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王久良像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弱的老马，挥舞一柄生锈的长矛，戴着破旧的头盔，却学那骑士游侠除暴安良，为人民打抱不平——为了光荣的使命，即使向地狱进发，也毫不退缩。
　　“骑着墙头当马匹，拿着秫秸当杆枪”。据说，这是小时候母亲给王久良算命时，算命先生对他一生的预言。一语成谶。现在相机和摄像机不就是他手中的“长矛”，他的“马”不就是算命先生所说的“墙头”吗？
　　说像，又不像。
　　说像，是因为面对北京周边“围城”般的垃圾和那源源不断像冰山一样从海外“漂移”而来的废旧塑料物，他“挥舞”手中的相机和摄像机，不就像是堂·吉诃德手持长矛与大风车的搏斗？
　　说不像，那是因为堂·吉诃德挥舞长矛与大风车的战斗多少还有一些浪漫主义的童话色彩。堂·吉诃德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而他，一个人手持相机和摄像机与“垃圾”的战争，没有诗意，荒诞、悲壮，甚至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可奈何……
　　“对抗无法匹敌的对手，承受难以承受的悲痛，去往勇者亦畏惧之地。不管多么绝望，不管多么遥远，毫不犹豫地为梦想而战……带着伤疤的人将战斗到最后，直到摘取梦想中的那颗星星……”
　　这是《堂·吉诃德·梦幻骑士》里的一首诗，是人们对骑士英雄的礼赞。
　　不知道王久良是否会喜欢这首诗，但他不是堂·吉诃德——“人一旦心里有个目标，想做成一件事，别人看起来很苦的事情，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进入战斗状态，那种血脉贲张、必须实现的感受，反而觉得很刺激。”他说。
　　他并不沮丧，甚至有着比堂·吉诃德更为强大的信念。
　　四十而不惑。
　　王久良今年整整40岁。40岁的独立纪录片导演、摄影师已经十分成熟与平稳。这种成熟与平稳，当然源于一个人内心清晰且理智的坚持——他说，他就有这种坚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坚持是因为他骨子里天生的一种倔强性格。
　　

　　1976年，王久良出生于山东安丘农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3人，他在家里排行老二。父亲虽识字不多，却非常崇尚知识，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兄弟几个都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如果说，父亲对他有什么影响，那就是父亲的“犟”脾气了。
　　这在他坎坷的求学经历中略见一斑。
　　在上大学之前，王久良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还曾在济南建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高中毕业，他考上山东的一所大学，可上了一段时间他便退学。回到高中复读了两个月之后，他顺利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但在西安读了一年多后，他又决定报考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于是又回到高中复习。两个月后，他以比别人年长7岁的年龄，成为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从20岁时起，我就没有向家里要一分钱。”尽管折腾，但在20岁生日的那天晚上，他和父亲有了一次对话。就在那次对话后，他卖菜、做培训、开手机店，即使开始在传媒大学学习，都没有伸手向家里要过钱。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是坐在北京大书房咖啡厅里。
　　窗外寒风凛冽，咖啡厅里温暖如春。仔细打量王久良，我发觉他没有传说中山东好汉的强悍，身子骨甚至有些单薄。他穿着随意，朴素而阳光。如果不是媒体朋友介绍，我很难想象，他就是那个骑着一辆宗申牌摩托车，与朋友一起，绕北京城转了30000多里路拍摄一个个垃圾场……后来，又把镜头对准从国外进口的废旧塑料——那些“洋垃圾”身上，从而转战在东南沿海、华北各地的著名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
　　不是耸人听闻。他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告诉人们，在北京这座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光鲜靓丽的背后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面。而同时，那些“洋垃圾”现在像八国联军一样入侵了中国的土地和天空……
　　“我以前每天就像一条狗在路上到处排泄似地在街头各处拍摄照片。”王久良说，他喜欢日本摄影大师森山大道说的这句话。森山大道的镜头里从没有口号，也没有奇观和煽情的调调，但那些摇晃、粗粒子、不呈现事物完整面貌的照片，脏兮兮的，又极具一股冲击力。作品的成功就在于这位摄影大师与街道擦身而过时的整个生理状态。 　　在真正的摄影大师的眼里，所谓艺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裂缝般的瞬间，并通过这缝隙一窥“异界样貌”。
　　他捕捉到这个瞬间，他就是成功。
　　王久良自嘲地说，当他像一条猎狗一样捕获到那些垃圾，一窥“异界样貌”时，他恍然大悟，他突然明白森山大道为什么那么喜欢以“狗”自喻了。
　　摄影是人类一种美丽的语言。这种语言有时候比文字更加犀利、尖锐与深刻，杰出的摄影师其实就是语言的一部分，甚至是语言的全部。这种语言必须像子弹一样，从枪膛里射出就必须果敢、坚强与有力。
　　王久良的摄影艺术道路一波三折。他说，他开始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时，他的愿望很明确，只是渴望做一名摄影记者、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在读书期间，他从不放弃任何学习摄影的机会。
　　出入在京城各大商场和各种服装设计公司，他和许多商业摄影师一样给时尚杂志拍片，产品、服装模特，精心布灯，耐心后期……大学四年，他几乎就是靠这种商业摄影的收入支撑自己完成了学业。这种商业摄影的好处就是他边学习边挣钱，实现了自己不向家里要一分钱的承诺;但坏处就是他的情绪经常会陷入一种“分裂”的境地。越拍，他越觉得他不需要这种生活。他有些害怕了。

　　在当代艺术思潮的裹挟下，他需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
　　他需要重新拾回记忆中的事实。
　　“我对土地以及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宁愿相信万物有灵，而且相信它们蕴含着故事。我就是伴随着它们的故事长大，至今无法忘却。然而我感到了惶恐……钢筋混凝土正在蚕食着散发着清香的土地，那些原本生长于土地上的花鸟虫鱼、草木藤蔓正在遭到驱逐，连同它们的故事也正在被这个电玩时代所抛弃……”他说。
　　基于这种理解，他做了一段时间的观念摄影。
　　把镜头从产品与时髦的模特儿身上移开，他把视线转向乡情民俗——如鬼神、明器之类……用一整年的时间，他拍摄出了《飞奔的纸马车》《赴约的稻草人》《阴亲（冥婚）》《灵魂出入》等作品，这些作品的拍摄与艺术探索，让他获得不小的成功。
　　他的作品《往生》在2007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安吉高校影像大展以及2007年EIZO年度摄影大展中获奖;《摄影之友》杂志评选他为“2007年度最重要摄影人物”。2008年，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他获得了“中国优秀摄影师评委推荐奖”。一组作品甚至卖出了三五万元的价格。
　　著名的摄影批评家鲍昆对他的创作不失时机地给予了赞赏。
　　鬼神文化是农业封建社会人们虚幻的心灵鸡汤。王久良将他幼年的记忆以情感摄影的方式重现，非常准确地再现了因为城市崛起而慢慢消失的鬼神氛围，从而唤起了人们相类似的经验记忆……鲍昆说，这是一个迷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一定具有罗琳写作哈里·波特时的那种快感，因为“他进入了另一个时空”。
　　如果不出意外，这“另一个时空”还会给王久良带来持久的艺术的快感和方向。
　　时间到了2008年，王久良摄影的春天到了。
　　这年春天，他为创作《鬼神信仰》回到了山东安丘老家。因为拍摄需要野外环境，他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走在自己熟悉而陌生的田间地头，他突然不止一次地发现，家乡以前有鱼、蝌蚪、青蛙的水塘，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乡村大地到处都是人们丢弃的花花绿绿的塑料包装袋。乡村尚且如此。那么城市，人口密集的城市呢？他心里一惊。

　　一切的转变都源于人们的内心。
　　就在他处于摄影题材的转型期，内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2008年9月，他在平遥见到恩师鲍昆。相处一室，他彻夜倾诉。那天晚上，王久良把自己对艺术摄影的想法和在家乡看到的情景跟老师说了。他痛苦地感觉他手头上拍摄的鬼神故事缺乏现实意义，跟当下人们的生活、生存关系不大。它只是一个精神创作的东西。无论拍成什么样也只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想法，面对社会，他束手无策。
　　谈着谈着，那天晚上他泪流满面。
　　鲍昆老师鼓励久良：“睁开眼睛去认真审视你周遭的世界，让你的摄影与他人发生关系”。最后，他们把话题定格到了城市的垃圾上。王久良说，在大学读书时，他就知道位于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一个个大型垃圾场。面对那些垃圾场，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必须了解它们，将镜头对准它们，对准正在被垃圾所吞噬的环境。 　　这是一条可行的艺术之路，也是他新的摄影方向。
　　王久良说，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跑遍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这时，他才知道当时北京有400多个垃圾场，而只有6座垃圾转运站、13座垃圾掩埋场和3座综合处理厂。大多数都是野垃圾场。数不胜数的垃圾场里到处是野火、浓烟，伴随着刺鼻的气味，把北京城团团地围住，北京可以说是“垃圾围城”了！
　　“那时候，我真是有点堂·吉诃德。”他有些自嘲。
　　如果说，用最便宜的胶卷，吃最便宜快餐，住最便宜的房子，饱受垃圾的“熏陶”，甚至在垃圾场被刺鼻的臭气呛得几乎流泪和窒息，这些都还能忍受，那么，垃圾背后那复杂的利益链条，让他遭到许多人的嫉恨，甚至有人提刀撵，放狗咬……这种种的遭遇就让人倍感辛酸了。
　　

　　但他不是堂·吉诃德，他比堂·吉诃德幸运——
　　2009年12月，在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王久良以《垃圾围城》摄影作品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2010年12月18日，备受瞩目的“2010色影无忌年度影像奖”在北京揭晓，他夺得年度摄影师大奖。专家们授予他的颁奖词是：“用最简单的影像，呼唤了摄影观看的本质和人们渐渐忘掉的良知。他还显示了当下毫无背景的民间独立摄影师在商业文明和消费至上时代坚守的专业品格和揭示问题的能力。”
　　在一篇题为《现代的皮屑》中，著名摄影批评家、他的老师鲍昆深刻地警醒人们，说：“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不仅仅受到艺术同道们的赞赏，还因为他的《垃圾围城》的拍摄，推动了政府的决策。当年北京市就宣布投资100亿元，用5到7年时间治理完成周边近千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垃圾围城”成为那年环保的热门词汇。
　　由于拍摄“垃圾围城”的成功，王久良一下子声誉鹊起。随着知名度的提高，接踵而来的人生种种际遇，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也让他的生活有了许多改变。一时间，他陷入艺术与非艺术、环保者与非环保者舆论的漩涡。
　　摄影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依托社会现实，通过改变公众的精神世界改进现实世界。美国摄影师雅各布·里斯早在1890年就以报纸记者的身份拍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揭露纽约贫民窟的真实生活。其它如刘易斯·海因的《童工》、尤金·史密斯的《水俣》、克里斯·乔丹的《垃圾方阵》以及中国解海龙的《大眼睛》和赵铁林、卢广等人的作品，都以强烈的视觉和规模冲击着人们的神经……
　　但王久良没有时间在乎这些。他更看重他和他身边人的细微的生活变化。比如，和他在一起工作的纪录片摄像师现在不吃肉了。他的家人、朋友看到片子之后都自觉不自觉地向环保的方向靠拢。他说，这种变化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他对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嗅觉也更为敏感。
　　2011年，王久良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参观访问。参观结束后，美方人员不经意间指着正要开走的集装箱货车，说：“你看，那就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
　　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的垃圾，都是生活垃圾。经过人工初步分拣，生活塑料垃圾被分离出来。而那些美国人不愿处理的垃圾，正在通过集装箱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个不经意间发现的事实，让王久良陷入了沉思。这些垃圾运到中国后怎样处理？难道中国处理垃圾的水平高人一筹？
　　沉甸甸的责任感，使他的眼睛盯上了从国外进口而来的塑料废品——经过一年时间的追踪与调研，他开始了《塑料王国》事实真相的拍摄与制作。这部纪录片于2012年5月31日开机，2014年9月结束。
　　“在拍摄现场，我们明知道那些塑料的烟气有毒，可我们还得强忍着坚持。拍摄没过半年，我脸上就生了一个大大的氯痤疮（注：氯痤疮是一种可伴有全身中毒的职业性痤疮，系接触各种卤化芳香烃所致）。直到现在眉心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疤痕，这也算是《塑料王国》给我留下的纪念吧。”王久良指着自己的眉心，说：“令人欣慰的是我亲眼看到并拍摄下来的，这足以说明了一切。”
　　在他的镜头里，孩子吸着垃圾堆里捡到的注射器;母亲在垃圾堆旁给襁褓婴儿喂奶;老妪为清理瓶子被瓶里流出的液体瞬间腐蚀掉一截手指;孩子受伤的创口正被握在母亲手里，而母亲手上还戴着分拣垃圾时常戴的手套……一个小男孩在“洋垃圾”中捡到一张新的来自荷兰的手机卡，出于好奇地把卡装进自家的手机，很快就收到一条短信：Wekom in China.“欢迎来到中国”……
　　不仅仅有美国垃圾，千千万万个垃圾场，除了土地是中国的，上面堆积的全是带有洋文的垃圾。仔细观察，让人还能够真切地追寻到地球上许多国家，各种家庭生活的图景……一幅幅画面触目惊心。一切的一切都显得荒诞不经，充满了巨大的讽刺意味。
　　完成这部片子是2014年。在这年的最后一天，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重回伯克利分校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为了让美国民众了解自己产生的垃圾给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带来怎样的伤害，他在纽约、旧金山等城市里播放了《塑料王国》纪录片。
　　在伯克利，那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丹尼尔，看了纪录片后说，“现在我们看到了，我认为大家应该看到这些。”
　　丹尼尔的话，使王久良意识到，美国民众关于垃圾链产业中的道德伦理选择，也许会成为影响美国垃圾输出行为改变的力量。
　　但是，他的思考显然并不止于这些，他不仅是在思考如何处理垃圾，以及“打”好这种洋垃圾的世界战争。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更为终极的命题——在消费主义的时代里，人究竟拥有多少算够？“我很想做一个展览，就叫《超级市场》，货架上摆满的不是新商品，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让垃圾填满货架。”王久良告诉我。
　　他说，他希望人们能够从垃圾问题上，不断检视自己的消费，而不是仅仅只是天天抱怨政府做得多么不够，环境如何变得糟糕。他有点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所有的行业都在挖空心思地让人们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他却试图让这浮华喧闹的消费快车跑慢一点——这是否就有点唐·吉诃德的意味？
　　我能改变世界的很有限，但能改变多少是多少吧！王久良说。