象学的建构中，西方学者着重探讨视知觉、情感、审美经验等多重因素，而审美意象具有审美属性。 由于西方的“现象学”以及“存在论”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更具学科性和体系性的学说，也能为打破中华传统美学中的蒙昧性并为推动中华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精神资源，以最终实现中国美学“本土话语的国际化”[14]。本书对于西方的现象学始终保持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从中华美学思想中汲取优秀的理论思想，注重从审美上来解读现象学，合理运用“现象学”来阐释中国古典“意象”理论，力图在所谓“西方范式与中国路径”之间需求平衡[15]。但是要摆脱既往思维的桎梏，须以当代艺术问题为出发点，关心当代审美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以辩证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所以在保护与传承自己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对西方美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运用现象学研究中华美学时，仍需注意到两者是在不同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研究路径具有极大的差异性，故而要避免以现象学对中华美学进行强制阐释的问题[16]。
四、结语
在当今社会，随着汉语的普及和国际交流合作越发密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国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些传承几千年的理念已经深深浸润于中华儿女们的心中，并构建出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内涵，让我们拥有文化自信，也让中华美学在新语境下实现所谓“重新出场”[17]。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美学思想，让中华美学走向世界是每一个中国学者都期望的事情。杨教授在该著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整合，强调中国文化资源、阐述中国经验，对当下社会发展探索中国路径、发展中国特色、构建文化自信，为中华美学理论的框架建构提供了新的出路，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为中华当代美学参与国际“对话”搭建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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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简圣宇，博士，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学、艺术理论。
郭冠男，广西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