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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灰蒙蒙的，沒有一片云。北京的迷笛音乐节上，乐声震天。
这个雾霾天让周嵘有些“开心”。这个绿色和平的成员，要在这里干一件跟音乐沒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发放一本叫《呼吸有态度》的公众健康指南。空气不好，反而越能引人注意。
这个健康指南是指导人们在污染天气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公民不知道一个200或300的污染指数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我们更关心遇到一个雾霾天家里的老人出去买菜会不会影响健康，孩子能不能放心地出去郊游。”
神秘的数字
“首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空气污染指数77；空气质量属于良。西北部地区为良，东北部地区为良，西南部地区为良，东南部地区为良，中心城区为良。请看预报情况，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空气污染指数，70到90；明天白天首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空气污染指数80到100。”
每天北京卫视《北京新闻》后，都会有这样一段40秒的空气质量播报。周嵘觉得这40秒可以用来“做点更有用的事儿”。
周嵘是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本科读的环境工程专业，来北京之前她一直在广东省环保局工作。PM2.5纳入空气污染指数计算之前，她就可以轻松地用检测数据换算出含有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多少。
但在编写《呼吸有态度》公众健康指南时，周嵘却一直在想，怎么用最少的数据来告诉大家如何采取防范措施。
周嵘把空气污染指数、PM2.5这些难懂的数据和空气能见度进行了换算。翻开这本公众健康指南，你得到提示会是这样：在空气能见度小于两米的重度霾天气，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等单位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驾驶人员谨慎驾驶；空气质量差，人员需适当防护；呼吸道疾病患者尽量避免外出，外出时可戴上口罩。
“知道其实不难，环保部的网站上就发布了健康提醒。”赵越在北京市环保局工作了三十多年，现任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副主任。
不过，要在环保部网站寻找空气污染健康提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需要先登录环保部网站，点击二级页面科技标准司=>导航=>最新文件里找到了一份《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的文件。下载这份文件翻到第十页时，你才能看到了一张空气质量指数相关信息的表格。这张表格介绍了不同等级的空气质量指数对于健康的影响情况，及建议采取的措施。
更重要的是，环保部门虽然每天公布污染指数，可并不在预报中提醒你该不该戴口罩，该不该出门。
周嵘也看过这份环保局文件中的健康提醒，“普通人很难找得到，而且并不直观”。周嵘制作《呼吸有态度》其实是借鉴了美国和香港环境保护署的空气污染公民提醒。
美国环境保护署制作了一个AirNow网站，这个网站除了介绍空气质量指数是什么，如何理解空气污染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对于公民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个空气质量指数计算器。周嵘打开这个计算器的网页，在污染源里输入PM2.5，浓度值里输入200，弹出了三个对话框，分别显示了易感人群为：有呼吸道或心脏病的患者，以及老人和孩子。健康影响为：心肺疾病恶化或死亡可能性增加或引起老年人的过早死亡；增加普通人群的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注意事项为：患有呼吸道或心脏病，老人和儿童应该避免长时间的工作，其他人应该限制长期工作。“增加这项工作对于政府来说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周嵘看来，有一点比PM2.5纳入空气质量指数测试更为重要，“把减少污染数字的标准改为关注公民健康的标准”。
十年又十年
2011年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出台。执行了15年的空气污染指数（API）技术标准改为多数发达国家施行的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标准。
AQI取代API最直观的改变是，污染源PM2.5纳入空气质量指数计算标准，日均值和年均值计算的取样数据增多。
“标准的改变会让我们的指数更为客观，”但对于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来说，他更看重另外一点改变，“我一直在强调空气质量指数与公民健康之间的关系。”
柴发合十年前开始接管环保部交给研究院的大项目——从API到AQI，这并不是一个会有重大科学发现的研究，而是为政策调整做可行性分析。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AQI标准，这个标准计算出来的空气质量指数的定性标准是注重公民的健康质量的，不同指数对应的等级不是轻度污染、重度污染，而是健康、不健康。另外，空气质量指数的国际惯例是在每一种污染定性后面必须有对应的公民行动提醒和对老人、儿童、特殊疾病患者的健康提醒。
“无论是API，还是AQI，指数最根本的作用都应该是用来保护公众健康和公共福利的，这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此后，柴发合多次在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中提出在公布API数据时增加特殊人群的健康提醒，但都无功而返。
柴发合甚至曾经直接在会上和人吵架，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下，应该把科研精力放在哪？这样的问题，柴发合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1982年，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制定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检测项目为6项。这个检测数据供环保部门研究使用，并沒有关于空气质量的定性分析。
几年后，沈阳市环保局自行分析了当地的污染形成的原因和气象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气象和污染之间的一些定量和半定量的关系，然后来预报第二天的空气质量状况。
当时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的柴发合已经觉得沈阳的预报系统是一个值得推广的研究方法。
柴发合开始做空气质量预测的研究报告。在当时，减少环境污染都还不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话题，很多人觉得柴发合在做一项与发展无关的研究。
十多年后，1996年《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经过那一次修订，标准改名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检测项目增加到十项。修订后新标准中出现了空气污染指数，这是一个把各种污染源的检测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给空气污染评级、定性的量化方式。“当然虽然只是周报形式，但总算是进步，终于告诉人们这些污染到底意味着什么。” 此后，环保部又在2000年进行了局部修改，取消了氮氧化物指标，并放宽了二氧化氮和臭氧的标准。这一年，环保部开始检测PM2.5，但并不纳入空气污染指数的计算。
标准是“政治”问题
从空气污染指数诞生至今，环保部门监测的污染源数目从最初的六项增加到了十项，但空气污染指数的计算标准却始终是雷打不动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物。
2008年，环保部下达了通知，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项目。
之后，环保部两次召开研讨会征集修订意见，PM2.5引入标准之争。
十五年未变的计算标准要有所突破必将引起一场群体利益的博弈。
当时有媒体报道，“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态度显得微妙”。
“这不单纯是科学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有官员曾向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院王庚辰直言，“他们担心新标准实行后每年达标的天数骤降，可能会影响职能部门的声誉，更会危及旅游、投资等行业发展”。
“这种微妙既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也有政府官员对于政绩考核的担忧”，柴发合理解地方政府官员的担忧。
柴发合解释从经济发展角度讲，目前普遍认为PM2.5污染源来自日常发电、工业生产、汽车尾气排放等。“这并不像从前控制二氧化硫那样，只要强制工厂脱硫脱硝就能实现。如果PM2.5纳入政绩考核，很可能需要限制生产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在API的标准中日均值取样不得少于12小时，年均值取样不得少于80天。柴发合认为，“这给地方环保局留了一定的可操作空间的，为了数据好看，可以把污染特别恶劣的几天去掉。”改为AQI后，日均值取样不得少于20小时，年均值取样不得少于324天。“原来是绿色的达标城市，忽然变成红色的不达标，可能会引起社会情绪。”
2007年1月1日，一个鼓励各省（自治区）开展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活动的政府发文掀起了地方环保风。环保“创模”后，从地方环境公报上看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环境污染程度明显改善。
第一次评选，300多个城市成为了模范城市。
“托‘创模’的福，地方开始关心API了，因为它成了一个考核指标”，要创建模范城市，每年的城市环境综合考核还有包括API年均值评优都是硬性指标，地方的反应让柴发合哭笑不得，“今天是什么天？是良还是优，是污染还是重污染？市长们每天必给环保局打一个电话，一天一天算着API过日子”。
找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到地方去讲污染控制的人越来越多了。
前不久，柴发合到杭州市去做升级AQI技术标准和新增PM2.5的工作报告，杭州市政协主席、副主席政协委员、各部门的代表全都赶过来听报告。
还沒开会，就有人来问柴发和，“柴院长，您看PM2.5到2016年能不能控制住？”
从2016年1月1日，将是AQI的正式转型日，从那一天开始AQI将作为政府政绩考核标准。
到2016年，还有四年，在绿色和平的周嵘看来，很多事情，并不需要等到四年后再做。
她翻开自己的工作文件夹，找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
那张注明了空气质量指数对于健康的影响情况及建议采取的措施的表格被周嵘用记号笔圈了出来。“政绩考核可以等，但只要政府想做，明天这张表格就可以出现在环保部的首页上。”
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最需要的是，在每天官方公布空气污染指数后，增加一个公民健康提醒，指引你该做些什么来保护健康。
这是一个奢侈而需要漫长等待的希望吗？
封面
柴发合多次在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中提出在公布API数据时增加特殊人群的健康提醒，但都无功而返。
空气污染指数在中国
1996年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修订，空气污染指数诞生。
2000年
环保部门开始检测PM2.5,但不纳入空气污染指数的计算。
2007年
全国开启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活动，空气污染指数受到重视。
2008年
空气质量标准开始修订，PM2.5是否引入标准，引发争议。
2012年
环保部下发关于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通知，通知要求，到2012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将监测PM2.5。
至今
官方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都不包含公共健康提醒，那一串串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了解的。
这个雾霾天让周嵘有些“开心”。这个绿色和平的成员，要在这里干一件跟音乐沒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发放一本叫《呼吸有态度》的公众健康指南。空气不好，反而越能引人注意。
这个健康指南是指导人们在污染天气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公民不知道一个200或300的污染指数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我们更关心遇到一个雾霾天家里的老人出去买菜会不会影响健康，孩子能不能放心地出去郊游。”
神秘的数字
“首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空气污染指数77；空气质量属于良。西北部地区为良，东北部地区为良，西南部地区为良，东南部地区为良，中心城区为良。请看预报情况，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空气污染指数，70到90；明天白天首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空气污染指数80到100。”
每天北京卫视《北京新闻》后，都会有这样一段40秒的空气质量播报。周嵘觉得这40秒可以用来“做点更有用的事儿”。
周嵘是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本科读的环境工程专业，来北京之前她一直在广东省环保局工作。PM2.5纳入空气污染指数计算之前，她就可以轻松地用检测数据换算出含有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多少。
但在编写《呼吸有态度》公众健康指南时，周嵘却一直在想，怎么用最少的数据来告诉大家如何采取防范措施。
周嵘把空气污染指数、PM2.5这些难懂的数据和空气能见度进行了换算。翻开这本公众健康指南，你得到提示会是这样：在空气能见度小于两米的重度霾天气，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等单位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驾驶人员谨慎驾驶；空气质量差，人员需适当防护；呼吸道疾病患者尽量避免外出，外出时可戴上口罩。
“知道其实不难，环保部的网站上就发布了健康提醒。”赵越在北京市环保局工作了三十多年，现任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副主任。
不过，要在环保部网站寻找空气污染健康提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需要先登录环保部网站，点击二级页面科技标准司=>导航=>最新文件里找到了一份《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的文件。下载这份文件翻到第十页时，你才能看到了一张空气质量指数相关信息的表格。这张表格介绍了不同等级的空气质量指数对于健康的影响情况，及建议采取的措施。
更重要的是，环保部门虽然每天公布污染指数，可并不在预报中提醒你该不该戴口罩，该不该出门。
周嵘也看过这份环保局文件中的健康提醒，“普通人很难找得到，而且并不直观”。周嵘制作《呼吸有态度》其实是借鉴了美国和香港环境保护署的空气污染公民提醒。
美国环境保护署制作了一个AirNow网站，这个网站除了介绍空气质量指数是什么，如何理解空气污染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对于公民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个空气质量指数计算器。周嵘打开这个计算器的网页，在污染源里输入PM2.5，浓度值里输入200，弹出了三个对话框，分别显示了易感人群为：有呼吸道或心脏病的患者，以及老人和孩子。健康影响为：心肺疾病恶化或死亡可能性增加或引起老年人的过早死亡；增加普通人群的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注意事项为：患有呼吸道或心脏病，老人和儿童应该避免长时间的工作，其他人应该限制长期工作。“增加这项工作对于政府来说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周嵘看来，有一点比PM2.5纳入空气质量指数测试更为重要，“把减少污染数字的标准改为关注公民健康的标准”。
十年又十年
2011年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出台。执行了15年的空气污染指数（API）技术标准改为多数发达国家施行的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标准。
AQI取代API最直观的改变是，污染源PM2.5纳入空气质量指数计算标准，日均值和年均值计算的取样数据增多。
“标准的改变会让我们的指数更为客观，”但对于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来说，他更看重另外一点改变，“我一直在强调空气质量指数与公民健康之间的关系。”
柴发合十年前开始接管环保部交给研究院的大项目——从API到AQI，这并不是一个会有重大科学发现的研究，而是为政策调整做可行性分析。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AQI标准，这个标准计算出来的空气质量指数的定性标准是注重公民的健康质量的，不同指数对应的等级不是轻度污染、重度污染，而是健康、不健康。另外，空气质量指数的国际惯例是在每一种污染定性后面必须有对应的公民行动提醒和对老人、儿童、特殊疾病患者的健康提醒。
“无论是API，还是AQI，指数最根本的作用都应该是用来保护公众健康和公共福利的，这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此后，柴发合多次在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中提出在公布API数据时增加特殊人群的健康提醒，但都无功而返。
柴发合甚至曾经直接在会上和人吵架，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下，应该把科研精力放在哪？这样的问题，柴发合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1982年，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制定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检测项目为6项。这个检测数据供环保部门研究使用，并沒有关于空气质量的定性分析。
几年后，沈阳市环保局自行分析了当地的污染形成的原因和气象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气象和污染之间的一些定量和半定量的关系，然后来预报第二天的空气质量状况。
当时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的柴发合已经觉得沈阳的预报系统是一个值得推广的研究方法。
柴发合开始做空气质量预测的研究报告。在当时，减少环境污染都还不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话题，很多人觉得柴发合在做一项与发展无关的研究。
十多年后，1996年《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经过那一次修订，标准改名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检测项目增加到十项。修订后新标准中出现了空气污染指数，这是一个把各种污染源的检测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给空气污染评级、定性的量化方式。“当然虽然只是周报形式，但总算是进步，终于告诉人们这些污染到底意味着什么。” 此后，环保部又在2000年进行了局部修改，取消了氮氧化物指标，并放宽了二氧化氮和臭氧的标准。这一年，环保部开始检测PM2.5，但并不纳入空气污染指数的计算。
标准是“政治”问题
从空气污染指数诞生至今，环保部门监测的污染源数目从最初的六项增加到了十项，但空气污染指数的计算标准却始终是雷打不动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物。
2008年，环保部下达了通知，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项目。
之后，环保部两次召开研讨会征集修订意见，PM2.5引入标准之争。
十五年未变的计算标准要有所突破必将引起一场群体利益的博弈。
当时有媒体报道，“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态度显得微妙”。
“这不单纯是科学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有官员曾向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院王庚辰直言，“他们担心新标准实行后每年达标的天数骤降，可能会影响职能部门的声誉，更会危及旅游、投资等行业发展”。
“这种微妙既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也有政府官员对于政绩考核的担忧”，柴发合理解地方政府官员的担忧。
柴发合解释从经济发展角度讲，目前普遍认为PM2.5污染源来自日常发电、工业生产、汽车尾气排放等。“这并不像从前控制二氧化硫那样，只要强制工厂脱硫脱硝就能实现。如果PM2.5纳入政绩考核，很可能需要限制生产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在API的标准中日均值取样不得少于12小时，年均值取样不得少于80天。柴发合认为，“这给地方环保局留了一定的可操作空间的，为了数据好看，可以把污染特别恶劣的几天去掉。”改为AQI后，日均值取样不得少于20小时，年均值取样不得少于324天。“原来是绿色的达标城市，忽然变成红色的不达标，可能会引起社会情绪。”
2007年1月1日，一个鼓励各省（自治区）开展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活动的政府发文掀起了地方环保风。环保“创模”后，从地方环境公报上看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环境污染程度明显改善。
第一次评选，300多个城市成为了模范城市。
“托‘创模’的福，地方开始关心API了，因为它成了一个考核指标”，要创建模范城市，每年的城市环境综合考核还有包括API年均值评优都是硬性指标，地方的反应让柴发合哭笑不得，“今天是什么天？是良还是优，是污染还是重污染？市长们每天必给环保局打一个电话，一天一天算着API过日子”。
找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到地方去讲污染控制的人越来越多了。
前不久，柴发合到杭州市去做升级AQI技术标准和新增PM2.5的工作报告，杭州市政协主席、副主席政协委员、各部门的代表全都赶过来听报告。
还沒开会，就有人来问柴发和，“柴院长，您看PM2.5到2016年能不能控制住？”
从2016年1月1日，将是AQI的正式转型日，从那一天开始AQI将作为政府政绩考核标准。
到2016年，还有四年，在绿色和平的周嵘看来，很多事情，并不需要等到四年后再做。
她翻开自己的工作文件夹，找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
那张注明了空气质量指数对于健康的影响情况及建议采取的措施的表格被周嵘用记号笔圈了出来。“政绩考核可以等，但只要政府想做，明天这张表格就可以出现在环保部的首页上。”
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最需要的是，在每天官方公布空气污染指数后，增加一个公民健康提醒，指引你该做些什么来保护健康。
这是一个奢侈而需要漫长等待的希望吗？
封面
柴发合多次在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中提出在公布API数据时增加特殊人群的健康提醒，但都无功而返。
空气污染指数在中国
1996年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修订，空气污染指数诞生。
2000年
环保部门开始检测PM2.5,但不纳入空气污染指数的计算。
2007年
全国开启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活动，空气污染指数受到重视。
2008年
空气质量标准开始修订，PM2.5是否引入标准，引发争议。
2012年
环保部下发关于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通知，通知要求，到2012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将监测PM2.5。
至今
官方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都不包含公共健康提醒，那一串串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