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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影《神鞭》是正剧，《京都球侠》是喜剧，电视剧《抗日奇侠》更像闹剧。这三部影视作品，都披着“中国武术大破侵略者”的外衣，背后走向则是从反思到意淫。
女主角在屋顶之间飞来飞去，如同直升机一样原地起降；像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里基努里维斯一样躲闪子弹；更能杀人于无形，敌人外表毫无伤痕，脏腑却被震得粉碎……
它看起来是一部玄幻武侠剧，甚至女主角的名字都是那么武侠风的“无娇”。可事实上，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抗日“红剧”。
2011年，这部名为《抗日奇侠》的电视剧一亮相，便引发热议，尤其是其过于夸张的武侠风格和动作，有观众直接将其称为“雷剧”、“抗日网游”。
在所有对《抗日奇侠》的关注里，被提起最多的是“如此恶搞抗日历史该不该？”“用中国功夫保家卫国是否真实可行？有人考证过吗？”
可这并不妨碍《抗日奇侠》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据称，《抗日奇侠》卖出了四亿元，而其总投资仅在“2000多到3000万”。
抗日娱乐剧
随着情节推进，《抗日奇侠》的“武侠风格”显露无遗：
抗日英雄个个神功盖世，有的练过鹰爪功，有的会开碑裂石的铁砂掌，有的是太极拳顶尖高手，有的轻功绝妙，能追上自己扔出去的飞镖，有的一拳打去，敌人要不穿肠破肚，有时候还会无声地裂成两坐……
面对这样的抗日奇侠，剧中日本指挥官说：我们用枪炮刀剑杀人，而中国人，却用手掌和绣花针杀人……中国人的一双肉掌，一枚绣花针，对我们造成的心理恐慌，就远大于我们的飞机大炮。
“天雷滚滚，古龙再世！武侠场面和爆炸场面跟电脑游戏里的差不多”、“金刚掌……天外飞仙……各种超越地球引力的大神们……就是一群奥特曼下凡打击日本侵略者！”部分网友面对如此“奇侠”，连呼崩溃。
也有观众认为，武侠抗日虽远离现实，可只要好看好玩就行，何况还能激起心中的爱国之情，力挺其为“神作”。
有娱评人评论说：“对类似于网游的娱乐，当然不必过于较真。可问题是大家现在普遍不愿意看书，更愿意娱乐，更愿意回避尖锐、不愉快的史实和事实，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毕竟，抗日是一段历史，终究不是金庸小说，不是美国科幻电影。”
对于《抗日奇侠》动作场面引发的争议，《抗日奇侠》的武术指导谭俏有些意外：“在拍摄的时候，的确在剧中加入了一些美国大片的动作元素，希望能够产生更强大的冲击力，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抗日是個严肃题材，创作时我们也秉着严肃的态度，我也没想到会达到这种娱乐效果。”
“但是，有关注远比没关注好。”谭俏说。
谭俏是著名武术指导袁和平的弟子，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革命题材电视剧中担任武术指导。
谭俏认为的搞革新、求关注，在观众和网友那里得到的多数反馈是：这么搞实在是巨雷、伤不起。
有人以嘲讽的口吻，直接发问：既然中国的大侠这样有本事，让他们给我军多带几个徒弟不就行了？
而市场的回应则让《抗日奇侠》制片方感觉美好很多：第一轮播出时收视飘红，在江苏、广东、北京等多家地面电视台取得了当地的收视冠军，在二线卫视播出，收视上一度打败湖南和江苏的主力剧集。
《抗日奇侠》制片人武亚辉曾表示，《抗日奇侠》二期卖出时，达到了一集200万好的成绩，随后还有海外版和数字电影版。
按照一集200万的价格计算，共35集的《抗日奇侠》至少可以为制片方带来7000万的收入，而据武亚辉披露，整部电视剧的总投资为“2000多到3000万”。要知道，在中国现有影视剧市场里，一般电视剧能够达到40%—50%的利润率已属不易，《抗日奇侠》至少已经翻了一倍。国内某著名娱乐周刊直斥《抗日奇侠》“充斥其中的意淫和武打，赤裸裸地把目标锁定为最广大的电视观众。‘红剧’，只是一个幌子及保护色”。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球侠”的时代
2010年，《抗日奇侠》出品方找到导演谢洪，邀请他拍摄一部电视剧。讨论期间，出品方提到他们已经制作了一部电视剧《抗日奇侠》，正准备播出。听了对方对《抗日奇侠》的描述，谢洪心想：“动用不可思议的手段，这又是一部志在必得的妄想故事。”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谢洪曾经执导的电影《京都球侠》与《抗日奇侠》有着相同之处：用中国武术反击外来侵略者，并取得胜利。
拍摄于1987年的《京都球侠》，缘起于中国足球黑暗的一天。
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在打平即可出线的形势下，主场1：2输给了香港队，丢失进军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绝佳机会。
比赛结束后，8万名球迷爆发了，他们不仅掀翻了球队的大巴，连路边停靠的小汽车都未能幸免于难。
在现场的谢洪，目睹了这一切。
后来，时任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告诉谢洪，当天晚上，球迷聚集在体育家属宿舍外面，朝楼道里楼底扔鞋和鞋垫，加起来超过2000双，“骂我们踢得臭。”
“5.19惨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谢洪决定做一部关于足球的喜剧电影。
他要讲一群“草根英雄”的故事：“他们都是小人物，大多是底层的，会功夫，各有绝技，用正常足球规则不能想象的办法，打败了欺压中国让他们愤怒的外国足球队。在足球场上，他们打败了侵略者。”
时隔25年，谢洪承认，这部电影迎合了两种心态，一种是万千对中国足球感兴趣的人，看了特别解气，现实生活中赢不了，咱们电影中赢，而赢球的主要原因又是中国功夫。一种是官方的心态。
在电影中，义和团流寇郝豹子，小偷照狐狸，民间高手刘二刘三兄弟，手上像装了磁铁一样的守门员，谢洪让这群草根英雄或多或少都掌握一些中国功夫。
为了帮助谢洪选踢毽子的哥俩，北京市毽子协会给他找来了70多个踢毽子高手，让谢洪大开眼界，“眼都看花了。”
卖西瓜的守门员的原型，则是谢洪在北京郊区看到的卖瓜农民，“你如果看到他们扔西瓜接西瓜的场面，那真是奇迹。”
出任这些配角的，有姜昆、有陈佩斯，他们当时已经是出名的喜剧明星。不过，谢洪清楚地知道，无论配角多么出彩，《京都球侠》还是需要一个“穿古装的主旋律英雄”。 这个英雄就是张丰毅饰演的周天，一个留洋归来的翰林院编修。谢洪特意把周天设计为留洋学法律的，“在一个即将崩溃的王朝，法律是没有用的。”这就有了《京都球侠》里的一句台词：“法律，在中国用得上？”
《京都球侠》里的周天，空有一肚子知識，却被德太监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压制。“一帮太监，一帮不正常的、畸形的人，压制正常的人，寓意社会运转不灵，不该在位的人在位了，导致社会的衰落。”
不过，在他看来，周天身上一定要有“正确的责任感”：“打个比方，一个八路军的政委训练一帮土匪抗日，这一定成立，土匪本身觉醒抗日，都不如这个好。”
1987年，片子拍完后，照例要送去审查。当年27岁的导演谢洪，琢磨了不少颇具意味的台词，比如“法律？在中国用得上？到我孙子辈，也许能用得上。”他原本以为类似这类台词风险较大，却全部保留了。
删掉的只有一句台词。姜昆饰演的妓院老鸨大茶壶，领着手下一帮妓女去犒劳球员们，大茶壶吆喝着：哎，你们留点中气啊，别像空心萝卜似的。
“把空心萝卜删掉。”面对这唯一要求，多年以后，谢洪忍不住赞叹：“当时真的很开明，非常开明。”
而在随后目睹的一个小插曲，也能作证“开明”的时代特色。《京都球侠》受邀参加巴黎电影节两天后，柏林电影节组委会来中国要片子，找点名要张艺谋的《红高粱》。这是部充满个人色彩、完全不主旋律的电影。谢洪曾与时任电影局局长一起吃饭，谈起《红高粱》，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儿。讨论到最后，在座电影局领导的意见综合起来就是：推主旋律是没有市场的，不管是否得奖，起码让世界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鬼才”，也是不错的事儿。
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回国后倍遭争议。
那一切发生在1987年，开放、自由的空气，源源不断地灌入原本沉闷的社会。
“辫剪了，神留着”
《京都球侠》获得了成功。
1987年，《京都球侠》获得了法国巴黎1988年华语影视片雄狮奖，谢洪也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导演”。
巴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在电影里，我能感受到导演的悲情、愤懑，和对中国国粹问题的思考。”
法国导演协会给谢洪开欢迎会，协会领导人说，我认为在20年内，中国电影令全世界必然感兴趣的有三件事，第一，辫子，第二，大烟，第三，妓女。
坐在一旁的谢洪心里不是滋味儿：“人家完全把你当糟粕看。”
在国内，反响则更好。《京都球侠》的首映放在了首都电影院。电影开播两分多钟，楼上楼下掌声笑声不停，影院经理小跑着冲上二楼贵宾席，抓着谢洪的手，说，谢导，听见了没有，“这才是人民的电影！”
《京都球侠》总投资67万人民币，在当时国产单片非革命战争题材里，算是“较高”的了。结果，《京都球侠》获得了半年的票房冠军和全年的票房亚军。“现在来说，它就是当年的《疯狂的石头》。”谢洪说。
在1987年，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商业片热潮，除了《京都球侠》之外，代表性的电影还有《神鞭》、《二子开店》、《最后的疯狂》、《顽主》等。这些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电影，并没有完全被商业化所淹没，用谢洪的话来说，“它们想表达的对于时代的思索与看法，显然更多。”与《京都球侠》几乎同时诞生并引起广泛的讨论的是电影《神鞭》。
《神鞭》与《京都球侠》在情节上非常相似，都是中国功夫与外国侵略者的对抗。但两部电影的诞生却截然不同，《京都球侠》是直接奔着电影创造去的，《神鞭》则是由著名作家冯骥才在1985年先创作出小说，两年后，才改编为电影的。这也让这部电影的文化底蕴和反思更为深厚。
《神鞭》讲了清末天津，卖炸豆腐的憨实汉子傻二拥有祖传神功，加入了义和团，用一条辫子把蔑视中国人的东洋武士打得晕头转向，可洋枪却打断了傻二的“神鞭”，令他失魂落魄。后来，傻二放弃神鞭，练就了百发百中的神枪。
电影最后，傻二摘下围巾，露出光头，说出了一句经典台词：“辫剪了，神留着”，随后飞身上马，消失在金色的树林中。
在小说和电影中，那根神奇的辫子，“挥洒自如，刚猛又轻柔，灵巧又恢宏”，“随心所欲，意到辫子到，甚至意未到辫子已到。这辫子上仿佛有先知先觉”，似乎是祖宗的精灵附在上边。可《神鞭》之神，并非只是武功，更多的则是传达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傻二没有抱着祖宗的“精血”不放，而是跟随时代、历史前进的脚步的变革，由“神鞭”变为“神枪手”，求得生存权。
就像法国巴黎大学评价《京都球侠》体现了“对中国国粹问题的思考”一样，《神鞭》也是如此。“它想表达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带着过去的东西，面对一个新的时代。”谢洪说。
从反思意淫到意淫
1980年代的新时代早已过去，更新的时代闯了进来。
近两三年来，谢洪比较欣赏的抗日剧是类似《悬崖》、《借枪》一类的，“创造了人物与意境。”可电视台的朋友告诉谢洪，《借枪》虽好，可收视并不理想。谢洪不解，问为什么。朋友说，里面的生活琐事太多，主角一会儿借钱，一会儿怎么样，老百姓要看的就是怎么和日本人干，这样才有收视保证。
某一线卫视影视中心负责人将其比喻为“臭豆腐”现象：闻着不好闻，即口碑不好，可是吃着味道却很好，即收视率很好。
该负责人以抗日剧举例说，不但要动作有悬念，关键时候跟日本人干，还必须赢，“观众越来越不在意能否感受到文化的某种传承，只是满足于娱乐——当然娱乐也是高水平的，实际上是鉴别能力降低了。”
“《借枪》这样的剧更贴近生活，不是没有人想去做真实细腻、更具艺术力的作品，可是观众似乎不爱，”谢洪开玩笑说，“这样不能怪观众，观众看了十部《抗日奇侠》后，再看《借枪》，会吃力。”
“现在，所有的影视从业者，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讨好电视台，让它买片’。”谢洪说。前些日子，中国编剧界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大的编剧会议。编剧界的朋友给谢洪传来的信息是：他们达成了一个口号，把狗血进行到底。
“现在中国影视行业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部片子，或者某一个群体的事情，它肯定是一个系统出了问题。”谢洪说。
对于《神鞭》、《京都球侠》和《抗日奇侠》在不同时代的走红，知名编剧史航说：“我们总想把历史粉饰到自己满意的地步。那两部是反思自己的意淫，现在就是意淫。”
两年前，有影视公司找到谢洪，提出要把《京都球侠》翻拍成一部电视剧。谢洪略感疑惑，对方说，《京都球侠》具备改编成一部畅销剧的先天条件，“喜剧，容量大，可以炫技，足球领域自由度大。”
谢洪一直有翻拍《京都球侠》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已经想好了一些基本思路：“还是拍一帮草民打败了外国人，可这次要讲足球腐败了，朝廷派人来选队员，怎么收黑钱，怎么潜规则，这些现实的东西都要加进去。”
其实，他也知道，他更该“写一个当代足球的本子，考虑到审查，很难通过”。53岁的谢洪摸了一把脑门，“做电影的人，要随时随地考虑审查问题。”
女主角在屋顶之间飞来飞去，如同直升机一样原地起降；像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里基努里维斯一样躲闪子弹；更能杀人于无形，敌人外表毫无伤痕，脏腑却被震得粉碎……
它看起来是一部玄幻武侠剧，甚至女主角的名字都是那么武侠风的“无娇”。可事实上，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抗日“红剧”。
2011年，这部名为《抗日奇侠》的电视剧一亮相，便引发热议，尤其是其过于夸张的武侠风格和动作，有观众直接将其称为“雷剧”、“抗日网游”。
在所有对《抗日奇侠》的关注里，被提起最多的是“如此恶搞抗日历史该不该？”“用中国功夫保家卫国是否真实可行？有人考证过吗？”
可这并不妨碍《抗日奇侠》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据称，《抗日奇侠》卖出了四亿元，而其总投资仅在“2000多到3000万”。
抗日娱乐剧
随着情节推进，《抗日奇侠》的“武侠风格”显露无遗：
抗日英雄个个神功盖世，有的练过鹰爪功，有的会开碑裂石的铁砂掌，有的是太极拳顶尖高手，有的轻功绝妙，能追上自己扔出去的飞镖，有的一拳打去，敌人要不穿肠破肚，有时候还会无声地裂成两坐……
面对这样的抗日奇侠，剧中日本指挥官说：我们用枪炮刀剑杀人，而中国人，却用手掌和绣花针杀人……中国人的一双肉掌，一枚绣花针，对我们造成的心理恐慌，就远大于我们的飞机大炮。
“天雷滚滚，古龙再世！武侠场面和爆炸场面跟电脑游戏里的差不多”、“金刚掌……天外飞仙……各种超越地球引力的大神们……就是一群奥特曼下凡打击日本侵略者！”部分网友面对如此“奇侠”，连呼崩溃。
也有观众认为，武侠抗日虽远离现实，可只要好看好玩就行，何况还能激起心中的爱国之情，力挺其为“神作”。
有娱评人评论说：“对类似于网游的娱乐，当然不必过于较真。可问题是大家现在普遍不愿意看书，更愿意娱乐，更愿意回避尖锐、不愉快的史实和事实，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毕竟，抗日是一段历史，终究不是金庸小说，不是美国科幻电影。”
对于《抗日奇侠》动作场面引发的争议，《抗日奇侠》的武术指导谭俏有些意外：“在拍摄的时候，的确在剧中加入了一些美国大片的动作元素，希望能够产生更强大的冲击力，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抗日是個严肃题材，创作时我们也秉着严肃的态度，我也没想到会达到这种娱乐效果。”
“但是，有关注远比没关注好。”谭俏说。
谭俏是著名武术指导袁和平的弟子，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革命题材电视剧中担任武术指导。
谭俏认为的搞革新、求关注，在观众和网友那里得到的多数反馈是：这么搞实在是巨雷、伤不起。
有人以嘲讽的口吻，直接发问：既然中国的大侠这样有本事，让他们给我军多带几个徒弟不就行了？
而市场的回应则让《抗日奇侠》制片方感觉美好很多：第一轮播出时收视飘红，在江苏、广东、北京等多家地面电视台取得了当地的收视冠军，在二线卫视播出，收视上一度打败湖南和江苏的主力剧集。
《抗日奇侠》制片人武亚辉曾表示，《抗日奇侠》二期卖出时，达到了一集200万好的成绩，随后还有海外版和数字电影版。
按照一集200万的价格计算，共35集的《抗日奇侠》至少可以为制片方带来7000万的收入，而据武亚辉披露，整部电视剧的总投资为“2000多到3000万”。要知道，在中国现有影视剧市场里，一般电视剧能够达到40%—50%的利润率已属不易，《抗日奇侠》至少已经翻了一倍。国内某著名娱乐周刊直斥《抗日奇侠》“充斥其中的意淫和武打，赤裸裸地把目标锁定为最广大的电视观众。‘红剧’，只是一个幌子及保护色”。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球侠”的时代
2010年，《抗日奇侠》出品方找到导演谢洪，邀请他拍摄一部电视剧。讨论期间，出品方提到他们已经制作了一部电视剧《抗日奇侠》，正准备播出。听了对方对《抗日奇侠》的描述，谢洪心想：“动用不可思议的手段，这又是一部志在必得的妄想故事。”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谢洪曾经执导的电影《京都球侠》与《抗日奇侠》有着相同之处：用中国武术反击外来侵略者，并取得胜利。
拍摄于1987年的《京都球侠》，缘起于中国足球黑暗的一天。
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在打平即可出线的形势下，主场1：2输给了香港队，丢失进军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绝佳机会。
比赛结束后，8万名球迷爆发了，他们不仅掀翻了球队的大巴，连路边停靠的小汽车都未能幸免于难。
在现场的谢洪，目睹了这一切。
后来，时任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告诉谢洪，当天晚上，球迷聚集在体育家属宿舍外面，朝楼道里楼底扔鞋和鞋垫，加起来超过2000双，“骂我们踢得臭。”
“5.19惨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谢洪决定做一部关于足球的喜剧电影。
他要讲一群“草根英雄”的故事：“他们都是小人物，大多是底层的，会功夫，各有绝技，用正常足球规则不能想象的办法，打败了欺压中国让他们愤怒的外国足球队。在足球场上，他们打败了侵略者。”
时隔25年，谢洪承认，这部电影迎合了两种心态，一种是万千对中国足球感兴趣的人，看了特别解气，现实生活中赢不了，咱们电影中赢，而赢球的主要原因又是中国功夫。一种是官方的心态。
在电影中，义和团流寇郝豹子，小偷照狐狸，民间高手刘二刘三兄弟，手上像装了磁铁一样的守门员，谢洪让这群草根英雄或多或少都掌握一些中国功夫。
为了帮助谢洪选踢毽子的哥俩，北京市毽子协会给他找来了70多个踢毽子高手，让谢洪大开眼界，“眼都看花了。”
卖西瓜的守门员的原型，则是谢洪在北京郊区看到的卖瓜农民，“你如果看到他们扔西瓜接西瓜的场面，那真是奇迹。”
出任这些配角的，有姜昆、有陈佩斯，他们当时已经是出名的喜剧明星。不过，谢洪清楚地知道，无论配角多么出彩，《京都球侠》还是需要一个“穿古装的主旋律英雄”。 这个英雄就是张丰毅饰演的周天，一个留洋归来的翰林院编修。谢洪特意把周天设计为留洋学法律的，“在一个即将崩溃的王朝，法律是没有用的。”这就有了《京都球侠》里的一句台词：“法律，在中国用得上？”
《京都球侠》里的周天，空有一肚子知識，却被德太监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压制。“一帮太监，一帮不正常的、畸形的人，压制正常的人，寓意社会运转不灵，不该在位的人在位了，导致社会的衰落。”
不过，在他看来，周天身上一定要有“正确的责任感”：“打个比方，一个八路军的政委训练一帮土匪抗日，这一定成立，土匪本身觉醒抗日，都不如这个好。”
1987年，片子拍完后，照例要送去审查。当年27岁的导演谢洪，琢磨了不少颇具意味的台词，比如“法律？在中国用得上？到我孙子辈，也许能用得上。”他原本以为类似这类台词风险较大，却全部保留了。
删掉的只有一句台词。姜昆饰演的妓院老鸨大茶壶，领着手下一帮妓女去犒劳球员们，大茶壶吆喝着：哎，你们留点中气啊，别像空心萝卜似的。
“把空心萝卜删掉。”面对这唯一要求，多年以后，谢洪忍不住赞叹：“当时真的很开明，非常开明。”
而在随后目睹的一个小插曲，也能作证“开明”的时代特色。《京都球侠》受邀参加巴黎电影节两天后，柏林电影节组委会来中国要片子，找点名要张艺谋的《红高粱》。这是部充满个人色彩、完全不主旋律的电影。谢洪曾与时任电影局局长一起吃饭，谈起《红高粱》，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儿。讨论到最后，在座电影局领导的意见综合起来就是：推主旋律是没有市场的，不管是否得奖，起码让世界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鬼才”，也是不错的事儿。
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回国后倍遭争议。
那一切发生在1987年，开放、自由的空气，源源不断地灌入原本沉闷的社会。
“辫剪了，神留着”
《京都球侠》获得了成功。
1987年，《京都球侠》获得了法国巴黎1988年华语影视片雄狮奖，谢洪也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导演”。
巴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在电影里，我能感受到导演的悲情、愤懑，和对中国国粹问题的思考。”
法国导演协会给谢洪开欢迎会，协会领导人说，我认为在20年内，中国电影令全世界必然感兴趣的有三件事，第一，辫子，第二，大烟，第三，妓女。
坐在一旁的谢洪心里不是滋味儿：“人家完全把你当糟粕看。”
在国内，反响则更好。《京都球侠》的首映放在了首都电影院。电影开播两分多钟，楼上楼下掌声笑声不停，影院经理小跑着冲上二楼贵宾席，抓着谢洪的手，说，谢导，听见了没有，“这才是人民的电影！”
《京都球侠》总投资67万人民币，在当时国产单片非革命战争题材里，算是“较高”的了。结果，《京都球侠》获得了半年的票房冠军和全年的票房亚军。“现在来说，它就是当年的《疯狂的石头》。”谢洪说。
在1987年，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商业片热潮，除了《京都球侠》之外，代表性的电影还有《神鞭》、《二子开店》、《最后的疯狂》、《顽主》等。这些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电影，并没有完全被商业化所淹没，用谢洪的话来说，“它们想表达的对于时代的思索与看法，显然更多。”与《京都球侠》几乎同时诞生并引起广泛的讨论的是电影《神鞭》。
《神鞭》与《京都球侠》在情节上非常相似，都是中国功夫与外国侵略者的对抗。但两部电影的诞生却截然不同，《京都球侠》是直接奔着电影创造去的，《神鞭》则是由著名作家冯骥才在1985年先创作出小说，两年后，才改编为电影的。这也让这部电影的文化底蕴和反思更为深厚。
《神鞭》讲了清末天津，卖炸豆腐的憨实汉子傻二拥有祖传神功，加入了义和团，用一条辫子把蔑视中国人的东洋武士打得晕头转向，可洋枪却打断了傻二的“神鞭”，令他失魂落魄。后来，傻二放弃神鞭，练就了百发百中的神枪。
电影最后，傻二摘下围巾，露出光头，说出了一句经典台词：“辫剪了，神留着”，随后飞身上马，消失在金色的树林中。
在小说和电影中，那根神奇的辫子，“挥洒自如，刚猛又轻柔，灵巧又恢宏”，“随心所欲，意到辫子到，甚至意未到辫子已到。这辫子上仿佛有先知先觉”，似乎是祖宗的精灵附在上边。可《神鞭》之神，并非只是武功，更多的则是传达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傻二没有抱着祖宗的“精血”不放，而是跟随时代、历史前进的脚步的变革，由“神鞭”变为“神枪手”，求得生存权。
就像法国巴黎大学评价《京都球侠》体现了“对中国国粹问题的思考”一样，《神鞭》也是如此。“它想表达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带着过去的东西，面对一个新的时代。”谢洪说。
从反思意淫到意淫
1980年代的新时代早已过去，更新的时代闯了进来。
近两三年来，谢洪比较欣赏的抗日剧是类似《悬崖》、《借枪》一类的，“创造了人物与意境。”可电视台的朋友告诉谢洪，《借枪》虽好，可收视并不理想。谢洪不解，问为什么。朋友说，里面的生活琐事太多，主角一会儿借钱，一会儿怎么样，老百姓要看的就是怎么和日本人干，这样才有收视保证。
某一线卫视影视中心负责人将其比喻为“臭豆腐”现象：闻着不好闻，即口碑不好，可是吃着味道却很好，即收视率很好。
该负责人以抗日剧举例说，不但要动作有悬念，关键时候跟日本人干，还必须赢，“观众越来越不在意能否感受到文化的某种传承，只是满足于娱乐——当然娱乐也是高水平的，实际上是鉴别能力降低了。”
“《借枪》这样的剧更贴近生活，不是没有人想去做真实细腻、更具艺术力的作品，可是观众似乎不爱，”谢洪开玩笑说，“这样不能怪观众，观众看了十部《抗日奇侠》后，再看《借枪》，会吃力。”
“现在，所有的影视从业者，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讨好电视台，让它买片’。”谢洪说。前些日子，中国编剧界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大的编剧会议。编剧界的朋友给谢洪传来的信息是：他们达成了一个口号，把狗血进行到底。
“现在中国影视行业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部片子，或者某一个群体的事情，它肯定是一个系统出了问题。”谢洪说。
对于《神鞭》、《京都球侠》和《抗日奇侠》在不同时代的走红，知名编剧史航说：“我们总想把历史粉饰到自己满意的地步。那两部是反思自己的意淫，现在就是意淫。”
两年前，有影视公司找到谢洪，提出要把《京都球侠》翻拍成一部电视剧。谢洪略感疑惑，对方说，《京都球侠》具备改编成一部畅销剧的先天条件，“喜剧，容量大，可以炫技，足球领域自由度大。”
谢洪一直有翻拍《京都球侠》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已经想好了一些基本思路：“还是拍一帮草民打败了外国人，可这次要讲足球腐败了，朝廷派人来选队员，怎么收黑钱，怎么潜规则，这些现实的东西都要加进去。”
其实，他也知道，他更该“写一个当代足球的本子，考虑到审查，很难通过”。53岁的谢洪摸了一把脑门，“做电影的人，要随时随地考虑审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